抉择

兵入河南，数倍于己的流寇，望尘莫见其影。

当年十八骑败亡商雒山的李自成，卷土重来之势，如燎原之火。

我驻马在业已荒芜的山坡上远眺。本该是春夏之交的青绿山峦，如今却带着肃杀的秋意。蜿蜒行进的队伍缓缓消失在路的彼端，马蹄扬起的黄土模糊了我的视线。

日前送往京师的上疏，终被朝廷驳了回来。据说天子接到我的上疏后，龙颜震怒，责我“原议练兵五千可以破贼，何以取盈两万，且百万之饷安能即济”，分明是“出尔反尔”，借口拖延进兵，于是置我练兵派饷的上疏不理，严令我“即卷甲出关，毋得逗挠取咎”。如此一来，仅凭手中的5000禁军，想要解开封之围，与李自成决战，几乎是痴人说梦。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或许，解开封围城之策尚可计议。但我手中还有一份来自天子的密令，却没有商量的余地。

贺人龙曾是我的旧部，说他是李自成同乡倒也不错，只是若因此认定他有背叛之心，我仔细思量总觉牵强。自我任陕西巡抚之初，他便是我的得力干将，骁勇善战，杀人如麻。关中流寇对其冠以“贺疯子”的名号，谈之色变，恨之入骨。我陷狱三载，未曾再与他谋面。此番起复，再赴关中，我一直在筹谋如何用其之长以制敌。不想，天子要处死他的密旨先到了面前。

我何尝不知贺人龙诸多恶习，又何尝不知他临阵脱逃致使两任总督败死贼手的行径依法当诛。然则，眼下关中贼势汹涌，临阵斩杀贺人龙这般股肱之将，于军恐有大不利。时至今日，我坐在军帐之中，面对奉命前来会合的各部总兵及姗姗来迟的贺人龙，天子却仍未对我上疏求情之事做出回应。

君命难为。

目下天子已然对我诸多不满，倘若旦夕责效，我出师未捷，只怕要先落得抗旨欺君的下场。关中剿寇大局又当何去何从？少一个贺人龙，我至多耗些心血罢了。

“贺总兵，”由是思定，我平缓了一下呼吸，“本院出京时，天子另有一旨，命本院亲自转达于汝。”

“竟有旨意给我？”贺人龙闻之大笑，旋即起身到我座前，下跪行礼，“臣贺人龙接旨。”

“来人！”我缓缓起身，乍然提高声量喝道，“把贺人龙给本院拿下！”

贺人龙瞠目结舌，没等喊出声，便已被等候多时的几个军士按倒在地。直到他的脸被狠狠抵在冰冷的地上时，才挣扎着发出愤怒的吼叫：“混账！尔等意欲何为？”

我拱手向着京师的方向请旨，故意大声宣布：“陛下有密旨：援剿总兵贺人龙，骄横狂妄，为所欲为，近来剿贼临阵脱逃，连番失利，致两任总督败死贼手，罪不容赦，着立即处死，以正国法！自此往后，有敢效法贺人龙者，同罪并诛！”既然杀贺人龙已不能避免，那么，杀鸡儆猴，让在座的总兵都长个记性也好。

“我贺人龙为国效力，披肝沥胆，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贺人龙挣扎道，“便是有罪，何不容我立功自赎……”

“尔陷关中战局于困境、两任总督败死，虽一死不足抵罪！”我将手一挥打断了他，然后喝道，“拖出去！斩！”

贺人龙原本灰暗的告饶眼神瞬间换了模样，充血的双眼怒火中烧地瞪着我，若非被军士死死按住，便要扑上来做困兽之斗：“孙传庭，你敢矫诏杀我！孙传庭——”

我看着他被几个军士拖走，那歇斯底里的咒骂嚎叫虽然离我越来越远，却仍旧在静如死水的帐中清晰地回荡着。

“孙传……”

