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复

走出阴暗的诏狱，迎着久违的阳光，那炫目的感觉令我想起崇祯九年七月的午后。

那一日，初任陕西巡抚的我，在黑水峪与流寇激战四日，一举擒获匪首高迎祥。初战告捷的振奋持续激励着我。此后，我厉兵秣马，纵横于三秦大地。终在两年后的秋天，我在潼关南原 击败了荼毒关中日久的流寇李自成。匪首李自成经此一败，所部人马灰飞烟灭，只剩得十八残骑遁入商雒山中，大势已去。捷报抵京之时，朝野额手称庆，皆以为内乱将定，此后便可上下一心共御外辱，收拾为患建州的女真部落。

然而，一年之后，身为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的我，却因与杨阁部政见不合，被宫中派来的缇骑革职查办，押解入京师诏狱，一关便是三年。

三载寒暑，我被幽禁于尺寸之地，志不得伸，面壁以度，两鬓挂霜。如今，承蒙天子不弃，召对于文华，只因宿敌李自成复出商雒，连挫熊总理和杨阁部，卷土重来，已拥兵数十万，再围开封。

“卿以为，多少人可以破贼？”

时隔三年，因耳疾之故，天子忽远忽近之声已有些陌生，但那份担负社稷重任的执着却愈久弥坚，甚至多了几许渴望。

我短暂沉吟，脑海中又浮现起那年李自成兵败潼关南原的场景。转战27日不卸甲的曹总兵追击的流寇，看似势大，实为乌合之众。我所设伏兵三起三杀之后，沿着南原往商雒山的一路上，伏尸遍野，草木俱赤。不过，短短三载，量李自成东山再起，元气渐复，至多与当年比肩。倘有精兵强将在握，得秦中驻军协同，就粮于关中，运用得当，破贼亦不难。

“得精锐五千人足矣！”我斟酌着回禀。

“如此，”天子的声音压抑不住悸动，“开封之重便系于卿，朕在京师待卿凯旋。”

我站在文华殿的台阶下目视远方，似乎已能看见烽火燎原的中原大地。

时不我待矣！

明崇祯十五年（1642年）正月，被系于冤狱的前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孙传庭获释，官复原职，奉召于宫中文华殿，答剿贼安民之策，受命率兵去解救被李自成重兵围困的开封。此时，距离他上一次重创李自成为首的农民军已逾三年，距离大明王朝的覆灭只剩下两年光阴。

史诗电影《大明劫》择其为叙事的起点，是为了烘托“末日之战”社稷倾覆之危，继而将“传庭死而明亡矣” 的残酷史实展现在观众眼前。大明朝疆域横跨两京十三省，缘何社稷存亡仅系于区区一名官员？难道是后世史官因一己对孙传庭的景仰而刻意夸大吗？

与孙传庭同朝的兵部侍郎张凤翔进谏明思宗的话，为《明史》对孙传庭的评价提供了最客观真实的注脚：“（孙）传庭所部皆良将劲兵，此陛下之家业也，须留以待缓急用。” 家天下的年代里，家业等同社稷之重。换言之，孙传庭麾下所有，即为明思宗手中仅剩的王牌。

明朝至此时节，国祚已延绵了270多年，有万邦来朝的辉煌鼎盛，亦有璀璨如星辰的能臣名将，思想多元，西学东渐，经济繁荣，民多殷实，其对华夏文明的贡献，不逊于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万历时期的改革，缓和了帝国已出现的诸多社会矛盾。然而，好景不长，如是家业，传到明思宗手中，竟已骤然凋零得山穷水尽。究其缘由，便不免说到“明非亡于崇祯，实亡于万历”的观点。

