瓜廖尔之行：访Jiwaji大学

2014年11月7-8日，本人应邀自印度拉贾斯坦邦的首府斋普尔赴中央邦的历史名城瓜廖尔，做客Jiwaji大学政治学系，做了一场关于中印关系的学术报告，与该系师生进行互动交流；又入住政治系主任Chauhan教授家，感受其家庭温暖之余，第二天参观了城市的风景名胜与历史古迹，内容可谓琳琅满目，收获颇丰。访问瓜廖尔虽然是此次斋普尔之行中的短暂插曲，但无论从学术交流的角度，还是观光的角度，都是非常令人愉快的，也非常过瘾，值得回味与分享。当然，乘火车长途旅行会出现一些困难，这点也特别值得向朋友们介绍。

瓜廖尔之行是印度玛尔威亚国立理工学院人文社会科学系的主任Vibhuti博士代我安排的。我于5日抵达斋普尔后，他们学院碰巧有两天假日，也没法组织活动，因此他提前给我联系了瓜廖尔Jiwaji大学政治学系Chauhan教授处的学术交流活动，到那里做一场报告，住一宿，顺便观光赏景。由于瓜廖尔没有机场，坐火车便成了出行的首选。

在印度乘火车之于我已经是久违的经历了，只是在上年1月份自南部卡纳塔卡邦的西海岸城市Mangalore至喀拉拉邦的科钦（Kochin）乘过一次夜行火车，只有7-8个小时，此外，这些年在印度跑来跑去就一直没有坐过火车了。这些年我来印度访问、交流大都是乘飞机，或是坐大巴及包租Taxi，很少坐火车。我记得2010年初夏曾经与一位来广州访问的印度朋友交流过在印度旅行的经验，与之探讨过出行工具的选择问题。他正色告诉我，这些年来他出门总是乘坐飞机，不愿乘坐火车或其他交通工具，而且坚决反对我坐火车及其他交通工具在印度旅行，认为那很不安全。这让我大惊失色，也让我不得不对他刮目相看。我记得多年前我跟他讲述我在印度从南到北独自旅行的经历时，他是蛮欣赏的，还向别人夸赞我的勇敢呢。现在他变了。乘飞机旅行固然安全，但无疑有很多限制，不如火车与大巴方便。不是每个地方都有飞机通航的，你不能只去有飞机场的城市吧，也不可能总是租车出行。还有，路途比较远的话，乘飞机出行从经济的角度和时间成本来看，还是划算的。反过来，路途不算太远的话，坐火车出行也可能更划算。当然，在印度坐火车存在着一定的安全隐患，这的确是需要特别注意的。一个人出门当然要小心为上，选择什么样的交通工具，还是要三思而行才好。从这个角度而言，那位印度朋友的建议也不无道理，而且令人感动。

7日早晨4点，我已经提前醒来，随便准备了行装，洗漱完毕，吃了点东西，已经接近5点。两位来送我去火车站的学生和司机已经到了。头天晚上，在Vibhuti博士家，他要求这两位小青年确保将我送进车厢，确认好铺位才能离开。他们的确这样做了。我的那个大件行李请他们随车带回，送到Vibhuti博士家寄放，第二天晚上我回来时再送过来。

Vibhuti博士做事的认真风格和办事效率让人赞叹，堪称印度人民的典范。这两个学生也都淳朴、机灵，非常聪明，执行力也非常强。在斋普尔的几天里，我感觉到Vibhuti博士的安排非常周到，丝丝相扣，没有脱节和失误，让我有宾至如归的感觉。两个学生也是非常谦恭有礼，有求必应，服务周到。我感到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都受到了一流的接待，包括对我讲座的安排。

我的是二等卧铺，但火车太慢了，几乎是逢站必停，而且每站注定晚点。本来的到站时间是当天下午12点50分，但直到下午三点半才到。而我要做的报告原来定的是下午两点半开始，后来拖延到下午4点。Vibhuti博士头天晚上在他家告诉我报告的时间定在我抵达瓜廖尔的第二天的上午，我觉得时间还有，也没有准备。谁知道人家的安排是在当天下午，我不得不躺在属于我的上铺，用手机列了个提纲，记录了要谈的要点，为下午的讲座做些准备。这个安排上的变化是我上车后与Chauhan教授联系后才知道的。他说第二天是周六，学校不上班，老师和学生休息，只有在当天下午才能安排。这可能是Vibhuti博士没想到的。因为印度不少地方还有周末双休日和单休日的区别，隔周实行。但这个规矩即便在瓜廖尔也不统一，有的单位实行，有的不实行。这是我第二天去一个学院访问才发现的。

印度火车站大都管理比较宽松，大门敞开，任人随便出入，火车也基本是这样，随便上下。我只在为数很少的车站发现要凭票进站，一般情况下是没人管你的。因此，不少车站的候车室和站台上晚上睡满了人，成了不少旅人的免费栖身之处。不过，这样的话乘火车还是有一定的安全隐患的，因为不法之徒可以随意上车，危及乘客的人身安全和财物。这类事件还是有所发生的，但也不是很多。这点也不得不让人赞叹、佩服。印度采取宽松、自由的管理模式是有其文化和社会条件的，尽管有一些安全问题，但管理成本的确比较低，很节约。当然，这种粗放自由的管理方式也会造成不少不便，比如，火车上没有广播到站的通知（站台上有广播通知列车到站情况），也没有乘务人员管你，当然也不存在换票一说，有时候会造成坐过站的风险。我在自瓜廖尔返回斋普尔时就出现了类似的问题，但不是坐过站，而是提前下车了。