最后那个字未及出口，几点血便已溅在帐门上。

明崇祯十五年（1642年）四月底，刚刚起复不过两月余的孙传庭接到来自兵部的命令，命令他即刻率领延绥、宁夏、甘肃和固原的军队，进入河南境内，驰援被李自成第三次包围的开封。与兵部命令一并下达的，还有一道来自明思宗的密令，要求孙传庭处死手下作战不力的援剿总兵贺人龙。这看似简单的两道命令，却着实成了孙传庭的难题。

早在农民军第三次包围开封之前，李自成就已攻克重城洛阳，致就藩于此的明思宗叔父福王朱常洵被杀。开封由是孤悬于河南，处境堪忧。就藩于开封的周王，眼看农民军再一次陈兵于开封城西大堤之外。尽管农民军围而不攻，但城内人心动荡，朝不保夕，唯有向明思宗求援。旦夕责效的明思宗立刻想到统率5000精锐的孙传庭。

孰料，身在前线的孙传庭见到遮天蔽日的农民军后，方知自己错估了中原局势。原本指望的当地驻军，已毫无作战之心。单凭他麾下的5000人对战数以万计的农民军，如同痴人说梦。于是，还没等明思宗催战的旨意下达，孙传庭便派人将认错的检讨书与新的作战计划快马送去京师，向朝廷提出“非练兵二万，（军）饷百万不可”。明思宗对他“出尔反尔”的举动大为震怒，认为他是借故推诿，乘机要挟，严令他“即卷甲出关，毋得逗挠取咎”。面对明思宗如此强硬的态度，孙传庭只好放弃向朝廷索要练兵粮饷的计划，自己想方设法找各种理由，拖延出关时间，从容计划募兵事宜。急于解开封之围的明思宗却再三严令催督，孙传庭不得已，只能遵旨率部急奔潼关，并在军事会议上以明思宗密旨为由，斩杀援剿总兵贺人龙。

关于斩杀贺人龙一事，史学界有两种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斩杀贺人龙是明思宗与孙传庭议定的。孙传庭上疏为贺人龙求情，原为稳住贺人龙部，不使之哗变。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孙传庭上疏求情是出于大局考虑，并非同明思宗做戏。从法理上来说，贺人龙临阵脱逃，前后两次陷主将于死地，见死不救，对中原战局造成的负面影响极其深远，理应正法，以儆效尤。但贺人龙其人骁勇善战，实乃一员令农民军闻风丧胆的悍将。临阵斩杀大将，势同自断股肱。以孙传庭既往的战略眼光和行事风格来推理，他与明思宗同谋斩杀贺人龙的可能性并不大，为之求情却君命难为，不得以杀之则更合乎情理。

在下决心设计诱杀贺人龙之前，孙传庭已进行妥善的人事安排计划，有效防止了贺部兵变，其心思缜密程度可见一斑。尽管如此，贺人龙的死还是令农民军额手称庆，纷纷酌酒相贺曰：“贺疯子死，取关中如拾芥矣！”

孙传庭认真履行了两道旨意后，明思宗又于六月十七日下旨，起复了原户部尚书侯恂，命他率军从山西南下入援开封，与孙传庭部两面夹击。作为统帅的侯恂却提出放弃河南地，让孙传庭死守潼关，自己和总兵左良玉等固守荆襄、江淮等地，困死李自成的策略。朝廷出于全局考虑，否定了侯恂的战略，命令他调动左良玉部救援开封。

左良玉部作为明军精锐之一，战斗力之强是人所共知的，而其飞扬跋扈亦远近闻名。接到军令，他与其他各部总兵均表现出畏战情绪。朱仙镇军事会议上议定次日出击，他却于当夜私自拔营先行，结果遭到李自成大军伏击，造成驻扎在朱仙镇的十几万明军全线崩溃。

此时，开封孤城孑立，已是“十室十空，人始相食” 。守城的官军和幸存的百姓不得不以水草、小虫、皮胶之类的东西充饥，人肉甚至卖到每斤白银5两。与开封城内鼠雀全无的萧索形成对比的是，朝廷派出的第二拨救援兵马皆屯扎于河北。鉴于之前朱仙镇之败的阴影，援军始终不敢正面与锐气正盛的农民军交战，以解开封之困。最终，守城的巡抚高名衡等人决定“决河灌城”，决堤借水力攻击农民军。结果，农民军也决堤还以颜色。适逢大雨连旬，水淹开封，城中百姓死者甚众，“得出者万人而已”。

