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沉浸于书山文海

天津中医的历史久远。据史书记载：明弘治年间（距今500多年前），就有蒋仪等名中医在沽为民众疗疾，其所著《药镜》被收入《四库全书总目》；清代有医家查曦，其医道曾享有盛名；另有著名医家洪天锡，著有《素问解》《灵枢解》等医书传世。鸦片战争前后西方医学传入中国，随之出现了维护和发展中医与排斥和废止中医的斗争。1929年国民政府通过《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引起全国中医药界的抗争，天津名中医陈曾源代表天津中医南下请愿；解放后，天津市政府非常重视中医事业的发展，建立了第一个国办的天津市中医联合门诊部。

在毛泽东主席写给杨尚昆的信被刊于《人民日报》之后，中医在天津乃至全国都呈现复苏直至蓬勃发展态势。此信原文如下：

尚昆同志：

此件很好。卫生部党组的建议在最后一段，即今后举办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的学习班，由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领导负责办理。我看如能在一九五八年每个省、市、自治区各办一个七十至八十人的西医离职学习班，以两年为期，则在一九六○年冬或一九六一年春，我们就有大约二千名这样的中西结合的高级医生，其中可能出几个高明的理论家。……这是一件大事，不可等闲视之。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

历史上，天津在1927年出现的全国第一所私立中医学传习所，及其后的私立国医学社，已先后于1941年、1947年停办，所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天津尚无一所中医学校。为发展祖国中医教育事业，培养后学，遵照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在天津市政府的主导下，陆观虎与哈荔田成立了我国最早建立的中医高等院校之一——天津中医学院（天津中医药大学前身）。

陆观虎位列全国八大名医，名列天津四大名医之首。他也是天津中医医院首任院长，由于他的左额角上长着一个骨包，被人们称为“灵包”院长。曾有传说，只要陆院长给病人诊脉时一摸“灵包”，开出的药病人吃了准好。毛泽东主席在世时，患有气管炎，经许多名医诊后效果不佳。后来吃了陆观虎的三剂药，很快痊愈了。毛主席盛情款待陆先生，称之为奇才。

哈荔田出身于中医世家，少年侍医于父亲哈振冈，后师承施今墨、周介儒等名医，1935年悬壶于津门。1954年与陆观虎、赵寄凡等组成天津市中医门诊部（今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前身）,1955年3月调往天津市卫生局任副局长，1958年任天津中医学院院长。

天津中医学院成立之初，挂靠于天津市中医医院。该院的大夫们既要为患者看病，又要走上讲台，为培养中医人才作出努力。其中不乏名医国手，比如善用经方、津门四大名医之一的邢锡波，曾做过爱国将领冯玉祥秘书的名医张庆开等，他们执教于此，培养了一大批中医药优秀人才。

石学敏兴冲冲地带着行李去报道，只见教学楼的黑板上写着：欢迎你，未来的中医师！看得他热血沸腾。

天津中医学院首届招收了包括石学敏在内的120名高中毕业生，分成两个班，学制5年。这批学生后来大都学有所成，成为知名专家、教授，还有的成为院士。

当时的天津中医学院没有专业之分，中医、西医都要学。课程的中西医比例是7∶3，课程顺序是先中后西。除了中医基础理论，还要学中医学、方剂学、生理、病理；西医课则包括理论课、预防、急救和西医诊断等；还有中、西医各门临床课程。学习西医课的目的是为了掌握一部分现代医学基本知识，作为研究祖国医学的辅助工具。

学院建校之初只有北院，后扩建成五个院。一间教室大的宿舍里放着上、下床，住着二十几位学生。食堂的伙食也简单，每天都是清粥淡菜。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高校的条件都很简陋。硬件差点，软件却极好。讲中医的老师都是从临床第一线请来的老大夫，以前虽未讲过课，也没学过教学方法，却都临床几十载，经验特别丰富。他们讲课最大的优点，就是在讲每种病症、每个方药的时候，总能结合自己的临床体会，逻辑清晰，知识丰富。西医老师总认为西医的课时不够，经常利用晚上给学生加课，这样下来西医课程的比例并不低。石学敏他们学习都非常刻苦，课余时间都是泡在图书馆里，既刻苦又勤奋，因此进步很快。

老师们的精业与敬业，给石学敏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他怀揣着“治病救人，去解除人们的病痛”的梦想，认真听老师的讲解，努力汲取知识营养。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他了解到，即使是给同一个病人看病，因着对脉象有着不同的领悟与理解，不同名医的切脉结果也见仁见智。故此，教材只写了基本的脉法和主病，避免由于过于详细、临床运用不易掌握，把学生带入误区。

要想学好中医，得先从经典著作入手。中医学的根柢是《内经》《难经》《本草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等。《内经》分为两大部分，其中的《素问》讲的是生理、病理、诊法、治则，是中医基本理论的根据，也是学习中医的必读之书；《灵柩》对经络和针灸的研究更为重要。可是，只学这几本经典著作还不够，因为其中原则性的理论较多，如果不结合临床体验，不易学深学透，还要广泛地阅读其他医家的著述，尤其是历代名家的著述。唯有广泛涉猎，博览各家的著作，才具有分析鉴别的能力，不至于孤陋寡闻。

