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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围城

天启二年二月初七,水西军已至贵阳城下。不过守城方经过李枟、史永安的军务准备后,事事周整,人心渐安;但全城原有标兵、镇戍兵、卫所兵,加上临时招募的兵丁也不过七千余人。正月末,李枟紧急传令张彦芳和黄运清回师援黔。

贵阳城初建于元朝至正年间,起初不过是个土城,直到洪武十五年(1382年)才大肆修葺了一番。整个贵阳城周围9里7分,城高2丈2尺,共分5个城门:东武胜门,南朝京门,西圣泉门,北柔远门,次南德化门。《读史方舆纪要》中说贵阳“府当四达之郊,控百蛮之会”。在当地,贵阳就好比人之胸腹,贵阳东西诸府卫犹如人之两臂,战略位置之重要自是不必多说。

《围城日录》对贵阳围城战有着非常详尽的描述,是关于这场战事的第一手资料,它将整个围城战事分为七局:二月初七至四月初六为第一局,四月初七至五月初六为第二局,五月初七至七月十二日为第三局,七月十三日至八月十八日为第四局,八月十九日至十月二十三日为第五局,十月二十四日至十一月十日为第六局,十一月十一日至十二月初七为第七局。

当时布政司、按察司两衙人员恰巧皆进京述职,武将张彦芳、黄运清分守铜仁、遵义。经过城内以李枟为首的两院三司商议,他们决定由剩下的军政要员分守5门:北门由巡抚李枟负责,其余4门分别由提学佥事刘锡玄、参议邵应祯、都司刘嘉言、前任副总兵刘岳把守。史永安则居守望楼,组织街市士兵,防止内变。此外在北门柔远门外另部署有3000镇筸兵。所谓“镇筸兵”,乃是湖南湘西一带的兵种,“镇筸”就是现在的湘西凤凰城。这支军队向来以骁勇善战著称,抗倭名将俞大猷就曾任职湖广镇筸参将署指挥佥事。镇筸兵在清末镇压太平天国时,仍以凶悍能战扬名天下。

初七辰时(早上7—9点),安邦彦军队兵临贵阳城下,巳时(上午9—11点)立马、设置栅栏营寨于城外诸山。安邦彦包围贵阳城后,首先进攻的正好是李枟所守的北门。北门虽然建在高坡之上,下面又有护城河作为屏障,地势上易守难攻,但安邦彦久居贵阳,熟知贵阳城内情形,知道北门年久失修,因而认定该处为贵阳的薄弱环节。可是他并不知道李枟已有所准备,早派人修葺北门,并在城外部署了一支强有力的外来援军——镇筸兵。在二月初七的首战中,镇筸兵奋勇死战,安军虽然人数占优,却也只斗了个旗鼓相当,这么一来城头观战者士气顿时大增。

傍晚时分,安军放弃进攻北门,转战东门。贵阳五门中独东门地势偏低,刘锡玄对此也有准备,在东门月城之上设置了百余名弓箭手。水西军攻东门之时,万箭齐发,最终水西军惧而撤退。二月初七这日首战告捷,意义不可谓不大。根据刘锡玄的说法,此战后全城士绅百姓才有了活下去的希望,再无死心,也是贵阳能够支撑三百余日却始终固若金汤的精神保障。

不过就在此时却出了个大乱子。部署在北门外的镇筸兵虽然骁勇,面对安邦彦的10万大军却也心怯。作为城内将士依靠的镇筸兵,竟在此时要求进城。两院三司集议良久,还是决定开门放其进城,但三千镇筸兵军心已乱,曳戈而走的达两千五百人,仅剩四百五十余人入城并被刘锡玄调到东门守备。而后城内复招一千五百余名民兵,以补逃兵之缺,这时尚有五千余人阖门而守。

