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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学纷如乱丝，于今有汉学、宋学之争，在昔则有今学、古学之辨。不知古学皆刘歆之窜乱伪撰也，凡今所争之汉学、宋学者，又皆歆之绪余支派也。经歆乱诸经，作《汉书》之后，凡后人所考证，无非歆说。征应四布，条理精密，几于攻无可攻，此歆所以能欺绐二千年，而无人发其覆也。今取西汉人之说证之，乃知其伪乱百出。而司马迁《史记》，统“六艺”，述儒林，渊源具举，条理毕备，尤可信据也。察迁之学，得于“六艺”至深：父谈既受《易》于杨何，迁又问《书》故于孔安国，闻《春秋》于董生，讲业于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其于孔门渊源至近。孔子，一布衣耳，而于《周本纪》《十二国世家》，迁皆书“孔子卒”，因尊孔子为世家。《太史公自序》曰：周室既衰，诸侯恣行，仲尼悼礼废乐崩，追修经术，以达王道，匡乱世反之于正，见于文辞，为天下制仪法，垂“六艺”之统纪于后世。《孔子世家》赞曰：言“六艺”者皆出于夫子，可谓至圣矣。《自序》曰：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其预闻“六艺”，至足信矣。虽其书多为刘歆所窜改，而大体明粹，以其说与《汉书》相校，真伪具见。孔子“六经”之传，赖是得存其真。史迁之功，于是大矣。《儒林传》详传经之人，今以为主，而《孔子世家》《河间献王》《鲁共王世家》附焉。窜附之说，并辨于后。
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观殷、夏所损益，曰：后虽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质。周监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故《书传》《礼记》自孔氏。孔子语鲁太师：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纵之纯如，皦如，绎如也以成。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约其文辞而指博。故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推此类以绳当世贬损之义，后有王者，举而开之。《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孔子在位听讼，文辞有可与人共者，弗独有也。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罪丘者亦以《春秋》。鲁世世相传，以岁时奉祀孔子冢，而诸儒亦讲礼、乡饮、大射于孔子冢。孔子冢大一顷，故所居堂弟子内。后世因庙藏孔子衣、冠、琴、车、书，至于汉二百余年不绝。高皇帝过鲁，以太牢祠焉。诸侯卿相至，常先谒，然后从政。孔子生鲤，字伯鱼。伯鱼年五十，先孔子死。伯鱼生伋，字子思，年六十二。尝困于宋。子思作《中庸》。子思生白，字子上，年四十七。子上生求，字子家，年四十五。子家生箕，字子京，年四十六。子京生穿，字子高，年五十一。子高生子慎，年五十七，尝为魏相。子慎生鲋，年五十七，为陈王涉博士，死于陈下。鲋弟子襄，年五十七，尝为孝惠皇帝博士，迁为长沙太守，长九尺六寸。子襄生忠，年五十七。忠生武。武生延年及安国。安国为今皇帝博士，至临淮太守，蚤卒。安国生卬。卬生驩。
太史公曰：《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乡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只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
史迁所述“六经”篇章恉义、孔氏世家传授、齐鲁儒生讲习如此，“六经”完全，皆无缺失，事理至明。史迁去圣不远，受杨何之《易》于父谈，问《书》故于安国，闻《春秋》于董生，讲业齐、鲁之都，亲登孔子之堂，观藏书、礼器，若少有缺失，宁能不言邪？此为孔子传经存案，可为铁证。
河间献王德，以孝景帝前二年用皇子为河间王。好儒学，被服造次必于儒者，山东之儒多从之游。二十六年，卒。
鲁共王余，以孝景前二年用王子为淮阳王。二年，吴、楚反。破后，以孝景前三年徙为鲁王。好治宫室、苑囿、狗马。季年好音，不喜辞辩，为人吃。二十六年，卒。
古文诸伪经，皆托于河间献王、鲁共王，以史迁考之，寥寥仅尔。若有搜遗经之功，立博士之典，史迁尊信“六艺”，岂容遗忽？若谓其未见，则《左氏》乃其精熟援引者，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不容不见矣。（辨详于下。）此为无古文之存案，并《儒林传》考之，古文经之出于伪撰，“铁案如山摇不动，万牛回首丘山重”矣。
太史公曰：余读功令，至于广厉学官之路，未尝不废书而叹也。曰：嗟乎！夫周室衰而《关雎》作，幽、厉微而礼、乐坏，诸侯恣行，政由强国。故孔子闵王路废而邪道兴，于是论次《诗》《书》，修起《礼》《乐》。适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世以混浊，莫能用。是以仲尼干七十余君，无所遇，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矣。西狩获麟，曰：吾道穷矣！故因史记作《春秋》，以寓王法，其辞微而指博，后世学者多录焉。
自是之后，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于燕，则韩太傅。言《尚书》，自济南伏生。言《礼》，自鲁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于齐、鲁，自胡毋生；于赵，自董仲舒。
