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动荡

尽管明朝试图以恩威并济、少数民族互相制衡的方法来稳定西南局势，但大大小小的土司叛乱经常发生，西南动荡终明一朝始终无法平定。

在奢安之乱前，已有四川播州土司杨应龙造反未成，被朝廷大军剿灭的前例。播州之役也被视作“万历三大征”之一。时间再往前推，万历初年四川都掌蛮僭越作乱，嘉靖年间有湖贵地区苗人起事，甚至从洪武年间平定西南以来，西南少数民族聚居区就始终有战乱发生。因此明朝西南地区的动荡程度并不亚于北方边境，经常存在大规模社会冲突，有时害尤甚之，说“五年一小反，十年一大反”并不夸张。

在明朝，总督这一官职的产生与西南地区不断爆发的民族冲突息息相关。据有关学者统计，整个明朝276年间，贵州发生战乱的年份多达145年。当地土司时常扰乱贵州周边地区，虏杀朝廷官兵，导致整个明代朝廷对西南土司的用兵次数达到百次，平均下来每三年就会用兵一次，频率之高也是罕见。贵州的独特地理环境，使该地区的民族矛盾格外激烈，且一旦有变往往祸及周边数省。

明朝中期以来，地方上原有的三司制逐渐显现出弊端——过于分权导致办事效率低下。这对朝廷来说，增大了处置难度。在这种情况下，急需一员大将统合全省乃至数省之力平定叛乱，稳定局势，因此朝廷专设督抚统兵安民，弥补这个缺陷。

川湖贵总督的设置正是明朝总督之设的开端，这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川湖贵总督，节制范围有时还会包括云南、广西两省，朝廷一般省称其为“贵州总督”，本文继续沿袭这样的说法。正统年间，明朝西南麓川土司叛乱，朝廷先后三次发兵征讨，前后动员了数十万大军，史称“三征麓川”。清朝人龙文彬所著的《明会要》云：“正统六年正月，征麓川，以兵部尚书王骥总督军务。此设总督之始。”同时，王骥建议新设贵州巡抚，该巡抚主要是监察性质，主巡察各卫所官员，但由于贵州民族冲突严重，该巡抚也往往督理当地军务，有权调集卫所官兵平叛。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兵部定诸臣职守时，明确规定总督主征集官兵、指授方略；巡抚主督理军政、措置粮饷。

王骥任总督率兵平叛之时，统率南直隶（南京）及云、湖、川、贵等省军队。他的继任者侯琎也总督川、湖军队。此总督与后来定设不革的两广总督等不同，两广总督在明后期逐渐从差遣性质转变为实质性的地方流官，而西南总督仍然偏向临时差遣性质。该总督辖区范围极广，到朱燮元任职总督平叛时，辖区涵盖四川、湖广、云南、贵州、广西五省，并兼理粮饷。

总之，自明太祖将贵州收入版图后，朝廷在贵州的统治并不稳定。很明显，这是土司制度的弊端所致。土司制虽然比羁縻制进步了些，但本质上还是和流官制相差太多；朝廷所能管的，往往只有当地土司酋长一人而已，至于土司以下，则鞭长莫及。这些土司在其领地内，俨然成了土皇帝。他们奴役着广大农奴，而农奴的生命及财产安全又得不到任何保障，经常受到土司的严重剥削和压迫，且无法反抗。由于天高皇帝远，土司草菅人命也逐渐成为这些地区的常态，如安万钟任贵州宣慰使时，骄纵不法，喝醉后就以射人为戏。又比如，播州杨氏家族自唐朝乾符三年（876年）始祖太原人杨端攻陷播州并在播州立足以来，到万历征播后改为流官，其家族传承了725年，历29世！

在朝廷强盛的时候，这些土司或许还不敢轻举妄动，一旦朝廷威信下降，这群土皇帝岂能坐得住？所以明中期以后，随着朝廷日益腐朽，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控制力减弱，土司叛乱之势愈演愈烈，规模也越来越大。

