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阳解围

十二月初一，王三善与诸将商议道：“失守城池，按法是死罪；前去救援，也会死于敌人之手。同样是死，为何不死于敌人手里呢？”王三善终于决定发兵，他分三路向叛军发起进攻：何天麟督兵7000人从清水江进发，为右部；都清道佥事杨世赏督兵1万人，从都匀进发，为左部；王三善亲自率2万人，与贵州右参议向日升、副总兵刘超以及参将杨明楷、方志敏、孙元谟、王建中等人从中路进发，正对叛军前锋。

王三善军到达新添后，全都衔枚疾走，初二抵达母猪洞，初三抵达新安。这天夜里，传言有叛军来袭，营中惊扰，甚至有人商议退兵。王三善说：“退却就会变成齑粉，必须以死抵挡叛军进攻！”于是他按兵不动，督军备战，结果最后并没有敌军来袭。

初四，以刘超为前部的先锋抵达龙头营，正遇敌军，随即有官兵退却，刘超下马立斩二逃兵。安邦彦军队一首领阿成在此役中被官兵所杀，于是敌军望风披靡。当时王三善率军尾随刘超相距不到2里，听到火铳声后将士战栗，又欲停止行进。王三善这时再次坚持前进：“前驱当贼，必无退者，吾当为后劲。”于是策马当先进发，未走1里刘超捷报传至，于是大呼齐进，收复龙里。

拿下龙里后，诸将又畏缩不前，觉得龙里距离贵阳不远，此去途中安邦彦必有重兵把守，应稍事修整。王三善力排众议，再一次表现了他非凡的气魄：“我军猝然来到，叛贼全无防备，不能把时间拖久。赶紧冲击叛贼，切勿错失良机。”初六，王三善策马当先，率领大军继续朝贵阳进发。

王三善驰援贵阳期间，从来不看邸报，说：“我正忙着平定叛贼，哪有工夫看这些？更何况朝中或战或守意见纷纭，看它徒扰人心。”他在朝廷或剿或抚的争论声中，坚持只有“剿”才可以平定乱局，“振国威而扬武略”，确实可贵。

安邦彦一方早有探子看到此景，知道新任督抚率大军进剿，以为有数十万人之多，互相惊骇。安邦彦这时欺骗手下人道：“吾当增兵来助！”于是退驻龙洞。明军连夺高寨、七里冲，乘胜进兵毕节铺；孙元谟、杨明楷二将连败安军，叛军重要头目安邦俊死于此役，同时还生俘安邦彦之弟阿伦。

叛军听闻王三善向贵阳进军之后，攻城再度变得激烈起来，日夜攻打，甚至搭起长梯欲攀梯而上。在李枟的振臂呼喊下，士卒虽然饿困，但都强撑着砍杀敌军。

十二月初七辰时，已经病饿得不成人形的刘锡玄，忽闻城外喊声雷震，又以为叛军正要攻城，强令一奴仆忍饿登城查看。不一时回报说叛军人仰马翻，奔溃如蚁，朝廷大军终于抵达贵阳城下，王师不可胜数；龙洞、油关一路，明军所杀叛军，几与山齐。王三善先以5骑到贵阳城下传呼“新抚至矣”，随后5门齐开，新抚王三善则单刀匹马出场，军民大悦，举城庆祝重生。

贵阳之围的最终胜利还是属于大明的。这种围城战在战争史上难得一见，历时之久、祸害之惨，让人嗟叹。《明熹宗实录》直言此事“睢阳未足比烈也”。战后的贵阳城满目疮痍，百姓流离失所，房舍毁坏严重。而且根据《明史·贵阳土司传》和刘锡玄《围城日录》的说法，城中原有住户十万、军民男妇共四十余万人，围城三百余日后，幸存者仅余两百人，较之《李枟传》中所说的幸存者还要少。

经此一役，贵州境内丧失了大量劳动力，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土地荒芜，战后重建工作对朝廷来说又是一大考验。

贵阳被围时，朝廷以守城劳苦而加李枟兵部右侍郎衔，晋史永安为太仆少卿，而刘锡玄则是先被晋为按察副使，后改为左参政。贵阳解围后，三人又应记功。可解围后，李枟虽辞官而去，但朝中有位御史却突然站出来弹劾李枟。因为这位御史不知从哪听说了这么一桩事：安位承袭贵州宣慰使时，李枟曾向其索取金盆，安位不予，结果李枟心怀怨恨，以致引发嫌隙。如果此事属实，只怕李枟不但无功，反而大大地有罪了。于是，朝廷令巡按御史侯恂查核。最后查出来的结果是，这位御史道听途说，更有御史张应辰竭力赞扬李枟守城功劳。总之，李枟的清白最后得到了证明，这位诋毁李枟的御史也受到明熹宗的责备。

