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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也是全国提出高质量发展的元年。江苏作为全国的经济强省与大省，是否实现了高质量发展或者高质量发展程度如何，测度的指标、体系、方法可能有很多，但是如何从国民经济宏观角度来测度它的发展质量是首先必须要解决的“大”问题，这涉及从全局的高度来看待发展质量问题，这是中观、微观层面测度结果无法替代的，前者的水平不是后者的权重加总所能得到，它有着自己独特的特性。纵观现代经济学研究体系，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核算是测度宏观经济发展质量的一个权威工具，现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备的测度规范。2015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供给侧结构改革任务时指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攻方向是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由于投入组合和产出组合的多样性和不确定性，很难计算TFP的绝对值；经济分析中讨论更多的是TFP的变化，“TFP增长率”或“TFP指数”。在微观层面，可以从生产前沿面视角测算企业TFP增长率，并将其分解为“生产前沿面移动”和“企业技术水平相对于生产前沿面变化”两部分，即企业所属行业整体技术进步和企业自身技术效率变化。在宏观层面，除了各产业部门的技术进步外，还能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将要素更多地引导和配置到生产率水平更高的产业部门来实现宏观TFP增长。上述影响宏观TFP增长的两种途径可称为技术进步效应（简称“技术效应”）和产业结构调整效应（简称“结构效应”），而结构效应正是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宏观全要素生产率、增强经济增长潜力的内在机制。如能准确地测算这两种效应将获得产业技术进步、产业间要素流动和配置效率等信息，为政府部门更有效地引导要素流动提供依据。在既有的测度实践中特别是在增长核算框架下，以余值形式出现TFP增长率在大多数时候还是被等同于技术进步，很少有人对其进一步分解。为此，本书依托乔根森增长核算框架，综合迪维西亚指数、Massell（1961）、偏移—份额分解（shift-share method）等，加入三次产业部门TFP指数，从数理角度对宏观TFP增长率表达式进行分解，析出“技术效应”和“结构效应”。根据分解模型，在江苏宏观及产业部门TFP增长率测算基础上，将1990年以来的宏观TFP增长分解为技术效应和结构效应；从而更清晰地认识江苏经济增长及TFP增长的内在动力，为提升江苏宏观TFP和经济增长潜力提出针对性思路和建议。
全要素生产率本质仍是生产率，用于衡量经济单元的生产效率。单投入、单产出情形下，生产率测算可以表示为“投入产出比”；将劳动作为唯一投入要素便得到人们熟知的“劳动生产率”。现实中，要素投入显然不止劳动，仅使用劳动生产率度量生产效率难免会产生偏差。为更好地度量生产效率，有必要测度所有能够观测到要素投入组合的产出效率，于是便有了TFP和TFP增长率测算（Hulten，2000；Syverson，2011）。根据被衡量经济单元，TFP增长率测算分为企业TFP增长率测算和经济体（或产业部门）TFP增长率测算，二者思路方法有较大差别。微观企业TFP增长率遵循以生产前沿面为基准的相对效率测算思路，它最早源于Farrell（1957，1962）的开创性工作。因该方向研究不属于本书研究范围，这里不再赘述。
宏观TFP增长率测算也可追溯到1990年代中期，斯蒂格勒、阿布拉莫维茨、索洛等对此均有开创性贡献。最具深远影响的当属索洛新古典增长模型及著名的“索洛余值”和宏观增长核算体系（Abramovitz，1956；Solow，1957）。根据索洛模型，经济增长可以分解为资本、劳动要素和“被忽略因素（索洛余值）”三部分的增长，进而可计算经济增长中不同因素的贡献率，而“被忽略因素”增长正是TFP增长率。索洛之后，乔根森（Dale W．Jogenson）和格瑞里奇斯（Zvi Griliches）等先后将投资理论、指数理论、国民收入核算体系、企业理论等融合到增长核算框架中，定义迪维西亚指数（Divisiaindex）作为TFP增长率，最终形成了一套完善严谨的增长核算框架。鉴于乔根森的杰出贡献，不妨将其称为“乔根森增长核算框架”。乔根森增长核算框架将宏观经济增长来源分解与国民统计核算体系有效对接：在资本要素投入估算方面引入“资本服务”“生产能力衰减”“存量资本退役及役龄（最大服务年限）”等概念；在劳动要素方面考虑教育、健康等劳动力质量因素，体系更为合理，已被发达经济体及国际组织所广泛采用。为规范成员国统计部门的宏观经济TFP增长率测算活动、提高测算结果可比性，经合组织以手册形式对乔根森增长核算框架及TFP增长率测算细节进行了详细说明（OECD，2001）。国内宏观经济TFP增长率测算工作至少可以回溯到20世纪90年代初。当时，李京文领导中国社会科学院团队与乔根森、黑田昌裕等合作开展中美日生产率比较研究（李京文等，1993；李京文和李军，1993；郑玉歆，1998）。进入21世纪后，宏观经济TFP受到更多关注，黄勇峰等（2002）、孙琳琳和任若恩（2005）、郭庆旺和贾俊雪（2005）都开展了相关研究。近年来国内学者也尝试着用生产前沿面方法测度宏观或部门TFP指数，大致做法是以企业或区域作为效率和TFP指数测算单元，在测度每个单元效率和TFP指数基础上，加权平均得出行业部门或经济体整体的TFP指数（王志刚等，2006；姚战琪，2009）。