二月初八西门御坡上贼,十六日北城开门杀贼

二月二十三日烧贼厢楼,二十六日御贼土笼

为了恐吓城内守军,入夜后安邦彦令士兵在城外各山头每人手持两支火炬,并将每支火炬的两头点燃,以营造出有40万大军的气势。站在城头远眺,只见火光点点,连绵不绝,炽然可怖。但此后安军几乎夜夜如此,守军也就见怪不怪。

围城第二天,安军改攻西门。贵阳西门城外有一石坡,其中有一巨石被草木掩盖。水西军占此为据点,向城内发射矢石。城内守军无以为御,顿时军心惶惶。巡按御史史永安急来西门坐镇,安抚军心,并用火铳杀敌,暂时逼退安军。待到初九安军再来,西门已经造起了雉楼,比那石坡更高,这次又是明军占据制高点位置。

明军在西门造起了雉楼,安军则在北门造起了另一种攻城器械——厢楼。厢楼可以算作攻城塔,由水西军在城外发冢,取杉坚厚者,四面复布而制,当中可以埋伏数十人,底部装有辘轳,由数十人推着前进。至于守城方的破敌之策,乃是趁夜缒两名矫健的士兵出城,持火药、油草等物从下烧之。待到厢楼中人察觉,火焰炽燃,已经不可扑灭。

南门外的安军使用了不同的攻城方法。他们编竹为笼数以万计,笼子中盛满土石,以之垒起,打算建成高台居高临下攻城。守城方的一个军门旗牌官李良才急请监军拆除城内永祥寺钟楼,将其改建于城门之上,再次抢夺制高点。安军所垒土笼本来已高丈余,见状气势顿减,被迫放弃置笼,城内趁机出兵大肆掩杀一番,并焚毁土笼。不可避免地,水西军再次失败。

安军在造高达3丈的攻城楼俯瞰全城时,还使用了妇人、鸡犬以及厌胜之术。守城方的反制措施则是烹煮猪肉夹杂米饭投出城外,远看就像投喂鸡犬似的,同时张开虎豹皮于城楼上袚除不祥。

总之,安邦彦军队屡战屡败,始终不能攻入贵阳,还屡次遭到城内明军打劫粮食,不免大怒,于是沿山安营扎寨,四处设下伏兵拦截道路,断绝贵阳周边交通。同时,叛军杀百姓、烧村寨、置木栅、垒户墙、断粮道,以致鸟雀不能飞渡;又先后攻破周边的广州、普定、威清、普安、安南诸卫,贵阳以西数千里地全部沦陷。安邦彦试图让贵阳城在外无援军、内无粮草的情况下不攻自破。

守城方在奋力抵御的同时,亦对城内百姓进行了多方动员。在早些时候,贵阳军政衙门就发出告示,晓谕周边百姓及时输送粮食入城,如有缺人挑运的情况,即刻报数赴道,给予执照,借济兵需,以便差人搬运。城内百姓也在群情激愤的情况下,杀了一批城内奸细。学官和诸生也积极参与到守城事宜中去,以学道为监军,脱下布衣改穿戎装参与守城。又有五六百人分成数组,负责五更稽查并督导士兵备战。贵阳士绅则纷纷出钱,作为赏金奖赏给有功将士。总之,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守城方同时密谕城外儒生见机行事,擒凶杀敌报效国家。

另外,守城方也没坐以待毙,而是在守城之余,多次主动出击。例如三月十五日凌晨,贵阳守军发兵牛路口,截盗安军粮草,至午时方回。同时有一支军队在刘锡玄的带领下,出其不意地大开北门,掠北郊宅溪 而还。这日明军所擒斩的敌军之多,几乎可筑成“京观”

尽管如此,在安邦彦10万大军的重重包围下,守城方的日子也越来越不好过。刘锡玄在二月二十日给贵州总兵张彦芳和都司黄运清的信件中称:“自从初七围城贼折败,伎俩已穷。探知彼中,颇亦悔惧。但援兵不至,城中御贼有余,扫贼未能也。”