关于印度的火车，有一些特点还是值得介绍的，首先是买票和订票完全开放，可以网上或通过代理订购，基本上杜绝了票贩子营利的空间，当然也免除了铁老大的威风。我除了2002年底在孟买见到过印度的票贩子或准票贩子的尊容外，在其他各地均没见过这类职业人士。印度的铁路工作人员没有那么威风，没有将他们的职业或行业看作谋求私利或团伙腐败的工具，这点还是值得欣赏的。据说网上订票完全开放在中国将要实现，但印度早就实行好多年了。

在印度火车站或火车上，你见不到穿特别制服的工作人员。印度火车上没有那么多乘务人员，偶尔会有一两个西装革履的conductor过来查票，其他时间没人管你，你也很难见到管理人员。而且列车上的工作人员基本上不为乘客提供餐饮及兜售其他食物，在各车厢内兜售包装食品和盒饭的可能是从各站上车的小贩。

不得不说，在印度出行还是比较方便的，购票、订票比较公开透明，没有那么多的猫腻和私下交易可操作。印度铁路的有关部门对旅客的服务尽管没有那么周到，但也没有那么大的威风和架子。当然，在火车上旅客必须小心，不仅要看管好自己的行李和物品，还要留神自己的目的地，以免误站或下错站。

一路上我不停地与Chauhan教授电话联系，列车到站之际，他已经在站台上等候了，正站在我的车厢门口，我一下车他刚好接上我。他根本没有安排他人代劳，而是亲自到车站接我。这也是他的办事风格，效率高，执行力强。这是我接下来的时间里通过与他接触得出来的结论。可能有些能力强的人有时候总是嫌别人办事效率低或是执行力不够，有些事交给别人办不放心，Chauhan教授就是其中的典型。我返程时也是他亲自送我上车的。

Chauhan教授身着短袖衬衫和牛仔裤，足登耐克运动鞋，身姿挺拔，步履矫健，相貌英俊，显得精力非常充沛。他年纪已经58岁了，但不显老态，丝毫没有发福。这在印度中产阶级中非常少见，可能与他酷爱运动和经常锻炼有关。这在印度朋友中也比较少见。他熟悉不少运动种类，在足球和板球方面具有职业运动员的水平。他曾经是印度大学生足球队的队员，年轻时曾代表印度踢过球。他在上大学时还是学校板球队的队长，现在也经常玩这个。

Chauhan教授有点像欧洲人，第二天他和我一起出门游玩时常常被误认为外国人。他长得有几分像切·格瓦拉，走路像一阵风，办事也风风火火，更有几分切·格瓦拉风采。他开了一辆破吉普，像一辆军车，简直就是一个处于游击状态的切·格瓦拉。我跟他提到这点，他很高兴。他告诉我他是个切·格瓦拉迷，非常欣赏他。这让我有几分意外。因为我知道他与Vibhuti博士一样，出身于一个大封建主家庭，其父曾经是当地的一个领主，但没想到他观念非常进步，与他的家族曾经所属的阶级在观念上已经格格不入，立场上也已经完全背叛了。他跟我说那辆破吉普是他父亲打猎用的，现在归他了。不知道他的父亲是否还健在，我也不好过问。因为他父亲在上个世纪50年代初的时候还是一个封建领主，民主改革后废除了其封建特权和拥有的土地。照此推测，他的父亲到现在应该是年龄非常大了。

了解印度历史的人恐怕都会知道Chauhan这个响当当的名字。它是印度历史上著名的Rajput部族之一，在印度北方曾经建政，称雄好几个世纪。以Chauhan为姓当然不是普通的印度人了，恐怕也不会是普通的Rajput人。Chauhan教授介绍说他父亲曾经是一个King（王），被剥夺了原来的特权和领地之后仍担任家族的族长，现在这一族长的位子属于他本人，而他们老家和原来的领地距离瓜廖尔有一百多公里，这回因为时间有限没法带我去。他与Vibhuti博士一样是Rajput人，历史上来自中亚，在印度属于刹帝利种姓，即武士种姓。他的妹妹嫁给了Vibhuti博士。他们两家都是封建领主，feudal lords，门当户对，但够不上王公的级别，称不上King或Prince。这是Vibhuti博士后来对我解释的。他说这些领主在乡下，那些能够被称为王公的住在城里，称王一方，大大小小的领主归这些王公管。在印度独立之前，印度有大大小小的土邦上千个，归那些大大小小的王公管。这些土邦（一个略微带些轻蔑的中文翻译）一般在英语中被称为Princely States，是独立于原来英治印度（British India）的体系之外的，自有其首领或国王，其中较大的包括斋普尔、海德拉巴和克什米尔等。后来这些土邦都被独立后的印度通过不同的方式纳入自己的版图，成为今日印度联邦的一部分。要不然，今日南亚的版图可能仍是一块百衲衣状大大小小的国家林立呢。

吉普车尽管有些破，但零部件都还正常，一路跑起来照样风驰电掣。我们从火车站直奔系里，好几十号人都在那儿等着呢。接待午餐取消了，代以三明治。Chauhan教授也没有客套，以工作为要。他问我要不要先吃东西，他给我订了三明治。我在车上已经吃了不少东西，水果、饼干和巧克力之类，嘴一直没闲着，一点也不饿，所以提议先讲座，待会再吃东西。

