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钦奈中国研究中心

2014年10月31日下午，应邀前往钦奈中国研究中心做客，参观访问的同时也做了一个关于儒家政治思想的简短的学术报告。报告前后大家进行了短暂的互动、交流，对有关话题和一些其他问题展开了较为深入的讨论。临别之际，他们还赠送了两本自己的出版物（会议论文集）给我。通过交流，双方加深了了解，应该说由此建立了一个新的、较好的交往的基础。顺便说一句，钦奈原来通常在中国翻译为金奈，但金奈目前已经是个过时的中文翻译了，现在更时兴说钦奈。

钦奈中国研究中心在中国已经相当为人所知了，尽管远远没有德里的中国研究所名气大。它刚刚成立没有几年，是钦奈的一个所谓民间智库，由几个退休的外交官、军人和学者牵头建立，联合当地大学的相关学术机构，以及政府相关部门、社会组织、知名人士、商人，从事学术活动，展开研究。其成员以钦奈当地的人士为主，也包括班加罗尔、海德拉巴、科钦等周边地区的同类、同道。它其实是向全社会开放的，所有人都可以加入或参加，没有严格的编制或会籍限制。中心也乐意邀请所有有身份、有能力和有志趣的人加盟，这样才能扩大它的影响和实力。它目前没有理由、没有必要也没有实力自我限制、挑剔会员或是拒绝外人加入。我的老朋友、印度驻广州前文化领事奈尔目前退休在喀拉拉邦的家中。他也受邀成为这个研究中心的一员。但由于他在西海岸的科钦附近一个小镇居住，离钦奈所处的东海岸路途较远，所以不太经常参加他们的活动。

钦奈中国研究中心成立之初，由于是新鲜事物，又属于所谓智库，加之他们组织的一些很有特色的活动和发表的很有针对性的文章和言论产生了一些国际和国内影响，颇引起了一些中国学者和媒体的关注。我自己在国内有时候上网或读报就发现不少媒体引用该中心的言论。其实，它原来只是一个同好、同仁建立的自发的民间组织，当初几乎没有场地，也没有什么经费，人员都是兼职，全靠化缘和社会捐赠支撑其日常运作，可谓惨淡经营。现在由于他们不断举办活动，加之该中心的网站也有些内容，使得他们在印度和国外有了一些名气，因此获得赞助和支持的力度也大大增加，以至于最终有了固定的来自政府部门的财政支持。该中心目前最持久的财政支持可能是来自印度外交部的年度性固定财政拨款，不过数目或许也不是很大，不像德里的同属民间智库性质的中国研究所那样既有外交部的财政支持，还有印度大学拨款委员会（UGC）的固定拨款。德里的中国研究所目前已经成为一个引起印度政府极其重视和社会高度关注的智库，因此可能还会有别的财政渠道，以及项目制的资金支持。钦奈的中国研究中心或许也会有委托项目，但与德里的中国研究所比就会少很多。德里的副博士和博士研究生，前来挂靠并从事研究的来自世界各地和印度各中国研究所早就有了自己的地产，办公场地非常宽敞，还能招收硕士、源。我想中国人理解这一点并不难。钦奈的中国研究中心就没有德里中国研究所所具有的各种优越条件，包括招生、办学的权力。另外，德里的中国研究所一直以来以大学教授或学者为主体和核心；而钦奈的中国研究中心则以政府部门的退休官员为主体和核心，具体说来就是以退休外交官、退休军人和情报人员为主。另外，他们中受过系统的中国学训练的专家也并不多，大多数专家和学者的专业背景或学术背景与中国研究并没有太直接的关联。说实话，以我个人的观察，我觉得钦奈中国研究中心的发展还处于蓓蕾期，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精心培育和呵护。

目前，钦奈的中国研究中心只有两个行政人员是全职，拿微薄的薪水，其中包括在该中心担任常务秘书工作的Research Officer年轻的T博士，另一个是负责财务和日杂工作的秘书。但他们的工资并不高。T博士告诉我，他的月工资也就是1.2万卢比，食宿自理。

近年来，尽管缺乏资金支撑和人手，但钦奈中国研究中心的确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在印度也赢得了自己的名气和一席之地。谈到印度研究中国的学术机构或民间智库，不少国内外人士总会联想到它。2013年3月，该中心的负责人R领事曾经告诉我，中国的一些机构也常常联系他们，资助他们的研究人员到中国开会和调研。现在台湾的一些大学也会给他们提供一定的资助，供他们的研究人员到台湾访学或从事研究。他们举办的学术会议和出版的论文集等，还是颇能引起人们的关注的。我这次访问他们的研究所，正好碰到一家来自加尔各答的出版社找上门来，跟他们洽谈出版事宜。

目前，钦奈中国研究中心已经有了自己固定的办公场所，尽管场地不大，但已经是一个实质性的飞跃。不过，这块场地是租的，可能不到100平方米。实际上，这个场地挂了三块牌子：钦奈中国研究中心（Chennai Center for China Studies）、亚洲研究中心（Center for Asia Studies）和印度南亚研究中心（Indian Center for South Asia Studies）。也就是说，这里是一个机构三块牌子，都是同一支队伍，办公、运营、活动和管理都在一起。这三个牌子或机构中可能只有中国研究中心得到了外交部的固定资助，其他两个机构或牌子或许并没有得到固定资助。他们可能会根据需要，或是根据活动或研究的主题，分别使用不同的牌子，或是以某一个牌子为主，另外两个机构做协办或辅助单位，但实际上仍是同一支队伍在工作。反正都是他们这批老朋友共同的事业。

这三个机构或牌子都是一些朋友和同道自发组织的，为了爱好，或者是为了学术，更确切地说是为了印度的发展与强盛，组织了这个民间机构，也可以称作智库吧。他们个人在这里面真的没有多少利益可得。按照我们的眼光衡量该中心的几乎所有的研究人员干的都是赔本的买卖，纯属义务劳动，赔时间、赔精力，甚至还要赔金钱。他们除了有一些免费出席外地的学术活动或社会活动的机会之外，并不太可能得到经济或金钱上的好处，绝对不可能出现类似于中国的兼职者或挂职者拿丰厚的干薪但并不干事的情况。在印度，你若为政府公职人员，包括退休人员，如果兼职拿一份工资，可能被认为是贪污。如果你有固定的收入来源，那么公家的那份钱你就不能领，否则你可能会有麻烦，至少税务人员会找上门来。在这些方面，印度政府的管理是很严格的。

我很欣赏印度的学术环境和学者热心公益、无偿为国家和社会服务的精神。钦奈中国研究中心的这些印度朋友不为名利，献身学术，爱国为民，一个个劲头十足，真让人钦佩。

在国内，学术界身居要职、掌握资源的人，往往身兼数职，到处兼职，拿多份固定工资或津贴，到处讲学并拿高额酬劳。这实际上是一种腐败，是掌握权力的学术官僚之间相互的利益交换或馈赠。

