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阳围城

天启二年二月初七，水西军已至贵阳城下。不过守城方经过李枟、史永安的军务准备后，事事周整，人心渐安；但全城原有标兵、镇戍兵、卫所兵，加上临时招募的兵丁也不过七千余人。正月末，李枟紧急传令张彦芳和黄运清回师援黔。

贵阳城初建于元朝至正年间，起初不过是个土城，直到洪武十五年（1382年）才大肆修葺了一番。整个贵阳城周围9里7分，城高2丈2尺，共分5个城门：东武胜门，南朝京门，西圣泉门，北柔远门，次南德化门。《读史方舆纪要》中说贵阳“府当四达之郊，控百蛮之会”。在当地，贵阳就好比人之胸腹，贵阳东西诸府卫犹如人之两臂，战略位置之重要自是不必多说。

《围城日录》对贵阳围城战有着非常详尽的描述，是关于这场战事的第一手资料，它将整个围城战事分为七局：二月初七至四月初六为第一局，四月初七至五月初六为第二局，五月初七至七月十二日为第三局，七月十三日至八月十八日为第四局，八月十九日至十月二十三日为第五局，十月二十四日至十一月十日为第六局，十一月十一日至十二月初七为第七局。

当时布政司、按察司两衙人员恰巧皆进京述职，武将张彦芳、黄运清分守铜仁、遵义。经过城内以李枟为首的两院三司商议，他们决定由剩下的军政要员分守5门：北门由巡抚李枟负责，其余4门分别由提学佥事刘锡玄、参议邵应祯、都司刘嘉言、前任副总兵刘岳把守。史永安则居守望楼，组织街市士兵，防止内变。此外在北门柔远门外另部署有3000镇筸兵。所谓“镇筸兵”，乃是湖南湘西一带的兵种，“镇筸”就是现在的湘西凤凰城。这支军队向来以骁勇善战著称，抗倭名将俞大猷就曾任职湖广镇筸参将署指挥佥事。镇筸兵在清末镇压太平天国时，仍以凶悍能战扬名天下。

初七辰时（早上7—9点），安邦彦军队兵临贵阳城下，巳时（上午9—11点）立马、设置栅栏营寨于城外诸山。安邦彦包围贵阳城后，首先进攻的正好是李枟所守的北门。北门虽然建在高坡之上，下面又有护城河作为屏障，地势上易守难攻，但安邦彦久居贵阳，熟知贵阳城内情形，知道北门年久失修，因而认定该处为贵阳的薄弱环节。可是他并不知道李枟已有所准备，早派人修葺北门，并在城外部署了一支强有力的外来援军——镇筸兵。在二月初七的首战中，镇筸兵奋勇死战，安军虽然人数占优，却也只斗了个旗鼓相当，这么一来城头观战者士气顿时大增。

傍晚时分，安军放弃进攻北门，转战东门。贵阳五门中独东门地势偏低，刘锡玄对此也有准备，在东门月城之上设置了百余名弓箭手。水西军攻东门之时，万箭齐发，最终水西军惧而撤退。二月初七这日首战告捷，意义不可谓不大。根据刘锡玄的说法，此战后全城士绅百姓才有了活下去的希望，再无死心，也是贵阳能够支撑三百余日却始终固若金汤的精神保障。

不过就在此时却出了个大乱子。部署在北门外的镇筸兵虽然骁勇，面对安邦彦的10万大军却也心怯。作为城内将士依靠的镇筸兵，竟在此时要求进城。两院三司集议良久，还是决定开门放其进城，但三千镇筸兵军心已乱，曳戈而走的达两千五百人，仅剩四百五十余人入城并被刘锡玄调到东门守备。而后城内复招一千五百余名民兵，以补逃兵之缺，这时尚有五千余人阖门而守。

为了恐吓城内守军，入夜后安邦彦令士兵在城外各山头每人手持两支火炬，并将每支火炬的两头点燃，以营造出有40万大军的气势。站在城头远眺，只见火光点点，连绵不绝，炽然可怖。但此后安军几乎夜夜如此，守军也就见怪不怪。

围城第二天，安军改攻西门。贵阳西门城外有一石坡，其中有一巨石被草木掩盖。水西军占此为据点，向城内发射矢石。城内守军无以为御，顿时军心惶惶。巡按御史史永安急来西门坐镇，安抚军心，并用火铳杀敌，暂时逼退安军。待到初九安军再来，西门已经造起了雉楼，比那石坡更高，这次又是明军占据制高点位置。

