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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崇祯年间，明军与后金军的战斗进入到拼国力、拼策略的拉锯状态。崇祯四年七月，为了进一步巩固辽东防线，明军将领祖大寿率领麾下1.3万余军士和大量民众修筑关外大凌河城。明军的行动很快，在八月初就已经完成大部分工程。然而，皇太极并不会眼睁睁地看着明军在自己的眼皮子底下修建城池。于是，皇太极于崇祯四年八月初六，率领1.5万后金军将大凌河城层层包围。也是在此战中，后金军开始使用俘获以及自制的红夷大炮和其他炮种进行攻坚战，大凌河城周围的墩台城堡非败即降。明军火炮优势尽失，在辽东孤立无援。小小的大凌河城很快出现粮食危机，并出现人相食的惨状。但是，明军并没有投降，而是努力和外界沟通，期望朝廷派遣援军救援大凌河城。经过重重努力，八月二十二日前后，来自大凌河城的求援战报终于送到北京城。此时辽东已没有力量可以增援大凌河城。于是，支援大凌河城的重任便落在重镇登州与莱州身上。
此时任职登莱巡抚的正是孙元化。朝廷自接到大凌河城的求援战报后，便下令驻防在皮岛的前协副总兵张焘率兵至旅顺的双岛，与登州参将黄蜚以及孔有德部会师并进军至三岔河，以期相机登岸夹攻后金军，解大凌河之围。
一个月后的九月二十七日，登州派出的援军正式从水路起航支援大凌河城。援军规模不可谓不大，张焘以及葡萄牙军官公沙率领沙船21艘自皮岛进发。当晚，明军船队遭遇大风，被迫修整一昼夜。之后的十月初一（飓风持续5天）、初六、初八（飓风持续3日）持续遭遇飓风。这种极端恶劣的天气导致明军船只严重损毁，士兵的辎重及兵器亦全部遗失。而已经抵达三岔河的孔有德部称，三岔河已经结冰，但冰面尚无法承受太大重量，军队无法渡河。于是，来自登莱的援军竟然以此为借口，不顾大凌河城官兵的死活，一直逗留到十一月初。
清末民初的祖大寿墓（部分）
旅顺双岛沿海环境
尽管风浪巨大，但是实在无法想象双岛一整个月都有飓风的存在。援军兵器尽失，竟也不在当地及附近采买。张焘甚至在逗留不前的情况下，居然还吹嘘与自己同行的葡萄牙人“西洋一士可当胜兵千人”，并请朝廷购买西洋火炮、火药以及盔甲给自己的部队。
那么这里就存在几个问题。西洋火器是否能在短时间内采买齐全？况且双岛距登州已经很远，是否有地方可以短时间内采买到？张焘本人说沿途飓风，就算登州尚有西洋火器，运抵双岛是否还需要一个月的时间？如果不需要一个月，那么张焘逗留一月不前是何居心？张焘不可能不知道他的提议是胡闹，也不可能不知道大凌河城的官兵已经苦盼援军三个月，但是他依然“任性”地在双岛驻扎了下来。这种无耻、软弱和盲目自信的对敌态度，可以说是明末文官的真实写照。
一筹莫展的朝廷于十月二十三日再次发文催促登州调遣援军，自陆路发兵5000火速开往大凌河城。然而，由于张焘及孔有德的逗留不前，登州城内只有不足3000军士，登州步兵火器营主力都在逗留于双岛的孔有德以及吴进胜的手中，共4200人。无计可施的孙元化只得在十月二十五日，调拨小划船前往双岛诏谕孔有德部回登州。等孔有德部召集队伍回到登州的时候，已经是十一月十四日。
十一月十四日，孙元化命孔有德与王廷臣先行。此次自陆路北上辽东的第二次援军队伍，一共有官兵4472员、马1061匹、骡515头、驼3只、牛154头，所携装备有铁甲1985副、棉甲564副、中西大小铳炮1034门、火药5990斤、铅子2217斤。孙元化因此吹嘘道：“从来援兵未必若此之盔甲、器械、锅帐、辎车悉全者。”但是讽刺的是，大凌河城守军已经在半个月前，由于援军的拖延和弹尽粮绝而投降了。
孔有德部自陆路出发后，沿途懈怠，丝毫没有火速前进的意思。他们甚至在山东邹平驻扎了月余而停止不前，以至于出发两个月才离开山东境内，这从侧面说明孔有德十月初时至三岔河不渡，并不是因为水面结冰而无法飞越。目无法纪，大胆狂妄，就是孔有德的真实性格。
崇祯四年闰十一月二十八日，当孔有德率军抵达直隶河间府的吴桥时，突然易帜叛变。常见说法是，当时已经到了冬日，部队到达吴桥县以后，补给无法满足。孔部的步卒到吴桥县的乡绅王象春家偷食了鸡犬，此事被王家告发以后，孔有德惩罚这名肇事士卒穿耳游营。饥寒交迫的孔部见此情形又惊又怒，遂发生哗变。哗变的军士将王象春的家宅焚烧殆尽，王家仅王象春之子幸免于难。第二日，孔部千总李应元与其父李九成捆缚孔有德于演武场，逼迫孔有德谋反，孔有德最终被迫答应。于是，孔部叛军自吴桥县回戈东指山东，尽行劫掠，所过无遗。这便是震惊明末，改变了明清力量的吴桥兵变。