申公者，鲁人也。高祖过鲁，申公以弟子从师，入见高祖于鲁南宫。吕太后时，申公游学长安，与刘郢同师。已而郢为楚王，令申公傅其太子戊。戊不好学，疾申公。及王郢卒，戊立为楚王，胥靡申公。申公耻之，归鲁，退居家教，终身不出门。复谢绝宾客，独王命召之乃往。弟子自远方至受业者百余人。申公独以《诗经》为训以教，无传疑，疑者则阙不传。兰陵王臧既受《诗》，以事孝景帝为太子少傅，免去。今上初即位，臧乃上书，宿卫上，累迁，一岁中为郎中令。及代赵绾，亦尝受《诗》申公，绾为御史大夫。绾、臧请天子，欲立明堂以朝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师申公。于是，天子使使束帛加璧，安车驷马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轺传从至。见天子，天子问治乱之事。申公时已八十余，老，对曰：为治者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是时，天子方好文辞，见申公对，默然。然已招致，则以为太中大夫，舍鲁邸，议明堂事。太皇窦太后好老子言，不说儒术，得赵绾、王臧之过，以让上。上因废明堂事，尽下赵绾、王臧吏，后皆自杀。申公亦疾免以归，数年卒。弟子为博士者十余人：孔安国至临淮太守，周霸至胶西内史，夏宽至城阳内史，砀鲁赐至东海太守，兰陵缪生至长沙内史，徐偃为胶西中尉，邹人阙门庆忌为胶东内史。其治官民，皆有廉节，称其好学。学官弟子，行虽不备，而至于大夫、郎中、掌故以百数。言《诗》虽殊，多本于申公。
清河王太傅辕固生者，齐人也。以治《诗》，孝景时为博士，与黄生争论景帝前。黄生曰：汤、武非受命，乃弑也。辕固生曰：不然。夫桀、纣虐乱，天下之心皆归汤、武。汤、武与天下之心而诛桀、纣。桀、纣之民不为之使，而归汤、武，汤、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为何？黄生曰：冠虽敝，必加于首；履虽新，必关于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纣虽失道，然君上也；汤、武虽圣，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下不能正言匡过以尊天子，反因过而诛之，代立践南面，非弑而何也？辕固生曰：必若所云，是高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于是景帝曰：食肉不食马肝，不为不知味；言学者无言汤、武受命，不为愚。遂罢。是后学者莫敢明受命放杀者。窦太后好《老子》书，召辕固生问《老子》书。固曰：此是家人言耳。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书乎？乃使固入圈刺豕。景帝知太后怒，而固直言无罪，乃假固利兵，下圈刺豕，正中其心，一刺，豕应手而倒。太后默然，无以复罪，罢之。居顷之，景帝以固为廉直，拜为清河王太傅。久之，病免。今上初即位，复以贤良征固。诸谀儒多疾毁固，曰：固老。罢归之，时固已九十余矣。固之征也，薛人公孙弘亦征，侧目而视固。固曰：公孙子，务正学以言，无曲学以阿世！自是之后，齐言《诗》皆本辕固生也。诸齐人以《诗》显贵，皆固之弟子也。
韩生者，燕人也。孝文帝时为博士，景帝时为常山王太傅。韩生推《诗》之意，而为内、外《传》数万言，其语颇与齐、鲁间殊，然其归一也。淮南贲生受之。自是之后，而燕、赵间言《诗》者由韩生。韩生孙商，为今上博士。
按：申公为荀卿再传弟子，高祖至鲁，已能从师而见。辕固生至景帝时罢归，年九十余，当秦时，年已二十余矣。韩生为文帝博士，必为当时耆儒。三家盖皆读秦焚前书者。齐、鲁诸儒生千百，而三家所传，其归一也，其为孔子之传确矣。三家之外，史公无一字。此为孔子《诗》学存案，而后有舍三家而言《诗》者，其真伪可引此案决之。
伏生者，济南人也。故为秦博士。孝文帝时，欲求能治《尚书》者，天下无有，乃闻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时伏生年九十余，老不能行，于是乃诏太常，使掌故晁错往受之。秦时焚书，伏生壁藏之。其后兵大起，流亡。汉定，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齐、鲁之间。学者由是颇能言《尚书》，诸山东大师无不涉《尚书》以教矣。伏生教济南张生及欧阳生，欧阳生教千乘兒宽。兒宽既通《尚书》，以文学应郡举，诣博士受业，受业孔安国。兒宽贫无资用，常为弟子都养，及时时间行佣赁，以给衣食。行常带经，止息则诵习之。以试第次，补廷尉史。是时，张汤方乡学，以为奏谳掾，以古法议决疑大狱，而爱幸宽。宽为人温良，有廉智，自持，而善著书、书奏。敏于文，口不能发明也。汤以为长者，数称誉之。及汤为御史大夫，以兒宽为掾，荐之天子。天子见问，说之。张汤死后六年，兒宽位至御史大夫。九年，而以官卒。宽在三公位，以和良承意从容得久，然无有所匡谏；于官，官属易之，不为尽力。张生亦为博士。而伏生孙以治《尚书》征，不能明也。自此之后，鲁周霸、孔安国，雒阳贾嘉，颇能言《尚书》事。
按：伏生当孝文时，年九十余，计当焚书时，年已六七十矣。从始皇三十四年焚书之时上推，鲁灭于楚，当庄襄王元年，仅三十七年，正值春申君为相之时。荀卿自齐归春申君，伏生当其时已二三十岁矣，上距孟子亦不过数十年。齐、鲁诸儒生千百，而治《尚书》者唯伏生为首，藏书之禁仅数年，藏书之刑仅城旦，不能害也。然则伏生之《书》为孔子之正传确矣。此为孔子《书》学存案。而后有舍伏生而言《书》者，其真伪可引此案决之。
孔氏有《古文尚书》，而安国以今文读之，因以起其家，《逸书》得十余篇，盖《尚书》兹多于是矣。
诸学者多言《礼》，而鲁高堂生最本。《礼》固自孔子时而其经不具，及至秦焚书，书散亡益多，于今独有《士礼》，高堂生能言之。而鲁徐生善为容。孝文帝时，徐生以容为礼官大夫，传子，至孙徐延、徐襄。襄，其天姿善为容，不能通《礼经》。延颇能，未善也。襄以容为汉礼官大夫，至广陵内史。延及徐氏弟子公户满意、桓生、单次，皆常为汉礼官大夫。而瑕丘萧奋以《礼》为淮阳太守。是后能言《礼》为容者，由徐氏焉。
按：《礼》以高堂生为最本，而高堂生传《礼》凡十七篇。《孔子世家》所言诸儒习《乡饮》《大射》在其中，《王制》所言冠、昏、丧、祭、乡、相见在其中，《礼运》《昏义》所言冠、昏、丧、祭、射、乡、朝、聘在其中。孔子传十余世不绝，诸生以时习《礼》其家，其为孔子之传确矣。此为孔子《礼》学存案。而后有舍高堂生之《礼》而言《礼》者，其真伪可引此案决之。