两面夹击的战略成了泡影。孙传庭进驻潼关后，方才得知开封被淹的消息。此时，李自成部已经转战到豫中地区。孙传庭于是兵进南阳，邀击李自成，孰料手下四将中了农民军的埋伏，大败而归于潼关，史称“柿园之役” 。好在明思宗念着将来还要倚重他，未予处分，仅责成他“图功自赎”。身经百战的孙传庭尚且如此，河南境内的其他守军更是不敢与李自成交锋。于是，汝宁、确山、信阳、泌阳尽失，农民军兵锋直指襄阳。身居襄阳的左良玉自知招架不起，索性纵兵掳掠襄阳和樊城后，逃亡承天，襄阳旋即陷落。之后，农民军相继攻下枣阳、宜城、谷城、光化、均州、荆门等地，最后连荆州也纳入囊中。湖广巡抚宋一鹤畏罪自杀，湖广大乱。明思宗无奈，命次辅吴甡总督湖广。洞察安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的吴甡，却无力去挽回湖广的败局。此时的李自成已不满足攻城略地的快意，生出了取代朝廷的野心，开始有意识地收买民心，为己所用。更糟糕的是，李自成占领湖广地区后，在襄阳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张献忠闻之，如法炮制，亦在湖北发难，攻克武昌，自立为王。

河南与湖广皆落敌手，中原残局犹待收拾。纵观业已千疮百孔的大明版图，彼时能依仗的，就只有驻守在潼关的孙传庭这一支精锐力量。孙传庭经历柿园之役后，退居陕西约有一年时间。在这一年时间里，孙传庭在三秦大力扩张军备，并尝试赶制“火车”（车上配备火器，装载粮食弓箭）2万辆，建立火车营，意在养精蓄锐，静观事态变化。

孙传庭的按兵不动，令远在京师的明思宗大为光火，也令三秦百姓苦不堪言。明思宗是因为战火烧坏了大明的版图，河南、湖广、四川几乎都为势大的农民军所占，帝国危机到了刻不容缓的境地，诸将却畏战不前，坐视农民军战火四处蔓延。而三秦百姓则因孙传庭在陕西境内耗费大量人力财力日夜扩充军备而不得安宁。照理说，孙传庭是为了保三秦安危才扩充军备，百姓何故不体谅孙传庭的苦心呢？

实际上，三秦百姓长期为明蒙对峙的民运压力所累，濒临绝境，故时有揭竿而起之事发生。适逢关中大灾之际，百姓非但得不到朝廷的赈济，还要为孙传庭在陕西的扩张军备买单，加之孙传庭前番在陕西巡抚任上积累的宿怨，民怨更加沸腾。然而，实质上能威胁到孙传庭的，还是那些损失更大的利益集团。朝廷对孙传庭增兵增饷的要求置若罔闻，孙传庭不得不就地解决军费粮饷的开支，保证剿寇任务顺利完成。于是，孙传庭的矛头指向了曾经在三秦之地横征暴敛的地方豪强，特别是侵吞军屯之利的官宦和地主。在这群人中，有很多人本人或祖上是九边边防的将官或朝廷乞休的元老重臣。他们在任职期间监守自盗、借机侵吞屯田、虚报兵额吃空饷、剥削压榨边兵等。这些贪腐行为早已成了潜规则，上行下效，竞相贪污，仅榆林镇便有“各卫所官占种屯田，私役军卒，扣赃月廪，大为奸利……”的记载，其中纳级（纳银粮以图升级）武官尤为严重，致使底层的边兵处境凄惨——大量逃亡，乃至加入反政府武装求生。这点单从农民军中不少首脑人物的出身经历就能看出来。例如：张献忠原是延安捕快，后因故革职，往延绥从军，又因触犯军法，失去了军职，后来便索性加入暴动。李自成亦是银川驿卒，因明思宗裁撤驿站，自己性好斗，又数度犯法，后来便投入武装起义。