尽管此观点在明史界广为流传，但确切说，“亡于万历”只因矛盾集中爆发在此时。追根溯源，这个矛盾的爆发基于一个隐患。这个隐患就是北方抵抗游牧民族的军事防线，即九边重镇 。九边重镇的设立，原是为了防御退居漠北的北元残余和盘踞东北的后金势力。然而，东起鸭绿江，西抵嘉峪关，横亘大半个疆域的防线，却不得已成了一柄双刃剑。九边重镇可使明朝免遭游牧铁骑的正面冲击，但其所需的给养，成了帝国无论在何种国力状态下，都必须负担的重中之重。这一点，历朝历代都曾面对，解决方式也因时制宜，但终归受到国力强弱的制约。秦汉对匈奴、唐对突厥都采取以攻为守的策略，宋对辽金采用议和弭兵的方式，还有北魏经营六镇拖垮国家财政的先例。明朝早期统治者深晓此间利害，故在国力强盛之时，不遗余力地通过军事手段尽可能向北打击北元残余势力，以建立军事缓冲带。时至明中后期，帝国的军事防御战略日渐趋于保守，尤其经“土木之变”后，军事和外交战略规划都呈现出裹足不前和缺乏灵活性的特点，仅满足于在内政方面恪守祖制，维持现状。与此同时，边境以外的游牧民族却再度活跃，逐渐形成相对统一的军事力量，并不断冲击九边防线。战争频率开始加快，军费开支也随之飙升。此时的九边防线因自身倍增的防御压力，转而成了明朝的巨大财政黑洞，之前掩藏在繁荣之下的隐患开始浮出水面。

事实上，明朝统治者以史为鉴，曾相继谋设“军屯、民运、开中和京运”，用以保证军事开支源源不断。然而，事与愿违。宣德之后，军屯日益败坏，良田大量被兼并掠夺，落入豪强之手，无法承担军事战略物资储备的需要。倚重商贾之资所设“开中之法”的收效，则止步在嘉靖三年。户部历年拨解九边的太仓之银，也因南倭北虏，终使财政陷于入不敷出的境地。及至天启年间，太仓年收入仅200万两，却必须向九边单独支出军费354万两，崇祯初年更飙升至500万两。太仓之银业已无力填补亏空，压力便不得不转向各省民运。所谓“民运”，指户部每年指派某省将一部分税粮运往边镇，如陕西一省就要同时供给固原、甘肃、延绥和宁夏四镇兵饷。民运压力之大，往往使税粮不及时或不足额。于是，“北方民间税粮惟以供边为累” 之势愈演愈烈。

维持九边重镇的正常运转本已是步步维艰，至万历辽东战事爆发后，截至天启七年为止，延绥、宁夏、甘肃和固原四镇积欠饷银高达422万多两，几个月甚至一年无饷下发的情况时有发生。待到明思宗接手时，不少地方欠饷已达两年之久。巨大的军事开销，财政无力负担，民运压力又不断加剧，激增的辽饷 雪上加霜，最终形成导致晚明历史变革的关键导火索——民变。

晚明民变始于关中，其首要原因是因为九边军饷开支过度，使腐败丛生，民怨沸腾。曾在陕西任职的内阁名臣杨一清对此颇有远见：“则陕西用兵，殆无虚日。八郡之人，疲于奔命，民穷盗起。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杨一清的担忧及其所献之策并未从根本上解决帝国的隐患。当天灾在关中降临之际，帝国因为财政赤字和腐败丛生，无法及时进行有效的赈济。关中之民尽管因饥饿而流离失所，却仍逃不过沉重不堪的辽饷征缴，边兵也因长年被拖欠粮饷，大量逃离军营，另谋生路。崇祯年间裁撤驿站，更使大量驿卒加入民变大军。于是，饥民、难民与逃卒偕行，三秦遂大乱。

崇祯元年七月，陕西定边营逃卒王嘉胤聚集饥民在府谷开始暴动，高迎祥、张献忠、李自成等人也相继响应，民变从陕西一度蔓延至山西境内。九边要害，半在关中。屯兵函谷以号令天下的战略地位，使帝国统治者不得不重视关中民变。由此，帝国被迫陷入内忧外患、两线作战的局面。身为帝国统治者的明思宗，必须正视先攘外还是先安内的关键性抉择。关外的后金日渐强大，且与蒙古部落联手，时刻威胁着大明的北部防线。只有尽快解决辽东的边患困境，缓解财政压力，才有可能使帝国的运转恢复良性循环。无奈民变骤起，财政已不堪命，明思宗摇摆在抚剿之间，始终下不了决心。他在决策上的犹豫反复，直接影响了官军对关中民变的处置。