自鲁商瞿受《易》孔子，孔子卒，商瞿传《易》，六世至齐人田何，字子庄，而汉兴。田何传东武人王同子仲，子仲传菑川人杨何。何以《易》元光元年征，官至中大夫。齐人即墨成以《易》至城阳相。广川人孟但以《易》为太子门大夫。鲁人周霸、莒人衡胡、临菑人主父偃皆以《易》至二千石。然要言《易》者，本于杨何之家。
《易》不经焚，为完书，上自商瞿为嫡派，下至田何、杨何。太史迁为杨何再传弟子，其为孔子之传尤确矣。此为孔子《易》学存案。而后有舍田何、杨何而言《易》者，其真伪可引此案决之。
董仲舒，广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下帷讲诵，弟子传以久次相受业或莫见其面。盖三年董仲舒不观于舍园，其精如此。进退容止，非礼不行，学士皆师尊之。今上即位，为江都相。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故求雨，闭诸阳，纵诸阴；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国，未尝不得所欲。中废为中大夫，居舍，著《灾异之记》。是时，辽东高庙灾，主父偃疾之，取其书奏之天子。天子召诸生，示其书，有刺讥。董仲舒弟子吕步舒不知其师书，以为下愚。于是下董仲舒吏，当死，诏赦之。于是董仲舒竟不敢复言灾异。董仲舒为人廉直。是时方外攘四夷，公孙弘治《春秋》不如董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董仲舒以弘为从谀，弘疾之，乃言上曰：独董仲舒可使相胶西王。胶西王素闻董仲舒有行，亦善待之。董仲舒恐久获罪，疾免居家，至卒。终不治产业，以修学著书为事。故汉兴至于五世之间，唯董仲舒为明于《春秋》。其传，公羊氏也。
胡毋生，齐人也，孝景时为博士，以老归教授。齐之言《春秋》者，多受胡毋生。公孙弘亦颇受焉。
瑕丘江生为《穀梁春秋》。自公孙弘得用，尝集比其义，卒用董仲舒。仲舒弟子遂者，兰陵褚大、广川殷忠、温吕步舒。褚大至梁相。步舒至长史，持节使决淮南狱，于诸侯擅专断，不报，以《春秋》之义正之，天子皆以为是。弟子通者，至于命大夫，为郎、谒者、掌故者，以百数。而董仲舒子及孙皆以学至大官。
《春秋》但有公、穀二家。胡毋生，孝景时为博士，且以老归矣，其传《春秋》必在秦前。上述《春秋》云“学者多录焉”，则齐、鲁诸生传《春秋》之盛可知。其为孔子之传确矣。此为孔子《春秋》学存案。而后有舍《公》《穀》，而言《春秋》者，其真伪可引此案决之。
或疑诸经古文不列学官，以《儒林传》从功令、依博士叙之，其不列学官者，自不能及。释之曰：若古文为真，《古文逸书》亦不列学官，而《儒林传》已言之。同为不列学官，于《古文逸书》则详之，于《毛诗》《逸礼》《周官》《左传》则略之，岂情理乎？此可一言断也。
按：史迁述“六艺”之序，曰：《诗》《书》《礼》《乐》《易》《春秋》。凡西汉以前之说皆然。《论语》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又曰：《诗》《书》执《礼》，皆雅言也。《王制》：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经解》：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庄子·天运篇》：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徐无鬼篇》：横说之，则以《诗》《书》《礼》《乐》；纵说之，则以《金板》《六弢》。《天下篇》：《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列子·仲尼篇》：曩吾修《诗》《书》，正《礼》《乐》。又曰：吾始知《诗》《书》《礼》《乐》无救于治乱。《荀子·儒效篇》：故《诗》《书》《礼》《乐》之归是矣。《诗》言，是其志也；《书》言，是其事也；《礼》言，是其行也；《乐》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商君书·农战篇》：《诗》《书》《礼》《乐》。《春秋繁露·玉杯篇》：《诗》《书》，序其志；《礼》《乐》，纯其养；《易》《春秋》，明其知。诸所言“六艺”之序如是，皆以《诗》《书》为称首，无以《易》为先者，更无以《书》先《诗》者。《王制》：冬、夏教以《诗》《书》。《秦本纪》：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举《诗》《书》者至繁，诚不胜数，聊举数条例之，从无异说。此为孔门“六经”之序存案，可为铁证。其有舍史迁《儒林传》，而颠倒其序者，其真伪可引此案决之。（又按：《史记·外戚世家》：《易》基《乾》《坤》，《诗》始《关雎》，《书》美厘降，《春秋》讥不亲迎。《滑稽列传》：孔子曰：“六艺”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义。《太史公自序》：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又曰：《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谿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辩是非，故长于治人。又曰：伏牺至纯厚，作《易》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汤、武之隆，诗人歌之；《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法 。史公于此数条，皆有颠倒，此则行文无定之笔，于传经体式次叙无关者也。）
太史公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
夫儒者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故曰：博而寡要，劳而少功。
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
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
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谿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
