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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什么是布莱希特所说的陌生化效果？陌生化效果与什克洛夫斯基的“奇特化手法”有无内在关联？ [北京师范大学2012年研]
答： （1）陌生化效果的含义
布莱希特在分析中国戏剧的表演艺术时，使用了“陌生化”效果这一说法。史诗体戏剧中的“陌生化”技巧，是一个与“戏剧体戏剧”中的“共鸣”技巧相对应的概念。布莱希特认为，对一个事件或人物进行陌生化的方法很简单，就是“把事件和人物那些不言自明的，为人熟知的和一目了然的东西剥去，使人对之产生惊讶和好奇”。
布莱希特举李尔王由于他的女儿们对其忘恩负义而产生愤怒为例子作了说明。采用共鸣技巧表演的演员，能够表演出这种愤怒，并能使观众把愤怒看做人世间自然的事情，观众与李尔王完全融合在一起，观众自己掉到愤怒的情绪里去了。而采用陌生化技巧的演员则刚好相反，演员表演的李尔王的愤怒可能使观众感到惊讶，演员可以不表现李尔王的愤怒而去表现其他反应。这样，李尔王的立场将被陌生化。
在《中国戏剧表演艺术中的陌生化效果》一文中，布莱希特将中国戏剧作为运用陌生化效果的典范加以阐述。“史诗戏剧”陌生化效果的内涵，就是强调戏剧表演中演员和观众的理性因素，主张破除舞台造成的“生活幻觉”，使观众时刻意识到自己是在看戏，从而与舞台演出保持情感和理智上的距离，并对戏剧所反映出的现实进行思考和判断。
（2）陌生化效果与什克洛夫斯基的“奇特化手法”有内在关联
①什克洛夫斯基的“奇特化手法”的含义
什克洛夫斯基认为，多次重复的动作在变为习惯的同时，也就成为了自动的，而自动的感知正是旧形式导致的结果。为了打破感知的自动性、机械性，就需要采用“奇特化手法”创造新形式，使人们的感知从自动性中解脱出来，重新回到原初体验的准确观察与感知状态。
在俄国形式主义看来，艺术的过程，就是事物的“陌生化”，就是使事物复杂化的手法，就是设法增加感受的难度，从而延长感受的时间，同时，艺术的创作过程和鉴赏过程也就成了“加密”和“解密”的过程。这就导致了诗歌也即文学并不是对现实的严格模仿，正确反映或再现，相反，它是一种有意识的偏离、背反甚至变形、异化。
②陌生化效果与什克洛夫斯基的“奇特化手法”的关系
布莱希特所说的陌生化效果与什克洛夫斯基的“奇特化手法”都是要求艺术创作中要有独特性和反常规性，前者是就戏剧这种文学形式而言，后者以论诗歌为主从而引申到所有的文学创作。前者针对戏剧表演而言，后者更注重文学语言的革新。
2 简述司马迁的文学思想。 [北京师范大学2012年研]
答：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诗》三百，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司马迁通过分析历史上许多伟大人物的事迹和作品揭示了一个真理：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真正伟大的作品，大都是作家坚持自己的进步理想或正确的政治主张，在遭到反动势力迫害后，为了抗争迫害而坚持斗争、发愤著书的产物。他将古人著书与他们的政治、社会生活中的遭遇、心情相联系，归结到“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提出“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的观点，即其著名的文学思想“发愤著书”说。
（1）“发愤著书”说揭示了“愤”是作家创作的心理动力
作者的崇高志向与抱负不能施之于事业，没有在现实中实现，这才借“述往事，思来者”的创作进行寄托。作家的“愤”而著书，创作动力在于内心的“愤”情。这种动力具有极大的心理能量，因为“愤”常常是由于作家强烈的愿望受压抑而产生的，这种感情十分强烈。
（2）以“愤”为创作动力，其作品具有较高的品味和质量，可以“成一家之言”
“发愤著书”者都是精神生命的强者，他们有着美好正义的社会理想、社会责任心和正义感，代表着社会进步力量，又常常与环境中强大的反动势力发生尖锐的冲突，但他们人格高尚，意志坚定，不向恶势力屈服。他们对人生痛苦和生命真谛有着更深的体验，他们的“愤”不仅仅是一己私情，而蕴含着积极进步的社会内容和强烈的正义精神。因此，他们以此“愤”情作为创作动力，其作品也必然具有积极进步的思想内容。