Jiwaji大学政治学系也是以研究生教育为主，除了硕士研究生之外，还有副博士和博士研究生。数量不大，也不算小，有好几十号人。具体多少，Chauhan教授跟我说过，但我忘了，应该不超过一百人吧。由于我到晚了，一些教师和学生已经离开，但报告厅里仍有三十多号人，包括当地媒体的两位记者，可见Chauhan教授在当地还是很有影响力的。第二天我更见识了他的广泛人脉。

首先举行了一个简单的欢迎仪式，包括参拜艺术知识女神，以及向我献上鲜花之类，接着就是报告，题目就是“中印关系”，投放在大屏幕上，没什么时间段和范围的限定，与Vibhuti博士跟我定好的题目略有出入。不过，这不是问题，我讲我准备的就是了，根本不会跑题。相似的内容还会在Vibhuti博士所在的印度国立理工学院再讲，这次正好是个预演。实际上，此类题目我以前来印度也讲过多次，已经比较熟了，基本上不用怎么准备便可开讲。不过，前些日子我在钦奈的几场讲座没有涉及这个内容。

尽管有几分疲惫，但讲座进展还算顺利，报告时间花了将近一个小时。轮到问答环节，对于一些问题，Chauhan教授主动接招，告诉我某些问题，如莫迪政府的对华政策之类，留给他来解答。后来看问题较多，为了控制时间，他站起来请我坐下休息，自己接管了场面。我本来以为他对一些问题会简单地回应两句，然后收场。这也是他告诉我的策略，因为时间已经比较晚，不能拖延太久，耽误师生赶车回家，另外我坐了一天的车，也很辛苦，应该提早放松休息。他给我的时间是不超过80分钟。谁知道他站在话筒前竟然谈兴勃发，长篇大论起来，大谈他前几日在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开会时的一些发言和主张，给人以收不住的感觉。不得不承认，他是一个天生的演说家，非常雄辩，很有激情，长于辞令，演说很有气势，同时也很有见地。他的讲话让我受益良多。

Chauhan教授的硕士、副博士与博士学位均得之于尼赫鲁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苏联东欧研究中心，曾经以苏联为主要研究方向（与喀拉拉邦圣雄甘地大学国际关系与政治学院的Raju院长经历完全一样，年龄也相近），目前仍以俄国和苏联的中亚国家为主要治学对象。实际上，他刚刚从杜尚别参加中亚方面的国际会议归来。他目前除了政治学方面的教学之外，也开设有国际关系的课程。他还有学生从事国际关系的研究，做那些方面的论文。他后来特别告诉我，他们系有一批学生是来自克什米尔地区的穆斯林，而他本人则是一个印度教徒。但他自称左派，信仰马克思主义，对苏联和俄国很有感情。他有反美情绪，主张印度、俄国和中国三国结盟，形成新的三角，以抗衡美国及其盟友。他认为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不关美国的事；亚洲的事情中印应该联手，共同承担领导责任。他还认为未来将是欧亚大陆的时代，这种情况下俄国与中印两国联手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巨大作用很有必要，而且不可避免。这就是当天下午他长篇大论的主要内容。他后来告诉我他在杜尚别讲的就是这个。他的观点在印度一度有些市场，尽管不大，但现在已经式微，我已很少听到。我本人也看不到这一构想的任何前景和可行性，主要是印度无意如此。但我不与其争辩。Chauhan教授也不想特别征求我的意见，我没有必要表态，听就是了。偶尔颔首、点头以示尊重，完全是出于礼貌的需要，并不表明我支持他。不是什么原则性问题，没必要较真。但他对华友好、高看中国一眼的态度的确令我欣赏，心里倍感温暖。

报告结束，我们去他的办公室小坐，一群学生跟了过来，与他商讨一些要举办的一个什么活动。看得出学生对他还是蛮拥戴的，对他非常敬重。他们走后，我吃三明治，他口授给一个学生一份材料，后来我才知道那是一个关于我此次报告的新闻通稿，是提供给有关媒体的，第二天要见报用的。这时过来一个一位盲人学生，说是很荣幸听到一位来自中国的学者讲中印关系，很喜欢我的主张云云，特意要跟我握握手，感受我的声音之外的直接触觉。我赶紧上前，紧紧与他双手相握，心里也暖融融的。

印度大学，从本科到研究生，都会招收一些残疾人。这是政策规定的，为残疾人留有一定的名额。我在印度各地访问时，经常见到一些残疾人学生，几乎每个大学或学院都有。这种政策特别让人欣赏。

从系里出来，Chuanhan教授直接将我带到他的家中入住，安排在他的书房，没住招待所。他说家里条件更好些，还有Wifi。那是一个很大的单元房，有三间卧室，还包括两个卫生间、两个客厅、一个餐厅和一个厨房，另外还有前后花园。他们这个学校教师的住宿条件是相当好的，他们一家三口，夫妻俩加上一个读大学的女儿，绰绰有余，厨师和临时帮佣不跟他们一起住。

晚饭是Chauhan教授的夫人特意按照菜谱做的，有中国炒米，还中国辣子鸡、中国丸子，吃起来味道还是很地道的，特别是辣子鸡。而炒米饭，中国一般餐馆远远不及她的手艺。要知道，印度的炒饭是很好吃的。他们有一位专职厨师，是个小伙子。但Chauhan教授告诉我，为了欢迎我的到来，他的夫人亲自下厨做了那几样中国菜。而那位青年厨师，尽管有很高的厨艺，也非常彬彬有礼，但估计也看不懂那本英文菜谱。