比如前文提到的杨应龙之乱。隆庆五年（1571年），原播州宣慰使杨烈去世，其子杨应龙承袭播州宣慰使。起初杨应龙看上去很是顺从朝廷，不敢有违，屡次发兵响应朝廷征调。万历十四年（1586年），杨应龙所进贡的大木质量不错，朝廷特赐其飞鱼服。但杨应龙生性残虐嗜杀、阴狠狡诈，其播州宣慰司所辖五司七姓的百姓不堪其扰，联合起来到贵州举报杨氏的不法事迹。之所以不向四川举报，是因为杨应龙在四川上下多有打点，实在投诉无门。播州位于川贵两省交界处，贵州百姓深受其扰。而杨应龙家族内部也不和谐，当时他的小妾田氏诬陷其正妻张氏在外有人，不明真相的杨应龙将张氏和张氏之母杀死，结果惹怒了张氏族人，张氏之舅亦向朝廷举报杨应龙谋反。

万历十八年（1590年），贵州巡抚叶梦熊上疏弹劾杨应龙不法之事，巡按御史陈效也历数杨应龙24项大罪要求严惩。只是当时四川正调用播州土兵防御松潘，时任四川巡按的李化龙认为应该暂缓调查杨应龙一事，让他戴罪立功，而贵州省则认为四川省这样做是故意包庇杨应龙。

万历十九年（1591年），叶梦熊建议将播州宣慰司改土归流，并请发兵征剿，但是明神宗并不认可这种做法。同时，杨应龙也表示只愿去四川接受朝廷质询而不愿去贵州。对簿公堂后，杨应龙坐法当斩，但他请求用2万两黄金赎罪。御史张鹤鸣本想驳回该请求，但当时明军正在抗倭援朝，杨应龙提出愿出5000土兵前往支援，所以朝廷准奏并予以释放。结果杨氏援朝大军出发时，正逢交战双方展开谈判，于是出兵自赎一事便不了了之。此时杨应龙公然抗命违旨，拒绝四川巡抚王继光所要求的第二次提审，于是朝廷决定对杨应龙正式用兵。

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四川巡抚王继光至重庆，与总兵刘承嗣等分兵三路围剿杨应龙。明军抵达娄山关时，杨应龙一边派人约降，一边派人设下埋伏，结果明军大败，前来协同围剿的贵州明军也遭败绩。杨应龙经此一役，表明了武装反抗明朝统治的态度。不过此时明朝气数未尽，杨应龙以播州一地而抗天下，其败亡也只是时间问题。

很快，王继光被罢免巡抚一职，继任巡抚谭希忠和贵州镇抚商议后，对其是剿是抚也举棋不定。因为此时的明朝深陷抗倭援朝的战争中，根本无力同时进行两场大规模战争。杨应龙也再次派手下到京城花钱打点，并上疏对自己的行为做出辩解。

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朝廷任命邢玠为总督。同年，朝廷派人招抚杨应龙，兵部尚书石星写手札给贵州宣慰使安疆臣，让其作为中间人前往播州和杨应龙谈判。非常有意思的是，先前对杨应龙心怀不满的下层土司见状，生怕杨应龙得到朝廷赦免于己不利，纷纷阻挠杨应龙接受这次审讯，总督所下文书也为其所拦；而杨应龙心虚，也不敢亲自前往綦江受讯，反而希望朝廷官员屈尊到他所管之地。同时他这次表现得极其恭顺，自缚于路旁，泣请死罪，愿意逮捕罪犯并判罚金钱。

朝廷这次审讯完后，认定杨应龙先前所犯罪状当斩，命他缴纳4万两黄金作采购木材之用，顺便革去官职，让其子杨朝栋承袭播州宣慰使，次子杨可栋羁押在綦江县作为人质。朝廷考虑到杨应龙过去有功，特在松坎设同知虚位以待，同时任命王士琦为川东兵备副使监视杨应龙。

然而在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杨可栋突然死于重庆，情况再度急转直下。杨应龙请求归还其子尸体和棺椁，但重庆方面推脱不给。他先前所需缴纳的4万两黄金尚未缴完，朝廷又催促甚急，杨应龙大怒道：“如果我儿复活，我就把钱给你们。”为报复朝廷，杨应龙大肆在播州周边劫掠一番，派人占据险要关口，同时招抚骁勇善战的苗兵为己所用。到这时，杨应龙和朝廷之间已经不再有回旋的余地。

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朝廷以李化龙总督川、湖、贵军务，兼理粮饷，巡抚四川。当时杨应龙已攻占綦江，重庆危在旦夕。李化龙挂帅出征后，并没有立即出击，而是施缓兵之计，假装向杨应龙示好，说是朝廷有豁免其罪之意。杨应龙信以为真，撤军返回播州。趁此机会，明军开始逐渐集中优势兵力。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二月，李化龙于重庆集结兵力，正式发布讨杨檄文，誓师出征。