（3）“发愤著书”说具有不同于儒家“温柔敦厚”说、“中和”之美说的美学品格
作家“发愤著书”，包含着对社会进步理想的强烈追求和对反动势力的极度愤恨，“发愤”之作与“温柔敦厚”“主文谲谏”之作格格不入，而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对读者具有巨大的激励作用和鼓舞力量。“发愤著书”说对后来韩愈的“不平则鸣”说、欧阳修的“诗穷而后工”说都有很大影响。
3 简述文学批评与文学欣赏的区别与联系。 [中国传媒大学2012年研]
答： 文学批评与文学欣赏的关系具体表现为：
（1）文学批评与文学欣赏的联系
①文学批评一般来说离不开文学欣赏，文学批评必须以对作品、对形象的具体欣赏和感受为出发点，从观念出发而不从具体的作品和形象出发的批评不是正常的或正当的批评。
②高度的艺术感受能力和审美判断力是批评家从事批评活动的基本条件。深刻地、独具创见的批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批评家欣赏和把握作品的深度和获得与众不同的独特感受的程度。
（2）文学批评与文学欣赏的区别
①目的不同
文学欣赏是为了在作品中获得审美感受；文学批评则是在此基础上还要分析自己的感受，即它的目的是为了客观的分析和评价作品中的各方面的价值，如社会价值、艺术价值等等。
②程度不同
文学批评对作品的把握，对形象的感受和理解比在欣赏活动中要更为深刻和深化，它是对欣赏活动的超越，因此，它能够帮助和引导欣赏者提高鉴赏能力。
③特点不同
文学欣赏中允许个人偏爱的存在；而文学批评则不允许主观偏爱的介入，它要求尽可能客观地分析和评价文学现象。这不是说文学批评中不存在主观性，而是说批评中的主观性不像在欣赏中那样表现为个人偏爱，而主要是表现为批评的深浅程度和正确与错误。
④范围不同
文学欣赏的对象只是文学作品；文学批评的对象主要是作家和作品，此外还包括文艺运动、文学思潮、文学流派以及文学批评本身等等所有的文学现象。
⑤思维方式不同
文学欣赏是形象思维或艺术思维；文学批评是抽象思维、逻辑思维或科学思维。
4 如何理解艺术交往论？ [中国传媒大学2012年研]
答： 艺术交往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
（1）艺术交往论的含义
马克思关于生产、消费、分配、交换相互之间的交往理论，成为对后来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的一个重点。如当代德国理论家哈贝马斯吸收了马克思的理论和方法，提出了交往行为理论，这种交往行为理论对诗学的贡献，是把文学艺术理解为一种交往和对话。在他看来，两个具有语言和行为能力的主体都可以用符号作为中介达成一种对话关系。文学作为一种语言符号的艺术，更是主体与主体之间对话与交往的理想之域。这里以作品为中心构成了作家与作家、作家与此岸世界、作家与读者、作家与彼岸世界的交往关系。这样，文学活动就是由世界、作家、作品、读者所构成的一个交往结构。
（2）艺术交往论的特点和类型
广义艺术交往的特点是创造性，狭义艺术交往的特点则是兼具憧憬、虚构性与创造性。艺术交往本身具备三种类型：①作为特定社会角色的创作者和鉴赏者之间的交往；②创作主体和创作对象、鉴赏主体和鉴赏对象之间的交往；③作为创作对象或鉴赏对象的人物之间的交往。
（3）艺术交往论的意义
①艺术交往促进文学活动的最终完成
联系到接受美学的基本理念，更可以看到它受马克思的生产、消费、分配、交换互动关系理论的启示。如果把马克思关于“铁路”与“消费”关系比喻换成文本与读者的关系，那么就会得出一部文本如果没有被读者阅读，没有被读者理解和“具体化”，它只是可能的潜在的文学作品，而不是现实的审美的对象，不是现实的文学作品，文学活动也就没有最终完成这样的类似的结论。
②艺术交往促进艺术风格的形成
艺术风格作为个人表征与群体表征，乃是社会认知的重要依据。艺术风格与主体特征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二者的统一表现在“风格即人或文如其人”；二者对立的一面为艺术风格对主体特征的背离。
5 如何理解韩愈所说的“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 [中国传媒大学2012年研]
答： 韩愈所说的“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