二三月份,是整个贵阳被围期间战事最为激烈的时候,但由于守城方措施得当,叛军的攻势被一一顶回去了。此后虽然战事趋于缓和,可另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出现了——缺粮。

贵阳围城期间,安军每夜打号火威吓守军

《围城日录》所记述的核心就是贵阳缺粮所造成的局面以及地方军政的举措。由于缺粮且孤立无援,城内矛盾开始凸显出来,战局逐渐倾向攻城的安邦彦方。

四月初七凌晨,在贵阳被层层包围的情况下,贵州总兵张彦芳和都司黄运清突然率新龙兵2万余人,在几乎没有受到任何阻挠的情况下到达贵阳城外,并急夺南门而入。在全城双手加额大庆的同时,刘锡玄却觉得这支援军来得实在奇怪。此前张、黄二人的军队在回师援黔的过程中,首先在新添战胜了一场;随后安军以此为饵诱其进入龙里,大败张、黄二人所部。

刘锡玄怀疑这支援军不受敌军阻击,亦不见一敌兵,是安邦彦故意放其进入贵阳城的。先前两将和叛军在新添、龙里之间相持四十余日,而突破至贵阳的道路又危险狭窄,如果不是叛军故意放水让其顺利回援,这两支军队焉能轻易到达贵阳?想来想去,刘锡玄只能得出一个结论,不是明军太无能,而是叛军太狡猾:故意纵新龙兵入城,想让这支2万余人的生力军消耗城内粮食。反正贵阳已经被围得水泄不通了,人越多,粮食消耗得越快,到最后怎么也得开门投降。这时有人就跟刘锡玄说了,前一日(初六)就有敌军在东门外大喊:“我让尔新龙兵来!”很明显,初六时安军就已经明确告知了自己的计策,但对于守城方来说即使提前知道,也还是无可奈何。

不得不说安邦彦的计策还是很成功的,但是他没料到这个世界上还存在张巡、许远一样的将士。

张、黄二人所部入城后,所消耗的粮食之多可想而知。刘锡玄自言,这时心中的恐慌已不亚于叛军二月初七刚刚包围贵阳的时候。张、黄所部虽云2万人,但登记在册的却只有14000人,而实际情况却是连8000人都不到。既然自称有14000人,那么一天便要吃掉140石米,这使城内的粮食供给变得急剧紧张起来。

张彦芳进城后“建牙府第,顾盼自如”,而黄运清则“疺则拥诸姬”,什么围城,全都抛在了脑后。有人夜叩两将营房,希望二人率兵出城扎营,得到的回答是营房还没准备好;问他们啥时候准备营房,答要先整备排栅;问啥时候准备排栅,答要先取浮粮;问啥时候向哪个敌营、民寨取浮粮,答要先战胜敌军,让敌军胆寒才可。总之,二将决议当缩头乌龟了。

所以城内的问题是这帮军士只吃饭不出力,故意避战。

四月十八日,驻守西门的两三千人在监军的逼迫下不得已出城迎敌,冲入敌营杀贼多人,有长驱直入之势。由于张、黄二人奋勇杀敌的景象实在少见,刘锡玄感动得亲自写感谢信祝贺他俩。此后,张彦芳总算搬出了府第驻扎北楼,黄运清则驻扎次南门。

四月二十二日这天又出事了。两台、总镇、监军、都司等人集议战事,黄运清手写兵符十余纸分给各将,令某将于当日一鼓出南门,某将于二鼓、三鼓、四鼓出北门,齐候黎明,然后一起攻打小壁堡取浮粮。刘锡玄惊骇地偷偷对李枟、史永安大骂黄运清是书生郎不知兵,从来没有这么张扬明白的将令,岂不让敌人有所准备?