伏牺至纯厚，作《易》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汤、武之隆，诗人歌之。《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
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
按：《汉书·司马迁传》载迁《报任安书》云：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下云：及如左丘明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十二诸侯年表》云：表见《春秋》《国语》。合此三条观之，如丘明兼作二书，太史公乃舍其《春秋》，而称其《外传》，岂理也哉？或疑作《国语》者为左丘，作《春秋传》者为左丘明，分为二人，则《报任安书》明云“及如左丘明无目”，则明明左丘明矣。二人之说，盖不足疑。《左传》从《国语》分出，又何疑焉？
于是汉兴，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则文学彬彬稍进，《诗》《书》往往间出矣。自曹参荐盖公言黄、老，而贾生、晁错明申、商，公孙弘以儒显，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太史公仍父子相续纂其职。
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
史迁叙“六艺”之恉，兼及其所受“六艺”之学，著书之由，见书之故，少则讲业齐、鲁之都，长则续纂太史之职，天下遗文古事咸集，不言孔氏有古文之逸经，则伪经之证殆不足辨也。
凡此数条，史迁所传孔子“六艺”之源流，至足信者。凡《诗》三百五篇。其“四始”之义，以《关雎》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 。其《诗》，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传之有鲁、齐、韩三家，无所谓《毛诗》者。其《书》，上纪唐、虞之际，无《舜典》，但有伏生今文二十八篇。其“八”字作“九”字，后人追改，辨见于下。以《鲁共王世家》考之，无所谓“壁中《古文尚书》”者。其《礼》，唯有高堂生所传十七篇，而无《逸礼》三十九篇、《周官》五篇，及《明堂阴阳》《王史氏记》也。其《易》，则伏牺画八卦，文王重六十四卦，孔子系之辞，无以为周公作，亦无《说卦》《序卦》《杂卦》三篇 。亦无《十翼》之说。传授人自商瞿至田何，再传至杨何，无所谓古文《费氏》也。其《春秋》，唯有公羊、穀梁二家，无所谓《左氏传》也。经师皆先秦之遗民，去圣不远。经次与《经解》相合，证应无分。据以考孔子全经，具著于是。人共熟读，无由窜乱。故能条章明秩，如日中天，诚经学之象魏，先圣之护法，学士之瑰宝。今据之以攻古学，若发蒙焉，知《毛诗》《古文尚书》《逸礼》《周官》《费氏易》《左氏春秋》，皆伪经也。于以洗二千年歆、莽之伪氛，复孔圣传授之微言，皆赖于此。学者知其真者，乃能辨其伪者，悟于此义，思过半矣。《儒林传》虽粹然完书，然云：秦时焚书，伏生壁藏之。其后兵大起，流亡。汉定，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齐、鲁之间。又云：孔氏有《古文尚书》，而安国以今文读之，因以起其家，《逸书》得十余篇，盖《尚书》滋多于是矣。又云：《礼》固自孔子时而其经不具，及至秦焚书，书散亡益多，于今独有《士礼》，高堂生能言之。此三条是刘歆窜乱以惑人者。考“六经”之传，有书本，有口说。博士所职，孔庙藏书，是传本也。然吴祐写书，汗青盈车，其子辄以薏苡之谤为谏，则当时写本甚难，颇赖口说。伏生于《尚书》是其专门，即有百篇，皆所熟诵。当时《春秋》赖口说流传，《诗》则以其讽诵，皆至公羊寿、申公、辕固生、韩婴乃著竹帛。以故《公》《穀》二传，鲁、齐、韩三家《诗》，文字互异，良由口说之故。且古人字仅三千，理难足用，必资通假，重义理而不重文字，多假同音为之，与今泰西文字相近。譬由繙绎，但取得音，不能定字。一“英吉利”也，而可作“英圭黎”；一“法兰西”也，而可作“佛狼机”；一“西班牙”也，而可作“日思巴尼亚”。汉儒之尊，以其有专辄之权，得擅繙经之事。《诗》不过三百五篇，《书》不过二十八篇，为文甚简，人人熟诵，诚不赖书本也。若专赖壁藏之简，而后二十九篇得存，则《诗》《春秋》未闻有壁藏之简，何以三百五篇之文，二百四十二年之事得全乎？若谓《诗》有韵语，讽诵易存，《书》文聱牙，非简不存，则《春秋》及二传岂有韵语乎？故《隋志》之言曰：至汉，唯济南伏生口传二十八篇，又河内女子得《泰誓》一篇献之。曰“口传”，曰“二十八篇”，曰“河内女子得《泰誓》一篇”，其说出《论衡》，此必今学家之说，足以破壁藏流亡失数十篇之谬，并足破伏生得二十九篇之误矣。（今学以《尚书》二十八篇比二十八宿，以后得《泰誓》一篇比北斗，其说可据。）且伏生为秦博士，秦虽焚书，而博士所职不焚，则伏生之本，无须藏壁而致亡也。知此，则壁藏亡失之说更不待攻，而二十八篇为孔子未经秦火之《书》愈明矣。云“二十九篇”者，盖《太誓》后得，后人忘其本原，轻改《史记》“八”字为“九”字，必非史迁原文，并非歆窜原文。犹戴圣《礼记》本四十六篇，马融增三篇为四十九篇，而《后汉书》曹褒、桥仁传《礼记》皆四十九篇，盖亦后人追改之辞也。
难者曰：若谓孔子传《书》只二十八篇，则《史记》所引《书》篇名，《礼记》《左传》《国语》《孟子》《管子》《墨子》《尚书大传》所引《书》篇名非欤？释之曰：《书》经孔子所论定者，凡二十八篇。余则孔子所未定之《书》，犹《春秋》有已修之《春秋》，未修之《春秋》也。《诗》有删定之《诗》，已删之逸《诗》，本固不同。夫“血流漂杵”之虐，孟子不信《武成》，孔子岂肯存之乎？今所见逸《诗》三百余条，杂引于《礼记》《左传》、诸子，人人皆知其非三百五篇之《诗》，则《史记》及诸传记所引之《书》，岂可阑入孔子所定二十八篇之列乎？不疑逸《诗》，而疑删《书》，是知二五而不知十也。且《汤誓》为今学，而墨子引之为《汤说》，凡三条，则百篇所无之名矣。如以“说”为文误，不应三条皆误。如以为异篇，何以《书序》无之？此类之疑尚多，不能悉数，其详见《书序辨伪》。二十八篇中，如《尧典》《禹贡》《洪范》《无逸》等文，经纬人天，试问《史记》《汤诰》《太誓》之文厕于其间，能相称否？《汉志》之《周书》七十一篇、如《世俘解》之为《武成》等类，其或有孔子已删之《书》存焉而史迁取之欤！要之，孔子定本之《书》，伏生传二十八篇，无数十篇之亡，亦无百篇之《序》，可断断也。