教授夫人还特意问我作息时间，如一般几点起床、几点早餐、早餐吃什么之类的问题。我大致给他们讲了我的作息和早餐习惯，谁知她竟然说会按照我的早餐时间给我提前准备西式早餐，包括我提到的牛奶、咖啡、三明治之类。我赶紧告她我可以与他们同一时间共进早餐，没必要单独准备，也没必要照顾我的口味。当然，他们的厨师给我单独准备早餐并不难，但我认为那没必要。

教授夫人举止优雅，谈吐大方得体，考虑问题非常细致，态度亲切又富于耐心，非常礼貌。她出生于一个海军军官家庭，生于印度最南部的泰米尔邦，也在那里生活过多年，但老家也在当地，也是Rajput人，目前在Jiwaji大学教英语。她比Chauhan教授小8岁，在20岁的时候根据家庭安排就嫁给他了，不是自由恋爱的那种婚姻。她的英语非常棒，用词非常恰当、高雅，发音清晰、标准，与她优雅的气质相得益彰。教授夫人在印度文化和文学方面也对我多有指点，生活方面的照顾更是无微不至，令我感动。

晚餐后我与Chauhan教授谈论了一会儿学术和印度学界共同认识的熟人，主要是探讨国际关系和东西方哲学与文化。他告诉我他很喜欢哲学，读过哪些哪些书，现在他人生的最大愿望就是退休后多读些哲学名著，包括中国的，然后思考一些问题，安享晚年。我附和说他可以在退休后多走些地方，多写些东西。他摇头表示不认可。他的志向不在于著书立说和到处乱跑，而在于体验安逸和静思的乐趣，纯粹读书，享受思想的盛宴，而不是做无谓的写作。他也没有到处走动的意向，说那样就失去了退休的意义了。对此，我表示非常理解并感到欣赏。他向我展示了他书架上的一些书籍，说房间里的所有物品我可以随意使用，书架上的书可以任意取读，电脑开着，也可以任意使用。他真是热情、豪爽又大方，有主见的同时又比较随和，不做作，更不虚伪，不会让你摸不着头脑。与这种有理想、有精神追求，同时行为做事非常干脆、利落的人打交道你会感到很轻松。他很会设身处地地为他人着想，而不是一味地掌控局面，不顾别人。我与他很合得来。

Chauhan教授对古典的东西非常着迷，尤其是公元前的大思想家。他收藏有不少古希腊与古印度的各类名著，包括全套柏拉图的对话录，还有一些国际学术界关于苏格拉底研究的论文集，当然也有不少关于亚里士多德的东西。他的书房藏书甚丰。他对读柏拉图的对话录很有心得。我们就此交换了一些看法，顺便扯了些有关神秘的苏格拉底的话题。他问了我一些关于孔子和儒学的事情，我也就古印度的哲学向其请益。他还约我第二天早晨一起散步。他一般早晨六点起床，我担心做不到，只能说我可能到时候还起不来，让他别管我。他说没关系，会等到我起床之后一起散步。

晚上大家都比较累了，教授夫人头天刚从外地返回，Chauhan教授是半夜开车接的她，直到凌晨2点才睡，为了接我也没能午睡，所以我们都没有聊太久，就洗漱休息了，也没有出去散步赏月之类。那个时候，月亮虽有亏损，但是仍然还是比较丰盈可观的，出去走走，抬头望月，会是比较惬意的。我已经两天没有能够上网，所以也有一些事情要处理，忙活着上网、充电之类的事情，直到半夜方睡。

第二天早晨与Chaunhan教授的校园散步足有一小时，实际上也等于借此机会参观了整个校园。那个校园挺整洁的，校舍和办公条件很好，楼房都挺体面的，管理维护很好。这多少有点出乎我意料。实际上这也是我对整个瓜廖尔的印象。我发现Jiwaji大学是个非常不错的综合大学，还有不少体育场馆，设备非常完善，有不少新建筑。这也是我没有想到的。实际上，我对Jiwaji大学低估了，套用了中国的经验和以前对印度地方性大学的印象去识别它，觉得它也就是中国三线城市的一个类似于普通学院的所谓大学。其实这是一所历史悠久的真正的大学，尽管不在大的中心城市，但实力、地位和教育质量并不差。实际上，瓜廖尔是个历史名城，位于印度的中心地带，商业、政治、文化和战略地位一直非常重要。

Jiwaji大学和我第二天走访的一个附近的学院就有着年数相当的历史，远在印度独立之前就已存在了，应该是创校100多年了。Jiwaji是原来这里土邦时代一个王公的名字，大学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现在仍沿用原来建校时的名字。这与马德拉斯大学和奥斯马尼亚大学等一样，都保留了原来大学的名字，即便仍有原来的殖民地色彩或所谓的封建色彩。这是对历史的一种尊重。

瓜廖尔是个历史文化名城，有着丰厚的文化积淀，历史上曾经是这一区域的行政和文化中心，土邦的王宫和治所就在那里。它虽然只有几十万人，没有什么有名的工业，但它的文化和教育自有其悠长的传统，也有一些历史悠久的古老名校。