钦奈中国研究中心这里也有一些印度政府部门的退休官员来兼职，但也是不拿外快或报酬的，而且一定要具备学术资质或能力，要了解情况，能写会说，言之有理，具有较强的分析问题的能力，更要有卓越的见解和洞察力。印度退休官员的影响力从权力的角度而言是非常有限的，捞外快的渠道并不畅通，而且忽悠不动别人。在印度，靠忽悠是很难起家或发家的，行政权力过期作废。退休官员只是普通人，他们也安于做普通人。如果你干些沽名钓誉、欺世盗名的捞外快的勾当，别人会看不起，也会被媒体曝光，让你丢尽颜面。所以，如果没有两把刷子，没有理想和精神追求，没有真正的奉献精神和工作热情，印度的政府部门的退休官员一般不会甘冒出洋相、毁名节的风险而在社会上抛头露面的。大家都很洁身自好，注意名声。弄不好不是身败名裂、一世英名毁于一旦吗？还怎样安度晚年？那多划不来！他们没有那么愚蠢。当然，这主要是因为印度社会在这方面的管理是成熟的，没有投机家和冒险家生存的土壤和空间。

冒险家和投机者的乐园哪里找？印度没有！在印度学术界，南郭先生也是很难安身立命的，没有市场！你穿着皇帝的新衣招摇过市，很容易被人识破并被拎出来进一步示众，接着会招致围攻，大家都来痛打落水狗。

钦奈的这个智库的主要人员大约有十来个人，我都见过。它的真正的核心或许只是四五个人，可能就是他们这几个人挑头发起成立的这个智库，目前也正在担任这个机构的领导职务。他们中外交官、军人、学者都有，但都已经退休。没有退休但也参与其中的社会各界人士一般都是抱着旁观者的心理在里面兼职或捧场的，更不参与管理和运作。他们自有其平台和舞台，没必要以此为主要舞台，更没有必要争夺这里的领导权或主导权。民间智库就是民间智库，在成气候之前，恐怕都比官方正式的学术机构要弱小很多，在发展中国家更是如此。我们目前也非常重视智库的发展，媒体也大谈智库建设。但何为智库，如何定位智库，这是需要认真思量的。中国还缺智库吗？有那么多的大学、社科院与各类专门的研究机构，智库应该说是很多的。如果认为中国没有智库，或者说需要另起炉灶再建智库，纯粹是一种误会，或者说是中国的这些相关研究机构的研究能力的悲剧。智库不一定非得是官方投资的纯粹为官方决策服务的机构，或者是非得得到官方的正式冠名和认可不可，关键是要有专家和相应的研究能力，要能出有质量的研究成果。

中国真的缺乏能够为决策部门献计献策的人才吗？中国社会科学界真的缺乏研究重大现实问题（包括国际问题和战略问题）的能力吗？并不一定是这样。但问题是中国的学术与高等教育的组织机构和管理体系尽管非常庞大，并不一定能很好地将这些相关机构组织起来，也可能没有将学者的积极性和研究能力调动起来，或是充分地利用起来。如果要另起炉灶建立新的智库或者说名义上被称为智库的机构，不是还得用这些现有的人才和学者群体或研究队伍吗？不少人谈到智库，只想到社科院系统，而忽视了高校，这可能是个误会。实际上，高校人才或人力更多，而且从财力上也得到了国家的更大力度的资助，科研项目也更多。个别大专院校的有关院系，完全可以起到智库的作用。但它们从身份上被有关管理部门忽视了，被排除在智库之外，或是没能挖掘潜力。这种状况产生的原因可能主要是高校的相关机构本身对于决策部门来说所起的智库作用一直不大，或是作为智库方面的贡献一直不够，因而无法引起关注和重视。但这不怪高校老师，而是科研管理体制以及成果发表的困难造成的。智库的建设和发展必须得有一个相当良好的学术氛围或环境。没有这个良好的环境只会出现弱智者冒充智囊的结局。

在印度，民间智库，以及所有的民间机构，其成立和发展并没有任何困难，尽管它们与官方智库和官方研究机构相比力量微弱，竞争能力还不够强。不过，印度的某些民间智库的发展势头还是蛮强的，包括两个专门以研究中国为主的民间机构或智库，就是钦奈的中国研究中心和德里的中国研究所。

作为一个民间研究机构或智库，钦奈中国研究中心是一个后起之秀。在中国研究领域，虽然它依然缺乏有分量的领军人物，但它的领导核心和主要成员却胸怀大志，敢于表现，也取得了不俗的成就，影响力并不低，实属难能可贵。总的来说，该中心的核心成员或领导成员还是蛮有特点的，个别人的背景或经历是非常独特的，因而值得略微介绍一二。

R领事，是印度前驻华使、领馆的外交官，目前任钦奈中国研究中心的主任。由于他是外交官出身，在外交界和外交部广有人缘，加之在当地也有一定的社会关系，因此是钦奈中国研究中心的主要发起人和灵魂人物，也担任该中心的领导职务。该研究中心目前所得到的印度外交部的资助估计也还是与以他为首的几个老外交官的关系网和具体的努力有关的。当然，外交部的资助主要还是取决于他们这个研究中心的成就和业绩，并非全靠关系。据我的观察，他是一个能力很强、很有办法、很有抱负、很有主见和很有想法的领导者，也是一个工作非常有效率的人。

V将军是钦奈中国研究中心的核心成员，同时兼任亚洲研究中心的主任。他以印度海军准将（Commodore）的军衔退休，做过印度东部海岸警备队司令，也做过海军舰长。但是他的研究能力、分析能力和写作能力都是出类拔萃的，有出色的战略思维能力，在军事领域、国际关系和战略问题上，宏观与微观都很清楚，问题与理论都了如指掌，说起来一套一套的。他的文章常常刊登在印度一流的报纸和刊物上，不断有人上门约稿。就在我访问他们的机构之前，一位马德拉斯大学政治学系的藏族博士生与我聊天时曾经拿出一篇他写的关于中国海军在印度洋出现对印度的战略影响的文章给我看，具体题目我忘了。那份报纸是他新买的，还没来得及看呢，但被我要来认真拜读，据为己有了。他当时估计也不好意思拒绝我的那个过分要求。但由于后来一个多月我在印度各地不停转战，行李不断超重，我也不断减负，这份报纸也被稀里糊涂地丢弃了，让我感到非常惋惜。

后来V准将还曾到海德拉巴的奥斯马尼亚大学与我参加同一个国际学术会议，其所做的发言与他发表在报纸上的那篇文章从题目到内容都比较类似。在海德拉巴奥斯马尼亚大学开会期间，我们已经很熟了，已经可以互相开玩笑了。在国际招待所，他就住在我的隔壁，会上会下，我们常在一起聊天。他还送我一件小礼品。我发现他很有幽默感，非常雄辩，长于辞令，是很聪明的一个人。我奉承地将他称为儒将，还给他讲了中文“儒将”的含义，他很受用。但我觉得他真的是名副其实的儒将，带兵的出身，当过舰长，出过远洋，到过世界上很多地方，但又能写文章，很有战略眼光和分析能力，无论是文才与口才都是一流。不是儒将是什么？我还调侃的将他称作印度鹰（Indian Hawk），暗讽其某些鹰派言行。他谈笑中也曾拿我的一些言行——比如着装，大做文章，予以放大，好像我总是暗藏机锋、很有心机或别有用心的样子。他曾将我在大会发言时身着丝绸衬衫与中国的丝绸之路倡议联系起来，无端地将之赋予政治含义。这些当然都是调侃或玩笑式的斗嘴，互相拿朋友看待才这样做的。大家都没有这些都是个人行为，哪来那么多的一本正经！然而，在一些场合，个体的出现或相关言行有时候不免又代表点什么成分，因为对方有时候不把你看作一个个体，不仅仅把你的观点看作你个人的态度。有时候，大家玩笑里面还是有些当真的东西呢，所谓当真不当假吧。开怀大笑之际也可能会话中有话，微笑里面或许也有锋芒。因此，有时我也不得不通过玩笑委婉地告诉他，你高估了中国人的心机了，中国人是坦诚可靠的，不玩虚的，我本人更没有那么多心眼。不过，我觉得V准将是个随和、通达而聪明的人，很好相处。