若云“孔氏有《古文尚书》”，所谓“孔氏”者，《汉志》所谓鲁共王坏壁所得之《书》也，《史记》于《鲁共王世家》何以无之？且其时河间献王亦得《古文书》，同异若何？史公于《河间世家》何以无之？（其详见《汉书艺文志辨伪》。）史公尊经，河间、鲁共有此巨典，岂其疏脱若是？若谓安国以今文读之，《逸书》得十余篇，则安国兄延年、延年子霸、霸子光世治《尚书》，应传古文，而刘歆欲立《古文尚书》，光不肯助，何也？安国《古文》传都尉朝，朝传胶东庸生，然安国又传兒宽，宽授欧阳生之子，世世传之，则今古文同出一师，何以今文无十余篇之《逸书》，且史迁尝从安国问《故》，而所闻亦无出二十八篇外者？夫《共王传》不著坏壁得书之事，孔光不助古文《书》之立，兒宽、司马不见《逸书》之文，则此条之为窜入，无可疑矣。
难者曰：《尚书大传》有引《九共篇》语，此伏生所述亡失篇之确据。而古文《逸书》有之，又十余篇与伏生合之，明征也。释之曰：《尚书大传》自宋不传，《经说》自刘歆后多窜伪。即不然，则伏生引已删之《书》目耳。《礼》十七篇之为足本，说已见上。此云“《礼》固自孔子时而其《经》不具”，《周礼》无可考，今《礼经》皆孔子所作，昔之具不具无可考，歆盖言其不具以为伪作地耳。至云“秦焚书多散亡”，辨见前篇。高堂生所传十七篇，除《冠》《昏》《相见》《丧》四篇外，余皆大夫、诸侯、天子之礼，安得曰“士礼”乎？歆伪作《明堂》《巡狩》等三十九篇《逸礼》及《周官》五篇，皆天子、诸侯之礼。其作《七略》，曰：犹瘉仓等推士礼，而致于天子之说。则此士礼歆所改也。若《仪礼》之名，又述歆者改抑之辞，西汉前但曰《礼》而已。
难者曰：《儒林传》全篇粹完，若歆能窜入，则歆为《毛诗》《逸礼》《周官》《费易》《左传》，何不并窜之？释之曰：若歆能将诸伪经全行窜入，则证据坚确，吾诚无如之何，今日更无以发明其伪矣。但《史记·儒林传》人人共读，若骤窜群经之名，诸儒骤起，按旧本而力争，则其伪更易露。唯略为点缀一二语，使无大迹，非唯不攻，且足为其征助矣。如王肃既伪《古文尚书》，而偏缺《舜典》一篇，又缺“粤若稽古，帝舜”二十八字，待姚方兴得于大桁头而后补之。其缀缉诸书，皆与原文少异，或增或漏，故示缺略。凡此皆作伪者之伎俩，欲使人疑信参半，而凭托既深，卒不能去，则其术售矣。古今作伪如出一轨，《儒林传》所以独窜《古文尚书》，而不他及，犹《封禅书》之窜《周官》，《十二诸侯年表》之窜《左氏春秋》，皆于旁见侧出，以乱人耳目。作伪之诀皆如是，一经勘破，肺肝如见。今将刘歆窜乱之文条列于下：
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五帝本纪》。）
《史记·五帝本纪》，依《五帝德》《帝系姓》而作。古文如《周官》《左传》《国语》，则添出伏牺、神农、少昊，与《史记》大相违谬，何为忽以“古文”为“近是”，得无自相矛盾乎？其添设之迹，不攻自破。
余读《谍记》，黄帝以来皆有年数，稽其历、谱、谍、《终始五德》之传，古文咸不同乖异。（《三代世表》。）
此言《谍记》与邹衍《终始五德》之传不同乖异，如何著得“古文”二字？
于是谱十二诸侯，自共和讫孔子，表见《春秋》《国语》，学者所讥盛衰大指著于篇，为成学治古文者（徐广曰：一云“治国闻者”也。）要删焉。（《十二诸侯年表》。）
上云“著盛衰之大指”，其为“治国闻者”之要删无可疑，忽插“古文”二字，作何解？徐广所见，犹为原本。其余可推。
群儒既已不能辨明封禅事，又牵拘于《诗》《书》古文，而不能骋。（《封禅书》。）
群儒牵拘于《诗》《书》，而不能骋，则文从矣，插“古文”二字，其“古文”，何文邪？若即《诗》《书》邪？则已该之；其《逸礼》邪？则何不别举之乎？其为添窜，不待问矣！
余读《春秋古文》。（《吴世家》。）
《春秋古文》者，《左氏传》耳，《儒林传》《河间献王世家》无之。此忽出之，其为谰言易见。
则论言弟子籍出孔氏古文近是。（《仲尼弟子传》。）
“孔氏古文”者何？殆指鲁共王坏壁所得之《古文论语》也。无如《共王世家》无是事何！
年十岁，则诵古文。
秦拨去古文。（以上《太史公自序》。）
《史记·贾生传》称：以能诵《诗》属《书》。《汉书》东方朔亦称：学《诗》《书》，诵二十二万言。无言诵古文者。且古文者，如《索隐》以为《古文尚书》邪？如刘氏以为《左传》《国语》《世本》邪？则其妄已辨之矣。若秦只云烧《诗》《书》，何以云“拨古文”乎？其窜乱至显也。
至于序《尚书》，则略无年月。或颇有，然多阙，不可录。（《三代世表》。）
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孔子世家》。）
按：《书序》之伪，已详《书序辨伪》。或据此二条以为孔子有《书序》之证，不知为刘歆所窜入也。且《易》无《序》矣，而《孔子世家》之“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此“序”字在首，不得如《正义》作《序卦》解，当亦次序之辞。此“序《书》”即不伪窜，亦非今《书序》可知也。
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六国表》。）
歆云“藏人家”者，暗指古文而言，忘却博士之职不失也。
夫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诗》《书》虽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伯夷列传》。）
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阬术士，“六艺”从此缺焉。
孝文帝时，欲求能治《尚书》者，天下无有，乃闻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时伏生年九十余，老不能行，于是乃诏太常，使掌故晁错往受之。秦时焚书，伏生壁藏之。其后兵大起，流亡。汉定，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齐、鲁之间。学者由是颇能言《尚书》。
孔氏有《古文尚书》，而安国以今文读之，因以起其家。《逸书》得十余篇，盖《尚书》滋多于是矣。