印度的大学分布比较合理，不像中国主要集中在省城以上的城市，而且以北京、上海、武汉、西安、南京、重庆、成都、长春、广州、天津等核心城市为主。印度的国立和邦立大学分布非常均匀，几乎每个中等以上的城市都有一所像样的公立（国立或邦立）大学，那些国立的研究所、研究院或学院也都在全国各地广泛分布。这都是中央政府精心规划的结果。在首都德里，大学和各类高等教育与研究机构算是比较多的了，但与北京完全不能相提并论。在印度，即便是某些名牌院校，也争取在不同的地方办分校。这些分校各搞各的，互不统属，比如著名的印度理工学院、印度企业管理学院、国家理工学院之类。印度目前已在全国每个邦设置了一个国立的综合大学，另外还有国立的学院（Institute），如外语学院、科技学院、理工学院、农林学院之类，或其他高等教育机构，以示平等。像我此次访问的拉贾斯坦邦的首府斋普尔并没有一所国立大学，但有玛尔威亚国家理工学院，另有邦立综合大学拉贾斯坦大学，另外还有几所私立学院、大学或其他类型的高等教育机构。印度自2010年开始向外资开放教育市场，外资可以进入印度投资办大学了。现在，有不少私立大学势头很猛，竞争力相当不错。据说，日本人和韩国人已经在印度开设了自己的高等教育机构。

早晨的Jiwaji校园里有不少散步的人，还有一些人在打球、踢球或跑步。他们大都认识Chauhan教授，不少人都向他问候致意，态度谦恭，有的还特意跑过来行礼，以手触摸其膝盖。这是印度较高规格的传统礼仪。可见他在此还是蛮受尊崇的，即便在大学校园里仍有人对他另眼相看。或许是因为他家族王公或领主的威风没倒，我曾听到有学生用Excellency称呼他。这个有点夸张，听得我想笑，但Chauhan教授也坦然受之，尽管也没当回事。他在老家还有城堡或宫殿，但并没有土地。那些城堡由家族里的人使用，对他并无意义。那些房子的照片我看过，也是模仿城市里的宫殿修建的，通体白色，显得很是体面，比Vibhuti博士家在斋普尔的房子要大多了，也显得壮观、体面多了。当然，他们的房子是在小地方，而不是在斋普尔这类大城市，要不然就值钱了。那些宫殿式的建筑现在不光用不上，不让别人白住的话还得贴钱维护，会成为极大的负担呢。

散步归来，看见有孔雀在门前出现，似在迎候我们，我脑海里登时冒出“有凤来仪”这个念头。Chauhan教授说如果我们起得更早，会看到大批孔雀在校园觅食。Chauhan教授在我们出门散步之前已经在院子里撒了大量的谷物，为每天定时访问的鸟类提供免费食品。他说孔雀经常光顾他家。我说这是祥瑞、吉兆，能够带来好运。

早餐吃了三明治和印度馅饼，喝了牛奶和咖啡。阅报之际，我们发现我昨天演讲的新闻已经见报。那是两份当地报纸，印地文的，可惜我看不懂，但看见了我的照片登在上面。我想以Chauhan教授的立场和友好态度，那篇报道也不至于有什么问题。

教授的女儿正在Jiwaji大学下属的一个学院里读心理学，即将毕业，在考虑是继续在印度读研究生还是去美国留学的问题。她的哥哥—Chauhan教授的儿子原来就读于我在钦奈曾经访问过的Loyola学院，现在在迪拜工作，收入不错。他建议妹妹到美国留学，认为在印度读心理学没什么前途，因为他认为印度的心理学专业实力不强。当然她也在考虑改选其他专业读研究生。她非常聪明，单纯可爱，家教很好，英语也很好，读书肯定不费劲儿，也一定会有一个很好的职业前景。她的哥哥就是一个成功的典范，当然也是她学习的榜样。Chauhan教授认为钦奈的Loyola学院在印度属于超一流，具有国际声望。他对我受邀在那里待过并发表演讲感到几分意外，当然也替我感到高兴。

可能由于家里来了一个外国客人比较难得，所以教授女儿也问了我不少她关心的问题，充满了好奇。她也喜欢读书，喜欢弗洛伊德。我随口问她有没有读过《梦的解析》，她说没有，只读过他论文明的一个集子（ Essays on Civilization ）。这样也好，不至于扯开这个话题，扯到他的那些比较让人脸红的核心概念上去。我不禁松了一口气，为自己的问题深感唐突。其实，问了那个问题我就后悔了。不过，这是个学术氛围和知识气息很浓的家庭，自由讨论问题的习惯一直保持。在印度，在学术讨论中，是没有禁区或禁忌的。其实，只要你严肃地对待一个问题，有学术深度和辨析能力，没人会觉得你想冒犯谁，因此是会得到理解的。

这是一个书香门第，是一个学术与文化气息很浓的家庭，从餐桌礼仪、言谈举止到文化氛围，都非常令人赞赏；无论餐桌之上，还是在书房、客厅，大家谈论的都是很具学术与文化内涵的话题，富有高雅、高尚的品位和情调。

吃过早餐，Chauhan教授开着他的那辆吉普车带我去游览风景名胜，他的女儿也一同前往。这使得我们的出行更具声势，像一个观光团了。女孩还特意问我希望不希望她陪同前往，我说当然求之不得了，这还用问。Chauhan父女的陪同使这次短暂的参观紧凑、高效而具有特别的意义。他们一方面是当地人，了解当地，同时又是学者或文化人，从各方面来讲都是最为理想的旅伴。我们一路上一边参观，一边交谈，不仅了解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基本面貌，还有更深层的交流。这种有趣的结伴同游可谓千金难求。