（1）“气盛言宜”的含义
“气盛言宜”是韩愈提出的创作主张。韩愈特别重视作家精神力量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强调作家的道德行为和文艺修养。在《答李翊书》中提出“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气盛言宜”是指作家的道德修养境界高，则在发言、著述时，无论用词长短或声调高下，均能得宜。韩愈的“气盛言宜”既是一种精神气质、又是一种人格境界，与孟子的“浩然之气”含义接近。气盛言宜的思想对古文运动顺利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气盛言宜”的合理性
韩愈在《答李翊书》中说：“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气盛是指作者道德修养达到很高的境界。他认为，只要气盛，则发言、著文，无论言之长短，声之高下，都会是适宜的。韩愈把气与言的关系同水与浮物相比，缺乏科学的必然性，但他强调作家内在方面的道德修养对言辞文章的决定作用，还是合理的。
（3）“气盛言宜”的意义及局限
①意义：韩愈的这个论点，源于孟子的养气说。这对韩愈重气思想是有启发的，但孟子并未论及气与文的关系。韩愈的气盛言宜说，又是以儒家的德行为文章之本的传统观点的发挥及运用。韩愈认为道德修养是“实”，文是“实”的外部表现。他由孟子“养气”说引申出“气盛言宜”论，其本人诗文之盛气则源于其道德、学识之“养”，对后世诗文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②局限：韩愈的气盛言宜说重视作者的道德人格，重视文章的思想内容，是应该肯定的。但有重道轻文的倾向，不利于文学的发展。
6 试举作品为例说明抒情修辞方式“比喻”与“象征”的特点和二者的区别。 [首都师范大学2012年研]
答： 抒情话语的修辞方式是指抒情作者在抒情写意时的用语方法。抒情话语的修辞方式很多，比喻与象征是其中的两种。
（1）比喻的特点
比喻是借他物来表现某物的修辞方法。根据喻本与喻体的不同组合方式，比喻又可分为明喻、隐喻和借喻三种。明喻表明喻体与喻本的相类关系，一般用“若”“如”“似”“像”等喻词来联系喻体与喻本。例如，“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李煜）。
隐喻表明喻体与喻本的相合关系，不用喻词。例如，“试问闲愁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贺铸）。借喻则既无喻本，又无喻词，只有喻体。例如，“缲成白雪桑重绿，割尽黄云稻正青”（王安石）。这里，“白雪”喻丝，“黄云”喻麦。一般地说，比喻是一物类比另一物，但有时也会以多物类比一物，上引贺铸的词句，就是连用三个形象来喻愁，这种比喻方法称为博喻。
（2）象征的特点
象征是以具体事物间接表现思想感情。抒情诗多以声音和画面来表现情感，所以，象征是抒情话语最常见的修辞方式。从修辞学角度看，就是说不写一个忧字，却以象征的方式表现了忧愁。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中并不直说愁苦，却借几组景语表现浪迹天涯人的愁苦情怀。但是，抒情诗往往用某些词句来间接暗示情感性质，使情感意义较为确定。在《天净沙·秋思》中，马致远就用“断肠人在天涯”来点出情感的具体内涵，使象征意义比较具体。这类诗，既是象征的，又近似隐喻。而只是写景的山水诗，才是严格意义上的象征话语。例如王维的《鹿柴》：“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这首诗只写宁静的景，以此来象征地表现诗人空寂淡泊的心境，景语成为象征的话语。
象征形象由于反复使用，便渐渐带上了相对稳定的象征意义。例如，中国诗词中的“月亮”就是一个含有哀思、别情、思乡的象征形象：“长安一片月”“床前明月光”（李白），“月是故乡明”“永夜月同孤”（杜甫），等等。在西方抒情诗中，玫瑰常常象征爱情，也有稳定的意义。这种象征意象的运用，可以使抒情话语更加简洁，内涵更为丰富。用比喻和象征的手法来抒情便会造成抒情诗的含蓄风格，由此可以传达曲折微妙的内心活动，给读者留下更多的想象余地，耐咀嚼，有余味。所以，“诗贵含蓄”成为中外古典抒情诗的一个重要艺术准则。