我真的觉得这种交流，甚或斗嘴、斗智，有时候是很有趣的，同时很重要，也很有意义。只有这样交流大家才能互相了解，才能交朋友，才能更多地了解对方，或是听取对方的见解。总之，这种交流或观点的交换很重要，是一种有益且有效的沟通方式。实际上这样的交流或沟通方式可能更好，让大家忘却了对方的身份与被强行赋予的符号，让双方认识到大家都是人类或同类，是可以相互理解和沟通的。

S教授也是这个智库的元老和核心成员。他是原来马德拉斯大学南亚与东南亚研究中心的主任、教授，现已退休，兼任钦奈中国研究中心的主席（President）和钦奈亚洲研究中心的高级研究员。应该说，从学术的角度而言，他是这个机构的权威人士，不仅熟悉南亚与东南亚的历史和文化，对中国历史和文化也非常了解。他在印度有着相当高的学术威望和影响力。而且他为人和蔼可亲，有长者之风，对我一直非常友善。

还有一位退休高官，作过印度中央政府某部的additional secretary，可能相当于副部级吧。我曾经在好几个场合跟他相遇，也不少次同台发言。他主持过我的几次发言，在时间上例行公事，对我比较严格，没有照顾，曾经引起过我的些许不快和抱怨，引来不少友人善意的揶揄。

此次会面还有两三位很有身份的长者，都是当地德高望重的学者或社会贤达。他们也都是这个群体的重要成员。另外还有一位在上海做过领事的外交官与一位军方情报部门的退休上校，我以前与他们见过面，有过交流，但这次他们都没来。总之，这个机构主要成员大致有10人，或者更少。

在此次访问他们的中心之前，我实际上已经与该中心的主要成员打过几次交道了。有两次并不是很顺当，互相之间也没有留下什么太好的印象，或者说交往的过程中还有些许并不太让人感到愉快的东西。

最早的一次接触是非常间接的，大约发生在2010年，当时我在忙于协助广东四会六祖寺组织印度文化考察之旅。彼时印度驻广州总领事馆的奈尔领事让我帮他推荐一个搞中印文化交流史方面的能够用英语直接交流的专家，说是钦奈要召开一个国际学术研讨会，需要中国学者与会。我推荐了华南农业大学历史系的魏露苓教授。魏教授在20世纪90年代初曾经在印度作过一年访问学者，对印度文化非常热爱，同时又治中印文化交流史，英语也非常好，因而是相当合适的人选。后来魏教授因此成行并大会发言，还提交了论文。她回来后还向我谈到了她在钦奈的见闻和收获，显得非常高兴。我听了之后也很得意，觉得办了件好几方都很满意的好事。我其实开头并不知道那次会议的组织者是这个钦奈中国研究中心或亚洲研究中心，是在听了魏教授讲的情况后才对上号的。但那次我跟他们并没有直接的接触，我们之间当时谁也不认识谁，谁也不知道谁。

直到2011年初，我在喀拉拉邦才与他们有过一次近距离的接触。当时他们与当地一个著名的女子学院联合举办一个关于中国问题的学术研讨会，甘地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的一位教授的夫人在那个学院任教，担任一个名为甘地研究中心的主任，是会议的组织者，她邀请我过去旁听。那个会议上，我认识了他们中的主要成员，包括R领事、S教授和一位退休上校。他们在会上都做了发言，是会议的主角。他们发言的题目和演讲的内容，以及演讲的方式，都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无疑，他们都是很专业的人士，但内容或多或少显得有点鹰派色彩。不过，在发言过程中，他们的表述及用词还是比较慎重的，或者说是以比较理性和学术的方式的进行研讨的，因此还是可以接受的。我感到R领事在发言过程中比较明显地在乎我的出席，因此其发言不是很放松，措辞表现得比较克制，演说的内容与他的发言题目不是太配套。或许不想在我面前表现得太极端或太批评。然而，随后另一个来自喀拉拉邦某大学的学者的发言却让我有些意外。他本来是围绕着一个关于孟加拉国独立过程的问题发言的，但不知咋的突然扯到了中国，然后提高嗓门，用几近咆哮的声音和非常偏激的态度大谈武装干涉周边事务的可能性。他说这些话时面目正对着我所在的方向。这让我非常尴尬，感到非常别扭，激动之下不顾礼节在他正在发言时在听众席大声顶了他一句。我认为，用这种侵略性的态度对待中印关系是非常危险的。本来，那位教授夫人是想请我就一些问题发表看法的，但被我断然拒绝了。我只是想来旁听一下而已，谁知道最后还是没能沉住气，跳将出来，而且一副热血沸腾的样子，表现得有些激动。我实在不明白他的邪火来自何方？为何连起码的礼貌都没有或是都置之不顾了？在我的亲身经历中，这种情况是很少见的。一般情况下，印度朋友即便是在一些关于中印边界问题或其他有分歧的问题上有看法或想法，也会非常注意礼节和风度，甚至会顾忌到在场的中国人的反应，以避免过度刺激客人。但什么事总有例外，有时候个别人想法不同，做法当然也会不同，以至于失去了应有的礼貌和风度。我的表现或许也有失风度。其实是可以在他发言完了再从容地表达自己的看法的，用不着急吼吼地立马截住。他或许也并不是想故意挑衅我。我或许多心了或是太敏感。他或许压根儿没有注意到我的存在。

毫无疑问，我的那次表现并没有给某些钦奈的朋友留下积极、良好的印象，以至于影响到了我们后来的交往。如果他们对我产生某种成见或误解也可能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但我并没有将那次经历当回事，也不后悔。过后，我只是认为自己当时可以表现得更有风度或是表达得更有技巧一些。的确，那位学者的发言至少是对我不够礼貌、不太友好。我当然不能接受这种无理。从国家关系的角度，他那种不理性的态度应该被提醒，其不负责任的表述也应该受到批驳。不过，我并不为那次自己的表现感到满意，事后有不少反思，感到自己当时情绪有些冲动，表述也不是太到位，因而有经验需要总结。我当时或许也像个粗鲁无礼的家伙。实际上，面带笑容的反驳或以探讨的态度进行应对效果可能更好，会更易被对方接受，也会引起旁观者的尊重和支持。后来我又在几个不同的场合遇到了一些较为凌厉的挑战，但表现得就比较冷静，回应也比较系统、到位，赢得了在场大多数听众的赞许或支持。有一次堪称火花四溅的激辩就发生在上次来钦奈参加的马德拉斯大学东南亚研究所举办的会议上。那场不期而至的激辩无意之中让我成了会议的主角，结识了很多朋友。不少人都认为我当时的发言很得体，反击也有力，对我赞赏有加。

