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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时期的白银危机和社会动荡，刺激了经世思想的崛兴，学者官员纷纷发表对时局的看法。与清代的其他几个时期相比，这个时期的御史最为直言急谏。
乾隆和嘉庆时期的学者官员大都热衷于刊印自己的诗集，但道光时期的学者官员大多出版与时政有关的著作。
这证实学界所认为19世纪前期经世思想兴起，也就是当时学者期望影响社会和政府的一般看法。
经世思想是儒家的根本关怀，在中国的不同历史时期时盛时衰。西汉时（公元前206—25年），曾经蓬勃发展，宋朝（960—1279）也曾一度提倡，17世纪明清交替之际，面对当时的社会和政治危机再度昂扬。18世纪时，清朝严厉管制知识分子，经世思想较为隐没，考据学转为显学。但19世纪前期，经世思潮再起。
19世纪前期学者官员随着银贵钱贱危机的恶化越能体察货币问题的重要性，他们常引用周官八政的“食货为先”。
在1815—1816和1823年，具有进士、吏部主事身份的学者龚自珍曾两度写道：“人主之忧，食重于钱。”
在1836—1838年间的作品中，他强调食货并重。
1838年他在写给去广东处理鸦片问题的钦差大臣林则徐的信中建议：“我与公约，期公以两期期年，使中国十八行省银价平，物力实，人心定，而后归报我皇上。”
19世纪前期中国的经世思想过去被学界看成是一体的。实际上当时的经世学者在面对银贵钱贱危机时曾为着不同的见解而争论。按照对中国经济思想史有过最详细研究的经济学者胡寄窗的说法：“尽管中国历史上发生过许多有关货币的论争，但其复杂程度都不能与19世纪的争论相比。在那次大争论中还有货币专论出版，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空前的。”
和西方国家19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激发出诸多的经济理论相似，19世纪前期中国的银荒也引领了空前数量的有关市场与政府关系问题的讨论与著作的出版。除专论之外，当时学者官员的有关看法，也可以从经世文编、清人文集以及现今故宫保存的奏议档案等资料中翻查。
20世纪中国的经济学者，如胡寄窗（1962）、叶世昌（1963）、彭信威（1958）、赵靖、易梦虹（1980）、侯厚吉、吴其敬（1982）等，都曾提过这场争论。总的来说，他们因认为这场争论对现代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如价值、资本、利润等少有贡献而不予重视。
但从历史的观点来看，这些争论展示出当政府面对市场的空前挑战时无比生动的思想竞争。19世纪前期的学者官员关于政府在货币政策或经济领域中应扮演何种角色的焦虑，比公元前81年汉朝的《盐铁论》争辩更为激烈。
19世纪前期的这场争论显示出经世学者的明显分殊，但如何将他们具体分类还是一个大问题。叶世昌将他们分成“名目主义派”和“金属主义派”。 “名目主义派”赞成政府发行如纸币等符号货币，“金属主义派”倾向于使用贵重金属货币。叶世昌严厉批判了名目主义派。他的分法实际上来自西方经济史的经验，它是从银本位到金本位到不可兑现纸币逐渐演化而来的。这种分类法并不适合中国，因为中国使用了大量制钱，无论名目主义或金属主义两派都不能用来描述铸造面值与其本身价值相同的制钱的主张，因为铜钱并不是贵重金属，而名实相符的货币并非符号货币。“金属主义”与“名目主义”两者的区分，也都难以说明魏源在主张铸造银币之外所主张的用玉石及贝壳充当货币。
即使就叶世昌的分类而言，与叶世昌偏好金属主义派不同，作者认为这两个派别都有其立论基础。名目主义派的观点与当今工业社会的管理货币体系相似，由政府决定发行社会所需要的货币。反过来看，金属主义派的观点与哈耶克及其追随者的货币安排主张相近，他们担心政府发行的货币量超过经济所需，导致纸币相对物品和劳务的价值低落，人民的财产权因此受到侵蚀。这些经济学者非常怀念以贵重金属充当货币而很少发生恶性通货膨胀的历史时期。
通过以上简单的比较可以看出，在货币安排问题上，无论中国或西方，都有论述有关政府与经济关系的不同思想流派。
现代西方经济学是以个别的理性经济人为基础建构的一套知识，但如诺斯（Douglass North）所说：“关于政治经济、经济发展、经济史的问题，都要理解决策者背后的思想模式和意识形态。”
对诺斯来说，“意识形态”也即是“一群人对环境的解释，以及对该环境如何调理出秩序所提出对策背后一套共有的思想模式。”
本书是针对19世纪前期中国学者官员关于政府与经济关系的主张背后所隐含的群体思想模式和意识形态的一个研究。
本研究的历史方法路径与中国大陆的经济学者有所不同。例如胡寄窗（1962）用现代的标准批评魏源建议采用古代圣人选用玉或贝币的观点。
但如果从历史角度来分析，这是魏源以今文经学为基础所提的政治经济主张，他希望借着自然的力量或先哲的观点来限制帝王的权力。此外，胡寄窗还用现代经济学的理论批评了龚自珍，因为龚借用公羊学的主张分析政治经济问题。他说：“正因为他习惯于公羊学的‘微言大义’，才使他在经济理论方面无显著成就……骑着公羊学这样‘一匹驾车笨马’去打猎，不会有多少收获的。”