（3）比喻与象征的区别
①二者的本体不一样
象征往往以某一具体的事物表现一个相似或相近的抽象事物，如概念、思想和感情等，而且是绝不停留在某一具体事物上，比喻的喻体和本体则往往都是具体的事物。这里，对于比喻我们就不用再赘言了，单看象征就可以。杨朔先生的散文《茶花赋》中，红艳艳的“童子面茶花”象征的是伟大祖国欣欣向荣的未来美景，就是用具体的“童子面茶花”象征了抽象的“未来美景”。一句话，象征的本体往往是抽象的——即便本体是具体的，也不会停止在一事一物上，而是有着深广的内涵，这一点与比喻不同。比如，高尔基的《海燕》就是以海燕象征无产阶级革命战士，而且正是这一“战士”的光辉形象展现了1905年俄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前夕风起云涌、波澜壮阔的宏大图景和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无私无畏。
②二者出现在文本中的位置不一样
象征往往是通过某一具体事物表达某一种概念、思想和感情，一般贯穿在某一句群、段落甚至是整篇文章中，含蓄而深沉，比喻则是打比方，仅仅是为了使要说明的事物更加鲜明生动，一般只局限在某一具体的句子中。比如，茅盾的《风景谈》结尾处整个段落都是象征。此外，高尔基的《海燕》、陶铸的《松树的风格》、茅盾的《白杨礼赞》等，更是象征贯通全文。
③象征体与喻体的地位不一样
象征中的象征体一般都是作为重点事物来写的，如《白杨礼赞》就是重点写白杨，《海燕》就是重点写海燕，《松树的风格》就是重点写松树，比喻中的喻体则会明显地显示出它的“借助性”，往往是一完成使命即消逝，不像象征中的象征体那样能给读者留下它就是“主人”的假象。
值得注意的是，一方面比喻与象征是合二为一的，既可以看作是比喻，又可以当做是象征。比如，毛泽东的《卜算子·咏梅》就既可以当做比喻也可看作象征。另一方面一个比喻因为经常出现且被反复运用因此也就变成了象征。比喻讲究创新，王尔德就说过“第一个把女人比作花的是天才，第二个把女人比作花的是庸才，第三个把女人比作花的是蠢才”。象征也需要创新，但有一种特殊情况，那就是“一个‘意象’可以被转换成一个隐喻一次，但如果它作为呈现与再现不断重复，那就变成了一个象征，甚至是一个象征（或者神话）系统的一部分”。我国古代将竹、梅、兰、菊称为“四君子”就是因比喻的反复运用而变成了象征，月亮等意象也是这样。这类象征体现了民族文化的积淀，而且是反复出现的频率越高，越能体现民族文化的深厚底蕴。所以，面对这些特殊情况时应该特殊对待，做好具体分析。
7 钟嵘《诗品序》曰：“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照烛三才，晖丽万有，灵祗待之以致飨，幽微藉之以昭告。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简要评价这段文字的理论内涵及其文学批评史价值。 [首都师范大学2012年研]
答： （1）引文翻译
气候变动着景物，景物感动着人心，所以使人的性情摇荡，并表现于舞蹈歌唱上。它照耀着天、地、人，使万物显现着光辉美丽，上天之神依待它接受祭祀，幽冥之灵依待它昭明祷告。（能够）感动天地鬼神的，没有什么是比诗歌更接近的了。
（2）引文的理论内涵
①“吟咏性情”说
钟嵘的《诗品序》是一篇重要的诗论。钟嵘对诗歌和人的感情的关系有深刻的认识，在《诗品序》中提出：“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照烛三才，晖丽万有，灵祗待之以致飨，幽微藉之以昭告。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这就是钟嵘著名的“吟咏性情”说。
②诗歌本质观
这几句话说明诗的产生源于“气”。“气”首先是自然的物理的气，它作用于外物使外物变化，作用于人使人形成神气，作用于文则形成文气、体气和骨气。创作主体感于外物的变化，内心产生情感的动荡，于是形成了诗。所以，通过这句可以看出钟嵘的诗歌本质观，即它是表达人的感情的，是人的感情的产物。“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说明诗又可以反作用于人的感情。这句话原出自《诗大序》，但《诗大序》中还有“正得失”一句，钟嵘删去不用，因为“正得失”中有政治教化的色彩，可见钟嵘是特别强调诗人自身的情感世界和个性品质的。正因为钟嵘强调了自然情性的真实可感和自然天成，所以他反对“理过其辞”的玄言诗，反对在诗中用过多的典故。
