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夏秋之交，方成成为南京大学数学天文系天文专业24名新生中的一员。他乘坐火车，满怀着对未知新生活的期待，背着行李来到了南京。

方成是第一次到南京来，作为一个祖籍江阴的江苏人，他对南京本不应该陌生，但自小生活在外乡使他仍旧对这个六朝古都不甚了解。留在他印象里的，还只是书本上的南京，秦淮河、燕子矶、玄武湖、灵谷寺……是“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是“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是“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是“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

它是江南的一株古柳，秀丽窈窕中映衬着遒劲沧桑；它是秦淮河上升腾起的霭霭水雾，脂粉的腻香中流淌着乌衣巷的风流；它也是浸泡着血泪的一弯月，遥遥地挂在那历史天空的穹顶……

这里就是南京。在那个金色夕阳铺遍了大街小巷的下午，方成走出了南京火车站，迈向了南京大学。

“种好梧桐树，引得凤凰歇栖。”南京的大街小巷都种有梧桐，茂盛的枝叶几乎遮盖了整个南京城的街道。这座城市山水城林融为一体，“钟山龙蟠、石城虎踞”，毛泽东曾经有诗云：“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它悠久的历史为它留下了诸多称谓：秣陵、建业、石头城、建康、金陵。东吴、东晋、南朝宋齐梁陈、南唐、南宋、明、太平天国以及中华民国等都曾经在此建都。

这个城市的一砖一瓦都有其渊源，坐落在鼓楼附近的南京大学也不例外。南京大学，简称“南大”，是一所历史源远流长的高等学府，它的学脉甚至可以上溯至三国时期吴国的南京太学，而近代的校史则是从1902年5月，晚清名臣张之洞与两江总督刘坤一一起筹建的三江师范学堂开始。当时的教员一部分来自中国，一部分聘自日本，开启了南京现代意义的高等学府之先河。

1905年，三江师范学堂更名为两江优级师范学堂，李瑞清出任监督，他以“嚼得菜根，做得大事”为校训，大力提倡科学、国学和艺术教育，为中国培养了第一代近代美术师资和艺术人才。

1914年8月30日，因政局动荡而停办的两江师范学堂改设为南京高等师范学校。1915年设立了中国第一个体育科，1917年设立了商科。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在当时被誉为“中国现代科学大本营”“中国自然科学的发祥地”。

1920年，在南京高等师范的基础上又组建了国立东南大学。4月，郭秉文先生在校务会议上提出了“建立南京大学”的建议，“拟就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址及南洋劝业会旧址，建设南京大学，以宏造就”，但由于各种原因，这一提议未获得教育部门的批准。12月7日，国务会议终于全体通过，同意以南高师各专修科为基础筹办大学，定名为国立东南大学。

随后，这所学校又更名为国立第四中山大学、江苏大学、重庆中央大学（因抗战期间学校迁入重庆而更改）、国立中央大学等。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吴有训先生出任学校校长，并于1946年11月1日在南京开学，这是当时全国院系最全、规模最大的大学，规模之宏大、学科之齐全、师资力量之雄厚，均居于全国各大学首位。因此，当时的南京大学有“民国最高学府”之称。

1949年8月8日，国立中央大学更名为国立南京大学。1950年10月10日，校名去“国立”两字，改称“南京大学”。

南京大学被称为“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并不是浪得虚名，它最早在中国开展现代学术研究，建立了全国最早期的现代科学研究实验室，国际教育会东方部主任孟禄评价其为“中国政府设立的第一所有希望的现代高等学府”“中国最有发展前途的大学”。

现在，这所驰名中外、历史悠久的学府，正静静伫立在方成面前，它已洗尽铅华，用“诚朴雄伟，励学敦行”的态度迎接着每一个到来的学子。

天文系和南京大学的缘分开始于南京大学的50岁诞辰。1952年，本着集中优势资源的原则，全国实力最雄厚的两个天文系——齐鲁大学天文数学系与中山大学天文系，合并组建了南京大学天文系。1955年，南京大学天文学系和数学系合并为数学天文学系，赵却民先生任系主任。赵却民先生是一位著名的天文学家，是中国现代天文学教育的开创者之一，曾执教于上海沪江大学、中山大学等学校。1952年，他被调往南京大学，成为南京大学天文系的第一任系主任，是南京大学天文系主要创建人之一。

对于大多数具有悠久历史的国家，天文学都有着非凡的意义和辉煌的成就。在几乎不存在科学的原始时代，先民敬畏自然，想象神在天上，而天象也意味着神的旨意，由此诞生了用以占卜预言的占星学（astrology）。占星学是天文学的起源，而古代占星师所记录的天象也成为后来天文学研究的重要资源。