当然，如果有人以学术的方式对我们有所批评，也需要我们认真倾听，然后才可能谈得上批驳。如果人家说的话有几分道理，恐怕还是需要我们虚心学习和认真接受的。如果人家说的不是很对，在回应或反驳的时候也应该注意分寸和方式，要争取向他们展示一种不同的立场和他们并不了解的另一面。这需要一种胸怀和技巧。当然，回应和反驳也要建立在你知道得更多或是你知道些别人不知道的情况的基础上。

一个人身处异国他乡，与人交往或交流的过程中更应该注意礼貌和风度，不能给人以一触即跳的印象，更不能过分孕育或玩味某种受伤的悲情感觉，解决问题或进行交流也要以学术的方式为主，以学术的标杆和知识的证据为准。努力扮演好友好使者的角色、坚持阐发学术观点而以理服人是非常必要的，也是非常重要的。在很多场合下，不能太使性子或率性而为。任性和纵情是不适合出现于这些国际学术场合的。当然，如果遇到挑战而麻木不仁，闷声不响，插科打诨和不知所云，或更严重的举止失当，也是不妥的。那样可能会招致鄙视和耻笑。不过，以我的观察，在印度，刻意找茬，甚至有意跟人过不去的事情一般是不会发生的。印度毕竟是礼仪之邦，有着悠久的文明传统。印度人是非常礼貌、文明的，也是待人和善、客气的，知识分子显得更是特别有修养。他们大多数情况下是礼数非常周全的，一般不会失礼。相反，对于失礼的人和事，大家也都会侧目视之。这点儿我觉得他们比欧美学者强。

2013年元月，我在喀拉拉邦Kottayam的甘地大学出席一个国际学术研讨会，又遇到了S教授。我还记得两年前我们的碰面，但他不记得我了。这也难怪，当时我们似乎没有直接的交谈，也没有面对面地私下接触。我只是在台下听了他的发言，因此记得他。他当时可能根本没看见我，出于某种原因没有听到我的那个现场反应。他毕竟年事已高。我当时在会场休息时与R领事和那位退休上校有过交谈，但与他没有交流，所以他不记得我也是应该的。他在Kottayam那次会议上与我有不少交流，对我非常关心，拉着我的手问了不少我的个人情况，主动邀我去钦奈访问，并表示他们会提供接待。他还让我跟R领事联系，给了我他的电话，一副很有把握的样子。但我感觉到R领事对我的印象可能并不是很好，并不一定热衷于我的访问，因此心理上有所保留，并没有抱过高的期望。但出于礼节和对S教授的尊重和感谢，我还是给R领事打了电话。果然，在电话中对方并没有表现出什么热情，此事就不了了之。据S教授说，他们本来计划在2013年3月初组织一个关于中国问题的会议，有来自印度全国各地的学者和相关人士参与，他希望我去。后来他们还邀请甘地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兼国际关系学院院长Raju博士出席。Raju博士本来打算与我一起出席，我也正好可以从钦奈出境，转机吉隆坡回广州。Raju博士给他们写信推荐我出席会议。但是，对方的反应仍然不够积极，长时间没有一个明确的态度，后来他们给出的解释好像是说那是一个国内会议，不宜邀请外国学者参加。我给S教授打了电话，他的语气有些为难，在要害问题上吞吞吐吐，没有了当初的满口答应，只是说这事让我与R领事确认。我感觉到会议的事儿他似乎做不了主。事实上他也不过问那个中心的日常事务。对此我是理解的。事实上这也不算个什么事，可有可无，无关大局，无关痛痒，没啥大不了的。我始终认为S教授是个好人，所以一直很敬重他。

后来，Raju博士也没有出席那次会议，但他代我联系了印度理工学院钦奈分院的中国研究中心和马德拉斯大学的东南亚研究中心，同时再次联系了这个钦奈中国研究中心，推荐我去他们那里访问或参加他们组织的学术活动与学术会议，要他们向我提供接待。印度理工学院钦奈分院的索妮卡博士很快回复，答应向我提供两天的接待，同时安排我在他们中心做一场讲座。马德拉斯大学东南亚研究所更是热情邀请我参加他们即将召开的学术会议，安排我的发言并提供3天的接待等等。索妮卡博士的友好接待让我见识了钦奈的高新科技园及印度理工学院钦奈分院的美丽校园，开了眼界，而在马德拉斯大学的经历更是让我倍感新奇，收获很大，各方面都很充实。事实上，我在马德拉斯大学东南亚研究所的访问非常有趣，参加会议的经历颇有故事，甚至有点传奇色彩，主要是那场激辩。这里不表，或许以后会有专门讲述，但不是现在。然而，那次我在钦奈中国研究中心那里却遭遇了小小的挫折，令人不是很满意。我想，他们或许不欢迎人去搅场子。

钦奈中国研究中心方面也给了我答复，但他们的安排却让我有点儿意外。它的答复是：允许我参加他们组织的那个以中国为题的会议（具体题目我忘了），但只是以观察员的身份（Observer）出席；他们不提供住宿，但帮我在一家旅馆定了一间房。我不能以正式代表的身份参会的理由是：那是一个国内会议，我一个外国人不宜作为代表参加发言。这个理由从道理上来讲是蛮充足的，至少说得通。不过，一般的会议组织者都没有那么死板，也不至于以此为由拒绝一个跟会议主题有很大关联的外国学者。相反，会议组织者总会千方百计地创造条件让一个已经送上门来的不用他们支付国际旅费的外国学者参会，也大都乐意提供必要的非国际差旅的补贴。这样做并没有人管，没有什么后顾之忧。况且那次钦奈中国研究中心搞的会议规模很小，又是民间组织办会，哪会有什么顾虑？钦奈中国研究中心对我的态度与S教授当初的盛情邀请及期盼形成较大的反差。事实上，当时庞地切里（Pondicherry）一家大学也要召开一个国内会议。他们就邀请我去参会，承诺提供旅费，但由于某种原因，我却没去。接下来，在钦奈中国研究中心的会议完了之后，我参加了马德拉斯大学东南亚研究所组织的一个会议，他们的态度和做法就完全不同。