但是，龚自珍借助公羊对古代经典重新阐释并提出其政治经济主张，就像亚当·斯密（Adam Smith）不但写《国富论》，同时还著《道德情操论》一样。早期的学者不像今天的经济学者这样专业化。因此，19世纪前期中国学者不同的学术兴趣与其政治经济思想的关系，也是本研究将要关注的重点。
当时学者感兴趣的，还有选取特殊的文体写作。姚鼐（1731—1815）编的《古文辞类纂》一书编于1779年，但于1820年才告出版，这说明古文文体与经世思想同在道光年间崛兴。
学者们一方面关心他们所处时代的银贵钱贱的严重社会问题，也急切要向社会表达他们的看法。古文文体希望复兴秦汉时期较易了解的文体，而不像六朝时代骈体文之重用华丽词藻。另外，如经世学者们对于银贵钱贱危机的论争一样，道光时期的古文运动也分成两个不同的派别，而且对唐宋八大家有所批评的阳湖学派比崇拜唐宋八大家的桐城学派更为盛行。
魏源和龚自珍等对皇帝绝对权威有所质疑的今文经学者适巧是阳湖派古文文体学者。
诺斯说过，意识形态与个人对所观察的世界是否公平的道德与伦理判断密不可分。
以前关于经世思想的研究侧重治理社会的观点，最近研究开始认为“经世”这一词语也蕴含着道德修养的含义，治世与修身两者希望能相辅相成。
19世纪前期学者对银荒危机的体察，同时也显示了他们对有关人性、政府和民间关系等根本问题的思考。《钱币刍言》的作者王瑬就曾建议户部将朱熹有关家庭伦理的规范教条印在纸币上，从而周知民众。叶世昌（1963）认为这是荒唐的想法，但作者认为这反映出王瑬对政府从事社会教化的深切渴盼。其他研究也许认为一些形而上的哲学与有关现实问题的意见不会有任何关系，本研究则认为根本信念与现实主张相互连结。
以前对19世纪经世思想的研究倾向于只列出若干个人的建议。随着故宫档案的提供使用和个人文集的大量出版，作者认为依据这些材料目前足够开展“群体的研究”。在根据政治经济主张来将这些学者官员划分为不同派别之前，我们必须知道每一位学者官员的思想都非常复杂。例如宋代的王安石，通常被认为是政治干预主义者（interventionist），但他在茶叶问题上反对统销政策。
19世纪前期学者官员的意见是如同光谱般地展开。就程度之别，作者认为在货币政策方面，王瑬是大干预主义者，因为他建议户部发行不可兑银的钞票来代替白银和钱庄发行的银票和钱票。魏源被本书归入放任主义者的行列，因为他建议政府铸造面值和本身价值相当的银币，政府不能透过发行通货增加政府收入或者取代商人供应的通货。
一些对18世纪末期、19世纪初期中国学术的研究强调指出，应该考察隐藏在那些思想背后的社会现实，尤其是权力斗争。
要想了解19世纪前期经世学者关于银贵钱贱危机的各种思想，研究其政治关系的确非常重要。例如，乾隆皇帝的重臣和珅的反对者们，在银荒危机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在同一政治集团内的经世学者们也竞相提出解决危机的不同方案。有时学术渊源比政治关联更引发他们的观点分歧。
整个19世纪的学术兴趣和政治经济思潮前后曾发生变化。1820—1850年间放任主义盛行，1850—1887年间干预主义又压倒了放任主义。如孔飞力在《中华帝国晚期的敌人与动乱》以及《太平天国的起源》前言所述，意识形态和社会现实是相互交织的。本研究将探讨思潮起伏与社会现实变化两者间的关系。
在社会现实面，1850—1887年间太平天国运动和外敌入侵使得干预主义思想抬头。正如凃尔干（Emile Durkheim）所说，“当公众安全受到威胁时，政府权威将会加强”
。但是晚清建盖书院以提振干预主义思想需要经济基础，19世纪前期银贵钱贱危机耗竭乾嘉以来的财政盈余，太平天国运动后三年清政府已经不够支出军队和官僚的薪饷，同治时期的财政局面如何扭转也是本研究要探讨的问题。
中国近代史的学者通常认为白银在整个清末持续外流。本研究则认为1856—1887年间因为白银的流入使得商业税收增加，清政府的统治因此得以加强。以前的研究都没有提出为什么在1820—1850年间银贵钱贱危机特别加剧，而到1850年代早期该危机却突然停止了。本书将论证世界对中国的白银供应在1820—1850年间急剧下降以及1850—1887年间迅速增长与同时期中国银贵钱贱危机加剧和消除的密切关联。当白银相对于制钱的价格增长两倍时，政府权威开始减弱，1600年来转为伏流的强调有多元权威并存的思想突然间变为显流。
19世纪前期的学者官员直接感受到的是银贵钱贱危机而不是白银外流。
以前关于这场危机的研究都强调是鸦片进口导致白银短缺。本书发现1856—1887年间尽管鸦片进口成倍增加，但同时白银也重新流入中国。在1856年前后，中国的国际收支由赤字到盈余的转变中，全球白银供应比鸦片进口因素更为重要。多数关于白银外流的既有研究利用的是终止于1833年的广州东印度公司档案。本书则是利用伦敦海关及其他档案显示1833—1850年间中国白银外流的加剧，并用以解释当时日益恶化的银贵钱贱危机。受拉美国家独立运动的影响，直到1850年代早期全球白银供应才恢复到有余裕供应印度和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