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收支中的白银和鸦片

自1808至1856年间外流到印度的白银，是用以抵付中国的国际贸易收支逆差。 19世纪上半叶，中国的国际贸易是“以货易货”进行的。

白银既是一种商品，也是一种货币，它既可以用于与其他商品交换，也可以发挥扺付中国国际贸易逆差的功能。如1814年吏部尚书英和（1771—1839）所言：“天下大计……以货易货固多，而以银易货者亦不少。” 王庆云亦指出：“顾昔以洋钱易货而来，今以货易银而去。” 白银如此用于中国的国际贸易使白银对中国的国内经济有所冲击。

由表2.1可见，1814—1856年间，与印度的贸易赤字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的国际收支。其中，除了有两年棉花出口居主导地位外，鸦片是印度对中国的主要出口商品。如图2.1和表2.7所示，鸦片从印度进口到中国的数量持续增长。鸦片年均进口量，在1801—1810年间为4,000担，1811—1820年间为4,600担，1821—1830年间为1.04万担，1831—1840年间为2.6万担，1841—1850年间为4.05万担，1851—1860年间为6.8万担。

资料来源：1795—1839年间的数据，参考Morse,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1,pp.209—210;1840—1860年间的数据，参考于恩德《中国禁烟法令变迁史》，第330页；1861—1866年间的数据，参考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vol.9,p.217,Report from Hankou;而1867—1916年间的数据，则参考Liang-lin Hsiao,Foreign Trade Statistics,pp.52—53，马士采用的单位是箱（chest），而这个单位已经被换算成担。一箱约140磅重，不过这有时依季节与类型而有所减少，见Hsin-pao Chang,Commissioner Lin,p.19。一担则是133.3磅。而Richards,“The Opium Industry”,pp.62—64.曾以卢比（rupees）表示1839—1935年间的印度鸦片出口；不过，这并不必然与出口到中国的量一致，但他的数据也有参考价值。

资料来源：同图2.1。

鸦片系昂贵商品，19世纪初其单价与生丝接近，且约等于同重量之白银价格的五分之一。 除了1820年因前一年（1819年）道光皇帝颁布鸦片进口禁令和鸦片战争期间有所下滑外，鸦片进口总值从1810年代至1850年代快速增长。 其年均在1814—1823年为310万银元，1824—1833年增长至580万银元，1834—1843年为910万银元，1844—1856年更达2,070万银元（见表2.1）。与此同时，中国年均白银流入值在1814—1823年仍有258万银元，之后则转为外流，年均外流值，1824—1833年为84.8万银元，1834—1843年为925万银元，1844—1856年更达1,814万银元（见表2.5）。在19世纪上半叶，无论是鸦片进口数量和价值的变化与白银外流都在1820年代到1850年代早期呈现增长趋势。

马士和金恩（Frank H.H.King）都认为鸦片进口主要是沿海地区的现象。 张馨保提供的一份地图也显示鸦片主要在长江以南流通。 然而，作者根据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官方报告，重建了19世纪前期鸦片进口的流通状况，发现鸦片市场事实上已经延伸至内陆地区（见地图2.1）。

资料来源：林满红，《清末社会流行吸食鸦片研究》，页70—79。

沿海省份可经由海上贸易或由口岸延伸到内地的贸易路线取得鸦片。 至于内陆省份，小商贩可以从广东和福建通过陆路挑担运送鸦片。运送到北方沿海省份的鸦片也以手推车运送方式输入内地。资料显示，山西在1821年就已有鸦片输入，云南在1822年，北方五省（直隶、山东、河南、山西、陕西）与湖北、湖南和广西在1838年，奉天和贵州在1839年，西藏和新疆在1840年，蒙古在1842年都已有鸦片输入的记载。 我们从一份1829年的官方报告就可以看到鸦片已遍及全国各省：

鸦片流行内地……皆由番舶装载鸦片，驶到澳门、厦门等处附近关津停泊。或勾通书差，暗中抽税，包庇进关；或巡哨兵役，游奕往来，私为奸夷夹带，代为发贩；或得规容隐，任听奸夷分销各省商船，载往各处售卖。行销之路既多，来者日众。……南北各省情形如出一辙。

鸦片贸易所带来的利益，创造了一个广大的流通网。光是在广东北部一个交通要道，每天就聚集了数千名鸦片商贩。由于鸦片贸易利润很高，运输成本所占比例相对较小。烟商有足够的利润去贿赂政府关津胥吏，而小贩也有能力向占据山间隘口的土匪缴纳被勒索的费用。由此，鸦片贸易事实上扩大了中国的区间贸易网络。 1838年，河东河道总督就注意到，“从前北五省（山西、陕西、河南和内蒙南部）卖广货者尚少。近来各府州县多有外来奸民，借卖广货为名，开张铺面，私售烟土” 。同年，河南巡抚也指出，“今粤省广货挑担，不下数千人，分出各省。名为零卖呢羽，而实则皆系兴贩鸦片之徒” 。