石学敏觉得：自己既然有志于中医学，就应系统地学习经典，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他把对中医学知识的汲取与学习，视为人生规划的重要目标。除了及时消化课堂知识，他加紧了自学。当时学院刚成立，图书资源不是很齐全。为了满足求知欲，他把目光转向书店。那里的各类医学书籍让他大开眼界，他就像一条小鱼，尽情地在知识的海洋里畅游。

当时上大学，学费、住宿费、教材费都是全免。石学敏每个月的助学金是12元，伙食费9元，还有3元奖学金。当时石学敏的大哥已经参加工作，还没结婚。石学敏的母亲对他大哥说：“家里也不要你的钱，你的工资不要往家放了，每个月就给你弟弟15块钱，支持他读医学院吧。”哥哥欣然听从。

这额外的15元钱加上助学金等，石学敏的生活费已经不少了。可他还像在中学时一样，不比吃穿，也不游玩，最多每个礼拜看一场电影，其余的时间除了看书，就是去运动场，积攒的钱几乎都被用在买书上了。那时石学敏整个人的状态，就像一头饥肠辘辘的恶狼，唯有书籍才能把他填饱。一到礼拜天他就跑书店，尤其喜欢逛旧书摊。解放后，很少有人用到中医古籍，加之有些人被抄家，导致大量优秀的中医典籍流落在外，那些古医书让石学敏如获至宝。大学期间，他买了很多书，以中医为主，西医的也有。5年积累下来，他大概买了300多套书，其中不乏珍本、善本，以及绝版书，对一个学生来说，藏书不可谓不丰。

俗话说“医书一担，儒书一头”，意思是说，读多少医书，就要读相应数量的儒书来平衡。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中医典籍成书较早，从汉代至今已近2000年，其中各代名家的临床经验和医学见解，都是文言文。如果没有一定的古文基础，对这些经典著作就不易读懂、读深。如果只读翻译过来的注释，从古汉语发展的角度来看，随着汉语的变迁，汉字的形、义、音均有很大变化，对书的注释、引申一代一代叠加，难免见仁见智，言人人殊。若想完整确切地理解作者想表达的意思，最好还是阅读医典原文，才有可能真正通晓其义理，抑或能从原文中理解出独特的思路。所以要想对经典医籍的研究深入一些，非得有一定的古代文化知识不可。

石学敏曾读过私塾，古文颇有些根柢，在文字方面没什么问题。而当他真正走进中医宝库并深入以后，直感到琳琅满目，美不胜收。中医的整体观、辨证观、脉络学说、精气学说等种种理论、学派令他眼花缭乱、目不暇接。仅就《伤寒论》而言，就衍生出清代程应旄的《伤寒论后条辨》、张锡驹的《伤寒论注解》、柯韵伯的《伤寒论注》《伤寒论翼》、尤在径的《伤寒贯珠集》、汪虎的《伤寒辨证广注》、黄元御的《伤寒悬解》、张玉璐的《伤寒攒论》、喻昌的《尚论篇》、陈修园的《伤寒论浅注》、唐宗海的《伤寒论浅注补正》等著作，注家多达200余位，学派不同，立说各异，既有互相补充者，亦有互相矛盾者。如果不加以分析归纳，读得越多，就越杂乱无章。

石学敏每每从一本书的篇章句读下手，先对该书有个大概的了解；再抓住主要内容，带着问题研读；然后把正文与注本同时串读。这样反复地阅读，直到掌握其精神实质。在阅读的同时，他还写读书笔记，以加深对所读医书的理解。当他阅读了相当数量的医典之后，就把不同医典的相同内容，综合到专题下，不仅列上几个作者的观点，也附上自己的体会、见解，作为以后研习的线索。

他在学习时，除吃透精神外，还对某些章节、条文，下了一番背诵强记的功夫。老师上课时曾提到：对于中医典籍，既要明其义，又要背其文。把主要的经典著作读熟、背熟，是中医的一项基本功。如此，方能在临床应用时触机即发，得心应手。

石学敏颇下了一番死工夫，他夜以继日、寒暑不辍地学习、背诵中医知识，不敢有些微松懈，经常读书到夜里一两点。那些读过的医典，深深印在他的脑海里，几十年后，仍能张口即来、倒背如流，乃是得益于大学时下的苦功。

随着知识的累积，他的眼界大开，学识也不断提高，中医的理论在他心里逐渐清晰起来。此时再回想老师讲授的内容，许多迷惑之处豁然开朗。遇到不是很清楚的地方，他一定要刨根问底，弄个水落石出。老师有时被他问急了，只得无奈道：“中医古典医学极其深奥，有些问题我也讲不清楚，以后你自己去研究吧。”

对少许问题虽还有点朦胧，石学敏却把中医经典著作系统地学了一遍，为将来的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EaMiXxRMt+96cliRQcMlRpxGpawjenek3suF7UUKLvqX6uob3Nx2RWGWMJs/eD1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