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结

尽管中国从16世纪开始使用白银支付税款，但市面上白银用多用少不断变动。1661—1683年间海禁之前，普遍使用白银，但在1740—1775年间白银使用又减少了。18世纪末期，由于清朝的命令以及方便取得更可靠的外国银元，财政收支和大规模交易中的白银使用大增。

使用白银的地域也不断扩大。18世纪初期，银元的使用仅限于福建和广东两省，18世纪末期逐渐扩大到长江中下游地区，道光时期又进一步扩展到黄河以南的广大地区。19世纪前期，由于部分地区相对的贸易实力，边缘区域更多的使用银锭，核心区域更多的使用银元，白银使用其实是遍布全国。18世纪末期，山西商人跨省的金融网络，促进了白银在全国范围内的使用。

与同时期的邻国相比，清朝对白银依赖较深。在1876年日本强迫朝鲜开放贸易之前，朝鲜的全国通货是政府铸造的铜钱，以及1786年前后商人开始发行而用于长途交易的钱票。 18世纪早期，当日本白银通过朝鲜出口到中国时，朝鲜王朝禁止使用白银作为国内的通货，朝鲜所开采的银也大部分供中国使用。

此外，中国的铜钱需求也多于德川幕府时的日本。尽管日本从16世纪开始已向中国进口铜钱 ，但17世纪时日本四分之三的货币已是金或银做的货币。18世纪，该比例下降到二分之一，19世纪又增加到90%。其中，前项贵重金属金或银做的硬币占50%以上，银锭相对较少。

清政府的白银供应，无论是银元还是银两，都依赖商人，这与印度和日本政府有所不同。印度是另一个亚洲主要用银的国家，其银元是由政府铸造。 日本德川幕府也铸造银元和银两。相反的，清政府虽然提供地方使用的通货，也规定了银锭的形式与重量，但是它对前朝货币的放任流通，对国内或国外私币以及私人发行的银、钱票未予管制，这都说明中国不存在货币主权的概念。随着对外国银元的熟悉，中国人知道了西方将统治者头像铸在银币上，但他们并不明白货币主权的重要含义，很多人还称外国银元上的人头为“佛头” 。

根据魏源估算：“银之出于开采者十之三四，其未开采者十之六七。” 由于中国境内银矿有限，百濑弘认为，“30%—40%”包括缅甸和安（越）南的产银。 19世纪前期，马丁（R.M.Martin,1803?—68）同样认为，缅甸和安（越）南出产的白银是中国银生产总量的一部分。 从1750年开始，尽管英国贸易兴旺，日本对中国不再供给白银，但来自缅甸和越南的白银供给持续到1775年。此年之后，来自亚洲大陆的白银供应连云南和广西的需求都不能满足，其他各省几乎百分之百地依赖海外进口的白银。同时，1775年前后拉丁美洲银元开始明显流入长江中下游地区，因此作者认为，1775年是中国转向完全依赖拉美白银的关键年。

由于朝鲜不使用拉美白银，日本的白银只供自己使用，在东亚国家中，唯独中国因大量使用拉美白银而深深依赖于更广阔的世界经济。18世纪末期中国对白银依赖的日益增长，以及几乎全从拉美获得，使拉丁美洲国家独立运动干扰的银矿生产与全球白银供应，对1808—1856年间中国的白银外流及其全国性冲击提供了背景。 IRN1TyVnwW1MDDRtIt662Aqcc7SdvQtl+UHcojqPnylIh2bR789MYuSgSRt6aEr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