瓜廖尔位于中央邦，历史上很有名，有不少城堡和宫殿。离它不远，有另一座鼎鼎大名的占西古城，1857年占西女王领导的抗英大起义就爆发于这一带。这一带是个非常重要的地理和文化分界线。往北直至兴都库什山脉，都是一马平川的平原或沙漠，朝南是中央邦的温德亚山区，那里森林茂密，多为部落族群，再往南走便是德干高原。此城与中国历史地理上有名的襄阳城很相似，都是通往南方的门户，战略地位非常重要。事实上，瓜廖尔正扼守在一条通往南方丛林与高原地带的走廊上，是兵家必争之地。瓜廖尔最出名的景点就是它的城堡，原来是座王宫，但也是军事要塞，非常巍峨壮观，易守难攻。历史上，北方的入侵者一般情况下要先攻破这座城堡，占领这座城市，然后才能南下，长驱直入，进入德干高原，进而占领南印度。

我们今天的首要目标就是参观这座城堡，另外再参观一座王宫，顺便在市区兜风，了解一下整个城市，然后去Chauhan教授曾经战斗过的一所与Jiwaji大学历史同样悠久的学院参观，最后回去吃午饭。三点钟我们去火车站，我乘火车返程回斋普尔。

当天的气温不低，但也不是太热，由于气候干燥，在艳阳高照之下乘坐吉普车参观还是很享受的。我们边兜风，边参观，偶尔停下车，拍照留念，然后再去下一个目的地。这种感觉很好，非常便利，效率很高。由于城市小，并无堵车现象。我发现这里的街道很干净，一如Jiwaji大学的校园。市区有不少历史文化遗址，但最有名的当属瓜廖尔城堡。我两天前在斋普尔看那里的琥珀城堡时已经非常震撼，但感觉到到这个瓜廖尔城堡更有气势，更加巍峨壮观。它依山而建，说白了就建在一个削平的山头上，城市就在它的脚下，一面是陡峭的悬崖，另一面也只有崎岖、险峻的山路通行，真可谓固若金汤，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然而，历史上著名的占西女王在反英起义时曾退守这里，城堡竟然被英国军队攻破了，殊为遗憾。当然，历史上此堡、此城被破恐怕也不止一次。看来没有攻不破的城池和要塞，被动死守无论从战略上还是从国际关系的角度都是败招。你死守本身已经是一种无奈的选择。除非你有外援和反击的良策，否则只能是坐以待毙、束手就擒。

印度的城堡和庙宇多为石头建筑，这样能够长久地保留下来，不至于很快毁坏。即便是战火也很难摧毁它们，不像中国的土木建筑或砖瓦建筑，是很容易被毁坏的，战火和人为的破坏、岁月的侵蚀都能很快将其夷为平地，消失于无形，仿佛压根儿就没存在过似的。当然，那些完全靠石材建筑的城堡可能更费工、费力。可想而知，当初为了建设这些城堡，当时的统治者动用了多少人力、物力！我参观过的斋普尔琥珀城堡、阿格拉的红堡、德里红堡、内洛尔城堡等，都显得比中国的古城墙更高大、坚固，似乎坚不可摧。这个瓜廖尔古堡更是如此。非常独特的是，印度的城堡，很大程度上主要是帝王或一方王公的住所兼办公场所，包括眷属、后宫，也都住在里面。也就是说，那是真正的王宫，与平民百姓所属的城区是分离的。但与中国北京的紫禁城所区别的是，这些城堡并不一定在城市的中心，很多是远离市区，建在山上或别的地势非常险要的地方，斋普尔与瓜廖尔的王家城堡就是典型。它们与平民城区不是一般的隔离而已，而是互不搭界，完全分开。这类城堡从建筑和历史文化价值的角度来看，非常让人赞叹，从军事角度来看，也非常值得肯定。然而，这不免也反映出这些封建君主的虚弱与荒唐。他们一方面非常霸道、贪婪、残忍、自负，为所欲为，不可一世，带来恐怖，但另一方面又非常非常胆小、无能，内心充满了恐惧。他们最担心的就是自己的安全，千方百计地想将自己封闭起来，与人民隔绝。他们的城堡或宫殿跟监狱又有什么两样？他们实际上等于将自己囚禁了，自绝于人民和自由。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城堡里的那些后宫嫔妃和女眷们实际上与囚徒和奴隶无疑。她们根本没有人身自由，也没有自由走出禁宫的权利，甚至连在城堡内随意走动的权利都没有。在城堡里，她们也完全与男人的活动区域隔离。她们只能在属于自己的小小庭院内活动，与笼中鸟没有区别。她们的生活真够苦闷的。不得不指出的是，从建筑的规模和宅院的大小来看，属于她们的领地和活动范围非常有限，即便是国王的地盘也不是很大。这个城堡从军事的角度来看，的确牢不可破，但从生活的角度来看，并不是一个理想场所。

在瓜廖尔城堡内参观，我一方面心怀好奇，钻来转去，爬上爬下，有不少满足感和收获感，但另一方面又倍感压抑，觉得阴森森的，内心很排斥这个场景，有赶紧逃离的冲动，好像自己已经沦为囚徒了。Chauhan教授花了200卢比请了个导游讲解，但导游的印地语我听不懂，偶尔的英语解释听起来也挺费劲的，愈发加剧了我的不自在。Chauhan父女似乎听得津津有味，参观得比我还有耐心。

与我们一同参观的有一群欧洲游客，有十几个人，是一个旅游团。我们到哪儿，他们也跟到哪儿，有导游陪着，规规矩矩、老老实实地听导游白话。他们往往把城堡内的小院子或宫室堵得严严实实的，连转身的空都快没有了。你可以想象那个城堡的结构怎样、房间及庭院的面积有多大。我不得不提出换个地方参观的建议，摆脱了那群欧洲游客，也摆脱了那个导游。

