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银外流的时间、空间和数量

许多学者根据马士的研究来确定白银外流开始的年份，但他提供的资料是零散的，且时有出入。在马士的研究中，关于白银外流开始的年份有1825年、1826年 ，或1827年、1828年多种说法。 一些学者又以1830年或19世纪30年代为中国白银外流之始。

1799年两广总督在答复朝廷询问时尚称没有纹银流往海外。 根据印度方面数据，印度年平均从中国进口白银，在1801—1813年间为4,260卢比，1808—1809年达5,717卢比，1809—1810年更达到高峰9,620卢比。 两广总督在1809年开始禁止白银出口。户部侍郎在1814年提议严禁银两走私国外，而1822年，一名御史也指出由于白银外流，中国白银的供给减少了。 根据伦敦海关档案，从1814年起到1856年止，中国持续向印度输出白银（见表2.1）。

与表2.2马士主要用以说明中国贸易收支的数据相比，表2.1印度白银进口的数据更为可靠。马士的主要资料来源是英国东印度公司广州商馆的报告。由于当时由中国出口白银系属非法，而这些白银进口到印度却是合法，因此印度方面的记载包括了广州的东印度公司档案中所没有涵盖的通过走私或经由私商（港脚商人）输出的白银。值得一提的是，印度方面的资料甚至还包括了中国西北地区出口的白银，尽管其数量远远少于从中国东南地区外流的白银数量。

一些零星的记载显示银贵钱贱危机是在嘉庆晚期的若干地方发端，然后于1820年后才逐渐扩展到全国。1808年，一位御史在官方报告中表示，江、浙商民正深受银贵钱贱之苦。不过，1819年，也就是嘉庆时期的倒数第二年，一道上谕指出各省银钱比价并不一致，订定固定比价并不可行。 直到1820年，清朝的学者官员才明确注意到银贵钱贱引发的危机。 就如同清代学者梁廷枏（1796—1861）在说明白银外流时指出，“其始犹以洋银买货，今则尽以归国矣；始则专收光面，今则兼用碎花纹银矣；始则英咭唎之银不来，今则花旗港脚之银亦少来矣。” 这里要注意的是，中国内陆地区多用银两，而沿海区域多用银元，银两的外流表示银漏已从中国核心地区扩展到边陲区域。这一期间，英国（包括印度）和美国是中国主要的贸易对象。19世纪初，中国与英国的贸易在多数年份（不包括印度，见表2.2、2.3）呈现顺差，而与美国的贸易通常也为顺差（表2.4）。然而，对印度的逆差（表2.1）远远大于对英、美的顺差。如梁廷枏所注意到的，美国和英国私商的银元不再流入中国，与1830年代开始的“三角贸易”有关。 因为英、美商人在这个贸易关系中，以从印度鸦片商购入的汇票来支付给中国商人，然后中国商人又用这些汇票支付其购买印度鸦片的部分款项，不足的款项则由中国支付印度白银。

资料来源：Morse,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p.91.

注：1818—1826年的数据乃是将表2.2包含英国、印度的数据扣除表2.1仅有印度的数据； 1814—1817年间的贸易乃是根据1818年数值的估计值。

资料来源：根据Messenger,India and China,pp.8—9。制成表格，原始资料以镑呈现，作者换算成了银元。

资料来源：1815年资料根据Morse,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p.89;1814年与1816—1833年间的资料，根据小竹文夫《明清时代における外国银の流入》第67—70页，其乃依据美国统计资料、马士研究与R.S.Latourette.Martin,China:Political,Commercial,and Social,vol.1,p.176三方面数据计算而成。而1834—1841年间的资料则根据美国商务部门Bureau of the Census,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Colonial Times to 1970,pp.904,907所提供的1835年与1840年的数据平均而成。最后，1842—1856年间的数据，则是依据Hamashita,“Foreign Trade Finance”,p.403,Table 4，其来源是英国国会文书（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与the U.S.Bureau of statistics,Commerce of Asia and Oceania。

表2.5较之马士的数据涵盖的时间范围更广，并显示自1814年起，中国的贸易大多呈现赤字。1814到1823年间，中国年均白银外流301万银元，1824—1833年间为506万银元，1834—1843年间为580万银元，1844—1856年间为1,760万银元。这些趋势与银贵钱贱现象之日趋恶化相一致，每一两白银可换取的铜钱数量不断增加，从1808年的1,040文到1849年的2,355文。1849到1856年间，比价又跌回至1,810文。直到1858年，比价才降至1,200文至1,500文之间，这个比价一直延续到1911年（见表2.6）。

资料来源：印度、英国与美国资料乃根据表 2.1、2.3、2.4;新加坡资料依据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35页，其数据取自英国国会文书（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新加坡当时是鸦片贸易中心，白银主要用来支付从新加坡进口到中国的鸦片所需费用。

1820年代，时人已经清楚地认识到白银外流与银贵钱贱间的联系。1822年，监察御史黄中模在奏章中首次正式指出，白银相对铜钱的升值是由于“广东洋面偷漏依然如故” 。同年，道光帝也意识到银贵钱贱的危机，并且以白银相对铜钱的升值为由，允许各省铸局停止铸造铜钱。 不过，直到1829年他才将银贵钱贱与白银外流联系在一起。 1830年代，魏源记载，“至近日十余载间，文银每两由千钱至千有五六百钱，洋钱每圆由八百钱而至千有三百钱。人始知鸦片内灌透银出洋之故。而其骤涨，尤在道光七至十三年” 。

如表2.5所示，1814至1856年间，中国总共约有3.52亿银元的贸易赤字。1808—1813年间，中国流入印度的白银量是3,904万卢比，等同于1,560万银元。 虽然中国与其他各国的贸易资料无法完全掌握，但若将上述数值加上3.52亿，则为3.68亿。它可以粗略地代表1808—1856年间中国外流白银的总量。

清朝当时有人认为19世纪上半叶的白银外流导致中国财富损失近半。 与此相对，马士却认为当时外流白银仅占总供给的7.4%。 由于缺少一些重要数据，如通过朝鲜半岛和琉球群岛输入的日本白银的可靠数据，仍在流通的前朝铜钱的数量，没有白银、铜钱作准备的私票币值，私铸铜钱的数量，决定货币流通速度的依据等，因此，作者无法估计1850年前夕中国的货币总供应量。这也表示，我们无法计算那3.68亿的银漏额在中国整个货币供应中所占的比例。不过，英国国会文书估计咸丰年间（1851—1861），每年流通的白银数量大约是16.7亿银元。 如果这个估计值可信，那么1808至1856年间外流的3.27亿白银，约占1814年前后中国白银总供给的16.4%（将3.68亿除以16.7亿加上外流的3.68亿银元之和20.38得出）。这个数据高于马士估计的7.4%，但比中国当时的人所认为的要少。

就表2.5来看，1827年是白银持续外流的起始年，与马士提过的1826年相当接近。就表2.6中1808到1826年间主要以河北宁津为基础的银价上涨而言，将如清朝的文献所说，是若干地方的现象，而非全国性的现象。而表2.5及印度方面数据所显示，1808到1817年中国银外流的情况在1818至1826年间有过改变。表2.5中，中国白银外流量由1824—1833年间的847,670银元增为1834—1843年间的9,254，525银元，再增为1844—1856年间的18,138，543银元，则为马士所未论及。能解释表2.6中从1820年代以后转为全国性的银贵钱贱现象，而其银钱比价，由1826年之约为1,300增为1836年之约为1,500，再增为1846年之约为2,3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