其后城头鼓声大作,刘锡玄急忙派人问南、北门出兵到何处,却全无人员回报。刘锡玄急问黄运清何故,收到的答复是手下的部卒一天只吃一升米,太饿了,出不了城,现在鼓噪着回宿民宅了。稍有常识的人都能看出这只是避战的借口,愤恨的刘锡玄在《围城日录》中针对此事自行注解道:这时因为一升米吃不饱就鼓噪,后来只有半升米甚至一合米 的时候却也没有鼓噪,说白了就是“将贪兵骄”。之后因为缺粮,这帮兵痞甚至直接把百姓砍翻了放到集市上卖人肉,把刘锡玄气得直骂:“黔人半死于贼,而全死于恶将耳!”

进入五月后,两将怠战情况更为严重。刘锡玄无一日不向李枟、史永安二人控诉此事,而李、史二人也日日催促二将出战。都司黄运清的意思是先要让他们吃饱,才可迎敌。不过,张、黄二将虽然怠战,但和敌军交战时却也有胜场。

这时的安邦彦把贵阳视作掌中之物,并不强攻,只打算坐困贵阳。安军沿山排列营栅,分隔内外,每隔十余天就攻打贵阳一次,然后退兵而去。五月二十日,叛军齐攻北、西、次南三门。六月初五,叛军再攻北、东、西、次南四门。对贵阳守军来说,彻底击溃敌军虽不可能,但守城也能勉强应付。

彼时安邦彦因交战不利退守宅溪,李枟、史永安当下决定派兵分控新添、威清二卫。经过集议,这支军队打算夜间行军。然而乘夜行军时,虽无敌军埋伏,分为前后两队的明军却疑神疑鬼,后队以为前队是敌军埋伏,前队误以为后队是敌军追兵,惊惧不已。结果黑夜中两队互相踩踏,死伤逃散者不少,本来九千余人的军队事后仅剩三千五百余人。对贵阳来说,虽然减员不少,但每日可省55石粮食。不过,对抚台、按台来说,到底减员多少仍然是笔糊涂账,当他俩向黄运清索要花名册核对在籍兵士时,后者说什么也不肯交出。

总的说来,自从两将进驻贵阳以来,形势不但没有好转,反而更加严重。这群士兵不但要吃粮,还索要饷银。而帑库早已告罄,哪来的饷银?李、史只得告急于乡绅士民。虽有好义者相助,但局势并没有得到缓解。张、黄二人的援军、临时所募的新兵及巡抚下面的标正亲兵,按照每日每兵消耗1升米粮计算,也只能坚持到六月。事实上,五月间就已经出现了士兵抢米事件。刘锡玄巡查西门时,正好撞见抢米的两名士兵,他当即大怒将其斩首。

六月初二,巡抚李枟颁布“银米兼支”的“限食令”:每兵给粮1仓升,定价1分5厘;日给米5合,兼银7厘5毫。“银米兼支”虽然中止了此前每兵每日1升粮米的“特供”,至少可使官禀撑到七月间,但终究只是“节流”之法,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如果朝廷始终没有援军到来“开源”,总有一日大家都得饿死。

此时的官府还发动乡绅捐献“事例米”,“每输米一石准银三两”,并根据所捐份额给予增生、廪生、贡生、选贡等不同名号。最后的结果是得米市斗六百余石,合约仓斗 一千石,又能延缓贵阳困局一月左右。

五月二十九日和六月十一日,守城方两次出城杀敌,甚至还杀死了敌方一个小头目。李枟也强令帐下亲兵前去小壁堡夺粮,并表示如果空手而回就判死刑。虽然是抢回了一些粮食,不过杯水车薪,无济于事。

