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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整体秩序变动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世界经济的变迁导致19世纪前期中国白银价格节节攀升。1808至1856年间，白银相对于铜钱的价格约增长了2.5倍。这种发展全书称之为“银贵钱贱危机”。1837年中国的一份文献描述此现象为“太阿倒持”
，1845年也有人强调白银的使用使得“天下制利权者在商贾市井”
。1846年一位观察家归纳这场危机是“利权倒置”
。
大多数现代国家是由政府发行通货。但在中华帝国晚期，用来支付赋税或者完成跨省大规模交易的银锭或银元却由私人供应。政府铸造的制钱，大部分用于地方的小额零售交易。19世纪前期，市场供应的白银价格相对于政府铸造的制钱增加了2.5倍，这是那个时代的人直接感受到的“整体秩序变动”。
从海外流入中国的白银以银锭和银元两种形式在市面流通，1个银元的价值约为1两银锭的70%。
根据可利用的资料，作者绘制出清代银钱比价的变化趋势图（见图I.1）。1645年清政府开始铸钱时，规定1两银为700文制钱，很快在1647年官定比价提高至1,000文。
清朝初期（1647—1764）市场价格通常比官价低100—200文。乾隆末期和嘉庆初期（1765—1797），市场价格逐渐接近官定比价。1798—1807年间，市场价格又下降到1647—1764年间的水平。但从1808年开始，市场价格开始超出官定比价。1808至1838年间，银价从1,040文增至1,637文，其增加约600文，用了30年的时间。1839至1849年间又继续增至2,355文，其增约600文则仅用了10年。可见其加速增长。1850年下降至2,230文，1855年又下降至2,100文。其后银钱比价开始下降，从1856年的1,800文下降至清末的1,200—1,500文。
图Ⅰ.1 清代的银钱比价变化趋势图
资料来源：1684至1722年：见杨端六《清代货币金融史稿》（北京：三联书店，1962），页182—183;1723至1795年：见陈昭南，《雍正乾隆年间的银钱比价变动，1723—95》（台北：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1966），页12;1798至1850年：见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北京：科学出版社，1955），页37;1853至1911年：见罗绶香《犍为县志》卷28,1937，收录在《新编方志丛刊：四川方志》（台北：学生书局，1968），经济，后：28a—b，亦参见张家骧《中华币制史》（北京：民国大学，1936），页33。
同样重量的制钱与白银，制钱价值相对白银为低。按1两白银为1,000文制钱的价格换算，制钱的重量大约是相同价值白银的120倍。
与同时代的西方国家及德川幕府统治下的日本相比，19世纪前期的中国更多用制钱来进行小规模交易。
整个18世纪，中国的人口和耕种面积都增为两倍，但是大多数的农业与手工业仍以小的耕作和交易规模来进行。
用于零售交易的制钱由政府铸造，通过公共支出以及军队支出而流通于市场。政府所收以白银为形式的税入80%—90%用于官员薪俸、军费以及以治理黄河为主的水利工程上。
制钱则用于其他公共支出。清政府在北京有两处铸局，分别为户部管理的宝泉局和工部管理的宝源局；其他在各省的铸局由负责财政的布政使管理（图E4）。从顺治、康熙、雍正到乾隆时期，省级铸局在2到23处间变动。
