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兵变

天启元年春，后金努尔哈赤先后攻占沈阳、辽阳，连下七十余城，京师大震。在朝廷恐慌之际，奢崇明突然上疏提出了一个请求：希望朝廷允许自己带领2万马步精兵北上援辽。这使他得到了许多当朝大臣的好感，不少人认为可以一用。等明熹宗正式明发上谕要求南方各省征调兵员援辽时，已是4个月后的八月初五，其中负责征调川兵的是给事中明时举和御史李达。

按照一般说法，一接到命令，奢崇明就派樊龙、樊虎、张彤等率马步精兵出发，前往中继站——重庆。本来四川巡抚驻成都，但当时四川巡抚徐可求受明时举和李达所挟不得不移镇重庆。巡抚徐可求在校场检阅军队时，做了一个举动——淘汰老弱兵员，这个行为遭到了永宁军队的强烈抵制。

此时还出现了另外一桩严重的事情——饷复不继。就当时的情况而言，明军因缺粮缺饷而哗变的情况甚为普遍。据其他学者不完全统计，从正德四年（1509年）到明末农民大起义这段时期，规模较大的军队哗变就有六十多次，平均每两年一次，这还不包括小规模的哗变和兵卒逃亡事件。

明末经济崩溃造成财政危机后，兵卒的生活水平也比以往更加恶劣。从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到天启七年（1627年），明政府欠各边年例高达968万两白银。在这种情况下，军队无粮饷，别说战斗力，就连最基本的生活都难以为继，他们只能抗议。比如说泰昌元年（1620年）八月和天启元年二月，浙江台州军卒就因缺粮饷而接连哗变。就连天子脚下，在天启二年（1622年）四月也有新兵六千余人围住户部衙门，非要见到发银才肯退散。

这支永宁宣抚司来的军队，本来朝廷额定的安家银是每人20两，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减为每人17两，事实上当时仅有4万两银子下发。同时巡抚徐可求戴着有色眼镜看人，意欲将永宁官兵全部刺面，侮辱太甚。再加上此前明朝地方官员曾压榨当地百姓，导致矛盾集中爆发。

根据传统说法，九月十七日，徐可求在校场点兵时，奢崇明女婿樊龙以增行粮为名，骑马舞槊，当先一槊刺死巡抚徐可求，随后永宁土兵一拥而上，兵变就此发生。《綦江县志》的说法与上面的说法有些不同，而是樊龙等人恶意谎报人数，意欲吃空饷。当徐可求按照花名册点名时，当先出来的竟然是一个乡野小儿，徐可求十分惊讶，樊龙说：“你嫌他年纪太小吗？”徐可求大怒道：“你想造反吗？”樊龙厉声喝道：“此时不反，更待何时！”说罢其属下张彬等人拥上前杀了徐可求，遂据重庆。

在这次重庆兵变中，官员殉国者甚多。四川巡抚徐可求、四川按察使孙好古、四川按察司提学副使骆日升、四川按察司副使川东兵备李继周、知府章文炳、同知王世科和熊嗣先、推官王三宅、知县段高选、总兵黄守魁和王守忠、参将万金和王登爵等在这次兵变中全都遇难。负责征调川兵的两位言官明时举和李达则逾墙而遁，侥幸逃过一劫。原任巩昌同知的董尽伦闻变，立即冲进城中杀贼，但力不能逮，中伏而死。

当时，永宁土兵数千人列在江岸，和城内里应外合，立即占领了重庆。同时叛军分兵扼制夔州水路，一路据綦江、遵义，一路据泸州，一路截住川西栈道，声势极为浩大，全蜀为之震动。

面对重庆兵变的乱局，一些朝廷命官完全失去威仪，贪生怕死，逃的逃，告病的告病，使忠义者心灰意冷；而土官则桀骜难驯。结果满城庐舍，一夜尽成焦土。当时遵义道臣李仙品、参将万金也奉旨北上援辽，同在重庆，致使遵义城内空虚。奢崇明及其子奢寅趁机率兵攻陷遵义，署府通判袁任当先逃跑。奢军趁机劫掠，连下纳溪、泸州、江安等城。兴文被攻破后，知县张振德宁死不屈，与妻子自焚而死。奢军虽然连战皆捷，但到合州城下时，竟然碰了钉子，被知州翁登彦、知县周礼嘉暂时击退；但奢军兵锋未减，到了十月十七日，奢军已经以十万余人的优势兵力进围成都。奢崇明这时有些飘飘然，开始自称“大梁王”，并设丞相五府等官。

奢崇明起兵后，曾派遣使者携带重金前往石砫宣抚司，邀请宣抚司的掌印女官秦良玉共谋天下。但石砫宣抚司的态度极其坚决，斩使留银表明了自己的立场。也因为川东有秦良玉的存在，所以忠州、夔州等地尚未失陷。

奢崇明起兵速度之快，令人咋舌。自重庆兵变以来，永宁军一路攻城略地，一个月后就进围成都府。纳溪、永川、长宁、荣县、隆昌、壁山等地因征调援辽，城内空虚完全无法抵挡。就连成都被围之时，城内亦不过2000士兵，而且军饷不足。时任左布政使的朱燮元急调石砫、松茂、龙安诸道兵入援。