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天文学在我国古代有着悠久的历史，可以说中国是世界上天文学发展最早的国家之一，可与农学、医学、数学并列，构成中国古代最发达的四门自然科学。天文学萌芽于原始社会，至秦汉时期形成了以历法和天象观测为中心的完整体系。《尚书·尧典》中提到，“日中星鸟，以殷仲春”“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宵中星虚，以殷仲秋”“日短星昴，以正仲冬”，说的就是根据黄昏时南方天空所看到的不同恒星来划分季节的方法。《诗·小雅》中的“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彼月而食，则维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就记录了一次发生在公元前的日食。《春秋》和《左传》中提到，鲁庄公七年（公元前687年）“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见。夜中，星陨如雨”，这是关于天琴座流星雨的最早记载；鲁文公十四年（公元前613年），“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是关于哈雷彗星的最早记录。

到东汉时，天文学家张衡制作了漏水转浑天仪，成为中国水运仪象传统的始祖。湖南长沙三号汉墓也曾出土了关于行星的《五星占》帛书，列出了金星、木星和土星在70年间的位置，以及彗星图，展示了当时的人们已观测到彗头、彗核和彗尾，而彗头和彗尾还有不同的类型。据《汉书·五行志》记载，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发生了一次日食，太阳的视位置、食分、初亏和复圆时刻、亏复方位都被记载下来，非常具体；而河平元年（公元前28年）三月关于日面黑子的记载，则是全世界最早的。《汉书·天文志》有云，“元光元年六月，客星见于房”，这正是古希腊天文学家喜帕恰斯所见到的新星。

随后，从三国到五代，我国天文学继续发展。三国时，魏国人杨伟创制《景初历》，发明了推算日月食食分和初亏方位角的方法。吴国陈卓把战国秦汉以来石氏、甘氏、巫咸三家所命名的星官（相当于星座）总括成一个体系，共计283星官、1464星，并著成图记。葛衡在浑象的基础上发明了浑天象，它就是现在的天象仪的“祖先”。东晋的虞喜发现了岁差，南朝祖冲之把它引进历法，将恒星年与回归年区别开来。隋朝编纂的《大业历》也记录了关于行星运行的计算。

宋朝时，天文学发展至顶峰。宋仁宗至和元年（即公元1054年）观测并记录了超新星爆发，宋元丰年间（公元1078—1085年）精确测量了恒星位置并制作了苏州石刻天文图，沈括则改造了浑仪（他在制造浑仪时省去了白道环，改用计算来求月亮的白道坐标，这是中国浑仪由复杂走向简化的开始）。这些伟大的成就证明了我国古代天文学和科学的发展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世界领先的，我们拥有一大批杰出的科学家和先进的仪器。

1543年，哥白尼《天体运行论》一书的出版标志着近代天文学的开端。然而与此同时，我国的天文学发展却逐渐步入低潮期，明清时期虽有外国天文学的进入，而我国却没有形成成体系的科学研究和教育系统，一些积弊使我国自身天文学的发展渐趋迟缓。

到了近代，我国更是陷入战乱，饱受欺凌。政治上，寄希望于非暴力改革的维新变法并没有改变长期的动荡局面。相反，资本膨胀催生的侵略反而愈演愈烈。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以后，法、德两国军队把清朝钦天监的仪器全部劫走，后来修建的一些天文台及仪器则几乎全部在战争中遭到致命的毁坏。

这样的惨痛经历造成新中国刚成立时的天文研究领域几乎成为一片荒漠，唯一稍微像样的设备就是南京紫金山天文台于1924年从国外买来，并于1954年才修复的60厘米反射望远镜。而此时的方成对这个学科也一无所知，刻苦学习是他的本能，可他从未想过自己能做出什么成绩。

直到入学后的一天，方成在校园里看到了这样一条横幅，在众多的横幅中，它显得孤零零的，上面写着：“立志成为祖国天文事业的拓荒者！”不知怎的，这一条横幅打动了方成的心。我国的近代天文事业起步很晚，在世界科技进步的潮流中，我们一开始就没有跟上，是在经历了失败与屈辱之后，才吸取教训，在洋务运动中开设了天文学科。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国内解放战争的战火又将这样的科技苗头摧残了。“向科学进军”是我国崛起的重中之重。方成深深地感受到了自己肩上建设祖国的重担，天文学和天文事业，第一次成为他脑海里的一个清晰的目标。

特别是不久之后，天文系组织的一次参观活动更使方成坚定了为祖国天文事业奋斗的决心。 1QbBXjVifqa5XJrzJPTG5KhWA2n7HXpl3TF9LNgpHvshjPsPo5k/QbGoLZxYmGn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