除技术水平外，产业结构调整也是影响宏观生产率的重要因素。根据配第—克拉克定理，经济发展过程中三次产业结构转化遵循着一定规律。在经济开始起飞阶段，第一产业比重将逐步下降，第二、三产业比重将逐步上升，并以第二产业为主导。随着经济逐步走向成熟阶段，第一、二产业比重将同时下降，第三产业比重则不断上升，并成为新的主导产业（Clark，1940）。由于第二产业生产率水平远高于第一产业，在第二产业比重不断上升过程中，经济体的整体生产率水平和潜在增长率都将持续提升；工业化完成后，要素资源不断由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但第三产业中很多部门的生产率水平难以提升，导致宏观生产率水平呈现下降态势（Baumol，1967；Kruger，2008）。Montobbio（2002）、Ngai和Pissarides（2007）等通过构造多部门增长模型分析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动态结构变化，以数理模型方式重新刻画了上述产业结构演化规律及其对宏观生产率增长的影响。
在实证方面，Dietrich（2009）利用7个OECD国家的面板数据和面板格兰杰因果检验等工具考察产业结构变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但实证显示的因果关系并不确定。更多实证从生产率分解角度将宏观生产率变化分解为整体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变动两部分，进而考察产业结构调整对宏观生产率的影响。Peneder（2003）、Fagerberg（2000）等采用偏移—份额分解法将劳动生产率指数分解为“产业进步效应”和“产业结构转换效应”。
Peneder（2003）对28个OECD国家的实证研究发现，产业进步是生产率提升的决定性因素；结构变化对生产率影响有正有负且程度有限。Fagerberg（2000）则聚焦于专业化和结构转换对制造业生产率提升的影响，对39个国家24个行业的实证表明，结构转换平均来说对生产率虽无明显促进作用，但提升技术进步最快产业比重的国家生产率增长更快。
劳动生产率提升是技术进步和资本深化的双重结果，以各部门加权劳动生产率指数表征的“产业进步效应”不完全等同于技术进步效应。对TFP指数的类似分解则可以解决上述问题。Massell（1961）将索洛模型和增长核算拓展到产业部门，将宏观TFP增长率分解为各部门加权TFP增长率、资本和劳动要素在部门间流动带来的结构变化，前者衡量整体技术进步，属于技术效应，后两者衡量结构转换，属于结构效应。据此，Massell（1961）将美国宏观经济细分为19个部门，对其20世纪50年代宏观TFP增长进行分解，结果表明，技术效应大约贡献2/3，结构效应贡献剩余的1/3。国内学者也从指数分解角度开展了实证研究。李文兵（2011）结合中国三次产业数据在增长核算基础上将TFP增长率分解为各部门加权TFP增长率、部门间劳动要素流动和资本要素流动，得出了与上述Massell（1961）类似的结论，即增长主要来自各产业生产率的提升，结构转变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有一定作用，但在不同时期和不同部门间存在显著差别。王德文等（2004）关于结构调整与生产效率关系的实证虽然也以索洛增长模型为基础，但使用的是基于企业微观数据的计量回归。姚战琪（2009）则用前沿面方法测度部门TFP指数，并考察要素配置对TFP增长的影响。蔡跃洲和付一夫（2017）重新核算了17个行业的资本、劳动投入生产量，在此基础之上核算中国宏观TFP增长率下的技术效应和结构效应（包括资本与劳动的结构效应）。
20世纪50年代以来，经济学界在TFP指数测算方面逐步形成较为成熟的方法体系。微观TFP指数测算主要是以生产前沿面和距离函数为基础的DEA和SFA，宏观TFP指数测算则依托增长核算框架。微观TFP指数可分解为“技术变化指数”和“技术效率变化指数”，前者代表生产前沿面移动，后者代表厂商与技术前沿相对距离变化，反映的都是技术因素的影响。在宏观层面，除了整体技术进步外，产业结构变化也会带来宏观生产率变化，因此宏观生产率指数基本都会分解为“技术效应”和“结构效应”。出于测算分解便利的原因，国外相关实证研究大多选择对劳动生产率指数进行分解，仅有个别针对宏观TFP指数分解的研究。国内学者在增长核算及TFP指数测算方面做了大量实证工作，不过部分研究的“资本投入”“劳动投入”估算等细节有待规范。至于产业结构转换与生产率增长的关系，国内学者虽有所关注，但很多都是在运用DEA或SFA等前沿面方法测度微观企业及行业TFP指数基础上进行的分析，从增长核算和宏观TFP指数测算分解的实证并不多见。
为了更加清晰准确地测度和分解江苏宏观TFP指数中的技术效应和结构效应，本章将在构建宏观TFP增长率测算分解模型框架基础上，收集宏观及三次产业部门的数据开展实证分析。后续结构如下：第三节给出宏观TFP指数测算分解模型；第四节对数据处理进行说明，展示测算分解主要结果，并对测算分解结果进行深入分析；第五节是总结性评论及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