一个以中国为题的学术会议，一般来说会议的组织者都会比较欢迎一个中国学者的出席。S教授原先是非常希望我参加的，而且很明确地邀我发言并许诺提供接待。马德拉斯大学东南亚研究所的会议本身与中国并没有直接的关系，但他们非常欢迎我参加，提供了不少方便，可以说是比较慷慨大方。我在他们的会议上非常受到关照和瞩目。但钦奈中国研究所的来信却让我见识到了另外一种更为复杂而深刻的考量与思维，也算是让我长了见识。我当时本想作罢，不去观察他们那个会议，但Raju博士劝我去看看，反正钦奈是要去的，提前过去也是个不错的主意。他本人会在我访问印度理工学院钦奈分院中国研究中心期间在那里与我会合。他要出席那里的一个博士答辩会，只在那里呆两天。另外，在甘地大学与我同时作住校访问学者（ResidenceScholar）的美国Kent大学的Steve教授刚好要走，Raju本人也要回离科钦机场不远的老家看看，我们几个正好一辆车拉到Kochin机场，省事，省力，省钱。从Kottayam到科钦机场至少有两个小时的车程呢。我考虑一下觉得有理，就同意了。反正从钦奈出境回国的事情已经定了，干脆早去钦奈，在那里多待几天，总比老待在Kottayam强。在那里我已经连续住了一个多月了，所有的工作也完成了，周边也观光多次，换个环境更好。钦奈中国研究中心的那个会议会有一些熟人及老友出席，过去跟他们见见面也未尝不可。这就有了我在钦奈与钦奈中国研究中心的再一次的深度接触。

钦奈中国研究中心的那次会议是在马德拉斯大学的学术报告厅举办的，是在那里借的场地。他们没有自己的场地，在那里借个场地免费使用当然是件划算的事情。这点印度大学的做法比中国大学的做法要更省钱。中国大学里面的公共场地，如学术报告厅之类，即便是校内人员召开学术会议往往也要收费，甚至校园网本校教师和学生也要交费，这让人很难理解。我在印度各地大学访问，他们所有的校内设施，只要是闲着，无论哪个教师、学生或哪个单位，都可免费使用或借用，任何单位都不会阻挠或反对。大家都理解，知道那是公益行为，是为公共服务，是为全校师生服务，是为了学术，是为了教育。但为什么在国内大学里会出现这种利用公共设施坐地收钱、限制使用的现象呢？公共设施要充分利用么！

不少印度大学的办公条件和基础设施近年来改善很大，但总的来说并不好，一般情况下比中国的大学差很多，但基本上能做到以学生和教师为本，以教育和学术为本，学校的设施和设备要全部为教师和学生服务。在那里，你只会发现教师和学生在自行管理和操作学术与教学活动，行政与教辅部门是在为教师和学生服务，而不是教师和学生被他们折腾得团团转，围绕着他们的行政管理的指挥棒浪费时间。印度的大学校园里大部分都没有WiFi，但有WiFi的校园，肯定会全面开放，让师生免费使用。这是公共资源，既然国家投资了，学生收学费了，就应该让他们享受这些资源。印度的一些大学老师听说我们在学校上网还要交钱，申请一个校内邮箱也要按月收费，都惊得眉毛飞到脑门上去了。这都是我无意中与印度朋友聊天时交换到的信息，纯属无意。一些朋友抱怨他们发给我的邮件没有回音，我不得不告诉他们我的校园网的邮箱一段时间由于欠费停用了，但现在又恢复了，因为这个邮箱又对教师不收费了，但现在仍不太常用。是这样才扯出了网络收费的问题的。我可不想扯这些鸡毛蒜皮的事情。

穷国办教育也有穷办的办法，那就是至少要充分利用资源，把好钢用在刀刃上，而不是浪费资源，让一些人利用公共资源谋求私利，垄断资源，将公家的东西运用合法或不合法的手段私有化，变相转为私人的东西。其实，发达国家的教育资源浪费更少，因此教育质量有保障。发展中国家也不是不可以把学术搞得像模像样，尤其是人文社会学科，无非是一张嘴、一支笔和基本的图书资料而已，该要什么条件？如果有思想、有水平，照样可以与发达国家对话，甚至在某些领域、某些方面超过它们。印度在这方面做得不差，在国际学术界乃至整个国际社会有自己强大的声音和影响力。相反，我们的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学术影响力在国际社会就没有那么大。我们有时候只能是关起门来自说自话。我们的媒体好像对西方媒体和舆论也有一定的批驳和应对，但传播力度仍然不够，及时的对话、发起或制造国际性话题、发动全球性讨论、影响或主导国际舆论的能力有限。

那次钦奈中国研究中心在马德拉斯大学的学术报告厅举办的会议只有一天，但请到了一些名流和印度一些顶尖的中国问题专家。有一位嘉宾是前西孟加拉邦的邦长，还有两三位具有相当地位的高干和前高干。那位邦长谈的是中印国家特征的比较和历史文明比较的话题，很有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显得很有水平。他大谈中印是文明国家（Civilization States）而非所谓民族国家（Nation States），似乎这类国家身份更独特、更高级。德里著名的两位女性中国问题专家AlkaAcharya教授和Madhu Bhala教授也来了。她们中前者是德里的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兼尼赫鲁大学东亚研究中心教授，另一位是德里大学的东亚研究中心教授。

我原来的一位熟人V博士也从喀拉拉邦北部的卡利卡特赶来参会。他原来在尼赫鲁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读博士的时候与我相识，后来去中国的北京大学留学好几年，回国得到尼赫鲁大学的博士学位后获得了印度著名的商业管理学院设在卡利卡特的那个分院的教师岗位。他现在还经常坐飞机到钦奈上课挣钱，整天忙得不亦乐乎。他告诉我他现在对自己的现状很满意，似乎一切都尽在掌握之中，坐拥地球似的。我很佩服他的生活态度和人生与学术自信。

V博士是Alka博士的学生，跟着她得的博士学位。但他在北大也得到了一个博士学位，不知道是哪个系。也有人说他只是在北京大学拿到博士学位，尼赫鲁大学的那个并没有顾上拿。他曾经得到印度政府部门奖学金的资助，到北大留学。那个奖学金应该是四年期的，但他究竟在北京待了几年我至今也没有搞清楚。或许不止四年。他原来并不是学中文的，但却获得了留学中国的机会，最后竟然在北大以较短的时间内获得了博士学位，真让人佩服，也让人羡慕。我记得我的一位印度朋友当年得知他要去北京留学的消息后非常羡慕，甚至是不无妒意。我近年来在印度开会碰到过V博士两三次，有时候也会互相寒暄一阵，开开玩笑。不过我俩的交谈尽说些虚的，好像都是玩笑性质，不能当真，只能当假，没有啥实质性的东西。他在会上发言时常常会有中文术语蹦出来，给人留下深刻印象。2011年一次在喀拉拉邦甘地大学开会时，一位不懂中文的印度朋友叹服地跟我讲：“他的中文真好。”他在钦奈会议上也是如此，发言中充满了中文单词，让不少不懂中文的朋友闻之悚然动容且肃然起敬，但颇有些望洋兴叹的味道，令我莞尔。

我得说钦奈中国研究中心举办的那次会议的众多发言涉及内容很广，还是蛮具有学术性的，质量是相当高的。尽管有些发言显得有些剑拔弩张，颇有些声讨、批判的架势，但也有一些题目和内容是比较积极或温和的。有一些学者还讨论到了理论问题，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ideology。不知他们咋喜欢用这个词儿，而且特别热衷于讨论这类话题，一提这个词儿就来劲儿，讨论得不亦乐乎。我作为旁观者也听得不亦乐乎，比较享受。尽管我对他们的基本观点持保留态度，对他们关于中国的政治形势、战略与外交或某些情况的分析大不以为然，但我还是相当佩服他们的认真劲儿和研究的深度的。