孙传庭要以秦饷养秦兵，就必须拿这些掌握大量物质财富的利益集团开刀。为了出师有名，他再一次以清屯的名义，展开对这些利益集团非法收入所得的追剿。被动了奶酪的利益集团自然不肯任其宰割，他们对孙传庭软硬兼施，希望能最大限度保护自己的利益，最好能将孙传庭从陕西赶出去。这一点在电影《大明劫》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事实上，这种富裕大户于国难之际一毛不拔的事情，在贫富悬殊的晚明表现得尤为突出。在经济高度发达、物质极其丰富的情况下，这是只追求个人利益的自私表现。人们更在意自身利益、自身安危，至于与自己无关的事情，则表现出冷漠。只要能保证切身利益不受侵害，其他是非曲直都不重要，甚至出现武清侯李国瑞为了不出钱充军饷，故意拆房卖地，在京师街头变卖家产的闹剧。孙传庭一日不出潼关，清屯之举就一日不会停止，士绅们苦心积攒的非法收入和家业就会受到冲击。因此，他们纷纷向朝廷告状，说孙传庭是“玩寇糜饷”，说“秦人日在汤火中”，甚至说出了“督师苟不出关，收者至矣”的话。一些与他们有紧密利益关联的朝臣，也开始揣摩明思宗对孙传庭的疑虑，不断迎合明思宗催战的旨意，借着近水楼台之利，指责孙传庭闭关不出是别有用心。

对明思宗而言，这释放了一个危险的信号。彼时的明军主力，除了辽东的边军，湖广的左良玉部，只剩下据守潼关的孙传庭部。辽东关外土地已失，山海关的守军是最后的藩篱。左良玉部怯战，根本不敢和农民军交战。中原大片腹地无人防守，往东的山西成为抵抗农民军攻击京畿的唯一屏障。如此一来，京畿安危被压缩在河北境内，随时可能面对清军南下和农民军东进的两路进攻。倘若孙传庭手握重兵，又有二心，扼守关中，按兵不动，坐视农民军进攻京畿，于中得利，那么大明社稷将毁于一旦。在影片中，明思宗的台词“倘若给了钱粮还不出兵，岂不是又养了一个贺人龙”，充分点出他内心的猜疑不安。无论舆论真伪，明思宗都不愿意看到孙传庭拥兵自重，继续逗留关中。因此，以防陡生变故，明思宗催促孙传庭出关与农民军决战。

那么，在当时的情况下，死守潼关是否就是最好的选择呢？

众所周知，潼关乃关中门户，闭关足以自守，东出则能以关中平原为后方，纵横天下。当年秦国以关中为据，奋六世之余烈，东出函谷一统天下。唐代的安史之乱，如果不是哥舒翰被迫出潼关作战，指挥失误，便不会有玄宗入蜀之难。同样被朝廷催促出关作战，孙传庭的处境和哥舒翰却有极大不同。安史之乱爆发突然，唐军主力皆在边防，从幽州至洛阳几乎没有有效的防御，致使叛军兵锋迅速兵临潼关。但哥舒翰在潼关坐拥20万大军，只是闭关不出，拖延时间，各地的官军便纷纷响应，组织军事力量收复失地。朔方军更是从背后给予叛军持续强效的打击，人心所向，一览无余。而孙传庭此时面对的晚明世态，则是利益倾轧，人心思变，官军怯战，朝臣掣肘，孤军无援。朝廷已无其他精锐协助作战，麾下新军又大多没有经历实战，而农民军士气高涨。避其锋芒，静待时机，一击而胜，也许才是相对实际的策略。否则，出关作战一旦有闪失，不仅中原局势会恶化，关中和山西也将无险可守。潼关如果失守，李自成就可以长驱直入占领整个关中，占据主动优势，进可攻天下，退可据关中而王。两害相较取其轻，孙传庭屯兵于秦，尚有转机可寻，而出关作战则只有必胜一条路。

