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钱体系

中国铸造铜钱的传统比中华帝国起源更早。在遥远的古代，日常生活一般用实物交易，商朝（公元前1523?—公元前1027年？）最早开始用贝壳作为货币。到了西周（公元前1027—公元前771），铜被铸成贝壳的形状，用来作为货币。战国时期（公元前403—公元前221），青铜这些金属混合物也被铸造成刀、铲、纺轮等形状充当货币。战国末期，纺轮形货币改变成了圆形方孔。就有历史记录的社会来看，世界上主要有两种铸币体系：一是西方体系，起源于希腊；二是东方体系，起源于中国。西方铸币，大部分以黄金或白银铸成，中央没有空洞，币面多刻有鸟、兽、植物或人物等图像。东方铸币，则多使用铜或铁铸造，中央有方孔，币面刻有汉字而不是图像。

中国在接下来的二三千年历史当中，历朝不断地铸造铜钱。 低值铜钱的长期盛行，反映了小规模商业交易占有重要地位。一般说中华王朝的控制最低只到县级单位，但透过铜钱，王朝的控制却能深入到比县更低层级的地方市场。清朝延续了中华帝国发行铜钱以供地方使用的悠久历史传统。

清初官府的铸币

从表1.1和表1.2，我们可以看出清初官方铸币的发展趋势。乾隆初中期（1742—1772），每年北京铸局所铸铜钱都不断增长。1772年的铸造量，约是1741年的1.9倍。1756—1765年，北京两个铸局的铸造量达到顶峰，1786—1795年又下降到1746—1755年的水平。乾隆末期和嘉庆初期（1794—1806），相对于乾隆鼎盛时期，铸币量约下降了60%。乾隆时期各省铸局的铸造量，约在1756—1765年达到顶峰。就整个乾隆时期（1736—1795）来说，北京铸局的铸造量占铸币总量的48%，各省铸局合计占到52%，西南各省又占各省铸币总量的59%。

说明：清朝于1644年开始铸造铜钱。1685—1741年间，在某些年份的闰月会由40卯增铸3卯，有些年份又只铸36卯。1723—1735年间，某些年份会增铸1卯。此处以一年40卯作为1685—1735年间的平均铸造量。1742—1806年间，某些年份的闰月增铸4卯。有些年份增铸0.5、 1、 1.5卯，此处由原来的40卯平均加1卯，即为41卯计算。有些年份只有户部所属宝泉局铸钱数据，于此，依之前情况，将工部所属宝源局铸钱量以等同宝泉局计算。清初1卯所含的铜钱数时有变化。清初对户部的规定是1卯为12,880串铜钱，乾隆年间改为12,480串。1711年之后，宝源局每卯的串数为宝泉局之半。各省铸局每卯的串数也有所变化。

资料来源：“钱法档”，1644：卷1;1684：卷3;1723：卷7;1742：卷11;1756、1762：卷14;1773：卷16、卷18;1794：卷18;1799、1800、1804：卷19。

注：此表制作曾得郑永昌先生协助。

资料来源：“史馆档”，食货志，钱法（台北：故宫）；内阁汉文题本（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

私铸铜钱或钱庄私票

除了官方新铸的硬币外，前朝或外国铸造的铜钱或私人钱庄所发行的钱票也在市面流通。

历朝仍然流通前朝铸币，表明中国货币主权意识并不深刻。1685年的一场争论足以说明这种情况。福建总督建议当时在福建广泛使用的前朝铸币定为非法，户部同意了他的看法。康熙皇帝要内阁大学士讨论此事，大学士徐乾学（1631—1694）则指出，中国对于货币使用历来守自由放任传统。从古代开始，除了隋朝和明朝某段期间曾收集过旧币重新熔铸外，没有任何朝代禁用前代的铸币而只允许使用本朝的铸币，所有新旧钱币同时流通。另外，官方铸币还与私人铸币同时并存。康熙皇帝接受了徐乾学的看法。所有禁止新旧钱币混合使用的禁令予以解除，没有认真执行禁令的官员也被赦免。 1757年，两广总督李侍尧请求禁止旧钱流通，但没被采纳，仍听任旧钱自由使用。

民众不仅使用前朝的钱币，他们自己也铸造钱币。从公元前3世纪开始，就已开始盛行私人铸造铜钱，这是一次显著的中国货币传统。 在现代西方的铸币机器引进之前，秦（前221至前206）迄近代，中国铸造铜钱一直沿用手工范铸模型和传统铸造技术，让私人易于铸造铜钱。 从1835年在北京捕获的私铸铜钱乞丐的供词，可以看出私铸的过程是何等的容易：“我用泥刻出钱模子，随买了破烂锡器、家具，我们两人镕化造做铅钱。”

