跨区影响

白银因为价值昂贵，较能承担长距离的运输成本而运送到遥远的市场。正如施坚雅（William Skinner）所注意到的：“在各区域的中心城市间的交易行为，因未机械化的交通运输工具与遥远的距离而被减至最低的程度。” 清代诸多的地方经济犹如人体的各个器官。但也有轻便且贵重的东西扮演着“血流”整合这些器官的角色。 除了权力、知识、技术等等之外，白银是此“血流”中的一个关键成份。血液的流失将危害整个躯体。

白银缺乏当然影响到核心地区。缪梓所言：“而东南州县民之持钱求银而不可得者十八。” 缪梓也指出：“东南民力竭矣，吏治弛矣。民力之竭，科则重而银价昂也。” 1832年，御史孙兰枝（1773—？）指出，江苏浙江遭受银贵钱贱危机的严重影响。 台湾由繁荣而越来越走入衰退，部分原因在于白银减少，1850年台湾的道台徐宗幹观察到：

至今无不以台地之胜于内地，信而有征。履其地而后知十年前之不如二十年前也，五年前之不如十年前也，一、二年内之不如五、六年前也。其故安在？两言以蔽之曰：银日少、谷日多。

核心地区与边陲地区可能有一样的银钱比价。例如，一份1842年福建的官方报告陈述：“现在省城市价每库平纹银一两换钱1,590文，外府钱价约略相同。” 另一篇1844年来自江西的奏折指出：“若照各州县市价合银解钱，难免参差。银钱聚会多在省垣，外府之价恒视之以为准。”

但边陲地区的情况可能更加严重，那里的银钱比价可能高于核心地区，因为这些地区可用来交换白银的产品较少。1846年穆彰阿奏报：“京中纹银每两易制钱几及二千文，外省则每两易制钱二千二三百文不等。” 1844年包世臣报告，“南方银1两皆以2,000为准，北方闻更增于此” 。正如丁履恒指出的，边陲地区更不容易得到白银，商人更倾向于操纵价格：“在通都大邑，出银本多，或可照市价收买，至于僻小州县，境内所存之银止有此数，则市侩故昂其值以乘其急，往往有今日抵解钱粮，而明日银价骤下者。”

很多暴动倾向于发生在边陲地区。1842年爆发于边陲地区的钟人杰动乱，导火线是银贵增加了漕税负担，是典型的案例。爆发这起动乱的湖北崇阳地区距离省城200里，重山环绕。 1847年从边陲省份广西传来的一份官方报告，由广西“地处边陲，绝无殷商大贾”来带入银贵钱贱危机为该地所造成的困难。

银贵钱贱危机最后也波及远在西北的新疆。白银的使用在新疆并不普遍。1837年全国范围内1两白银兑换1,500文，1840年在浙江是1,570文，同年在伊犁是1,200文（参见表3.1），但是，1844年来自伊犁的一份官方报告指出，每单位白银对普尔铜钱的兑价翻倍。“从前回疆各城，库银一两只换普尔钱200余文，近年以来钱贱银贵，回城库银一两可换普尔钱400余文。”

几份官方的报告明确地指出，银贵钱贱危机遍及全国。1838年贵州的一份官方报告陈述，各省银价高昂。 1846年来自浙江的报告认为：“何以从前银价未闻似今日之翔贵，即偶有增长，亦不过一时一处，随长随落，非若近岁之有增无减，甚至各省皆然。” 银贵钱贱危机遍布全国的其他报导，还有来自山东的省级官员、贵州的一位御史以及工部的一位御史。

各省汇报的银钱比价汇总于表3.1。直接报告或者提及有银贵钱贱危机的地区，包括安徽、福建、浙江、湖北、广东、湖南、江西、直隶、山东、山西等核心地区省份及包括河南、陕西、贵州、甘肃、蒙古南部等边陲地区省份。 尽管各省的这些数据还不足以算出相关系数，但这些省的报告透露了在银钱兑换比率上有相当一致的倾向。1842年以前，这一比价大致围绕1,400—1,500文盘旋，从1842—1846年，跃升为1,600—2,000文，在1846—1853年间比价则拱顶到2,000—2,750文。

注意：资料来源标注“*”者，表示引自市古尚三，《清朝货币史考》，Ⅱ。

一些地方记录更长时间的银钱比价数列，如表3.2所示，由此也可看出不同地方银钱比价相似的变化：1830—1835年间，四川的比价低于1,500文，1854年达到最大值2,200—2,270文，1856年后剧降，1859年降到1,420文。河北的数据表明1808—1850有上扬趋势，1821—1835年的比价是1,300—1,500，1835—1844年的比价是1,500—1,724,1845—1850年是2,025—2,230，接着从1853年的2,200降到1860年的1,530。安徽产茶区屯溪的兑换比价较低。但是，比价从1840年的1,245上升到1856年的1,698，接着跌到1857年的1,274。浙江（宁波）的数据涵盖的时间较短，但是仍然显示了从1819年的1,227增长到1842年的1,788。

资料来源：安徽：郑友揆，《中国近代对外经济关系研究》，页127、147;河北：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页37;浙江：Chao-nan Chen,Essays on Currency,Substitution,p.36;四川：罗绶香，《犍为县志》，经济·后，页28a—b。 EwCBUIZcPC4QIrhk47kr4EwS4tw4vgw+vc1rLA/1kVBaD9aGBg0IG4JAFz5hHdM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