很多史料，如清代编撰的《明史》以及之后的《清史稿》，都采信这种说法。孔有德在之后给皇太极的请降书中，亦将自己包装成一个人畜无害的忠良将领，因军队冻饿，加上官员的逼迫才不得已造反。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其实，《明史》和《清史稿》为了避尊者讳，巧妙地隐藏了一些细节，成书于康熙年间的清代禁书《平叛记》，却给我们留下了更多线索。根据《平叛记》的记载，孔有德部在登州到吴桥县的途中，军纪就已经非常败坏。当时孔部在途中，所过之处多行劫掠，名声非常差。到达吴桥县以后，百姓因为这个原因纷纷闭门罢市，不纳孔部，才导致孔部饥寒交迫的情况。但这里还有一个不能忽视的前提，那就是孙元化在发兵之前，已经给足了孔部粮饷以及冬衣。孔部在吴桥县会出现断粮的情况，恰恰是因为他们在山东足足逗留了两个月！再则，孔部在粮饷充足的情况下尚且沿途劫掠，无粮时能有多强的军纪，就实在耐人寻味。孔部给出的冻饿交加才不得已“起义”的借口，放在崇祯初年的大背景下，也是站不住脚的说法。就以崇祯四年吴桥兵变之前的己巳之变（崇祯二年）来说，当时皇太极率领大军越过喜峰口，兵围北京城，崇祯皇帝下令各路军队勤王，各路勤王军的处境亦十分凄惨。比如当时延绥军接到勤王诏令，急行军数千里，到达顺义时乏粮，顺义守城官拒绝给粮，亦拒绝延绥军进城，饥寒交迫的延绥军却并没有出现哗变的情况。又如云南勤王军到达北京时，缺粮数月，因水土不服减员十分之二三，衣物器械典卖殆尽，整个军队犹如乞丐，亦没有出现哗变的情况。再如京营士兵缺粮十数月；宣府大同勤王军粮饷数月未给，官兵枵腹，在勤王途中急行军数日不得食，但都保持了良好的军纪。孔有德因为自己玩忽职守，逗留两月不前而乏粮，且以此为借口推卸责任，实在是强词夺理。《平叛记》中说孔有德“骄悍不法”，可谓是一针见血的评价。
清太宗皇太极画像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记载最为清楚的第一手资料当数《中国明朝档案总汇》里面的内容。这份档案中收录了一份极其珍贵的吴桥知县毕自寅的叙事奏疏，记载了孔部过境的更多细节。据称，吴桥县自崇祯四年十一月三十日左右到孔有德所部经过，陆续有援辽的山东队伍过境（当指前文中的王廷臣部），一路上并无迟留。闰十一月二十七日，有领兵官孔有德所率兵丁约六七百人于当日傍晚抵达吴桥县歇息，次日饭后继续向北出发。当北行至吴桥县校场时，孔部突生变故，驻扎不前。毕自寅见状，急忙派人去孔有德军中催问缘由。只见孔部士兵将孔有德捆绑，口称孔有德不支粮饷，要求支给他们粮饷才能施放孔有德。毕自寅见状亲自到孔有德军营中劝慰军心，但是恼怒的士兵并不听从毕自寅的劝说。到中午，他们强行让毕自寅给予其饭食，之后下乡掠夺马驴十数匹。毕自寅见状急忙命令县中衙役、保甲和民壮等上城守御，以防不测。至傍晚时分，孔部终于拔营，声称回登州讨粮，随即南行。
另外根据记载，胁迫孔有德谋反的李九成，是登莱巡抚孙元化任命的购马官员。因登州及山东等地马种矮小，不利于辽东战事，登州府会时常遣人至山西、陕西等边地买马。然而，李九成却将朝廷给予的购马款项贪污殆尽，自知难逃重刑的他才最终生起谋反的念头。
将以上记载串联起来后，我们可以得到一个非常清晰的吴桥兵变的前因后果：孔有德部援辽军士，沿途观望，军纪败坏，以至于到了吴桥县就已经基本用完所带粮饷。到了吴桥县以后，吃过最后一顿饭，军粮终于见底。骄妄的孔部军士将孔有德带至校场捆绑索要粮饷。最终，将官的野心与士兵的不满联合起来，促成了兵变。
此外，整个吴桥兵变期间，两方将领对兵变谋反的态度本身就是“一拍即合”：孔有德目无王法，狂妄自大；李九成父子自知死罪难免，亡命一搏。而且在一开始孔部赴援辽东路过莱州时，史载莱州知府“知其必反”。可知孔有德要么对朝廷极其不满，人尽皆知；要么在出城时，孔部的军纪就已经十分败坏。
那么，孔有德究竟是被乱兵“胁迫”最终“不得已起义”，还是早有预谋的谋反，就十分让人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