诸学者多言《礼》，而鲁高堂生最本。《礼》固自孔子时而其经不具，及至秦焚书，书散亡益多，于今独有《士礼》，高堂生能言之。（以上《儒林传》。）
辨见前。
封禅用希旷绝，莫知其仪礼，而群儒采封禅《尚书》《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事。（《封禅书》。）
《周官》一篇，《史记》自《河间献王世家》《儒林传》皆不著。一部《史记》无之，唯《封禅书》有此二字，其为歆窜入何疑焉！凡作盗，皆不敢于显明，而多尝试于幽暗也。
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孔子世家》。）
按：《汉书·艺文志》云：孔子为之《彖》《象》《系辞》《文言》《序卦》之属十篇。《儒林传》云：费直亡章句，徒以《彖》《象》《系辞》、十篇《文言》解说上、下《经》。《隋书·经籍志》云：及秦焚书，《周易》独以卜筮得存，唯失《说卦》三篇，后河内女子得之。《隋志》之说出于《论衡》，此必王充曾见武、宣前本也。《说卦》：帝出乎《震》，齐乎《巽》，相见乎《离》，致役乎《坤》，说言乎《兑》，战乎《乾》，劳乎《坎》，成言乎《艮》。又曰：《震》，东方也；《离》也者，南方之卦也；《兑》，正秋也；《坎》者，正北方之卦也。与焦、京《卦气图》合。盖宣帝时说《易》者附之入经，田何、丁宽之传无之也。史迁不知焦、京，必无之，此二字不知何时窜入。至《序卦》《杂卦》，所出尤后，《史记》不著。盖出刘歆之所伪，故其辞闪烁隐约，于《艺文志》著《序卦》，于《儒林传》不著，而以“十篇”二字总括其间。要之，三篇非孔子经文。《说卦》之伪，见《易汉学辨》；十篇之伪，见《艺文志辨伪》。
周太史过陈，陈厉公使以《周易》筮之，卦得《观》之《否》。（贾逵曰：《坤》下《巽》上《观》，《坤》下《乾》上《否》，《观》爻在六四，变而之《否》。按：六爻有“变象”，有“互体”。）是谓“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陈世家》。《田敬仲完世家》略同。）
初，毕万卜仕于晋国，遇《屯》之《比》。（贾逵曰：《震》下《坎》上《屯》，《坤》下《坎》上《比》，《屯》初九变之《比》。）辛廖占之曰：吉。《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其后必蕃昌。（《晋世家》。《魏世家》略同。）
顾氏炎武《日知录》曰：凡卦爻二至四、三至五，两体交互，各成一卦，先儒谓之“互体”。然夫子未尝及之，后人以“杂物撰德”之语当之，非也。其所论“二与四。三与五，同功而异位”，特就两爻相较言之，初何尝有“互体”之说？《晋书》，荀顗尝难钟会“《易》无互体”，见称于世，其文不传。新安王炎晦叔尝问张南轩曰：伊川令学者先看王辅嗣、胡翼之、王介甫三家《易》。何也？南轩曰：三家不论互体故耳。朱子《本义》不取“互体”之说，唯《大壮》六五云：卦体似《兑》，有羊象焉。不言“互”，而言“似”，“似”者，合两爻为一爻，则似之也。然此又创先儒所未有，不如言“互体”矣。《大壮》自三至五成《兑》，《兑》为羊，故《爻辞》并言“羊”。全氏祖望《经史问答》曰：汉、晋诸儒无不言“互体”者，至王辅嗣、钟士季始力排之，然亦终不能绌也。特是汉儒言“互”，只就一卦一爻取象，未能探其所以然。至王伯厚作郑康成《易注序》始发之，谓：八卦之中，《乾》《坤》纯乎阴阳，故无互体。若《震》《巽》《艮》《兑》分主四时，而《坎》《离》居中以运。是以下互《震》而上互《艮》者，坎也；下互《巽》而上互《兑》者，《离》也。若《震》《巽》分《乾》《坤》之下画，则上互有《坎》《离》《艮》《兑》分《乾》《坤》之上画，则下互有《坎》《离》；而《震》《艮》又自相互，《巽》《兑》又自相互，斯阴阳老少之交相资也。愚再以十辟卦推之：五阳辟，以《震》《兑》与《乾》《坤》合而成；五阴辟，以《巽》《艮》与《乾》《坤》合而成；乃《夬》《姤》近乎纯《乾》，《剥》《复》近乎纯《坤》，故无互体。而《艮》《兑》之合《乾》《坤》也，为《临》，为《遁》，则下互有《震》《巽》；《震》《巽》之合《乾》《坤》也，为《大壮》，为《观》，则上互有《艮》《兑》。至《乾》《坤》合而为《泰》，则下互《兑》而上互《震》；《乾》《坤》合而为《否》，则下互《艮》而上互《巽》。《坎》《离》于十辟卦虽不预，而以《既》《未济》自相互，是阴阳消长之迭为用也。盖伯厚八卦之旨，即“中央寄王”之义也。愚所推十辟卦之旨，即“六律还宫”之义也。是以朱子晚年谓从《左氏》悟得互体，而服汉儒之善于经说者，有自来矣。按：“互体”之说，实创于刘歆，经无之也。歆窜入《左传》，则惑人深矣。史公受杨何之《易》，必无之，盖亦歆所窜入也。若“互体”之谬，钟会发之于前，张南轩、顾亭林述之于后，可谓绝世之识，惜其不知《左传》为伪说。朱子卒亦惑之，全谢山更无论也。
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铎椒为楚威王传，为王不能尽观《春秋》，采取成败，卒四十章，为《铎氏微》。赵孝成王时，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观近世，亦著八篇，为《虞氏春秋》。吕不韦者，秦庄襄王相，亦上观尚古，删拾《春秋》，集六国时事，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为《吕氏春秋》。及如荀卿、孟子、公孙固、韩非之徒，各往往捃摭《春秋》之文以著书，不可胜纪。汉相张苍历谱《五德》，上大夫董仲舒推《春秋》义，颇著文焉。（《十二诸侯年表》。）
按：今博士谓左氏不传《春秋》，《儒林传》述《春秋》有《公羊》《穀梁》，而无《左氏》。史迁征引《左氏》至多，如其传经，安有不叙？此为辨今古学真伪之铁案。孔子《春秋》之义法，唯七十子能传之，即《公羊》《穀梁》之说也。自非七十子，其不传明矣。此表骤言“左氏”，且称丘明为“鲁君子”，惧弟子各安其意，而失其真，抑《公》《穀》，而尊《左氏》如此！考文翁《孔庙图》《史记·仲尼弟子传》，无左丘明名。且《左传》称“悼四年”。据《史记·六国表》，悼公之薨，在获麟后五十余年。则丘明在孔子后远矣。岂七十子学成德尊所存者不足据，而非弟子之丘明反足据乎？此又不待辨也。下杂叙《铎氏微》《虞氏春秋》《吕氏春秋》诸书，各体既杂而不类。又《吕氏春秋》于十二诸侯年、月事无关，《虞氏春秋》在“儒家”，于十二诸侯年、月事亦必无关。以此例之，不过歆以《史记·儒林传》彰著，难于窜乱，故旁窜于《十二诸侯年表》，以为《左传》之证。又多窜数书，故为繁重，以泯其迹。“安意失真”之说与《七略》同，其为歆言无疑义矣。