李化龙兵分八路围攻杨应龙，意欲进行战略决战，其中四川四路，贵州三路，湖广一路。苗兵虽然骁勇善战，但此时已是笼中困兽，更兼李化龙兵力占优，到四月下旬，播州军已是全线溃败，退至杨应龙最后一个据点——海龙囤。明军包围海龙囤后，由于该地易守难攻、地势险要，竟然一时未能攻下。杨应龙虽做困兽之斗，但仍然不忘诈降、诈死，希冀侥幸击败明军，但均被明军识破。六月初六，明军小股部队偷袭成功，攻入海龙囤。杨应龙携妻妾纵火自焚而死，播州之役宣告平定。

明朝平定播州后，改土归流，分播州宣慰司为两府，属四川的为遵义府，属贵州的为平越府。关于善后事宜，时李化龙父丧丁忧，所以任王象乾为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川、湖、贵军务。王象乾其人，是明朝后期著名的文臣将领，此前他任宣府巡抚前后7年，而边境无事。

早先杨应龙叛乱时，水西安氏持观望态度，并没有立即出兵随明军平叛。杨氏和安氏不但接壤而且还联姻，杨氏起兵之初，大家都觉得安氏可能会相助杨氏，一旦发生那样的情况，莫说杨应龙之乱不能平定，贵州省城亦不能保，但现在并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对此，朝廷经过商讨研究认为，若再不拉拢安氏，只怕安氏真的会为杨应龙所用。所以朝廷表示，只要安氏帮忙出兵进攻播州杨氏，就答应归还其从前被播州杨氏侵占的水西600里土地。此前播州和水西关于领地有过纷争，所以朝廷以此为饵换取水西倒向朝廷一方。但事后，关于如何划分土地却又起波澜。

兵部覆奏李化龙播州善后事宜时，认为播州地界左连水西，右通永宁，地形犬牙交错，“夷性犬羊，互相雄长，侵克无常”，因此播州改土归流设府县治理后，原属于永宁、水西之地应还给奢、安两家。

朝廷虽然想尽早解决划地纷争，但是底下川贵地方官态度却很暧昧，四川巡按御史和贵州巡按御史纷纷推辞此事。朝廷也知此事处置艰难，一旦处理不当，又会造成当地土司叛乱之局，于是令督臣王象乾会同贵州巡抚秉公处置。

在所有与播州土司有领地争执的土司中，水西安家最受重视。当时大学士沈一贯也曾上疏，认为西南地区必须由一位有威望的大臣前往，并据理折中，奉法定制处置。然而水西要求割地一事遭到四川方面和西南总督王象乾的强烈反对，王象乾要求将遵义府的水烟、地坪、天旺等地划归四川。御史李时华则上疏朝廷为水西正名，且认为水西平叛有功，不宜夺地，否则容易引发矛盾，招致叛乱。朝廷权衡再三，采纳了李时华的意见。经播州之役后，水西安家的实力着实扩充了不少。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贵州宣慰使安尧臣已然胆敢驱兵进入云南沾益州劫掠。

至于日后天启年间奢安之乱的起因，官方说法是永宁宣抚使奢崇明狡诈奸宄，久蓄异志，有不臣之心；其子奢寅则有逆志，心地狭窄，招纳了不少亡命之徒。而贵州宣慰同知安邦彦作为安位的叔父、贵州宣慰司的实际掌权人，也被官方记载为“桀黠”。

但是细刨史料却也不难发现，奢安之乱的发生没那么简单。

根据土司承袭制度，前任土司的子弟、族属、妻女、女婿和外甥都权承袭土司一职，通常遵照当地习俗产生。当然最普遍的还是父死子继，但妻妾继承土司之位的也不少见，如著名女将秦良玉在其丈夫马千乘去世后，就承袭了石砫宣抚司宣抚使一职。不过袭封者5岁以上才能勘定立案，年满15岁才有资格袭职，不满年龄者则和流官共同管事。当然，土司承袭必须最终经过朝廷认可才算作数。首先，应袭者需报当地抚按进行初步审核，且要有同族担保人。等到衙门查验结束后，再由该省布政司衙门上奏朝廷，最后由朝廷定夺。