由于广东与其他省份区间贸易网络扩展，广东从中国的其他省份吸纳白银。福建巡抚1846年写道：“西北之富商大贾，贸迁百货于东南，亦辗转推移，如水趋壑。” 当林则徐经过江苏苏州和湖北汉口繁荣的市镇时，向商人询问市场状况，商人回答说：“凡二三十年以前，某货约有万金交易者，今只剩得半之数。”林则徐追问道：“其一半售于何货？”答曰：“一言以蔽之，曰：鸦片烟而已矣。” 由是可见，鸦片吸纳白银遍及长江中游的汉口及下游的苏州。

上引林则徐的观察，显示出白银外流和增长的鸦片消费同时存在。不过这里却引发一个问题：为什么在白银不断外流时，却又有更多的鸦片消费？事实上，不管是作为药品还是毒品，鸦片的价格都是非常高的。

虽然古代中国也存在着奢侈品消费可以创造就业的观念，但这通常被认为是异端邪说。 有证据表明，鸦片消费确实创造了不少就业。当时的文人蒋湘南（1796—1854）就认为严禁鸦片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样将会影响到太多人的经济利益，包括那些因鸦片贸易而获得各种非法收入的官员。穷人借贷、富人变卖家财以从事鸦片贸易，而英美商人也决不会放弃他们因之获得的巨额利润。蒋认为，禁烟将会引起战争或其他灾祸。 现代学者往往引用林则徐的道德述说，而不用经济原因解释鸦片战争。但是，当我们认真阅读林以及其他人当时的著述，发现林则徐早在1833年就成为第一位提出生产土产鸦片以阻止白银外流的官员。事实上，朝廷主要也由经济考虑而非鸦片对健康的冲击讨论本土鸦片问题。

资料来源：计算自Liang-lin Hsiao,pp.52—53。

截止到这里的证据似乎更加证实了鸦片进口是造成中国白银外流的主要因素的传统看法。不过，当我们重新审视表2.7就可以注意到，1852年以前中国年均进口鸦片量不超过6万担，在1853到1895年的43年里，除4年外，年均输入鸦片量却都在6万担以上。其中有22年达到7万担以上，1879到1888年甚至超过了8万担。表2.8显示，1868到1906年，每年鸦片进口额都在3,893到5,555万银元间，39年中年均4,562万银元。这数值约是1814—1856年间年均1,040万银元的4.4倍（见表2.1）。然而，在1808—1856年间白银外流3.68亿银元后，在1857—1886年间，尽管鸦片进口远远高于前一时期，却流入白银6.91亿银元（见表2.9）。

资料来源：1721—1740与1752—1800年间的数据，参考余捷琼《中国银货输出入》第36、83页；1808—1856年间的资料，见表2.5;1857—1866年间的数据，计算方式为以1850—1866年间的2.2亿流入的银元（见余捷琼《中国银货输出入》，第25—27页）扣掉1850—1856年间的3,300万银元的估计值，因为余的1850—1856年间的数据并未包含中印及中美贸易；而1868—1886年间的数据，则是计算自Liang-lin Hsiao,China's Foreign Trade Statistics,pp.268—269。

清代文人和现代学者都认为整个晚清时期中国白银持续外流。直到郑友揆在詹米森（G.Jamieson）和雷默（C.F.Remer）洞察的基础上，才提出在1857年到1886年间有大量白银流入中国的看法。 这里必须提到的是，在计算国际贸易收支时，进口应使用到岸价格（FOB,free on board），而出口应使用离岸价格（CIF,cargo,insu-rance,and freight included）。然而，1887年以前，中国海关使用市场价格计算中国贸易收支。比如说重庆进口的商品，它的市场价格包括从上海到重庆的保险费用和运输费用，这应使得计入中国的收入算入中国支出的进口值；相反地，重庆出口商品的市场价格，并不包括从重庆到上海的保险费用和运输费用，这原应算入中国的出口值。因此，海关原来使用市价的估算，高估了中国的进口额而低估了中国收入的出口额。在经过适当调整后，中国在1856—1886年间的贸易收支明显地由赤字转为盈余。

19世纪晚期鸦片进口的趋势与白银流动的趋势并不相符，这就促使作者追问：鸦片进口是否是造成1814—1856年间白银外流的根本经济原因？就总值来看，1834至1850年间，鸦片约占大英帝国对中国出口总值的46.9%—69.4%。 在1850年代，比重稳定地增加至71.1%，1860年之后鸦片仍是进口大宗。在不能只凭鸦片解释在1856年前后从白银外流到白银流入的转变的情况下，要解释上述1856年前后贸易收支的变化，我们必须讨论两项主要出口商品——茶、丝的出口变化。 pk+9Wg6gMLyp1PRsb7BUnTw8QPQL7sLPT8n0rk0N9AIj46MpA9vMCLP0bsS8ABV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