③诗歌发生说
钟嵘认为写作动机的激发，有赖于客观事物的感召：“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这跟《文心雕龙·明诗》所说：“人禀七情，应物斯感”，以及《物色》所说：“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情以物迁，辞以情发”的说法同样是正确的观点。但现实世界中有自然现象也有社会现象，所以作者继“四候”之感诸诗，之后，又阐述了社会环境对诗人的感召，突出了“群”和“怨”特别是怨的作用。封建社会中，被压迫、被损害的人们的痛苦生活，是产生文学作品的土壤。钟嵘能注意到这些事实，并主张通过诗歌来反映，根据抒情诗歌的特征，通过个人的抒情以表达遭遇相同者的情绪，从而使读者认识社会的面貌。钟嵘这种论点，出现在作诗偏重形式的齐、梁时代，是有它重大的进步意义的。但是，他认为怨的抒发，可以“使穷贱易安，幽居靡闷”，这显然并不正确。
（3）文学史批评价值
①继承诗歌抒情言志的传统
钟嵘认为诗歌的本质是表现人的感情。文艺作品都是作者主体心灵、也就是作者感情活动的外在表现。钟嵘着重强调诗歌是体现人的性灵的，是以抒发感情为主的。从这个角度说，他和后来明清“性灵说”的联系更为密切。
②感情论的创新
钟嵘指出诗歌不仅是人们内在感情的宣泄，而且也是医治人的精神苦闷、抚慰人的心灵创伤的良药。钟嵘的感情论既摆脱了儒家经学教条的束缚，又没有泛情主义的弊病，这是难能可贵的。
唐宋以后，诗话词话成为中国古代文论中数量最多的著作，这与《诗品》的开拓不无关系，虽然确切符合诗话形式的开端是欧阳修的《六一诗话》，钟嵘《诗品》仍然是古代诗话的远祖，所以它又被称为百代诗话之祖。它所采用的直寻式的思维方式，意象式的点评方法和具有诗性精神的文论范畴，对于中国古代文论诗性特征的发展和成熟产生了深远影响。
8 在《文艺与政治的歧途》一文中，鲁迅是怎样论述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的？他与毛泽东在论述这一问题时有怎样的区别？为什么？ [北京师范大学2011年研]
答： 文艺与政治同属意识形态范畴，关于二者的关系人们或是出于现实政治利益的考虑或是文学观、政治思想的不同，历来都有不一样的看法。
（1）鲁迅关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的看法
关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鲁迅认为，文艺与政治不可能相安无事，因为冲突很可能是它们的常态。他指出：“我每每觉到文艺和政治时时在冲突之中；文艺和革命原不是相反的，两者之间，倒有不安于现状的同一。惟政治是要维持现状，自然和不安于现状的文艺处在不同的方向。”马尔克斯曾经说过，一切伟大的文学都是具有破坏性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文艺为什么不安于现状。但为了维护政府或政党的利益，政治往往希望社会稳定平安，于是，维持现状就成了政治必须奉行的基本原则。文艺不安于现状，政治却要维持现状，这样，两者的冲突就无法避免了。而在鲁迅看来，文艺与政治的冲突，实际上又是文艺家与政治家的冲突。
（2）毛泽东关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的看法
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曾对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有过论述。其基本观点是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文艺服从于政治，这里政治是指阶级的政治、群众的政治，不是所谓少数政治家的政治。”从此之后，文艺服务于政治、文艺从属于政治成为一项文艺政策。
（3）鲁迅与毛泽东对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看法的区别
①两人的立场和角度不一样