洪武末年规定，宣慰、宣抚、安抚长官等武职土司因领有土兵，所以由兵部武选司考核；府州县等文职土司则由吏部验封司考核。如果有通过战争这种非正常手段夺取土司之位的，朝廷不予认可。嘉靖年间，云南部分土司之间彼此兴兵攻伐不断，为此朝廷下旨：如果有借仇杀上位土司的，一经发现立即停袭。朝廷还规定，土司承袭时，无论新任土司距离京师多远，都得赴京受职，并接受印信、号纸。

关于四川永宁宣抚司，翻看《明史》可知，奢崇明的伯父奢效忠死后，奢效忠的正妻世统无子，妾室世续却有一子奢崇周可继承土司之位。但是正妻表示不服，想夺取官印，于是和妾室互相残杀。

结果奢氏内乱时，总兵官郭成、参将马呈文为了利益，驱兵深入奢家祖居之地落红（地名）劫掠奢家产业，世续也跟在明军后面。按《明史》的说法，“奢氏九世所积，搜掠一空”。奢效忠之弟奢沙卜则发兵抵挡，打败了明军，同时也向水西借兵。而世统则拒绝交出奢沙卜，还杀了明军3个把总，又聚集苗兵万人意图反攻。事后，郭成、马呈文被巡按弹劾，夺俸三月，并戴罪抚戢。

最后，按照巡按宋仕的建议，永宁宣抚司印等到奢崇周成年再给他，至于两位妇人则分管各自的土地人民，均给予官帽衣带。

世续所生的奢崇周继承土司之位没多久就死了，世续膝下再无子嗣。永宁宣抚司又一次陷入了继承人的纷争中，朝廷对此颇为忧虑，最后议定由奢家亲支奢崇明继承。奢崇明之父早死，他由伯母世统抚养了13年，和伯母的关系自然非同一般。

这期间的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正月，四川都司张神武和参将周敦吉再次驱兵进入永宁宣抚司，以向世续追讨永宁宣抚使官印为名，再次大肆掳掠，奸淫妇女。这次忠于世续的阎宗传再度起兵反抗，攻打周围的永宁卫和赤水卫，并摧毁了普市所和摩尼所。朝廷经过调查，认为是张、周二人“矫命兴师，虏掠黔刘，贪纵淫暴，因激变”。虽然事闻于上，但朝廷仍没有对祸首张、周二人严肃处理。

至于贵州水西彝族土司安家，也有讲头。贵州宣慰司实力强大，所以朝廷在处理其相关事宜时，向来比较慎重，历来是恩赏有加。霭翠归附后，明太祖特令其居各宣慰使之上。霭翠去世后，其妻奢香夫人袭任土司，当时都督马晔想消灭这群土司，改土归流，于是找了个借口鞭挞奢香夫人，想逼她挑起战事。这个时候，水东宋氏家族的宋蒙古歹之妻出面制止，并到南京向朱元璋告御状。朱元璋听后令奢香夫人觐见，奢香夫人如实告知马晔阴谋，并表示愿为大明世代守卫疆土。明太祖大悦，对其大加封赏，并召回马晔严厉惩罚了他。从《明太祖实录》中可知，贵州宣慰司经常进贡马匹给朝廷，虽然数量并不是特别多，但是在朱元璋眼里简直是个模范土司。奢香夫人之子安的承袭土司后，照例进贡战马，朱元璋直夸他忠诚恭敬。

起初，朝廷规定贵州宣慰使需在贵阳城内办公，非有公事不得擅回水西，但明中期以后朝廷对其警惕有所下降，便允了宣慰使回水西办公的请求。不过另一方面，出于对水西实力的顾忌，朝廷也在水西周边广置卫所，实土卫达二十余个。永宁卫、乌撒卫、赤水卫、毕节卫位于水西彝族百姓聚居区的西北方向，普安卫、普定卫、平坝卫、威清卫、安南卫、安庄卫就在水西以南，贵州卫、贵州前卫、新添卫、龙里卫等则在水西东南。朝廷后又在水西所管水外六目之地设敷勇卫和镇西卫，从而形成了一个针对贵州宣慰司的大包围圈。

贵州都司所属的卫所屯堡和土司营寨不但犬牙交错，而且还人为地割裂了不同地区的少数民族之间的联系，使得川、贵、湖三省同族土司互不统属。永宁宣抚司虽属四川代管，但位于永宁宣抚司境内的永宁卫隶属于贵州都司，隶属于湖广都司的五开卫却位于贵州黎平府境内。不过由于管理组织不同，事权不一，也平白增加了处理少数民族矛盾的难度。