贵阳被围告急之初,正逢辽东重镇广宁失守,举朝惶惶,置之不问。后朝廷得报孤城尚存,这才急令新任巡抚王三善前去救援。贵阳坚守4个月,除去张彦芳、黄运清所部,并非无援军前来。当时赴援的新任四川总兵杨愈懋、推官郭象仪与敌军战于江门白杵营,结果阵亡。此时的川湖云贵总督张我续和新任贵州巡抚王三善却一直拥兵不进,就算李枟、史永安等人的奏疏像雪片似的飞往京师,朝廷也下旨斥责两位督抚,屡次催发,他们依然不发一兵。王三善虽然在其奏疏中自言“臣当在道一闻黔报,恨不飞渡贵阳”,但他却并没有立即率军前往贵阳的意思,而是先驻沅州。对此,王三善给出了他自己的解释:沅州处于贵州、湖广交界处,“便于期会为饷计”。次驻镇远,则是因为新募湖广兵士要进入贵州,需要核实后归入行伍,待粮米运至,便可直接进发,一举荡平。其实从后来的平叛之举来看,王三善并非畏战的庸人,相反是能征善战之将,只是苦于大军未能集结,贸然出击易被各个击破,这才一再拖延。

另外,在当时这种情况下,向朝廷索要粮饷是极为重要的事。明末财政困难众所周知,军卒因无粮饷哗变已成司空见惯之事,奢崇明起兵也有部分该因素在内,王三善将此事看得极为重要也在情理之中。不过王三善在给朝廷的索要粮饷的奏疏中说,因钱粮征解未必能如期而至,所以要求邻近省份就近接济粮饷银米。后来,他又请加总兵张彦芳平蛮将军印,专敕统领土汉官兵;加原任都司徐时逢为副总兵,协力进剿,朝廷尽皆许之。在朝廷催促王三善进兵的同时,邹元标又推荐侯恂(《桃花扇》男主人公侯方域之父)取代史永安为贵州巡按御史。

这时王三善已至平越,仅陈兵万余,而且副总兵徐时逢、参将范钟仁互不服气。范钟仁抢先进兵,结果在甕城河遭遇了叛军。范钟仁作战不利,徐时逢则作壁上观不肯相救,以致范军大败,部将马一龙、白自强等阵亡。此役后,各处声援均绝,贵阳的处境也愈加不利。

七月十二日,贵阳城内官禀原有存粮消耗殆尽,于是从十三日起,开始食用先前从乡绅处筹集的“事例米”。到了八月二十三日,“事例米”也吃完了。为了稳定城内军心、民心,贵州军政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比如禁止城外兵将入城买米,收养遗孤子女,令两院卖粥救饥等。此外,“受害人叫唤地方,地方不速救护同杀官兵者,力斩”。

此时贵阳守军处于“惟瞪目以望援兵”的境地。七月十七日四更,叛军贿赂城内奸细,升长梯于东门神机楼北;内应则从文庙登城拆去城堞,引叛军登城杀死戍卒。危难之际,正遇史永安巡防至此,他急呼守军杀贼,贵阳全城才得以保全。

七月二十五日,贵阳军政再次召集城内乡绅士民于大兴寺合议,商讨八月二十三日之后的兵粮筹集之法。不过由于多次输纳兵粮,民间亦疲,因此这次召集乡绅士民输纳粮食的行为,较之前几次有着更明显的强制色彩。官方这次实行的“派米”之法,即逼各家各户报出所有存粮数量,如果有怀私妄报者,则要受猡鬼万刀。全城接受检举后,共五百余家有余粮,可得米市斗六百石,合仓斗约一千石;然后官方给出印票,规定每家出米多少,养兵几名。如果输米入仓,则票留给本户,官兵不许复过其门;如果自言无米,即家中确实无米的,也要忍心发下酷令,取原票给兵,任饿兵立索。当时贵阳除战死、逃跑、遣入屯寨的,尚有守军6000余人。其中“派米”之法可养3000名士兵,“银米兼支”法也可养3000名士兵。