从以上情况来看，如果真是突然发难，这个起兵速度实在是难以令人信服。更何况，没有奢崇明的命令，其属下未必敢做谋反这样的大事。所以笔者以为“汰其老弱”“饷复不继”大抵只是一个借口，就算没有这样的状况发生，奢崇明未必就不会起事。

在奢崇明父子大乱四川的时候，毫无悬念的，贵州的安邦彦也起兵了，打了贵州巡抚李枟一个措手不及。

李枟，字长孺，浙江鄞县人，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进士，历任广东盐法佥事、山东参议、陕西提学副使、山东参政、山东按察使等职。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他以右佥都御史巡抚贵州，兼督理湖北、湖南、川东等处地方军务。

先前辽东战乱不止，朝廷决议征调南方各省军队援辽，安邦彦和奢崇明一样向朝廷提议，希望允许自己的军队援辽。李枟觉其有异，于是当安邦彦向李枟请求出行时，被他严词拒绝。李枟也屡次上疏要求增加粮饷军队，但当时朝廷正为辽东之事发愁，对此并没有理会。

就在这个时候，李枟被朝臣弹劾了。无奈之下，李枟先后6次上疏请求退休。天启元年十月，朝廷议定允许其离职，同时启用原太常少卿王三善 为右佥都御史巡抚贵州。而就在此时，奢崇明起兵反明，王三善尚未到任办理职务交接，因此李枟仍然暂时主政贵州。

当时贵州土地兼并严重，卫所荒弛，社会矛盾尖锐，情况不容乐观。贵阳城内士兵不及3000人，仓库空虚，李枟和贵州巡按御史史永安向朝廷要兵要饷的奏疏又被束之高阁、不予理会。无奈之下，两人只得向云南、湖广借贷4万两白银，募兵4000人，存米2万石，准备战守器具，这才使军备稍有整顿。他同时派遣总兵官张彦芳、都司许成名与黄运清、监军副使朱芹、提学佥事刘锡玄率军援川。这支援川军队出征后，接连克复遵义、绥阳、湄潭、真安、桐梓等地；再兼之此前秦良玉扼守忠、夔二州，叛军虽然包围成都，其实后方并不稳固。

但是安邦彦不知从何处听说奢崇明已拿下成都，于天启二年正月二十八日响应奢崇明正式起兵，并自立为“罗甸王”，奇袭毕节，西南局势陡然发生变化。其实当时成都之围已解，秦良玉所部也开始反攻。然而安邦彦起兵后，响应他起兵的土司头目极多，如宋万化、安邦俊、鲁连、安若山、陈其愚、陈万典、安效良等皆先后起兵，因此天平仍向奢崇明、安邦彦一方倾斜。

就在天启二年的正月，还在等待新任巡抚王三善来办理职务交接的李枟，在其给朝廷的奏疏中就告诫“切勿谓辽事重、黔事轻”，并在这则奏疏中再次向朝廷要兵要粮，表示乌江守军羸弱单薄，非募兵数万不可，直言严防水西安氏。正月末，贵阳城内发生了一起奸细混入事件。当时安邦彦派人贿赂城内把守粮仓的小吏，企图半夜放火烧粮，结果动静太大把仓长吵醒，立斩小吏，这才保得仓粟安全。

安邦彦起兵急袭毕节之时，通判杨以成在毕节掌事，闻讯立即向云南巡抚求援。云南援军未至，贵州都司杨明廷的3000人马遭到乌撒土司安效良埋伏，在毕节全军覆灭。此后安军分兵攻陷安顺、平坝、沾益。安邦彦亲自带领数万水西及罗鬼、苗仲军，东渡陆广河，杀往贵阳，同时令原播州之役中杨应龙余党王伦拿下瓮安、偏桥两地，阻断援兵往来。叛军围困普安、安南两卫时，云南都司李天常率5000援兵来救，叛军将领罗应奎诈降，赚他至迭水铺后伏兵四出，致使这支明军全军覆没。北边的洪边土司宋万化纠集9股苗仲势力，攻陷龙里。贵州首府贵阳岌岌可危。

安邦彦起兵之前，乌撒卫指挥管良相就和巡抚李枟商议：“奢氏起兵后，安氏必继之而反。贵州无兵饷，猝然有变，如之奈何？应招两万人，囤积两年粮谷，由都司许成名带领，观察安邦彦的变化。”只是当时李枟力不从心，未予采纳。其后管良相因祖母病乞休回家，哭着说：“乌撒孤城，又和安效良有仇，水西一旦有变，乌撒首当其冲。我膝下无子，情愿以死报国，以图长远之策，保此地平安。”李枟亦哭泣。其后不到一个月，安氏果然起兵，攻破乌撒府后，管良相自缢而死。 33fp10AUdscK8cqHqZhXnCiQXZ8OpRula0u0Xj4MiCyrcU/y3H3/tXFm4Aa+RoF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