相隔千里的京官们却不以为然。基于大明“弹劾”制度中的恶习，很多朝臣都对孙传庭据关不出的行为进行责难和声讨。面对晚明困局，不少大臣都曾在朝堂上侃侃而谈自己的战略构思。然而，真的让他们去落实，却避之唯恐不及。待到别人做事，则在一旁指手画脚，利则自取，祸则推诿于人。流寇方起之时，朝廷要求各地方官员配合总督予以助剿。结果，不少官员为了省事，只将入境的流寇驱赶到他人负责的防区交差。致使主力精锐一直处于疲于奔命的状态，事倍功半，劳民伤财。曾任通史的陕西人马鸣世就曾指出：“三秦为海内上游，延安、庆阳为关中藩屏；榆林又为延、庆藩篱，无榆林必无延、庆；无延、庆必无关中。而庙堂之上以延、庆视延、庆，未尝以全秦视延、庆；以秦视秦，未尝以天下安危视秦；而且误视此流盗为饥民。因此，几年以来势如燎原，莫可扑灭。如不亟增大兵，措大饷，为一劳永逸之计。恐官军骛于东，贼驰于西，师老财匮，揭竿莫御。天下事尚忍言哉！”

杨鹤、洪承畴、杨嗣昌等几任总督在明思宗抚剿游移不定的策略下，指挥主力精锐忙于奔命，而助剿之军却敷衍了事、诿罪他人、任流寇肆虐猖狂，最终酿成大患，积重难返。奈何明思宗并未从中吸取教训，仍然坚持孙传庭必须出关作战，从而消弭隐患。明思宗此刻想着的不是如何选择最佳的战略决策，如何保住孙部这支预备队，而是如何防止孙传庭“玩寇糜饷”，收复河南和湖北失地。孙传庭能否逆转中原战局，是帝国维系下去的关键。在明思宗眼里，孙传庭的存在必须即时产生良性的效益，就像电影《大明劫》中隐喻的“大黄”一样，在他最需要的时候，必须起死回生。否则，就是在浪费帝国宝贵的时间和他的耐心。

那么，站在孙传庭的角度，如果他坚持“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理由，抗命不出关，是否有可能挽救当时的局面呢？

明代的军事制度注重分权制衡，孙传庭尽管有节制武将的权力，但与以往拥有完整指挥权的传统将领不同，他还要受到监军使者的制约。以往，监军这个职务，在主帅掌握完整指挥权的情况下，干预主帅的实权有限，多为虚设。例如，司马穰苴能依军法斩杀监军庄贾。然而，这样的事情是不会发生在明代的。明代监军多由宫中太监担任，直接对天子负责，有监视牵制主帅行动的权力。因此，主帅并未拥有绝对的指挥权，甚至有时还必须受监军的指挥。譬如，在崇祯元年的剿寇作战中，农民军首领就曾贿赂监军杨进朝和卢九德，骗取官军的信任，由此强渡黄河，造成“贼自此由合而分，罗汝才掠于楚，邢红狼横于豫，惠登相入于秦，而李自成领劲兵以入汉中”的局面。孙传庭的军中同样有监军使者，若孙传庭抗命，监军会立刻上报天子，朝廷即刻会有相应制裁。若孙传庭抗命，并对监军有所控制，在当时的法律规则下，等同谋反。他手下的将领非但不会受他制约，还可能以平叛为借口自相残杀，谋求首功。孙传庭本人深知其间利害，他出身士大夫阶层，以其性格，忠君谋国一直是他的本分。另外，道德底线也不容许他这样做。更为重要的是，在这样的复杂环境中，孙传庭自己对出关作战仍抱有侥幸心理。

尽管孙传庭在不得已接受出关命令之后，曾叹息道：“奈何乎！吾固知往而不返也，然大丈夫岂能再对狱卒乎？”悲观之情溢于言表，但他仍在出关前夕给新任的兵部尚书冯元飙写了一封信，表明心迹：“雅不欲速战，见上意及朝论趣之急，不得已督师……吾固知战未必捷，然侥幸有万一功。”

出关作战真的能成功吗？ i/cu25xjVNIyQg300rMolXRhflF78S+ylyfOgoYLR8eBC1ZozpXcT9qa7r3P4gI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