嘉庆和道光时期，中国18个行省几乎都有铸局，具体是陕西、山西、湖北、江西、浙江、福建、云南、江苏、湖南、广东、广西、四川、贵州、江宁府和直隶等省共有18处铸局，此外，新疆的伊犁和阿克苏、云南的大理也有铸局。
从1644年开始，宝泉局铸造的所有制钱及少量白银用于军队开支。宝源局管理下的北京铸局铸造的制钱用于北京周围的公共工程。
各省铸造的制钱用于支付士兵和低阶官员的薪俸、公共工程、运输费用以及官员津贴等。
尽管有政府提供的作为通货的制钱，但从1661年开始，在长距离的大规模商业交易中，清朝规定以白银代替笨重的制钱流通。
少数白银来自云南的私人或官方银矿以及周边国家，大部分白银则是由商人出口茶叶、生丝以及其他物产换来的。商人除以白银付税之外，也在钱庄换成制钱，以在国内收购出口的商品。
因此，钱庄是重要的白银汇聚场所。
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认为，近古欧洲用白银作为通货，白银在亚洲则只是被贵族用为饰品或者用于窖藏。
这种分析对印度较为合适，在中国白银固然也被窖藏，但也作为通货。
学者通常引用将人丁税、实物税整合而以银缴纳的一条鞭法说明从16世纪下半叶起中华帝国开始广泛使用白银。
事实上，在这项税政实行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制钱仍是省内大规模商业交易的重要媒介。到了18世纪末期，白银才在各省的大规模贸易中广泛使用。
学者使用“命令经济”、“市场经济”、“习俗经济”等术语概括18世纪中国的经济形态。
在习俗经济（该经济不使用货币，就像家庭主妇的工作常常没有任何报酬一样）之外，就另外两者而言，“市场经济”一词而不是“命令经济”一词，更加合适用来形容19世纪前期中国的货币体系。
白银成为19世纪前期中国货币体系基轴的事实，从1837年包世臣关于财政支付以及大规模商业交易情况的描述可以看出。包世臣曾做过举人、省级官员的幕僚和知县，他说：所有的田赋、杂税、薪俸和捐输都用白银支付。民间契约80%—90%用白银计价。即便付的是制钱，也要由白银所计价格折算（“国家地丁课程俸饷捐赎无不以银起数，民间买卖书券，十八九亦以银起数，钱则视银为高下”）。
事实上，18世纪早中期的中国还不是如此，当时制钱仍被用于大规模的地方交易。
就1820至1839年间的美国而言，当时的硬币在整个货币体系中的比重仅占13.25%
，白银和制钱在中国货币体系中所占比重，1936年是从1910年的65%降到16%。
尽管19世纪前期的中国已大量使用白银，但供应学派的经济学者也许会说货币仅是经济的面纱，生产才是经济的决定因素。这种想法来自现代社会的管理货币体系。管理货币体系是指计算可能生产的物品与劳务，再发行足够与这些物品与劳务交易的货币。例如，1930年代中国已建立起管理货币体系，当美国的购银法案实施后中国白银流入量跌落甚而外流时，现代银行便发行大量货币来减轻其冲击。
但是19世纪前期的中国并没有这种货币体制。
在19世纪前期的中国，私人钱庄发行可兑现的银票和钱票。1851年清朝的一位内阁官员指出，银票和钱票一般可在异地与开票钱庄有往来的钱庄兑现。
1930年代，中国的商业银行为刺激经济发展所发行的无抵押贷款，与19世纪前期的银票和钱票在性质上是不同的。19世纪前期的中国银票或钱票有银或铜钱充当准备，因为不是所有的银票都会在同一时间要求兑现，这些通货的发行多少弥补了货币体系中现银和现钱的不足。当1838年四川总督提出禁止钱票的主张时，湖北、湖南和山西的总督加以反对，因为在他们的辖区，钱票补充了货币供应，如果没有这些通货，银钱不足的问题就会更加严峻。