明军在西门造起了雉楼，安军则在北门造起了另一种攻城器械——厢楼。厢楼可以算作攻城塔，由水西军在城外发冢，取杉坚厚者，四面复布而制，当中可以埋伏数十人，底部装有辘轳，由数十人推着前进。至于守城方的破敌之策，乃是趁夜缒两名矫健的士兵出城，持火药、油草等物从下烧之。待到厢楼中人察觉，火焰炽燃，已经不可扑灭。

南门外的安军使用了不同的攻城方法。他们编竹为笼数以万计，笼子中盛满土石，以之垒起，打算建成高台居高临下攻城。守城方的一个军门旗牌官李良才急请监军拆除城内永祥寺钟楼，将其改建于城门之上，再次抢夺制高点。安军所垒土笼本来已高丈余，见状气势顿减，被迫放弃置笼，城内趁机出兵大肆掩杀一番，并焚毁土笼。不可避免地，水西军再次失败。

安军在造高达3丈的攻城楼俯瞰全城时，还使用了妇人、鸡犬以及厌胜之术。守城方的反制措施则是烹煮猪肉夹杂米饭投出城外，远看就像投喂鸡犬似的，同时张开虎豹皮于城楼上袚除不祥。

总之，安邦彦军队屡战屡败，始终不能攻入贵阳，还屡次遭到城内明军打劫粮食，不免大怒，于是沿山安营扎寨，四处设下伏兵拦截道路，断绝贵阳周边交通。同时，叛军杀百姓、烧村寨、置木栅、垒户墙、断粮道，以致鸟雀不能飞渡；又先后攻破周边的广州、普定、威清、普安、安南诸卫，贵阳以西数千里地全部沦陷。安邦彦试图让贵阳城在外无援军、内无粮草的情况下不攻自破。

守城方在奋力抵御的同时，亦对城内百姓进行了多方动员。在早些时候，贵阳军政衙门就发出告示，晓谕周边百姓及时输送粮食入城，如有缺人挑运的情况，即刻报数赴道，给予执照，借济兵需，以便差人搬运。城内百姓也在群情激愤的情况下，杀了一批城内奸细。学官和诸生也积极参与到守城事宜中去，以学道为监军，脱下布衣改穿戎装参与守城。又有五六百人分成数组，负责五更稽查并督导士兵备战。贵阳士绅则纷纷出钱，作为赏金奖赏给有功将士。总之，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守城方同时密谕城外儒生见机行事，擒凶杀敌报效国家。

另外，守城方也没坐以待毙，而是在守城之余，多次主动出击。例如三月十五日凌晨，贵阳守军发兵牛路口，截盗安军粮草，至午时方回。同时有一支军队在刘锡玄的带领下，出其不意地大开北门，掠北郊宅溪 而还。这日明军所擒斩的敌军之多，几乎可筑成“京观” 。

尽管如此，在安邦彦10万大军的重重包围下，守城方的日子也越来越不好过。刘锡玄在二月二十日给贵州总兵张彦芳和都司黄运清的信件中称：“自从初七围城贼折败，伎俩已穷。探知彼中，颇亦悔惧。但援兵不至，城中御贼有余，扫贼未能也。”

二三月份，是整个贵阳被围期间战事最为激烈的时候，但由于守城方措施得当，叛军的攻势被一一顶回去了。此后虽然战事趋于缓和，可另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出现了——缺粮。

《围城日录》所记述的核心就是贵阳缺粮所造成的局面以及地方军政的举措。由于缺粮且孤立无援，城内矛盾开始凸显出来，战局逐渐倾向攻城的安邦彦方。

四月初七凌晨，在贵阳被层层包围的情况下，贵州总兵张彦芳和都司黄运清突然率新龙兵2万余人，在几乎没有受到任何阻挠的情况下到达贵阳城外，并急夺南门而入。在全城双手加额大庆的同时，刘锡玄却觉得这支援军来得实在奇怪。此前张、黄二人的军队在回师援黔的过程中，首先在新添战胜了一场；随后安军以此为饵诱其进入龙里，大败张、黄二人所部。

刘锡玄怀疑这支援军不受敌军阻击，亦不见一敌兵，是安邦彦故意放其进入贵阳城的。先前两将和叛军在新添、龙里之间相持四十余日，而突破至贵阳的道路又危险狭窄，如果不是叛军故意放水让其顺利回援，这两支军队焉能轻易到达贵阳？想来想去，刘锡玄只能得出一个结论，不是明军太无能，而是叛军太狡猾：故意纵新龙兵入城，想让这支2万余人的生力军消耗城内粮食。反正贵阳已经被围得水泄不通了，人越多，粮食消耗得越快，到最后怎么也得开门投降。这时有人就跟刘锡玄说了，前一日（初六）就有敌军在东门外大喊：“我让尔新龙兵来！”很明显，初六时安军就已经明确告知了自己的计策，但对于守城方来说即使提前知道，也还是无可奈何。