我在很多场合发现印度学者常常喜欢讨论理论问题，好像谁没有理论就不上档次，或是没啥水平似的。这让我赞赏或欣赏。我发现他们中的不少资深学者的学术功底和理论水平也是很高的。但他们中不少学者常常喜欢使用ideology一词，不仅仅将它用来专门描述中国的政治问题或相关的理论问题，而是将很多一般的理论问题都用这个词描述，似乎不顾ideology一词几乎不具褒义的学术背景。那次钦奈会议上似乎一度也出现了人人争说ideology的热闹局面。

但是我只是一个旁观者，受到了客气的接待，但被冷落在一旁，没有正式发言机会。我也索性只旁听，不提问，一言不发。这次我绷住了。会下，我也只与几个熟人聊天，对其他对我不冷不热的人我也没啥热情。一些陌生人也不知我是何人，因此与我也几乎没啥交流，也不愿主动搭讪。我也没有跟他们住在一起，除了在会场，跟与会者完全隔离开了。他们或许根本不知道我干吗来了。事实上，我根本不知道与会者住在哪里。

我去钦奈之前以为会与其他参会者住在一起，后来发现不是，便要求搬到参会者所住的地方，要跟大家在一起住。但那位被安排来跟我接头的印度朋友，一位曾经在印度驻上海领事馆担任过领事的前外交官劝阻了我，说是怎能让一位外宾住到那个地方呢，好像我是什么大人物似的。但我只是一个观察员啊！难道那些参会者会住很差的地方？他们也没有坏规矩，或是说没有不按照规则与礼仪办事，一切都中规中矩，包括对我的接待方式。所以，我觉得自己也没啥抱怨的。人家有人家的规矩。既然来参会，就得按人家的规矩来，又不是人家求着你或请你来的。

另外，那位来自班加罗尔的“上海领事”人非常好，是个谦谦君子，很有修养，对我礼数周全，已经是尽自己的最大能量照顾我了。他也是受人之托，专门安排我的食宿和参会活动。我对他也一直心存感激。

事实上，那个宾馆条件不咋的，但房价不便宜，唯一的优势在于院子很大，里面有好多独立的楼房，分别有些小院儿，很宽敞，但格局和绿化并不好，没啥花草。它的前身应该是个政府部门的招待所之类，像个工厂。会议的组织者还特意给我订了个挺大的套间，一天三千多卢比，但空调是那种非常陈旧的窗式的，一点都不制冷，噪声很大，我干脆把它停掉而使用风扇了。

那个旅馆位于钦奈的一个比较繁华地段，周围都是豪宅和豪华场所，离马德拉斯大学不近。我开始不明白他们怎么给我选择了那么一个地方，后来发现马德拉斯大学附近真的没有什么好的宾馆和招待所。我从那里去马德拉斯大学都得自己打车前往，步行得花半个多小时，来回跑挺费事的。不过后来我了解到有几个与会的真正贵宾也是住在那个旅馆的，包括Alka教授、V博士他们几个，但大家并不在一栋楼上，因此我也没有见着。此次会议的参会人员中或许根本没有几个需要提供住宿，因为会议规模并不大，一半的发言者都是当地人。但当初我并不知道，那位“上海领事”开始也没有跟我解释这些。

他们办会还是蛮节俭、高效的。实际上，印度人办会比中国人节俭多了，大部分情况下都只提供极简单的餐饮，不会特别大吃大喝、铺张浪费。即便是有，也只是一两顿，比如欢迎晚宴和散伙酒会等。一般情况下，基本的餐饮就是在会场吃外卖：盒饭或简单的自助餐。其实，很多会议是很少举办欢迎晚宴或告别酒会的。这点令我极其欣赏。我自己有时候办会或搞活动也曾想这样做，但总是没有勇气，怕遭人耻笑或是得罪人。我们有些人大吃大喝惯了，宁愿浪费，也不能不讲排场。这些被国人错误地视为正规的礼数，殊不知有时反而是一种落后的礼仪。

我记得那次会议我只是中午在那里吃了一顿简单午餐，包括一盒冰淇淋在内，花费应该不会超过150卢比。晚饭组织者及部分嘉宾到外面下馆子，还有酒喝，但没有请我去。这让获得邀请之前正欲与我一起返回那个招待所的Alka教授等个别印度朋友都不好意思了，似乎颇感难为情。他们本来是打了车要捎我回旅馆并准备一起晚餐的，但他们只好下车，与我分道扬镳。Alka教授计划提供给我的免费晚餐和交流机会也泡汤了。她本来是要请我吃饭的。我虽然也对组织者的不讲面子有些吃惊，但当时我一点都没有感到难堪，更没有不快，而是含笑旁观，等到他们坐车绝尘而去，我才坐着那辆等候多时的出租离开。我觉得这很正常，因为会议结束后大家就散伙了，并没有晚饭，部分参会的发言者也并没有获得去饭店喝酒吃饭的邀请，我何必为此特别介怀呢？而且，我觉得如果有人不喜欢自己很正常，自己在任何场合的出现以及本人的存在价值也不是为了讨谁喜欢，尽量做好自己就是了。不能因为别人不喜欢你，或是没有请你吃顿饭或喝顿酒就耿耿于怀。这是人家的规矩，或者说这不是必须的，人家也谈不上失礼或有意慢待。况且，我会在乎人家那点儿吃喝！？我巴不得天天晚上不食好减肥呢！而且，我特别讨厌喝酒，不喜欢到酒场儿去。所以，那次我一点也没有觉得尴尬，反倒是充满了欢欣与愉悦。不说是心存感激，至少是不以为意。我只是为失去一次与Alka教授和V博士他们交流的机会而婉惜。

我有那么脆弱吗？相反，我觉得自己能亲临其境感受某种戏剧性场面是一种运气，有收获很大的激动。这不是什么难堪或尴尬。这种场面的出现，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我觉得都特别有观察或体验的价值。说不定这里面具有浓烈的文化元素呢，够你吸收、消化一些时日的。你想想，说不定这里面还是能够看到匠心独运呢，非常值得把玩、品味。我也不觉得它是什么黑色幽默。相反，这倒具有真正的喜剧色彩。生活中的喜剧有时候是难得观赏到并亲身参与的。想到自己的不快和难过啊？高兴还来不及呢！我感恩！实际上，这的确也是非常好的礼仪文化的一部分，应该学习才是！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人家在礼仪文化方面比较成熟、自然，同时也非常简约、实际。我对此非常欣赏！当然，我也为自己的镇定自若而自鸣得意，感觉到自己的表现也不差，没有失礼或失态，保持了一个来自礼仪之邦和文明古国的学人应有的风度和仪态。我微笑凝眸，淡定而自然！一顿酒水，一餐晚饭，没那么多的讲究和内涵，也没有那么多的玄机和用心，都淡然处之、坦然面对就是了。至于与Alka教授的交流，以后自然有机会。事实上，我随后还在广州接待了她及其助手，请她到暨南大学中印比较研究所做客、交流，还陪她参观了广州市开发区和广东省政府发改委，晚上还由一位大款朋友设便宴款待了他们。第二天那位老板还义务做他们的司机，为他们提供了一天的免费用车和服务。