然而，在贵阳围城战中立了首功的李枟、史永安、刘锡玄三人却是矛盾重重。当初，史永安派黄运清前去新添、平越催促援兵，害怕不成功，欲亲自出城催促，结果被刘锡玄怀疑有临阵脱逃之心，并让李枟阻止他出城。其后刘锡玄绝食时，计划派兵保护李枟、史永安二人出城避难，自己留下死守，结果也反被史永安怀疑是想献城投降。于是，史永安上疏诋毁刘锡玄，顺便把李枟也拉了进去，说他也参与谋划此事。无奈之下，刘、李二人只得上疏辩白，而黄运清又在三人之间故意制造嫌隙。因此，三人虽然共同努力守城，但彼此失和。

朝廷对三人的功劳同样争论不休，吏部尚书赵南星认为史永安居功第一，应该不拘一格大用之；李枟先前已经升官，应该召回，然而如前文所说，他在解围后便辞去一切官职；刘锡玄此时已升任右参政，应该重新从优叙功。结果最后，李枟和刘锡玄没被重新启用，双双还乡；倒是史永安屡次升迁，后来坐到了宁夏巡抚、三边总督的位置。

崇祯元年（1628年），李枟的金盆事件又被言官重翻旧账。好在这次不但有平定奢安之乱的功臣朱燮元为其申冤，更有贵州地方百姓替其不平，最终也没翻起什么波浪，李枟后老死于家。相比之下，史永安在边关为魏忠贤营建生祠，日后被劾罢官，为时人所不齿。其实不仅史永安讨好魏忠贤，川湖云贵总督张我续亦是。王三善大破叛军后，张我续并无寸功，且被曝出侵吞军资60万两白银，因而被言官弹劾，解职候勘。后来张我续攀附魏忠贤而被起用，结果又在崇祯年间名列逆案，不过这些都是后话了。

解围贵阳时，王三善和士卒披毡冒矢石前进，以2万人破敌10万。然而，成功使贵阳解围却并不意味着奢安之乱已定。解围后，李枟、史永安二人请王三善入城，被其一口回绝：“贼兵不远，军心未定，我大帅也，不可即安。”他驻扎于南门外，第二日便移镇宅溪，大破叛军，而安军则惊惧之下远遁陆广河外。几天后，左右两部援军和湖广、四川、广东诸省援军才姗姗来迟。军队一多，王三善所忧粮食不足的弊病就凸显出来了，他想将多余兵马遣回原省却被底下将校拒绝。同时明军对战事过于盲目乐观，王三善同样犯了轻敌的毛病，希冀通过大败安军来获得地方粮食，这些骄兵情绪客观上造成王三善的悲剧。这位巡抚大人日后轻敌冒进，又大意信任敌方降将，结果中了诈降计被敌人所俘，最后不屈而死。

贵阳解围后的天启三年（1623年），安邦彦再度得势，这次反攻不但导致王三善遇难，总理川、湖、贵军务的总兵官鲁钦也遭败绩，自刭而死。此后，直到崇祯三年朱燮元逼安位出降，贵州才告平定。

奢安之乱平定后，朝廷对叛乱地区的治理仍是老一套：大土司适当削弱，甚至改土归流；小土司则以招抚为主，加以笼络。天启三年，川地平定后，永宁宣抚司并入叙州府，完成改土归流。崇祯三年，贵州宣慰司改为水西宣慰司，虽未彻底改为流官治理，但革去安位宣慰使一职，并夺取水外六目之地。同时，朝廷沿河筑城36所，设防守卫。崇祯四年，朝廷没收水东洪边12马头土地置开州，改为流官治理。从善后措施也能看出，朝廷对土司的改土归流多以武力征剿为手段，然后施行。

明朝天启年间，统治集团同时面临多个危机：内有财政崩溃、党争不断，外有后金兴兵辽东，兼之土司作乱西南，社会矛盾空前激烈。除此之外，天启七年在陕西澄城县爆发了以王二为首的农民起义，揭开了晚明农民大起义的序幕。此时的朝廷处于三线作战的不利境地，但“重辽轻黔”的错误方针，使西南方面的局势越来越恶劣，最终酿成长达十余年的奢安之乱。

这次动乱牵制了四川、湖广、贵州、云南、广西诸省的大规模军事力量，严重削弱了朝廷在北方防御后金的军事能力，不仅给川黔地区的人民带来严重的灾难，也对其他地区影响深远。以云南为例，有不少土司直接参与了奢崇明、安邦彦的反叛活动，也有部分受朝廷征调加入平叛大军。川、滇、黔三省交界处土司蜂拥随奢、安二人反叛，以致云南一片混乱：东川土司禄千钟兵犯寻甸、嵩明；武定张世臣攻陷他颇、补知二堡；沾益土司设科先掠曲靖，后攻陆凉，震动昆明。这些土司一齐随奢崇明、安邦彦造反的缘由，是因为这些彝族土司之间的关系很是亲密。比如说，乌撒土司安效良和水西安氏是肺腑之亲，而东川土司向来仰乌撒土司鼻息，至于寻甸土司则和东川土司世为秦晋之好，沾益土司设科又是安邦彦之妹。因此，永宁、水西、乌撒、寻甸、沾益、东川等土司虽分属四川、云南、贵州，然则俱为一体，其实是一家人。正是这些彝族土司在共同利益的驱使下，互通声息，使得川、黔、滇三省一时间全遇战事。