不得不说安邦彦的计策还是很成功的，但是他没料到这个世界上还存在张巡、许远一样的将士。

张、黄二人所部入城后，所消耗的粮食之多可想而知。刘锡玄自言，这时心中的恐慌已不亚于叛军二月初七刚刚包围贵阳的时候。张、黄所部虽云2万人，但登记在册的却只有14000人，而实际情况却是连8000人都不到。既然自称有14000人，那么一天便要吃掉140石米，这使城内的粮食供给变得急剧紧张起来。

张彦芳进城后“建牙府第，顾盼自如”，而黄运清则“疺则拥诸姬”，什么围城，全都抛在了脑后。有人夜叩两将营房，希望二人率兵出城扎营，得到的回答是营房还没准备好；问他们啥时候准备营房，答要先整备排栅；问啥时候准备排栅，答要先取浮粮；问啥时候向哪个敌营、民寨取浮粮，答要先战胜敌军，让敌军胆寒才可。总之，二将决议当缩头乌龟了。

所以城内的问题是这帮军士只吃饭不出力，故意避战。

四月十八日，驻守西门的两三千人在监军的逼迫下不得已出城迎敌，冲入敌营杀贼多人，有长驱直入之势。由于张、黄二人奋勇杀敌的景象实在少见，刘锡玄感动得亲自写感谢信祝贺他俩。此后，张彦芳总算搬出了府第驻扎北楼，黄运清则驻扎次南门。

四月二十二日这天又出事了。两台、总镇、监军、都司等人集议战事，黄运清手写兵符十余纸分给各将，令某将于当日一鼓出南门，某将于二鼓、三鼓、四鼓出北门，齐候黎明，然后一起攻打小壁堡取浮粮。刘锡玄惊骇地偷偷对李枟、史永安大骂黄运清是书生郎不知兵，从来没有这么张扬明白的将令，岂不让敌人有所准备？

其后城头鼓声大作，刘锡玄急忙派人问南、北门出兵到何处，却全无人员回报。刘锡玄急问黄运清何故，收到的答复是手下的部卒一天只吃一升米，太饿了，出不了城，现在鼓噪着回宿民宅了。稍有常识的人都能看出这只是避战的借口，愤恨的刘锡玄在《围城日录》中针对此事自行注解道：这时因为一升米吃不饱就鼓噪，后来只有半升米甚至一合米 的时候却也没有鼓噪，说白了就是“将贪兵骄”。之后因为缺粮，这帮兵痞甚至直接把百姓砍翻了放到集市上卖人肉，把刘锡玄气得直骂：“黔人半死于贼，而全死于恶将耳！”

进入五月后，两将怠战情况更为严重。刘锡玄无一日不向李枟、史永安二人控诉此事，而李、史二人也日日催促二将出战。都司黄运清的意思是先要让他们吃饱，才可迎敌。不过，张、黄二将虽然怠战，但和敌军交战时却也有胜场。

这时的安邦彦把贵阳视作掌中之物，并不强攻，只打算坐困贵阳。安军沿山排列营栅，分隔内外，每隔十余天就攻打贵阳一次，然后退兵而去。五月二十日，叛军齐攻北、西、次南三门。六月初五，叛军再攻北、东、西、次南四门。对贵阳守军来说，彻底击溃敌军虽不可能，但守城也能勉强应付。

彼时安邦彦因交战不利退守宅溪，李枟、史永安当下决定派兵分控新添、威清二卫。经过集议，这支军队打算夜间行军。然而乘夜行军时，虽无敌军埋伏，分为前后两队的明军却疑神疑鬼，后队以为前队是敌军埋伏，前队误以为后队是敌军追兵，惊惧不已。结果黑夜中两队互相踩踏，死伤逃散者不少，本来九千余人的军队事后仅剩三千五百余人。对贵阳来说，虽然减员不少，但每日可省55石粮食。不过，对抚台、按台来说，到底减员多少仍然是笔糊涂账，当他俩向黄运清索要花名册核对在籍兵士时，后者说什么也不肯交出。

总的说来，自从两将进驻贵阳以来，形势不但没有好转，反而更加严重。这群士兵不但要吃粮，还索要饷银。而帑库早已告罄，哪来的饷银？李、史只得告急于乡绅士民。虽有好义者相助，但局势并没有得到缓解。张、黄二人的援军、临时所募的新兵及巡抚下面的标正亲兵，按照每日每兵消耗1升米粮计算，也只能坚持到六月。事实上，五月间就已经出现了士兵抢米事件。刘锡玄巡查西门时，正好撞见抢米的两名士兵，他当即大怒将其斩首。