值得一提的是，印度近年来外国游客大增，给印度带来了不少旅游收入，顺便也将各地景点的门票价格拉了上去。我十几年前来印度，很多地方门票是比较便宜的，甚至是不收费的，也没有什么围墙隔离；现在则到处是门禁，对外国人收费很贵。这让人沮丧。

另外，关于印度的导游我也想说两句。他们与中国导游不同，似乎没有经过专门的培训，属于个体户。有的导游可能并无政府旅游部门颁发的资格证明。导游讲解的内容，根据每个人的知识水平可能有很大的差别，基本属于自由发挥。也就是说，他们讲解的内容并无统一的规范，不像中国的旅游景点，有统一的说明或权威文本，导游只需背熟，照本宣科就是了。这在印度似乎没有实行。他们讲解的内容可能与真实的情况往往出入很大。加上有的导游英语水平并不高，发音又不太标准，你能听到多少有用的内容呢？所以，在印度旅游有时候雇个导游并不是件有意义的事儿。我以前曾随大型或豪华型的旅游团在印度南北旅行过，随团的导游应该是比较高级别的了，有一定的专业水准，但他们的讲解也有不少戏说或随意创造的成分，在某些问题上与书本提供给我的知识有极大的出入。一言以蔽之，他们没有中国的导游专业。当然，中国的旅游业发达，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不是一般的发达，而是太发达了，旅游开发也太过度了。这未必是好事。

在参观与城堡毗连的附属建筑时，Chauhan教授向我介绍了一些关于他所属的Rajput族群的事儿。他说他们这个部族据说与中国的汉朝有关。这可能是因为他们被认为是匈奴人的后代。匈奴汉代原来在中国的北方，东汉时分裂为南北两部，后来北匈奴被东汉军队击溃西迁，有一支出现在欧洲。匈奴人的首领阿提拉曾经令罗马人丧胆，被称为“上帝之鞭”。印度历史上也曾经遭受过所谓匈奴人的入侵，所以Rajiput人就与他们乃至于汉朝有了这个瓜葛。当然，Chauhan教授也认为这只是关于Rajput人世系诸多的说法中的一种，也很难确信。不过，Rajput人的确来自中亚，一度统治北印度，在印度历史上非常有名，在近代也以英勇善战著称。他们曾给英国人制造了很大的麻烦，但也被英国人利用。他们曾经是英国殖民军队的主要力量之一，与廓尔喀人和锡克人齐名。现在印度军队里仍有所谓的Rajput Regiment。

历史上的印度曾经接纳了大批的外来民族或族群，同时它也遭受了持续不断的来自北方的入侵。这些外来族群和北方的入侵者大都选择在印度定居下来。就大规模的迁入活动或侵入行为而言，不算上所谓“雅利安人”的入侵，从有明确记载的自亚历山大率领的入侵开始，较大规模的就有马其顿-希腊人、大夏人、安息人、塞人、贵霜人、嚈哒人（白匈奴人）、拉其普特人（Rajput）、突厥人、阿拉伯人、莫卧尔人的不断侵略，以至于印度的大多数政权都是外来征服者建立的。伴随着所谓的地理大发现，葡萄牙人、荷兰人、法国人和英国人来到了印度。英国人还建立起了长达两百多年的殖民统治（从所谓“法律”上的英国的正式“接管”就有近100年，而在此以前早已开始了大面积的占领和事实上的统治）。马克思曾悲观地认为印度因为它的软弱（当然也由于它的富庶）“注定要做侵略者的战利品”，“印度本来就逃不掉被征服的命运，而且它的全部历史，如果要算作它的历史的话，就是一次又一次被征服的历史”。这话说得重了点，但的确是事实。当然，现在印度早已光荣独立，建立了自己的民主政权，成为一个强大的现代国家，来自于外部的挑战早已不复存在。相反，它现在雄心勃勃，正在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以求获得更多的全球领导力。今日世界，谁还能不把印度放在眼里呢？事实上，印度已经成了全球大国争相拉拢、争取的对象。印度在外交上可谓左右逢源，日子好过得很呢。不可否认的是，印度已经是一个全球性的大国，它的军事力量也相当强大，特别是其海军。它的海军几乎将印度洋看作自己的内湖，在那里看家护院的同时，又开始在太平洋任意出入游弋了。另外，印度也已经是一个核武国家，在战略和防御上都已经有了基本的安全保障。不过，它的实力，包括军事力量，都是建立在文化、科技实力和某种制度的优势之上的，而不是单靠军事实力或物质性的力量。它也喜欢亮肌肉，展示其军事的爪牙，但更擅长文化的全球推广和外交的开拓。所以，印度的安全和实力并不特别靠哪个尚武的族群或集体的尚武精神，而是靠文化的自信和制度的稳定。印度人在国际舞台和国际事务中是高调的，也是有着远大目标和宏大的追求的。这种自负有时候则表现过头了点儿。