太史公曰：神农以前尚矣。盖黄帝考定星历，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闰余，于是有天地、神祇、物类之官，是谓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乱也。民是以能有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异业，敬而不渎，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灾祸不生，所求不匮。少皞氏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扰，不可放物，祸灾荐至，莫尽其气。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其后三苗服九黎之德，故二官咸废所职，而闰余乖次，孟陬殄灭，摄提无纪，历数失序。尧复遂重、黎之后，不亡旧者，使复典之，而立羲和之官，明时正度，则阴阳调，风雨节，茂气至，民无夭疫。年耆禅舜，申戒文祖，云：天之历数在尔躬。舜亦以命禹。由是观之，王者所重也。夏正以正月，殷正以十二月，周正以十一月。盖三王之正若循环，穷则反本。天下有道，则不失纪序；无道，则正朔不行于诸侯。幽、厉之后，周室微，陪臣执政，史不记时，君不告朔，故畴人子弟分散，或在诸夏，或在夷狄，是以其禨祥废而不统。周襄王二十六年闰三月，而《春秋》非之。先王之正时也，履端于始，举正于中，归邪于终。履端于始，序则不愆；举正于中，民则不惑；归邪于终，事则不悖。（《历书》。）
考五帝，无少皞之说。《逸周书·尝麦解》云：昔天之初，诞作二后，乃设建典，命赤帝分正二卿，命蚩尤于
，少皞以临四方。又云：乃命少皞清司马鸟师以正五帝之官，故名曰“质”。按：蚩尤为古之诸侯，而少皞与蚩尤为二卿，同受帝命，则少皞亦古之诸侯，与蚩尤同。非五帝，更非黄帝之子甚明。刘歆欲臆造三皇，变乱五帝之说，以与今文家为难，因跻黄帝于三皇，而以少皞补之。其造《世经》，以太皞帝、炎帝、黄帝、少皞帝、颛顼、帝喾、唐帝、虞帝为次，隐寓三皇、五帝之说。又惧其说异于前人，不足取信，于是窜入《左传》《国语》之中，一则曰：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左传·昭十七年》。）再则曰：少皞有四叔。（《左传·昭十九年》。）三则曰：而封于少皞之虚。（《左传·定四年》。）四则曰：及少皞之衰也。（《国语·楚语》。）又伪作《月令》，以孟秋为其帝少皞。皆所以证成其《世经》之说，而不知其犹有《逸周书》遗文不能弥缝也。夫出于一己者则较若画一，偶见他书者辄判然不同，其为己所私造，尚待辨邪？歆又窜之《史记·历书》中，曰：少皞氏之衰也。即《国语·楚语》之文。《史记》纪五帝，用《大戴礼》《世本》之说，若《左传》《国语》有少皞事，史公于二书素所引用，何以遗之？其为伪窜，益无疑矣。如谓《本纪》据《大戴》，不兼他书，则八恺等说固兼《左传》矣。如《左》《国》有少皞，断无不兼及也。（文十八年，“少皞氏有不才子”，与缙云氏并称。缙云氏非古天子，则少皞未可遽以为天子，殆即《逸周书》所称之颊。《五帝本纪》亦有此语，今皆不必断为窜伪。）
昔有过氏杀斟灌以伐斟寻，灭夏后帝相。帝相之妃后缗方娠，逃于有仍，而生少康。少康为有仍牧正。有过又欲杀少康，少康奔有虞。有虞思夏德，于是妻之以二女，而邑之于纶，有田一成，有众一旅。后遂收夏众，抚其官职。使人诱之，遂灭有过氏，复禹之绩，祀夏配天，不失旧物。今吴不如有过之强，而句践大于少康，今不因此而灭之，又将宽之，不亦难乎！（《吴世家》。）
《夏本纪》无夏中亡而少康中兴事。此何事也，而史公于述《本纪》若不知，而于《吴世家》乃叙之邪？其谬不待言。然此事亦非全无来历。《离骚》：夏康娱以自纵，不顾难以图后兮，五子用失乎家巷。羿淫游以以佚田兮，又好射夫封狐。固乱流其鲜终兮，浞又贪夫厥家。浇身被服强圉兮，纵欲而不忍。日康娱而自忘兮，厥首用夫颠陨。及少康之未家兮，留有虞之二姚。盖战国多杂说，史迁所谓“言不雅驯”者，歆入之于《左传》，并窜之于《史记》耳。《夏本纪》称禹后有斟寻氏，亦所自出也。但恐歆校诗赋，并《离骚》亦歆所窜入，不然，何此一事叙至十二句邪？
四十六年，惠公卒，长庶子息摄，当国行君事，是为隐公。初，惠公适夫人无子，公贱妾声子生息。息长，为娶于宋。宋女至而好，惠公夺而自妻之，生子允，登宋女为夫人，以允为太子。及惠公卒，为允少故，鲁人共令息摄政，不言即位。
按：《汉书·王莽传》，莽奏曰：《尚书·康诰》：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此周公居摄称王之文也。《春秋》：隐公不言即位，摄也。此二经，周公、孔子所定，盖为后法。观此，知歆之伪撰《左传》书法，所以翼成王莽居摄而篡位者也，不闻《公》《穀》有是义。史迁闻《春秋》于董仲舒，述《儒林》无《左氏》。若真有《左氏》解经语，岂容没之？足见歆之窜伪也。
八年，与郑易天子之太山之邑祊及许田，君子讥之。二年，以宋之赂鼎入于大庙，君子讥之。
比及葬，三易衰。君子曰：是不终也。（以上《鲁世家》。）
穆公九年，病。召大司马孔父，谓曰：先君宣公舍太子与夷而立我，我不敢忘。我死，必立与夷也。孔父曰：群臣皆愿立公子冯。穆公曰：毋立冯，吾不可以负宣公。于是穆公使冯出居于郑。八月庚辰，穆公卒，兄宣公子与夷立，是为殇公。君子闻之曰：宋宣公可谓知人矣，立其弟以成义，然卒其子复享之。
十二年春，宋襄公为鹿上之盟，以求诸侯于楚，楚人许之。公子目夷谏曰：小国争盟，祸也。不听。秋，诸侯会宋公盟于盂。目夷曰：祸其在此乎？君欲已甚，何以堪之！于是楚执宋襄公以伐宋。冬，会于亳，以释宋公。子鱼曰：祸犹未也。十三年夏，宋伐郑。子鱼曰：祸在此矣。秋，楚伐宋以救郑。襄公将战，子鱼谏曰：天之弃商久矣，不可。冬十一月，襄公与楚成王战于泓。楚人未济，目夷曰：彼众我寡，及其未济，击之。公不听。已济未陈，又曰：可击。公曰：待其已陈。陈成，宋人击之。宋师大败，襄公伤股。国人皆怨公。公曰：君子不困人于阨，不鼓不成列。子鱼曰：兵以胜为功，何常言与！必如公言，即奴事之耳，又何战为！是年，晋公子重耳过宋，襄公以伤于楚，欲得晋援，厚礼重耳以马二十乘。十四年夏，襄公病伤于泓而竟卒。