六月初二，巡抚李枟颁布“银米兼支”的“限食令”：每兵给粮1仓升，定价1分5厘；日给米5合，兼银7厘5毫。“银米兼支”虽然中止了此前每兵每日1升粮米的“特供”，至少可使官禀撑到七月间，但终究只是“节流”之法，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如果朝廷始终没有援军到来“开源”，总有一日大家都得饿死。

此时的官府还发动乡绅捐献“事例米”，“每输米一石准银三两”，并根据所捐份额给予增生、廪生、贡生、选贡等不同名号。最后的结果是得米市斗六百余石，合约仓斗 一千石，又能延缓贵阳困局一月左右。

五月二十九日和六月十一日，守城方两次出城杀敌，甚至还杀死了敌方一个小头目。李枟也强令帐下亲兵前去小壁堡夺粮，并表示如果空手而回就判死刑。虽然是抢回了一些粮食，不过杯水车薪，无济于事。

贵阳被围告急之初，正逢辽东重镇广宁失守，举朝惶惶，置之不问。后朝廷得报孤城尚存，这才急令新任巡抚王三善前去救援。贵阳坚守4个月，除去张彦芳、黄运清所部，并非无援军前来。当时赴援的新任四川总兵杨愈懋、推官郭象仪与敌军战于江门白杵营，结果阵亡。此时的川湖云贵总督张我续和新任贵州巡抚王三善却一直拥兵不进，就算李枟、史永安等人的奏疏像雪片似的飞往京师，朝廷也下旨斥责两位督抚，屡次催发，他们依然不发一兵。王三善虽然在其奏疏中自言“臣当在道一闻黔报，恨不飞渡贵阳”，但他却并没有立即率军前往贵阳的意思，而是先驻沅州。对此，王三善给出了他自己的解释：沅州处于贵州、湖广交界处，“便于期会为饷计”。次驻镇远，则是因为新募湖广兵士要进入贵州，需要核实后归入行伍，待粮米运至，便可直接进发，一举荡平。其实从后来的平叛之举来看，王三善并非畏战的庸人，相反是能征善战之将，只是苦于大军未能集结，贸然出击易被各个击破，这才一再拖延。

另外，在当时这种情况下，向朝廷索要粮饷是极为重要的事。明末财政困难众所周知，军卒因无粮饷哗变已成司空见惯之事，奢崇明起兵也有部分该因素在内，王三善将此事看得极为重要也在情理之中。不过王三善在给朝廷的索要粮饷的奏疏中说，因钱粮征解未必能如期而至，所以要求邻近省份就近接济粮饷银米。后来，他又请加总兵张彦芳平蛮将军印，专敕统领土汉官兵；加原任都司徐时逢为副总兵，协力进剿，朝廷尽皆许之。在朝廷催促王三善进兵的同时，邹元标又推荐侯恂（《桃花扇》男主人公侯方域之父）取代史永安为贵州巡按御史。

这时王三善已至平越，仅陈兵万余，而且副总兵徐时逢、参将范钟仁互不服气。范钟仁抢先进兵，结果在甕城河遭遇了叛军。范钟仁作战不利，徐时逢则作壁上观不肯相救，以致范军大败，部将马一龙、白自强等阵亡。此役后，各处声援均绝，贵阳的处境也愈加不利。

七月十二日，贵阳城内官禀原有存粮消耗殆尽，于是从十三日起，开始食用先前从乡绅处筹集的“事例米”。到了八月二十三日，“事例米”也吃完了。为了稳定城内军心、民心，贵州军政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比如禁止城外兵将入城买米，收养遗孤子女，令两院卖粥救饥等。此外，“受害人叫唤地方，地方不速救护同杀官兵者，力斩”。

此时贵阳守军处于“惟瞪目以望援兵”的境地。七月十七日四更，叛军贿赂城内奸细，升长梯于东门神机楼北；内应则从文庙登城拆去城堞，引叛军登城杀死戍卒。危难之际，正遇史永安巡防至此，他急呼守军杀贼，贵阳全城才得以保全。