时任陕西巡抚的孙传庭所经历的人生起落，恰恰贯穿了关中民变的发展始终。

明崇祯八年（1635年）秋，因天启阉党当道而辞官回乡的孙传庭被朝廷起复，次年即被任命为陕西巡抚。诸臣皆视孙传庭的任职为畏途，但他本人却谈笑风生，欣然领命，足见其胆略。因此，明思宗特召这位“边才”来宫中便殿面君。期间，孙传庭结合关中形势，提出了一些工作设想。明思宗对他的实心任事充分赞许，特批银6万两供孙传庭专用 ，鼓励其入秦后能勤勉励兵，早日协助总督洪承畴平定关中民变。孙传庭入秦后，果不负众望，整顿军备，且尝试“以秦兵卫秦地，以秦饷养秦兵”的策略，整顿名存实亡的卫所屯田制度，每年收入屯课银14.5万两，米麦3500石，并以此招募劲旅。孙传庭借助清屯之策充实秦兵的同时，也开罪了三秦利益集团。《明史》记载的“秦人爱之不如总督洪承畴”中的“秦人”，更大程度上指代的是从军屯中得利的秦中豪富之家，这点在电影《大明劫》中是有所体现的。因此，从某种角度来说，孙传庭在陕西巡抚任上多次上疏、锐意清屯，造成了腹背受敌的局面，也间接影响了自己的命运。

此时的关中局势，已经由杨鹤在任时的“主抚”，转向洪承畴的“剿杀”。当时，官方的战略是兵部尚书杨嗣昌所制定的“四正六隅，十面张网”。洪承畴主理西北五省，卢象升主理中原五省，全力剿杀流散作战的农民军，不使其波及太广。孙传庭作为陕西巡抚，在军事上归总督洪承畴调度，分工协作，专心追剿势头最强的“闯王”高迎祥部。崇祯九年七月中旬，孙传庭在陕西周至县黑水峪设伏，与高迎祥部激战4日，高迎祥本人被俘，其所部被全歼，孙取得大胜。之后，孙传庭于崇祯十一年六月始，与洪承畴分进合击，受命合歼李自成部。

当年八月，李自成被洪承畴追杀得仅剩千人，艰难突围后进入汉中，与“左金王”（贺锦）、“老回回”（马守应）等残部会合，拟从潼关突围，这是农民军第三次对潼关产生作战意图。此前的崇祯七年和八年，李自成都有过进攻潼关的军事诉求和行动，两次都被洪承畴所迫改道放弃。然而，潼关特殊的军事战略地位使农民军从未放弃进攻它。同年十月，洪承畴得到农民军欲攻打潼关的情报，立刻知会孙传庭：“（李自成）必走潼关原，公当设伏以待，可使匹马无脱。”孙传庭得报后，即在潼关南原山野之间每50里设一营，坐待洪承畴麾下临洮总兵曹变蛟于李自成部身后持续追杀，将李自成部逼进包围圈。疲于奔命的李自成残部，进入潼关南原，立足未稳，立刻遭到养精蓄锐的孙传庭部接连伏击，以致全军覆没。李自成妻女尽丢，仅与刘宗敏、田见秀等18人逃入商雒山，势同强弩之末。

李自成息马商雒，张献忠伪降谷城，“一时公卿且谓天下无贼”。不想后金军突然借道蒙古，绕过关锦防线，兵锋直指京畿。这是明思宗即位后第四次面对后金军的远途绕道奔袭，也是明朝灭亡前的最后一次。第一次是崇祯二年的“己巳之变” 。事实上，“己巳之变”前，经略辽东的督师袁崇焕和部分有识朝臣就曾对毗邻蒙古的长城防线表示忧虑，认为关宁锦防线足以将后金军挡在关外，但长城防线一旦疏漏，就会给后金军南下创造契机。“己巳之变”虽以袁崇焕被凌迟处死告终，但后金军南下的惯性已经形成，此后几度攻入长城，遍蹂京畿，远至山东。崇祯十一年冬，后金军奔袭入塞，已调任宣大总督的卢象升因与兵部尚书杨嗣昌政见不合，被迫战死巨鹿贾庄 。形势危急，明思宗立刻命洪承畴和孙传庭两部尽数北调蓟辽，杨嗣昌谏阻说：“贼未绝种，承畴、传庭宜留一人于彼镇压。” 明思宗拒不接受杨嗣昌的意见，致使农民军于濒死之际，柳暗花明。