当然，现在的印度人是不乏尚武精神的，无论是学者、大学生，还是商人、报人和官员群体，似乎到处都是热血的爱国者。他们中的一些人有时候谈起国际事务和对外关系的时候，的确是咄咄逼人且富有战斗性的，其狠劲儿、冲劲儿，其执着和决心，较之Rajput人的现代代表Chauhan教授来讲，恐怕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而Chauhan教授则相当文雅、理智和通达，充满了国际主义与和平主义的思想和理念，全无传统Rajput武士的观念和侵略性，尽管其气质仍具有武士的基本风貌。印度是复杂的，印度人也是非常复杂的，印度人对中国的态度也是复杂的。有的印度人对中国抱有戒心，主张对中国保持距离，对中国常常有所批评和指责；而有的印度人，如Chauhan教授，则主张中印和解，中印靠近并协作，以谋求更远大的共同目标并参与领导全球事务。他甚至认为印度和中国是天然的世界领袖，比任何国家都合格且具有代表性。

Chauhan教授还带我到他曾经工作过的某学院的政治学系，与该系全体教师进行了座谈、交流。那个学院同样具有150多年的历史，主要办公场所是一个几乎与该学院历史同样久远的建筑，非常巍峨、壮观。那个政治学系就在里面办公。当天尽管是周六，但对他们而言并不是休息日。我们过去的时候，已经是下午1点，也差不多是午饭时间，但他们都聚在办公室里，还在忙活。因为他们已经临近期末，学生要马上考试，他们在准备考试及期末的事情。座谈也漫无目标，就是随便聊天，没有主题。我们谢绝了系主任的午饭邀请，因为Chauhan教授家正在准备午饭。但他们坚持购买了茶和饼干，聊作款待了。可见Chauhan教授与他们的关系是非常好的，也经常保持联系，因此没有出现人一走茶就凉的困境。实际上，Chauhan本人不仅家世显赫，他的学术背景也非同寻常，在印度学术界颇有地位，又毕业于印度最有名的尼赫鲁大学，因此在瓜廖尔当地受人尊敬也就毫不奇怪了。

一座白色的王宫锁在深深的庭院里让我没能就近一睹芳容。那是一座模仿西方建筑风格修建的宫殿，大约是英国人来了之后当地王公逐渐西化的结果。中世纪古老的城堡对于他们已经没用，因为它们已经无法为他们提供安全保护了。英国人已经控制了他们，成了他们的主子。他们纷纷抛弃或搬出古老的石头城堡，入住西式宫殿和庄园。那座瓜廖尔最有名的西式王宫就是这样一个代表，也是我们最后一个参观景点。远远看去，那座宫殿通体雪白，不知是刷了白漆，还是原料本身就是白色石料，但也太白了，估计不可能是石材本身的颜色。由于大门紧闭，我也只能站在门口略微观望并拍照留念。就在我摆好姿势接受Chauhan教授为我拍照之际，有两个骑在摩托车上的小青年也拿着手机拍我。我面带微笑，亲切向其呼“Hi”。那两个小青年似乎很愕然，但并没有热情的回应。一个家伙神色冷漠的嘟囔了一句什么，惹得Chauhan教授回头对其大加训斥。估计那不是什么好话，Chauhan教授随即也证实了这点。他们可能误认为Chauhan教授也是外国游客，听不懂他们的土话。他们见状，不敢回嘴，骑着摩托车飞快逃窜。那两个家伙形象猥琐，面相不善，但身材并不高大，也不壮实，不知何故，心怀恶意，对我的善意并不欣赏，反而报以恶语丑行，真让人遗憾。这在印度非常罕见，因为大部分印度人比较礼貌、随和、热情、友善，喜欢跟外国人搭讪，也不拒绝拍照和交谈。那两个小青年是在不经我允许的情况下主动拍我的，应该是出于一种友好的动机，但不知为何没能将友好进行到底，无法或不愿继续展示友好，最后以一种恶意或恶劣的态度收场。但愿这只是源于笨拙和缺乏礼仪的训练。他们并不像有来头的人，反而像劳动人民出身，但不知何故失却了善良、质朴的古老本质。

吃过午餐，我带着教授夫人为我准备的晚餐，告别了教授夫人和女儿。出门之际，已经是下午3点20分了，而火车的发车时间是3点50分。我曾担心会误车。但火车站离Chauhan教授家只有几分钟的路程，路上又不堵车，车站又不检票，又没有人山人海的拥堵，一路会很畅通，不会花太多的时间，20分钟足够了。

Chauhan教授依旧开着他的那辆破吉普将我送到火车站。本来，他是想开另一辆较新的日本车的，但不知何故，那辆车没法启动，只好再次劳驾那辆破吉普了。他们家有3辆轿车，都停在院子里。他还有一个车库在马路的对面，不知那里面有没有第四辆车。他坚持将我送上火车，找到座位，然后与我告别，真是十足的君子、绅士风度。女儿虽然没有到车站送行，但也非常礼貌地将我送到门外的车上。我是满载着友爱和温暖离开瓜廖尔返回斋普尔的。尽管路上火车再次晚点，我午夜12点才到斋普尔，比原定时间晚了近两个小时，而且出现提前一站下车（后来发现不对及时返回车上）的错误，近凌晨1点回到玛尔威亚国立理工学院招待所入住，但我一路上一直沉浸在对这两天访问的美好回忆中，沉醉在瓜廖尔之行和Chauhan教授一家带给我的温馨感受中，任何外因，无论是晚点、下错站，还是其他，都不能对我构成困扰和烦恼。我不愿意让这些因素破坏我收获的幸福感和圣洁感。

愿这种美好的关系和情感永远伴随着我们，经常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也希望这种关系和情感成为中印两国关系的基调和主旋律。

愿中印两国人民的友谊不断加深，永世长存。 cEi2WO17fTmQODgLPrkY9Yak7OUuJ8gbAwy2My3KgJzEf+0s/3x5mIfRBmEnvH/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