当然，那天晚上我并没有绝食，而是在旅店附近一个相当不错的餐馆里大吃了一顿。

有时候，我的行为和做派给人以比较西化的印象，喜欢直截了当，而且我也推崇这种方式。但是，我真的有那么直截了当以至于达到不给人面子的地步了吗？恐怕还远远不至于。有些事我还是做不来的。其实，我自己感觉到在这些方面还差很远，至少在钦奈碰到的这件事我做不来。然而，在这些方面也不一定非得向他们看齐，做好自己、坚持自我就是了。可以说，直截了当到不近人情的地步不是我的人生追求和生活习惯，甚至可以说这套东西与我的人生准则和个性完全相反。

相比较而言，亚洲人都比较含蓄、委婉，中国人和印度人都差不多。个别人很特别是他们自己的修养或个人作风的问题，大约与整体的文化传统和民族性没有多大关系。印度人一般情况下也像中国人一样能够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通过一些国外的经历，我突然发现自己其实是非常替他人着想的，也是很给人面子的。对此我感到庆幸和自豪，也希望能够做得更好。尽可能在行为处事方面做得比较客气、和善、得体且礼数周全吧。友善、知礼、通达、照顾别人的人在哪个环境里永远都是受欢迎的。

大约三天后，我出现在印度理工学院钦奈分院中国研究中心，在那里做一个关于中印关系的报告。钦奈中国研究所的R领事与V准将也赶来听会，但他们来晚了，在我开讲后才匆匆忙忙地赶到。他们似乎显得很热心、很专注，聚精会神的样子，而且也充当了问答环节的主要提问者。不知何故，那天我的兴致不佳，缺乏足够的热情和激情，作报告的过程中有点走神，对提问的应答也不是太到位。或许我觉得这本来该是我在钦奈中国研究中心召开的会议上谈的话题，现在我在这么一个小场合谈，他们却一本正经地跑来听，显得很重视的样子，这本身就有点像个玩笑。说实话，我觉得这像个马后炮。不过，那次我与R领事和V准将反倒有了较多的交谈和对话，双方似乎有了一定的了解。一个值得一提的细节是，当时我对V准将的语音并不是太习惯，对他的提问从接受上颇有些被动，甚至有点抵触。后来再见面时就有了很大的改善，能够接听很好了。这大约与某种场合时的情绪和态度有很大的关系吧。如果你重视一个人并希望倾听他的言谈，那么就会听得懂或听得进去他讲的话。V准将的吐字还是比较清晰的，只是说话语速较快，刚开始可能不是太习惯。R领事的英语发音比较清晰，我一直比较习惯。

这次来印度之前，我给好几个在钦奈的印度朋友写信，包括钦奈中国研究中心的R领事，通报了我抵达钦奈的日程。我抵达钦奈之后，收到了T博士的电邮，说是奉R领事之命与我联系，协调一个时间请我到钦奈中国研究中心做客。我后来与他协调了两次，终于落实在10月31日下午4点。我很高兴有机会参观钦奈中国研究中心并与R领事等中心负责人和核心成员见面。我希望通过这次访问能够加深双方的了解并建立互信和友谊。毕竟大家都是在一个领域里从事研究，属于同行呢，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同行之间怎能互相无视对方的存在而不加强交流与沟通呢？我相信我与钦奈中国研究中心的同行们还是有着一定的对话的基础和交往的愿望的。

那天中午我在马德拉斯大学新闻与传播系有一个演讲。演讲完并吃过饭后已经快3点了。不久T博士就坐着小三轮来接我了。这让我特别感动。从马德拉斯大学到他们中心的办公地点需要穿越大半个城区，跨过一条河流，走了40分钟的样子，到达一个原来不曾去过的区域，但也给我一个很好的机会观看了更多的钦奈的面貌。这是个难得的兜风机会。我此前也有过在钦奈坐出租、三轮摩托或两轮摩托兜风的经历，对钦奈的市容还是有所了解的，特别是前一天去Loyola企业管理学院演讲时一路的观赏，令我印象深刻，看到了钦奈非常气派、美丽的一面，但也在周边或豪华建筑的旁边，看到了一些脏乱和落后的场景。不过，我随T博士所要去的地方却是另外一个风格，被视为钦奈的另一个中心。一路上看去，那里似乎没有什么行政区和特别豪华的商业区，绿地或绿化带也没有往马德拉斯大学、Loyola学院和印度理工学院钦奈分院那个方向多。

我发现钦奈真的很大，城市还是富有活力的，空气质量不算差，但是水污染却很严重，河水都发臭了，特别是那条最大的横穿城市的河流，水黑得让人惨不忍睹。事实上，从马德拉斯大学旁边流过的那条河流也污染严重，其入海口就在著名的玛丽娜海滩旁边。我曾经到那个入海口看过。哎吆，我的天哪，那河水如同黑色的胶质液体，墨汁一般，腥臭无比，在入海口形成了一条宽广的污染带。而旁边的海滩上，人们还在若无其事地游泳、赏景、吃烤鱼呢。

我得说，大部分时间，整个印度的空气质量都很好，没有那么重的污染，但水的污染比较严重。我记得好多年前就发现德里附近的亚穆纳河也污染很严重。由于印度干旱缺水，水资源和河流网络的环保体系非常脆弱，所以这种状况让人忧心。我此次访问印度在不同的场合好几次谈到这个问题，希望能够引起印度朋友的重视。印度的工业污染源应该不算太多，水污染严重大约跟政府有关部门不够重视有关。如果能够给予足够的关注或重视，这种环境恶化的局面是能够得到及时遏制的。

在三轮摩托车上，T博士与我聊得很热烈。他刚刚博士毕业不久，暂时在这里工作，如果有好的条件，他会另谋高就的。他也盼望能够有机会到中国台湾去留学或访学。他说以后可能会有这样的机会，因为钦奈中国研究中心正在与台湾方面尝试建立某种较深入系统的联系或合作方式，而R领事也正在为他谋求这种留学或交换的机会。

然而，让我想不到的是，T博士突然问起了我当天下午要演讲的话题。这让我有些吃惊，因为我感觉到那个时间段不像是太适合安排演讲或报告的时机，因此也没有准备啥题目或什么演讲。我认为，基于原来我与钦奈中国研究中心的交往基础，这次不会是一个隆重的会面或特别的安排，也就是随便的参观、会面而已吧。要是安排讲座，就会是比较正式的事情了，R领事或其他中心重要成员不会不跟我通过电邮或电话商谈此事。既然没有商谈和沟通，说明这只能是个一般性的会面。我原来以为只会是几个人的会面或座谈，但问了T博士后，他说当天下午可能会来30几位人员。他们的通知早发出去了，得到的反馈统计出来了这个结果。我觉得如果有30来个人，应该是一个不小的听众群了，系统讲些什么就是免不了的了，有一个题目或主题好一些，于是便说可以给个题目。T博士说如果没有题目就算了。我说我可以围绕着一个主题谈上半个小时左右，然后再随意提问并互动交流，内容和范围不限。他认为这样也好。我思索了一下说就谈“Confucian Political Thought and Its Contemporary Implications”这个题目吧。鉴于自己与钦奈中国研究中心诸君不太熟悉和以前并不热络的关系，我不太想谈当代两国关系中的现实问题和敏感问题，更不想涉及外交与军事问题，抑或争端或矛盾。我当时觉得谈点东西应应景就完了，打点太极拳算了，以免发生碰撞或交火。十几天后V准将与我在海德拉巴再次见面时还跟其他印度朋友调侃我当天谈的话题，大摇其头。显然他对这个老掉牙的话题不感兴趣，也不熟悉。他的主要兴趣点在于战略、安全和军事，主要集中在当前的国际问题和中印关系方面。然而，当时有几个老学究或资深学者却对儒家思想和中国古代政治颇感兴趣。他们还与我热烈互动呢。如果我没记错的话，V准将当时也提了两个关于中印关系和中国外交与战略的问题。大家算是各取所需吧，也不算不沾边或是无交集。