是时，贵州方面屡次传书云南请求派兵增援。然而，云南自顾不暇，如何分兵去救？时任云南巡抚的闵洪学上疏朝廷，请求也为云南考虑下。当然，不救也不行，虽然黔事比滇事形势更为严峻。云南可调用军队以土兵为主，其中以阿迷州土知州普名声和安南长官司沙源为土兵翘楚。因此，调往贵州的滇兵多为土兵，且几分云南一半军事实力。之后，普名声因忠顺有功，朝廷特加其土守备职衔，增赐银币，仍给本品服色衣一袭。

明朝中后期，由于官兵松弛散漫，不堪一战，而土兵则相对来说更为骁勇，因此大规模招募土兵参与作战的情况一直存在，以之戍边御虏、平蛮镇寇乃寻常之事。明末辽东战乱频发时，四川的石砫和酉阳二宣抚司均派出土兵积极为国效力，战斗表现优异，朝廷都看在眼里。当秦良玉之弟秦邦屏战死辽东后，朝廷特赐其都督佥事，并子孙世袭。不过，由于积极响应朝廷征调，这些土司进一步扩充了军备，吸收了不少降俘，开始形成拥兵自重、尾大不掉的问题。之前正德年间，刘六、刘七起义时，朝廷所调土兵一路劫掠，人民不堪其扰。而后嘉靖年间，东南倭乱时，朝廷就积极征调阳麻兵、瓦氏狼兵前往御倭，结果贻害东南甚惨。朝廷为了鼓励这些土司积极参与到战事中去，常常将战役胜利后的战利品赏赐给他们，这也无疑增长了土司和土兵的贪欲。在平定奢安之乱的过程中，云南土司沙源、龙在田、普名声、吾必奎效力颇多。这些云南土司在奢安之乱中积极为朝廷平叛，获得了朝廷的信任，以此不断扩张自己的实力。他们的小心思，被当时的贵州总督傅宗龙瞧在眼里：“普名声将来不可保证，就现在看来，他幸灾乐祸的心思确实是有的，只是不敢率先发难而已。”由此观之，让少数民族互相制衡的办法虽有可取之处，却也不怎么高明。

崇祯年间，云南阿迷州爆发了以普名声为首的土司叛乱。顺治二年（1645年）八月，元谋土知县吾必奎叛乱。同年十二月，安南长官司沙定洲叛乱。此外，还有一些小土司随着这几个大土司而反。这次云南土司叛乱不但前后起因有所联系，而且沙定洲和普名声之间也有亲戚关系，通过联姻实现了两家变为一家的势力合流，因此并称沙普之乱也无不可。因明亡后全国各地分裂，一时间竟无统一政权集中力量对其进行平定。沙普之乱断断续续，持续时间比奢安之乱更久，其残余势力最终于康熙四年（1665年）被吴三桂所平。

可以说，旷日持久、糜兵费饷的奢安之乱严重动摇了朝廷的统治基础。受朝廷统治方针影响而膨胀的西南土司势力变得尾大不掉，其先后迭起的叛乱使朝廷处于对后金、农民军和土司三线作战的不利境地，耗费了朝廷大量的财力、物力和军力，直接加速了明朝的衰败和灭亡。

参考文献

原始文献：

《黔牍偶存》《明史》《明史纪事本末》《明会典》《明太祖实录》《明神宗实录》《明熹宗实录》《明会要》《明纪》《贵阳府志》《贵州通志》《万历野获编》《滇志》《读史方舆纪要》《广志绎》

近现代文献：

[1] 龚荫。中国土司制度史[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2.

[2] 林延清。论明代兵变的经济原因和历史作用[M]//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明史研究论丛（第4辑）。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

[3] 杨伟兵。三百日战祸与明代贵阳城市应对——以刘锡玄《围城日录》记述为中心[M]//林超民。西南古籍研究（2006年）。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

[4] 东人达。明末奢安事件的起因与作用[J].贵州民族研究,2005(6).

[5] 彭寿清，李良品 .论明代土司地区的儒学教育[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3).

[6] 杨虎得，柏桦。明代宣慰与宣抚司[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3).

[7] 黎小龙。明代西南总督与民族社会冲突调控[J].民族研究, 2005 (4) .

[8] 林建筑。明代水西彝族及其与中央政权的关系[D].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2005 . GEXgrLsI2AikaVEzb6kEjkw+yLuNXsCNJOTqsCLnJNNOuLZAIcKvAAOp7rv0G+A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