七月十七日,贼于东门神机楼架梯上城

贵阳军政在大兴寺和当地乡绅士民商议派米之法

“派米”之法最初在地方官中推行,目的在于惩戒,“以释从叛之疑”。其中一位姓马的御史出米216石,养兵1200名;又有张知州、马知州各出米180石,各养兵1000名,以一月为限。其后“派米”之法在民间施行,实属无奈之举。援兵遥遥无期,安邦彦围城又急,能苟延残喘多久就算多久。

刘锡玄也感慨:“现在恶业与地狱果报,全由我一身承担。因此若杀一人,则说我甘作安邦彦刀手;若挞一人,则说我甘作安邦彦差役;若抄一家,则说我甘作安邦彦先锋。以此行之,能续两月就续两月之命,则人力岂至于此,上天护此空城也是太苦了!”

从七月到十月,尽管战况不如二三月间激烈,但叛军得悉城内明军兵少粮绝,且援兵遥遥无期,于是又施攻心之法。安军走近城下,虚张声势,甚至用酒水食物引诱城内守军。城头戍卒缒城而下、跳而越者,杀之不尽。负责诛杀这群逃兵的士卒回顾城中惨烈景象,也不免哭泣着放下手中屠刀。

水西军一面攻城,一面提出议和。安邦彦表示只要献城投降,就允许巡抚李枟、巡按御史史永安二人安全离开贵州省境。然而贵阳军政官员在李枟、史永安、刘锡玄三人带领下不为所动,决议死守到底,但城内出现的叛逃和密谋献城现象还是越来越多。饶子勋、郑大贵二人阴谋献城,被李枟所察,后会合总兵张彦芳斩之于北楼旗台下;又有数人夙怀异心而被刘锡玄所杀。而驻于城外军营的官兵则争欲撤营入城,完全不听两台号令。后由于饿困益急,两台不得不听其撤营入城。

十月,全城终于彻底断粮。十三日清理县衙仓库时,又得余粮市斗100石,可合仓斗109石。抚台李枟因北门将士两月来屡次击退敌军之功,允其士兵每天可食2合米。虽靠着县仓余粮延续至十一月,但面对安邦彦围而不战的策略,官方只得默许百姓私下出城和叛军交涉。十月二十四日和二十八日,民间乡绅两次出城交涉的结果都不如人意,每次都受对方言语谩骂而还。这样的结果也打消了城内一些意志不坚定的士兵的念头,只能抱着和城共存亡的态度继续战斗下去。应该庆幸交涉最后没有进行下去,因为安邦彦此前攻破毕节时,屠戮全城;攻陷乌撒时,“城陷,城楼、卫署、学宫、祠庙,附郭军屯,咸为效良所焚”。

不过,城内局势已经逐渐失控,再也不是两台所能左右。当时,官仓粮食告罄,米1升值20金。无粮可食的人们开始吃糠谷、草木、皮革,但这些东西数量有限,要不了多久也会消耗一空。城内百姓出逃现象越来越严重,而被刘锡玄骂作“贪恶大将军”的黄运清则趁机大发战争财:要出城的话,每人都得缴纳一两黄金,这还只是四五月间的买路费;后来围城愈急,所需的买路费也越来越多,到此时则抢劫其全部所有。火焰在城内四处蔓延,但由于里舍十室九空,根本没人救火,只能任它燃烧。于是,贵阳城内无一处不烟尘四起,无一夜不火光冲天。在这样的环境下,李枟担心家人受辱,于是烧掉自己的全部书籍冠服,事先告诫家人,如果情况紧急就自尽,并留下刀环等物。

十一月十一日到十二月初七,围城最后一段时间,贵阳全城幸存人员已经奄奄一息。刘锡玄所募儒生,此时幸存的也不过数人而已,而且饿得不能出门;胥吏日给米2合,也只有3人能勉强登城守卫。此时,贵阳地方政府完全脱控,城内各衙门也形同虚设,无人看守,真到了油尽灯枯的地步。 BEPYsVz2XEY9l/TO189R3Osqrbzgx2gBkvnEiX5oZcKWcTgMosfugHw7QE8UIvd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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