三十七年。荧惑守心。心，宋之分野也。景公忧之。司星子韦曰：可移于相。景公曰：相，吾之股肱。曰：可移于民。景公曰：君者待民。曰：可移于岁。景公曰：岁饥民困，吾谁为君！子韦曰：天高听卑。君有君人之言三，荧惑宜有动。于是候之，果徙三度。
太史公曰：《春秋》讥宋之乱，自宣公废太子而立弟，国以不宁者十世。襄公之时，修行仁义，欲为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汤、高宗，殷所以兴，作《商颂》。襄公既败于泓，而君子或以为多，伤中国阙礼义，褒之也，宋襄之有礼让也。（以上《宋世家》。）
按：《世家》叙宣公事，以为立弟成义，子复享之；叙襄公事，讥其得祸致怨；皆用《左氏》义。汉人之学，皆有家法，何以同一《世家》，“赞”讥宣公之乱宋，褒襄公之礼让，独用《公羊》义？一文矛盾，何至于是！其为歆所窜入，最为易见。以此推之，《秦本纪》《鲁世家》之“君子”，亦为窜入无疑矣。《秦本纪》引“君子”凡二条，以其无关《春秋》书法，故不录。“分野”为歆伪撰，辨见卷十四。
凡所引《史记》窜入诸条，皆确凿无可疑者。考《史记》一书，《太史公自序》称：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本自完具。唯班固所见，已云：十篇有录无书。（《汉书·艺文志》《司马迁传》。）而褚少孙补之，（《太史公自序集解》引张晏说。）故《索隐·述赞》云：惜哉残缺，非才妄续。然自褚少孙后，续者尚多。《后汉书·班彪传》：武帝时，司马迁著《史记》，自太初以后，阙而不录。后好事者颇或缀集时事，然多鄙俗，不足以踵继其书。章怀注：好事者，谓扬雄、刘歆、阳城衡、褚少孙、史孝山之徒也。《史通·正史篇》云：其后刘向、向子歆及诸好事者若冯商、卫衡、扬雄、史岑、梁审、肆仁、晋冯、段肃、金丹、冯衍、韦融、萧奋、刘恂等，相次撰续，迄于哀、平间，犹名《史记》。若杨终之删《太史公书》为十余万言，（《后汉书·杨终传》。）犹不数也。当成帝时，东平王
以叔父之尊，上疏求《太史公书》，朝廷不与，（《汉书·东平思王传》。）则外人见者绝少，其唯刘歆肆行窜入至易也。《太史公自序集解》引张晏曰：迁没之后，亡《景纪》《武纪》《礼书》《乐书》《兵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蒯成列传》。则张晏见本，序目有《兵书》也。颜师古注《汉书·司马迁传》曰：序目本无《兵书》，张云亡失，此说非也。刘奉世曰：《兵书》即《律书》，盖当时有尔。盖史迁有《兵书》，无《律书》，师古据其所见歆本误言之，盖《律书》亦歆所窜补者也。赵氏翼论《史记》为后人增窜甚详，惜未知即为刘歆所窜，而频疑褚少孙耳，今全录于此：
《廿二史劄记》“褚少孙补《史记》不止十篇”条云：《汉书·司马迁传》谓：《史记》内十篇有录无书。颜师古注引张晏曰：迁没后，亡《景纪》《武纪》《礼书》《乐书》《兵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蒯成列传》，凡十篇。元、成间，褚少孙补之，文辞鄙陋，非迁原本也。是少孙所补只此十篇。然细按之，十篇之外，尚有少孙增入者。如《外戚世家》增尹、邢二夫人相避不相见，及钩弋夫人生子，武帝将立为太子，而先赐钩弋死，又卫青本平阳公主骑奴，后贵为大将军，而平阳公主寡居，遂以青为夫等事。《田仁传》后增仁与任安皆由卫青舍人选入见帝，二人互相举荐，帝遂拔用之等事。又《张苍申屠嘉传》后增记征和以后为相者车千秋之外，有韦贤、魏相、丙吉、黄霸，皆宣帝时也；韦玄成、匡衡，则元帝时也。此皆少孙别有传闻，缀于各传之后。今《史记》内各有“褚先生曰”以别之。其无“褚先生曰”者，则于正文之下另空一字以为识别，此少孙所补显然可见者也。又有就史迁原文而增改者。《楚元王世家》后叙其子孙有地节二年者，则宣帝年号也。《齐悼惠王世家》后叙朱虚侯子孙有至建始三年者，则成帝年号也。此则皆在迁后，而迁书内见之，则亦少孙所增入也。又《史记·匈奴传》，太初四年，且鞮侯单于立。其明年，浞野侯亡归。又明年，汉使李广利击右贤王于天山，又使李陵出居延。陵败降匈奴，则天汉二年也。又二年，汉使广利出朔方，与匈奴连战十余日，广利闻家已族灭，遂降匈奴，则应是天汉四年事。然《汉书·武帝纪》，天汉二年李陵降匈奴，与此传同，而广利之降则在征和三年，距天汉四年尚隔七年，殊属歧互。不知者必以史迁为及身亲见，与班固事后追书者不同，自应以《史记》为准。然征和元年巫蛊事起，二年太子斩江充，战败自杀；而广利之降，则以太子既死之明年。广利出击匈奴，丞相刘屈氂饯于郊外，广利以太子既死，属屈氂劝上立昌邑王为太子。昌邑王者，广利妹李夫人所生子，广利甥也。此语为人所告发，帝遂诛其家，广利闻之，乃降匈奴。是广利之降在卫太子死后，而太子之死实在征和二年。此等大事，《汉书·本纪》编年记载，断无差误，则广利之降必不在天汉四年明矣。再以《汉书·匈奴传》核对，则李陵降匈奴以前皆与《史记·匈奴传》同。陵降后二年，广利出兵与单于连战十余日，无所得，乃引还，并未降匈奴也。又明年，匈奴且鞮侯单于死，狐鹿姑单于立，是为汉太始元年。狐鹿姑立六年，遣兵入寇上谷、五原、酒泉，汉乃又遣广利出塞，战胜追北，至范夫人城，闻妻子坐巫蛊事被收，乃降匈奴。计其岁年，正是征和三年之事，与《武帝纪》相合，则知《史记·匈奴传》末所云天汉四年广利降匈奴者，非迁原本也。迁是时目击其事，岂有错年岁至此？盖迁所作传，仅至李陵降后二年广利出塞不利引还便止。（迁《自叙》谓“讫于太初”，则并在陵降匈奴之前。）而褚少孙于数十年后，但知广利降匈奴之事，不复细考年代，即以系于天汉四年出兵之下，故年代错误也。可知《史记》十篇之外，多有少孙所窜入者。
“《史记》有后人窜入处”条云：《史记·田儋传》赞忽言：蒯通辨士，著书八十一篇，项羽欲封之而不受。此事与儋何涉，而赞及之？《司马相如传》赞谓“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扬雄以为靡丽之赋劝百讽一，犹驰骋《郑》《卫》之音，曲终而奏雅，不已亏乎！余采其语可论者著于篇”云云。按：雄乃哀、平、王莽时人，史迁何由预引其语？此并非少孙所补，而后人窜入者也。《汉书·相如传》赞正同，岂本是班固引雄言作“赞”，而后人反移作《史记》传赞邪？《外戚世家》叙卫子夫得幸之处，不曰“今上”，而曰“武帝”，此或是少孙所改耳。观瓯北所考《史记》之经后人窜乱，无足疑者。此外尚多，以文繁不复录，学者可观省而自得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