七月二十五日，贵阳军政再次召集城内乡绅士民于大兴寺合议，商讨八月二十三日之后的兵粮筹集之法。不过由于多次输纳兵粮，民间亦疲，因此这次召集乡绅士民输纳粮食的行为，较之前几次有着更明显的强制色彩。官方这次实行的“派米”之法，即逼各家各户报出所有存粮数量，如果有怀私妄报者，则要受猡鬼万刀。全城接受检举后，共五百余家有余粮，可得米市斗六百石，合仓斗约一千石；然后官方给出印票，规定每家出米多少，养兵几名。如果输米入仓，则票留给本户，官兵不许复过其门；如果自言无米，即家中确实无米的，也要忍心发下酷令，取原票给兵，任饿兵立索。当时贵阳除战死、逃跑、遣入屯寨的，尚有守军6000余人。其中“派米”之法可养3000名士兵，“银米兼支”法也可养3000名士兵。

“派米”之法最初在地方官中推行，目的在于惩戒，“以释从叛之疑”。其中一位姓马的御史出米216石，养兵1200名；又有张知州、马知州各出米180石，各养兵1000名，以一月为限。其后“派米”之法在民间施行，实属无奈之举。援兵遥遥无期，安邦彦围城又急，能苟延残喘多久就算多久。

刘锡玄也感慨：“现在恶业与地狱果报，全由我一身承担。因此若杀一人，则说我甘作安邦彦刀手；若挞一人，则说我甘作安邦彦差役；若抄一家，则说我甘作安邦彦先锋。以此行之，能续两月就续两月之命，则人力岂至于此，上天护此空城也是太苦了！”

从七月到十月，尽管战况不如二三月间激烈，但叛军得悉城内明军兵少粮绝，且援兵遥遥无期，于是又施攻心之法。安军走近城下，虚张声势，甚至用酒水食物引诱城内守军。城头戍卒缒城而下、跳而越者，杀之不尽。负责诛杀这群逃兵的士卒回顾城中惨烈景象，也不免哭泣着放下手中屠刀。

水西军一面攻城，一面提出议和。安邦彦表示只要献城投降，就允许巡抚李枟、巡按御史史永安二人安全离开贵州省境。然而贵阳军政官员在李枟、史永安、刘锡玄三人带领下不为所动，决议死守到底，但城内出现的叛逃和密谋献城现象还是越来越多。饶子勋、郑大贵二人阴谋献城，被李枟所察，后会合总兵张彦芳斩之于北楼旗台下；又有数人夙怀异心而被刘锡玄所杀。而驻于城外军营的官兵则争欲撤营入城，完全不听两台号令。后由于饿困益急，两台不得不听其撤营入城。

十月，全城终于彻底断粮。十三日清理县衙仓库时，又得余粮市斗100石，可合仓斗109石。抚台李枟因北门将士两月来屡次击退敌军之功，允其士兵每天可食2合米。虽靠着县仓余粮延续至十一月，但面对安邦彦围而不战的策略，官方只得默许百姓私下出城和叛军交涉。十月二十四日和二十八日，民间乡绅两次出城交涉的结果都不如人意，每次都受对方言语谩骂而还。这样的结果也打消了城内一些意志不坚定的士兵的念头，只能抱着和城共存亡的态度继续战斗下去。应该庆幸交涉最后没有进行下去，因为安邦彦此前攻破毕节时，屠戮全城；攻陷乌撒时，“城陷，城楼、卫署、学宫、祠庙，附郭军屯，咸为效良所焚”。

不过，城内局势已经逐渐失控，再也不是两台所能左右。当时，官仓粮食告罄，米1升值20金。无粮可食的人们开始吃糠谷、草木、皮革，但这些东西数量有限，要不了多久也会消耗一空。城内百姓出逃现象越来越严重，而被刘锡玄骂作“贪恶大将军”的黄运清则趁机大发战争财：要出城的话，每人都得缴纳一两黄金，这还只是四五月间的买路费；后来围城愈急，所需的买路费也越来越多，到此时则抢劫其全部所有。火焰在城内四处蔓延，但由于里舍十室九空，根本没人救火，只能任它燃烧。于是，贵阳城内无一处不烟尘四起，无一夜不火光冲天。在这样的环境下，李枟担心家人受辱，于是烧掉自己的全部书籍冠服，事先告诫家人，如果情况紧急就自尽，并留下刀环等物。

十一月十一日到十二月初七，围城最后一段时间，贵阳全城幸存人员已经奄奄一息。刘锡玄所募儒生，此时幸存的也不过数人而已，而且饿得不能出门；胥吏日给米2合，也只有3人能勉强登城守卫。此时，贵阳地方政府完全脱控，城内各衙门也形同虚设，无人看守，真到了油尽灯枯的地步。 qS3KwYl1e80Pv3qXT7hlAjzNq8tcNwAac7wxVz+AedRutGzPbr9Au80Ge//wV9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