由于所需技术和资本是如此容易，以致于私铸在中国由来已久。 17世纪以后，除了明清交替那段时期外，私铸一直都很盛行。根据记载，雍正时期（1723—1735），浙江和江苏都有铅与其他金属掺杂的铜钱流通。乾隆末期，大约在1775—1795年间，私铸依然流行。1796年的一封上谕提到：“近年以来，各省小钱充斥。” 在乾隆初中期，官方铸币量增加时，也容许私铸以弥补通货的不足。

在19世纪前期，私铸是非法行为，但从北京的铸局到地方都有私铸。1809、1839、1846和1850年，北京铸局就因多次进行私铸而受到谴责。 1820—1853年，多个省份发生私铸现象。 一般私铸的数量较少。据上文引到的乞丐铸币供述，他们仅仅铸造了五串铜钱转卖给钱庄。一位贩卖芝麻油的商人和他的六个同伙，则向他的熟人卖掉了110串铜钱。但在云南、贵州、四川和湖北等省的山区移民，私铸数量较大。 贵州产铅，湖北为铅的集散地，都有较多的私铸。 广西的私铸现象也非常普遍，因为它可以通过水路与云南和贵州互相联系。

乾隆末期，中国的西南地区已是私钱的中心。1796年的一份官员奏报提到：云南和贵州长期有私铸现象，它们的储藏量远远大于其他省份。 1796年的另一奏报指出，四川、云南和贵州的私钱多聚集在汉口。 1799年，一位大学士观察到，从四川石砫以东到贵州和湖北，容易取得铜和木材，山区的许多贫民都靠铸币谋生。在这些地区，走私者用船偷运盐、铜钱、硝石和铅。 由于在中国的西南地区容易得到制造铜钱的矿材，所以该区无论官方铸钱还是私人铸钱都为数较多。

此外，不像幕府统治下的日本，清朝政府实际上并未能严格控制对外贸易。因此到19世纪前期，铸于宽永时期（1624—1643）的日本钱币和铸于景兴（1740—1786）、光中（1787—1792）、景盛（1793—1801）和嘉隆（1802—1819）时期的越南钱币都曾流入中国。关于日本铜钱的官员奏报提到：它们偶尔在浙江一带出现，由帆船从日本带来。 因为广东的潮州和福建的漳州、泉州与东南亚有密切的贸易联系，所以越南的铜钱也出现在这三个地区。

商人也发行纸币。在乾隆末期，钱庄即开始发行钱票。 包世臣回忆：1791年他的外祖父从徽州带回来一些竹签（如图1.1），长约一尺，面值1,000余文，主要用于大规模的交易。 后来钱票取代了竹签。 徽州是18世纪中国的重要金融中心，钱票都到1791年以后才在该区发展，因此钱庄发行的纸币可能是在18世纪末期才出现的。

资料来源：The Bank of Korea,At a Glance of our Currencies as well as the World Currencies ,p.30.

由于受传统交通方式的影响，私票在北方地区使用较为广泛。从1838年各省对皇帝询问的奏报可以看出，钱票在使用上是南方少于奉天、直隶、山东和山西等北方各省。1838年，直隶总督叙述了以私票替代铜钱使用的当时环境：“若概不准其行用，责令悉付现钱，不惟增车载骡驮之费，且钱数有无短少，非如钱票之一览而知，必须一一手数，耽时旷业，事涉纷繁。” 在传统中国，用牛车或牲畜的陆路运输成本，约是水路运输的16倍。 南方各省水路运输较为便利，铜钱的运输成本小于北方，因此私票较少使用。 在北方各省，尤其是奉天、直隶、山东和山西富裕地区，私票非常盛行。其他一些省份，私票仅在大城市流通。 1850年，英国驻广州的领事注意到福州、宁波、上海和南京等大城市使用可以兑现的私票。 因此，可兑现的私票，基本上在中国北部较富裕的省份以及中国西北和东南的大城市中使用。

除了使用私人发行的铜钱或私票外，清朝的重用白银更使得商人掌控货币权。 0hPkuKTpVXcsV1wsuoByxk9MY/JZmLWysRfMH8bUFE7Z/LbiQteJrz3hFIwcuw0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