我们在3点半过后抵达了钦奈中国研究所。那是一个很不起眼的地方，在一个狭窄的小巷子里，可谓寻常巷陌。R领事与S教授等四五个人已经在那里等候了。后来V准将等三四个人也随后陆续赶到。近两年不见，R领事显得有些变化，似乎没有上年3月初与我见面时那么有活力了，第一次在我面前呈现出老态和疲态。他以前根本让人看不出是个退休人员，仿佛完全是个精力充沛的中年人呢。事实上他前几天身染微恙，刚刚康复不久，而且头天刚刚从德里出公差回来，有些疲惫。而S教授等几员老将却依然慈眉善目，精神矍铄，宝刀未老，似乎没有任何变化。V准将毕竟是军人出身，几乎不显老态，身体没有发福，很难让人相信他早已退休十余年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是，这个智库的主要核心成员尽管年龄偏大，都是退休人员，但精神和身体状况都很好，一个个神采奕奕的，而且没有一个是胖子。我不得不这点在印度知识分子群体中表现得就特别明显。钦奈中国研究所的这群智慧老人不就是典型代表吗？

R领事以及其他中心的骨干成员非常和蔼友好，亲切地接待了我，向我介绍陆续到来的新朋友，以及这个研究所的情况，随后还献上茶点招待大家。一些朋友也向我问了一些个人情况。果然，R领事说这只是个聚会，没有固定主题，也不一定演讲。不过，他向他们这个中心的所有成员和有关联的人员都发出了邀请，说是一个中国学者要来，请大家来见面，说明也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聚会。另外，周边一些学院和大学的学生也接到了通知，一些大学生特意赶来听我作报告。我说既然这样我还是按照固定的主题讲个30分钟左右，然后大家再互动交流吧。我想，大家既然为我而来，反正自己是主角，肯定会多说的，那么还是按照一个主题来讲好一些。我觉得既然已经有了计划，就有必要按既定方案行事。R领事也从善如流，没有任何犹豫就接受了我的方案。

4点钟过后，大约聚集了20来个人，人并没有到齐。R领事觉得没必要再等，就由V准将主持会场，开始了这场座谈。我也就坐在一张桌子后面的椅子上，被几个骨干成员半绕，面对一些外面来的学生和其他来宾，很随意地讲了30多分钟，然后就开始互动、提问。报告过程中，陆陆续续进来七八个人；报告完了之后，又从外面呼呼啦啦进来五六个人，房间顿时显得狭窄起来。

个别长者对儒学和中国古代历史和文化有一定的了解，也比较感兴趣，因此围绕着我谈的内容提出了一些问题。S教授是历史学教授，对于中国历史文化有着较为系统的研究。他用了不短的时间对中华文明、儒家文化发表了他自己的看法，挺专业的，也挺有水平的。他甚至接过别人对我提出的问题，予以解答或回应。看来，我今天的发言题目是他中意的话题，很合他的胃口。他一直谈兴甚浓、滔滔不绝呢，似乎忘了我是主要发言人了。但不少人，包括那些学生和较为年轻的学者在内，关注的却是现实，包括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外交以及中印关系的问题，也很想多多与我交流，听我发表见解。他们的提问也五花八门，涉及面很广。这种大跨度的对话是有一定的挑战性的，以至于T博士后来对这个讨论的复杂性私下向我发出了感慨和赞叹。

T博士是个很诚实、老实的人，也挺谦虚的。看来他对我当时的应对还是比较满意的。在送我出门时，他很夸张地向我表达了他对我发言及答问的认可度，说了不少奉承话。

不过，当时所有讨论和对话都是在和谐、礼貌和客气的气氛中进行的。从我的角度来看，不仅那些资深人士的学术水平很高，知识面宽广并有着丰富的学养和深刻的洞察力，那些学生也非常出色，个个英语娴熟，很有头脑。你很难想象，在这穷厄闾巷里面，会聚集着这么一群富有智慧的人物，考虑着战略和国际关系等大问题，为印度的崛起提供自己的智慧。毫无疑问，这是一个真正的智库，有名副其实的战略家和国际问题专家。

最后，V准将还代表钦奈中国研究中心向我赠送了两本他们自己出版的论文集。其他出版物由于只剩样本，不好赠送。那两本能送我的还是费了不少劲儿找出来的呢。我真希望他们能够赠送我全套的出版物和论文集。那些都是我感兴趣的东西，对我的研究和学习有用。V准将和R领事还希望我们以后能够保持联系、加强交流。那当然了！这正是我来此访问的目的。

报告结束后，天已傍晚，大家各自回家吃饭。我则随一位来自加尔各答的年轻的出版商及其夫人搭便车回马德拉斯大学招待所（GuestHouse）。这样T博士就没必要再专门送我回去了。那个出版商一路上与我谈了不少关于出版和选题的事情，他甚至还向我约稿了呢。在目前电子出版物大行其道的冲击下，他那个出版社也是惨淡经营。但愿他能尽快适应时代的潮流，在电子出版方面也能有所贡献，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开拓出新的财路。

我前两天已经与一位马德拉斯大学新闻系的学生约好了那天晚上去他家做客、吃饭。我回到招待所后他马上到了，接上我去他家吃饭去了。在他家我吃了一顿内容丰富的泰米尔大餐，包括好几种海鱼，真是大快朵颐，非常解馋。那是非常热情、好客的一家人，让我宾至如归。他们让我见证了泰米尔人的待客之道和平民之家的全套餐饮礼仪。那是我抵达钦奈之后吃到的最好一顿饭，也是令我难忘而开心的一次家庭饭局，给我一天的繁忙、劳碌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那真是一个非常有意义、非常有趣、非常难忘、内容非常丰富但又非常疲惫的一天。重要的是，我与钦奈中国研究中心的印度朋友有了很好的交流和互动，加深了相互之间的了解，也给双方留下了各自新的也是比较良好的印象。这是让我倍感欣慰的。我在钦奈中国研究中心的所谓报告或活动虽然不太正式或正规，我也没有机会大谈特谈，没能畅所欲言，但却特别值得珍视，因此特别记录下来，作为纪念。不过，我在那位新闻系学生家里拍下的一些珍贵照片后来因为手机升级被统统洗掉了，让我心痛、遗憾数日。 8vRES8xrcj+woCnTDpAenIDuhdCSnEUQzR3fQR8gKSQNxE1x9/KuxLSsJL5fW1n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