这个观察也显示了在19世纪前期的中国，私人钱庄发行的银票或钱票还是不能充分弥补银钱的不足。由于19世纪前期的中国是由商人而非政府供应银票或钱票，尤其白银主要来自国外，这种情形与现代政府相当控制国内货币供应的情况大为不同。
白银与制钱的关系就像现在美国货币体系中的100元与25分硬币间的关系。如果用25分面值的硬币来进行价值100元的交易肯定会因计数而带来不便，而用纸币来进行25分的小额交易，又也容易损坏，因此硬币用于小额交易，面额较大的纸币用于大额交易。清代的制钱与白银也分别用于零售及大规模交易。区别在于，美国政府规定而且执行了100元钞票与25分硬币间的固定换算比率，而在19世纪前期的中国，白银与制钱在市场上的交换比价是随两者供需变化而上下浮动的。
19世纪前期市场变化对银钱比价的影响特别明显。1722年政府曾设立钱牙来稳定银钱比价，1738年后废除该项政策。
道光时期山东的县丞丁履恒（1770—1832）在1818年前后已注意到，是商人决定着市场上的银钱比价（“且银价之与钱价，其时上时下，亦自主肆者定之”）。
当时银钱之间的比价变化，就像当今各国不同货币间的交换，都由交换货币个别的供应与需求来决定其兑价。如果英国的企业打算在美国投资，他们自然需要用美元购买工厂和支付工人工资，进而就会导致美元对英镑的升值。如果英国政府不想让英镑贬值，英国的银行就必须从自己的外汇储备中抛售美元。从理论上来说，当19世纪前期中国的银价上升时，清政府应该向市场投放更多的白银，但清政府储存的白银数量此时正不断减少。1838年刑部侍郎黄爵滋哀叹道，尽管道光皇帝在生活上比他的父亲和祖父都要节俭，但国库却日渐亏空。[臣维皇上宵衣旰食，所以为天下万世计者，至勤至切；而国用未充，民生罕裕，情势渐积，一岁非一岁之比，其故何哉？考诸纯庙之世（乾隆朝），筹边之需几何？巡幸之费几何？修造之用又几何？而上下充盈，号称极富。至嘉庆以来，犹征丰裕，士夫之家以及巨商大贾，奢靡成习，较之目前，不啻宵壤。岂愈奢则愈丰，愈俭则愈啬耶？臣窃见近年银价递增，每银一两易制钱一千六百有零，非耗银于内地，实漏银于外洋。]
乾隆末期清朝国库存银7千8百万两（一亿一千一百五十四银元），
道光末期下降到8百万两（一千一百四十四银元）。
清初当银价上涨时，通常是通过减少制钱供应数量来降低银对钱的相对价格。面对19世纪初期这场银贵钱贱的危机，政府采用了同样的办法。
但清政府如此做主要还是由于以下两项理由：第一，铸钱费用通常用白银支付，此时白银价格越来越高；第二，铸造制钱花费的白银还多于所铸铜钱在市场上可换取的白银。到1846年，铸造制钱的成本是收益的三到四倍。
但是，尽管制钱的供应量减少，白银相对铜钱的价格却依然不断攀升。
银贵也伤害到收入较低的普通民众。银与制钱通常用于不同的交易层次，这意味着人们或是只有银或是只有铜钱或是有不同组合的银和钱。就只赚取制钱的人而言，例如农民长期在小村落里生活，大部分场合都使用制钱，那么他的实际收入受银贵钱贱的影响不大。但问题在于许多时候他们还不得不使用白银，除必须用白银支付税赋外，这些制钱的持有者还要经常到集市上购买像盐、衣服、炊具、纸钱等等家庭必需物品。这些商品在集市上可以用制钱支付，但它们的实际价格受到银钱比价的影响，因为商人一般都是用白银从更远的地方买入这些货物。
一个重庆的商人如果想从上海买入丝绸，对于这样的长距离交易，他不得不在重庆的钱庄将制钱换成白银。当一个农民在操办女儿嫁妆时，他用制钱在邻近的集市上买入丝绸，但是，这匹丝绸的价格是由白银的价格决定的。当遭遇银贵钱贱危机时，由于商人提高丝绸所需的制钱，农民用同样的制钱买到的丝绸数量就会相对减少。当重庆用制钱购买的丝绸价格提高时，四川农民的购买力就会缩小，同时上海周边农民生产丝绸的获利也会减少。