对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的论述，鲁迅与毛泽东所持的立场，所取的角度各不相同，故其观点差异很大。鲁迅是从文学家的角度看问题的，所取的是文学家的立场；毛泽东则是从政治家的角度看问题的，所取的是政治家的立场。
②两人的观点造成的影响不一样
由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诞生于抗日战争的特殊历史语境之中，它在当时是有其现实意义的，并且影响了赵树理等人的创作。但能否成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显然需要进一步讨论。验之于1949年以后的文艺实践，鲁迅的冲突说更能给人带来启迪。文学不从属于政治，文学有其独立性。
9 简述中国古代“虚静”说的流变过程与其核心思想。 [北京师范大学2011年研]
答： 中国古代“虚静”说原本是属于哲学范畴的一个概念，后被引入文学范畴，遂变成了一个关于艺术构思的术语。
（1）“虚静”说的含义
“虚静”就是使人的精神进入一种无欲无得失无功利的极端平静的状态，这样事物的一切美和丰富性就会展现在眼前。所以“虚静”可以理解为审美活动时的心理状态。
（2）“虚静”说的流变过程
①老子关于“虚静”说的论述
早在先秦时期，老子提出了道家修养的主旨为“致虚极，守静笃”。他认为世间一切原本都是空虚而宁静的，万物的生命都是由“无”到“有”，由“有”再到“无”，最后总会恢复到根源，而根源则是最“虚静的”，从而认为“虚静是生命的本质”。因此人们要追寻万物的本质，必须达到“无知、无欲、无为、无事、无我”的状态，回到其最原始的“虚静”状态。老子把“虚静”作为一种人生态度还提出了“涤除玄览”观点，他认为只有排除一切杂念，让心灵虚空，保持内心的宁静和澄明，才能以更明了的目光去观察大千世界。
②庄子关于“虚静”说的论述
庄子在吸收老子“虚静”思想的基础上，对老子有关“虚静”的论述做了进一步的发展，他指出要达到“致虚守静”的境界必须做到“心斋”与“坐忘”，庄子认为“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在庄子看来人要达到“虚静”的境界必须忘了世间万物，忘了自己的存在，远离世俗一切利害关系，不受私欲杂念干扰，以无知、无欲、无求的心态去感受世间的“道”，达到物我同一与“物化”的状态，才能真正的体会自然，认识自然，创作出真正与自然相通的艺术作品。
③陆机关于“虚静”说的论述
最早把“虚静”说引入艺术领域的是西晋文学理论批评家陆机，他在《文赋》中提到“伫中区以玄览”，强调一个好的作品要对外界事物进行广泛而深入的观察，而在这个过程中人要不受外物干扰、思虑清明、心神专一，他所强调的是在创作之前主体必须具备“虚静”的心境，不受外物和杂念的束缚与干扰，内心清明，心神专一，这样才能实现全面的审美观照。所以，他认为“虚静”是作者进行创作所必不可少的心态。但是这时陆机没有明确使用“虚静”这个概念，其“虚静说”还停留在思想叙述的阶段，还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
④刘勰关于“虚静”说的论述
刘勰将之引入了文学批评范畴，用以阐释创作构思的精神形态，“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疏瀹五藏，澡雪精神”要求培养酝酿文思首先应排除不必要的心理因素而达到全神贯注的状态。刘勰认为，只有这样，作文时心神才能合乎要求地活跃起来，才会产生作为创作过程心理活动的神思。否则，心乱神驰，躁动不宁，想要作文又为诸多杂念琐事所牵扯，只会造成文思运行的滞涩乃至阻塞，以致于根本无法实际产生神思。虚静于是成为神思发动和运行的关键要素。
（3）“虚静”说的核心思想
①创作主体保持心灵和精神自由
“虚静”是从事艺术创作的人所需要的一种态度，创作主体把老庄“虚静”精神吸收到艺术中来，使“虚静”说成为艺术创作思想体系的一个核心组成部分，并渗透到艺术创作的每一个环节。而“虚静”说在艺术创作过程中的实现，首先要使创作主体保持心灵和精神自由以及能够使主体以平静的心来观察万物。在艺术创作中达到“虚静”的境界首先要使人的精神静下来，排除来自外界的一切干扰和私心杂念，使心胸能容纳万物，即达到“胸中廓然无一物”的心境。在这种精神状态下，主体在创作中便能进入“虚静”境界，这时他们所进行的艺术构思和艺术创作往往便容易达到“化工造物”的境界，笔下才能幻出“奇诡”妙境。
②主体达到“物我两忘”的凝神境界
