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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19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官员以“势”来描述嘉道年间由于白银外流所造成的难以理解和前所未有的银价腾贵现象。
从本研究的分析看来，“势”应包括从18世纪后期起中国几乎完全依赖于拉丁美洲白银，19世纪初中国茶叶、生丝在全球市场的萧条以及拉美贵重金属的减产。事实上，在1833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结束其垄断后，直到1868年中国海关开始统计期间，我们缺乏直接研究中国外贸史的统计资料。如果没有伦敦海关的数据和中国海关出版品及英国国会文书中丰富的经济资料，我们将很难理解1808—1856年间中国白银外流背后的全球联系。
学者戴密微（Louis Dermigny）与张荣洋（W.E.Cheong）曾简短提及，美洲白银的供应减少是中国19世纪初白银外流的原因
，但他们并未估算这个时期的贸易收支，更没有提及19世纪末期的状况。
19世纪初期中国茶叶、生丝出口的不景气减缓了白银的流入。确实，此时如果没有鸦片的流入，也不会有白银的外流。在这个研究中，我们已经从鸦片深入中国内陆和鸦片进口与白银外流时间的关连性两方面，证实了鸦片对中国白银外流的影响。不过，假使输入鸦片这项事实没有和中国茶叶、生丝在全球市场的不景气同时发生，那么结果也许会和19世纪晚期的情况相似。意即19世纪末，中国通过茶叶、生丝的出口所得弥补了鸦片和其他商品的进口损失。不仅如此，世界金银减产，也刺激了1820年以后中国鸦片输入的激增。因此，事实上，并非印度鸦片的输入，而是中国茶叶、生丝在世界市场的萧条和世界金银减产，才是导致白银外流的根本因素。
与此前建立在马士研究基础上的研究不同，本研究认为白银外流的数量大约占当时中国流通白银数量的16.4%。而每年白银外流量，大约等同于1808—1856之48年间的每年国家总所得的0.19%。
本研究重建的白银外流趋势与银贵钱贱危机相联系，两者都是于1808至1820年代在若干地区零星发生，至1820年代到1850年代，波及全国，并日益恶化。意即，马士研究未涉及的1833—1856年间，实际上才是白银外流与银贵钱贱现象最为严重的时期。约在1856年，当白银重新从西方流入印度或整个亚洲时，白银外流与银贵钱贱危机才告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