必须用白银付税，这是最影响普通民众收入的因素。税项也可以用制钱缴纳，但要根据市场上的银钱比价将以银计算的税项折算成铜钱。
由于制钱较重、运费较高，地方官员都在当地钱庄将制钱换成白银后再上缴给省级官员，最后由省里解交到京城户部。不管农民自己，还是由地方官去换取白银，都得受到市场上白银相对铜钱高涨价格的支配。
清初市场上的银钱比价低于官方规定时，因税赋按照官方银钱定价征收，所以地方官从每两税收中可多获1—200文制钱，用于地方政府的支出。1808—1856年间，当市场银钱比价远远高于官方规定时，地方官员在将税银解交上级官员前，得按照市场价格将制钱折算成白银，他们不得不转嫁市场负担。当人们负担不起越来越高的税赋时，国家用于地方支出的岁入必然削减。
由于银贵钱贱，政府不但收入减少，还要花费更多的钱来应付原有的支出项目。原因在于大部分公共支出，例如制钱铸造，需用白银支付。尽管政府用制钱支付一些公共支出，但当公共支出主要用银计算时，一些制钱不得不在钱庄换成白银。
难怪1818年前后的人认为，政府的收入和支出都随着钱庄商人操控的银钱比价浮动。
随着市场与官方银钱比价的差距不断扩大，政府的地位越来越低落。19世纪前期的税赋和公共支出虽按市场上的银钱比价变动，但是士兵的薪水仍然按照官订的银钱比价发放。
由于银贵钱贱，士兵的实际收入减少了。除税收减少之外，士兵的困难也是市场对政府的明显冲击。
因市场银贵而税负加重，增加了民众对官员的不满。1852年因平定太平天国运动而著名的清朝将领曾国藩评论道：“江西、湖广课额稍轻，然自银价昂贵以来，民之完纳越苦，官之追呼亦愈酷。或本家不能完，则锁拿同族之殷实者而责之代纳。甚者或锁其亲戚，押其邻里。”
龚自珍在1840年曾经沉痛地说：“开辟以来，民之骄悍不畏君上，未有甚于今日中国者也。今之中国，以九重天子之尊，三令五申，公卿以下，舌敝唇焦，于今数年，欲使民不吸鸦片烟，而民弗许，此奴仆踞家长，子孙捶祖父之世宙也。”
离谱的银钱比价和民众对官员的不满，引发了整个社会的动荡。1850年有人记载：“愚民无知，但见年增一年不无觖望。浙江奉化等处滋事多由于此。”
除了流血骚乱等社会不安发生之外，民众和官员的心灵更是不安。普通民众觉得“由银价之倍增，官吏之浮收，差役之滥刑，真有日不聊生之势。”
官员也因此感到痛苦。1838年一个官员的奏议写道：“若再三数年间，银价愈贵，奏销如何能办？税课如何能清？设有不测之用，又如何能支？臣每念及此，辗转不寐。”
那个时代的学者官员们也觉得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变了，人们变得越来越一心追逐金钱。1830年代有人这样描写当时的北京：“都下无一事不以利成者。”
在两个世纪前写成而于1825年出版的《钱神志》一书叙述了爱钱者死后的报应。
更极端的抱怨是，这个时期汇集了中国历史上所有最不道德的时代的罪恶：“今日风气，备有元成（公元前49—前7年）时之阿谀，大中（847—860年）时之轻薄，明昌（1190—1196年）、贞佑（1213—1217年）时之苟且。海宇清晏，而风俗如此，实有书契以来所未见。”
1845年越南（安南在1804年后更名为越南）的皇帝也感觉到大清帝国正濒临灭亡：
帝谓侍臣曰，清国政事近来殊无可观，朕昨览清国京抄，见有支银给予英咭唎，府库钱几空，何委靡也。甚至卖官鬻狱，无所不为，而盗贼、雨雹、灾异频仍，意者其季世乎。
1851年爆发的太平天国运动，部分是因为银贵问题所引起，它在某种程度上印证了越南皇帝的预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