洪承畴和孙传庭北调，使镇压农民起义的战果付之东流。入卫京师的孙传庭又与杨嗣昌发生了政见冲突。后金兵祸结束后，明思宗一次处死了36名官员，其中包括几位出身辽东系的关宁劲旅统帅。为了增强蓟辽防务，洪承畴和孙传庭奉命继续督率陕西精锐留守蓟辽边境。孙传庭和洪承畴得知后，分别上疏指出内乱未定，中原兵力一旦空虚，农民军势必卷土重来。孙传庭更致信杨嗣昌，谏言道：“是兵必不可留，留则徒强寇势，而究无益于边。且兵之妻孥蓄积皆在秦，强之在边，非哗则逃，是驱兵从贼也，天下安危在此。” 杨嗣昌置之不理，孙传庭力争不得，郁郁寡欢，上疏告病。明思宗不理，强命孙传庭带病就任保定总督。孙传庭求见明思宗希望面陈大计，上疏托杨嗣昌转呈，被杨嗣昌退回。孙传庭见状，再次上疏乞休，杨嗣昌却向明思宗宣称孙传庭“托疾非真”。明思宗大怒，派锦衣卫前往孙传庭处，把孙传庭连同核实真伪的巡按御史杨一俊一并革职下狱。

《明史》载：“（孙传庭下狱后）举朝知其冤，莫为言。”之所以有这样的局面，只因明思宗为人猜疑多心，急于求治，旦夕责效，重臣身家诛戮者众。违逆他意愿的朝臣，很容易因故获罪。温体仁、杨嗣昌等善于揣摩圣意者，反而容易获得他的偏信。明思宗对杨嗣昌的信任，可谓“情比金坚”，在崇祯一朝极为鲜见。以至于凡是反对杨嗣昌的，就视为忤逆圣意。弹劾杨嗣昌的大臣，一概严惩，客观上造成杨嗣昌在任期间一手遮天，无人敢言其非的局面。例如：巨鹿贾庄之败，千总杨国栋因为不肯顺服杨嗣昌之意，修改塘报，坚持卢象升已战死，被杨嗣昌列入罪员名单处以极刑。杨嗣昌构陷卢象升怯战脱逃，不许士卒指认卢象升遗体，致使卢象升死后停尸80多日才入殓。期间，明思宗不闻不问，后来亦无任何追谥。几任总督和许多重臣首身分离，孙传庭看在眼中，不免兔死狐悲。然而，他身陷囹圄，命系于他人之手，早已没有选择。

就在孙传庭入狱后不久，杨嗣昌因所荐总督熊文灿剿寇不力，被明思宗派往湖广督师。眼看农民军做大，局面已然失控，他却劳师无果，自知罪责难逃，遂吞金自杀于军中（一说为病死）。

杨嗣昌的死并不能阻止明朝滑向灭亡的深渊。他死后不久，关外的后金举倾国之力进攻宁锦防线，兵围锦州。明思宗为解锦州之围，调集13万大军，由蓟辽总督洪承畴统率，出关救援。这是明清最关键的一次大决战，直接决定双方谁能晋级下一轮历史角逐。清军的作战策略是围点打援，寻机决战，久经沙场的明军统帅洪承畴对此并不陌生。但是，洪承畴并不急于与清军大规模决战，而是坐待良机。彼时的锦州守将祖大寿，与清军交战多年，守城经验丰富，与洪承畴达成共识。只要做好长期困守的准备，洪承畴便可行事。明思宗却不耐久候，连番指示兵部催促洪承畴尽快与清军决战，解锦州之围。君命难违，尤其是明思宗的命令。洪承畴被迫主动出击与清军作战，原本互有胜负，孰料指挥失误，粮草丢失，通道被清军切断，困坐松山。突围前夜，大同总兵王朴畏敌，提前带军出奔，引发连锁反应。明军13万大军自相践踏死伤无数，史称“松锦溃围”。接着，统帅洪承畴被清军俘获，苦心经营的宁锦防线尽失，明军精锐几乎消亡殆尽。此后，明军龟缩山海关自保，对关内外形势都无能为力。

帝国在辽东的失利，没能从关中镇压民变中获得补偿。继杨嗣昌后的两任总督汪乔年和傅宗龙，都无力扭转败局。农民军的势力不断拓展，破洛阳，三围开封。官军却节节败退，帝国社稷风雨飘摇。在这种情形下，明思宗起用尚在狱中待决的孙传庭，任命他为陕西三边总督，目的是想借他的威名重振军心，扭转中原战场的败局。岂不知孙传庭已与世隔绝近三年，而李自成亦今非昔比，在中原大地势如破竹。对各种信息的不了解，使孙传庭误判关中局势。当他领命率兵前往关中之际，孤悬河南的开封城已岌岌可危。 rWmvqhGhjsUo4CkVpDSyZ3/HM/2xH/hezccbJWtzN2bE4KrXpmOclsTUPEnepgj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