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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到中国的王朝命运与白银有关的问题，使作者想起阿特威尔（William Atwell）和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将17世纪西方世界白银供给的减少与大明王朝的衰落相互关联的立论。
一些学者曾质疑此立论，因为明朝在1644年灭亡以前一直从日本进口白银，中国白银的缺乏实际上是在明亡之后1655—1683年间的海禁时期。
不过，阿特威尔和魏斐德的讨论却使作者开始从全球的角度考虑19世纪前期清政府的命运。这个问题特别值得探究，因为从清初起日本将所产白银只供本国使用，其后中国转而与亚洲以外世界经济更为关联的变化值得玩味。
因为中国与世界市场关联的焦点是白银，因此作者愿用“来自世界的溶蚀”（global erosion）而不是毛泽东提出的“帝国主义入侵”这一术语来分析这些关系的变动。1939年毛泽东在讨论这段历史时，提出帝国主义入侵扼阻了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
“溶蚀”与“入侵”词义有细微差别，“入侵”一词包含的非连续性大于连续性。“帝国主义”一词含有谴责的意思，“来自世界的溶蚀”这个词语则较中性。
最近美国学者讨论18世纪的中国因和世界经济连为一体而促进自身的繁荣。
虽然他们的讨论较毛泽东所说的资本主义萌芽繁复，但仍未说明中国在18世纪的繁荣之后发生了什么。最近有关近代中国的研究着重18和20世纪，而忽略了19世纪中国扮演的转折角色。
贝罗得（David Bello）有关1729—1850年间禁用鸦片的研究，指出了19世纪的银荒是鸦片被禁止的重要背景，是有洞察力的。
他强调，18世纪中国领土和人口的倍增以及额外税收如火耗银为中央政府征收，是鸦片不能有效禁止的原因。但是他忽略了19世纪前期的银荒本身，很大程度地破坏了帝国的有效统治。本书将揭示在中国从盛清到近代的巨大转变中，白银是一个关键而又没有被充分意识到的问题。
白银对那段时期的中国来说，相对于对其他东亚国家，显得特别重要，其他东亚国家并不像中国那样需要拉美的大量白银。全球白银供应的短缺导致中国在东亚国家之中，尤其相对日本来说，从领导地位降落到附属地位。但是从传统中继承来的应对这场空前通货大危机的各种经世思想的涌现，则又展示未来中国具有多元发展的文化资产。
本书运用了法国年鉴学派“整体史”（total history）的方法来从事这项与货币有关的研究。这种方法认为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现象都是相互联系的，它强调运用社会学科的多种知识而非只是经济学来研究经济现象。年鉴学派追随者同样倾向于全球而不是单一国家的分析，倾向于用编年叙述方法以及历史比较，来增进读者的全球视野。
尽管没有人能够穷尽所有的相关文献或细节来从事讨论，但“整体史”的研究方法要求要广泛涉猎先前关于该论题的社会、制度、思想和经济史的研究成果。“溶蚀”这一概念更加的复杂。按照福柯的说法：“就一般历史找出其非连续性已属不易，针对思想从事这样的工作更为困难。”
为了描述思潮起伏、政权兴衰，针对缺乏精确统计的清代社会探讨货币供求的变化，将涉及清朝档案和个人文集的大量定量和定性分析。
本书共分成上、中、下三篇。上篇“全球连结：白银与世界”，探讨中国的白银网络，共包括三章，分别讨论了19世纪前期中国对世界银供的依赖，白银外流与鸦片进口的关系、银短缺如何导致银贵钱贱的空前危机及其对政府和社会的影响。中篇“经济论争所凭借的文化资源”，由四、五两章组成，探讨清朝学者官员如何引用历史先例来了解这场危机，并提出方案，这些货币建议又有哪些转化成政策，以及它们与西方处理相似问题所提出的观点可比较之处。下篇“不同学术观点的争鸣”，由六、七、八三章组成，主要分析政治经济思想背后所隐藏的道德推理，这些思想与其他学术思想间的交织情况，以及思潮的起伏。终篇指出本研究对世界经济与19世纪前期中国的衰落、经世思想和社会现实、流产的资本主义等课题可能提出的意含。这些讨论期望对旧的但意义重大的问题，如鸦片战争与太平天国运动的起源、清王朝在同治年间为何得获中兴、近代中日两国命运的分歧、今文经学在19世纪前期的兴起及其在1850—1887年间的消失，以及中国在19世纪前期遭遇西方之际政府与市场的实际关系与传统思想的相关思维等等议题，能够提出新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