同时，朝廷不断迁徙汉人移民贵州以扩充当地汉人比例，并大规模推行屯田制。明朝前期，贵州军屯尚能自足；但到了卫所制衰败后，便状况百出了。弘治年间，已有很多屯田被豪强吞并。到万历年间，贵州卫所屯田更是有直接被公然侵占改为私庄的例子。

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一位日后于崇祯年间在颍州殉国的前任兵部尚书张鹤鸣。张鹤鸣在巡抚贵州期间，手腕凌厉，做事果断，屡次发动军事行动镇压当地起事。贵州宣慰使安尧臣去世后，其子安位年幼，张鹤鸣看到此景，立即上疏朝廷，打算趁安氏少主年幼不成气候之际，彻底收拾水西安家，顺便改土归流。贵州巡按御史杨鹤也上疏朝廷，建议趁安氏“仰我鼻息”之刻将其收拾。但是朝廷并没有允许张鹤鸣这一行为。

天启元年十一月，巡按御史史永安上疏朝廷速令安位承袭宣慰使，并请革土司袭谢陋规。这里的“陋规”是指向袭职者索取黄金一事。安位袭职时，贵州分守兵备副使邵应祯就向他索要常例两三千金。据记载，奢崇明就任宣抚使后，也遇到了永宁监生陆登瀛勒索谢礼，并遭参将周敦吉斥骂这样的不快事件。日后在云南发动叛乱的土司普名声，在新巡抚王伉上任时，也被其索贿。著名女将秦良玉的丈夫石砫宣抚使马千乘，亦是因为内监索贿不成，趁机构陷而下狱瘐死。

正因为此，安尧臣去世后，其子安位才畏惧朝廷命官勒索，迟迟未承袭宣慰使一职，而由其母奢社辉暂领。奢社辉正是奢崇明之妹，而前永宁宣抚使奢效忠之妻又是曾经的贵州宣慰使安万铨之女。尽管有此密切联系，可在一开始水西安家和永宁奢家也有矛盾存在：奢崇明之子奢寅为人凶悍，曾经和奢社辉争夺土地。正因为此，当奢崇明率先起兵反叛的时候，朝廷庙堂还希冀水西安家能够为朝廷尽忠，万万没想到两土司均反，互为策应，棋失一着。

播州之役后，尽管朝廷完成了剿灭杨氏的目标，但水西安氏也收回了先前的土地，实力大大增长，比以前更难控制。万历四十一年，水西安尧臣驱兵进入云南境内劫掠沾益；万历四十六年，四川巡抚又奏报水西安氏违旨进入永宁地界。安氏和朝廷之间的矛盾日趋白热化。

在张鹤鸣巡抚贵州期间，还发生了一桩事。当时赤水卫明军和当地百姓争夺土地，而张鹤鸣在给朝廷的奏疏中直指奢家父子“抢占土地”的行为是违命抗旨、公然叛逆，要求改土归流。

此时奢崇明的官位还是永宁宣抚使。永宁宣抚司虽属四川代管，然而宣抚使仍然是朝廷的正三品大员，张鹤鸣如此做反而容易激化矛盾。永宁、水西等地正好位于川贵交界之处，当地土司互有通婚，关系错综复杂。事实上，该地区的少数民族时常发动起义反抗明朝统治。有鉴于此，张鹤鸣一心想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因此故意把事情闹腾大，直接给对方扣上了“抗旨”“谋逆”的大帽子。

朝廷对上层土司一向加以笼络，而对土司领内的下层百姓却未能给予足够的重视，任凭土司酋长鱼肉乡里，所以土司起兵时也能一呼百应，通过欺诈得到底下群众的支持。日后在贵阳围城战中幸存下来的贵州提学佥事刘锡玄在《围城日录》（收录于《黔牍偶存》）中说：“官兵渔肉黔人，既极残酷。有过苗仲寨者，苗仲具鸡黍，称主人甚谨，临行，辄破算器，加楚折焉。……流官之朘削土司，真可痛恨。然土司之孱弱忠顺者尤被困。……纵衙隶朘土司者十人而九，弱怒色，强怒言久矣。”后来张我续带兵平叛时，其所带亲兵三千余人在城内各家住宿，每日酷索奸淫。再加上奢崇明家族和明朝的种种矛盾，奢崇明起兵时，一些深受官府欺压的底层人民也随之起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