在艺术创作中要达到“虚静”的境界，还要求主体能够达到“物我两忘”的凝神境界，这种境界要求主体超越现实，超越自我，从而达到一种“物我一体”的“神化”境界。元代吴镇在他自题画竹绝句云：“始由笔墨成，渐次忘笔墨，心手两相忘，融化同造物。”他认为在作画墨戏之前，要“忘笔墨”“忘心手”，这样才能与“造物”相融为一，完全泯灭主体和认识对象的界限，达到“虚静”的境界。
老庄所倡导的“虚静”说，可以说是艺术家与万物合一，与自然相融所必备心态，是艺术审美发生的心理前提，是中国艺术生命的根源。艺术家正是从中不断吸取其精华，提高自身的情操，不断摒弃世俗杂念，从而使其艺术创造力获得最大程度地发挥。
10 何谓“发乎情，止乎礼义”？ [中国传媒大学2011年研]
答： “发乎情，止乎礼义”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
（1）“发乎情，止乎礼义”的出处
“发乎情，止乎礼义”是一种崇高的思想境界。出自《诗经》毛诗序：“故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发乎情，止乎礼义”，是先哲对理智、情感的升华；更是道德与责任至上的一份情怀。传统儒学从来没有否定男女之间的性爱，只不过主张其应该节制而已。
（2）“发乎情，止乎礼义”的含义
“发乎情，止乎礼义”是说，人的情感虽然经常在男女之间产生，但一定要受礼法的约束，不能随心所欲，要“乐而不淫”；“发乎情，止乎礼义”含着高度的压制性。“于情理之中而发生，因道德礼仪而终止”。这里的止并不是停止感情，而是说到了礼法所允许的范围就要停下来，不能因为情爱就做出逾越礼法的事情。
“发乎情，止乎礼义”也被中国传统文学在表现爱情的时候所遵守。例如《诗经》中的《蒹葭》，汤显祖的《牡丹亭》，曹雪芹的《红楼梦》等。
（3）“发乎情，止乎礼义”的现实意义
在现实生活中，“发乎情，止乎礼义”常用来劝诫“性情中人”。作为一个有责任感的人，不能被情绪驱使，而要驾驭住情绪。童言虽无忌，但作为成年人，特别是公众人物，说话不能不管不顾、“捧杀”和“棒杀”。人权的要义，就在于既要坚持法律赋予自己的权利，又要尊重和维护他人的合法权利。
11 如何理解传统诗论中的“点铁成金”？ [中国传媒大学2011年研]
答： 传统诗论中的“点铁成金”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
（1）“点铁成金”的出处
“点铁成金”出自宋代黄庭坚的《答洪驹父书》：“古之能为文章者，真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原指用手指一点使铁变成金的法术。比喻修改文章时稍稍改动原来的文字，就使它变得很出色。“点铁成金”说，实质上是黄庭坚诗文理论的方法论，是解决诗歌创新问题的途径和手段，并不是诗歌的本质论和风格论，也不是强调形式重于内容的武器。如何做到平淡之语出奇境，言有尽而意无穷，他指出一条具有操作性的方法，避免流于不切实际，即“点铁成金”。
（2）“点铁成金”的基本含义
①肯定了文化的自然传承以及向古人学习对于诗文创作的重要意义，如杜甫集众家之长，学习古人，精于炼字又浑融流转、出神入化。
②化用前人诗句不是一味地模仿，而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创新，使自己的诗句了无古人的痕迹，和自己所要表达的思想情感浑然一体、自然天成，化腐朽为神奇。
（3）“点铁成金”说的局限性
①取古人陈言进行点化而使之翻新，本身失去了文学的原创性，只落第二义。
②能否做到以故为新、化腐朽为神奇，其实很难成功，反会将诗歌创作引入狭窄的歧途。
12 简述文学文本的构成层次。 [中国传媒大学2011年研]
答： 综合古今中外对文本层次的探讨，从总体上可以将文本分为三个大的层次：文学言语层面、文学形象层面和文学意蕴层面。
（1）文学言语层面
文学言语层面，是指文学文本首先呈现于读者面前、供其阅读的具体言语系统。由于这是由作家选择一定的语言材料，按照艺术世界的诗意逻辑创造的特殊言语系统，所以这个系统中的“言语”，总的说来已与一般言语有了明显的不同。文学言语除了人们经常提到的形象性、生动性、凝练性、音乐性等特点外，还有内指性、心理蕴涵性和阻拒性三个特点。
（2）文学形象层面
由文学言语构成的层面，还处于文学作品表层。读者在这种文学言语的感染下，经过想象和联想，便可在头脑中唤起一系列相应的具体可感的文学形象，构成一个动人心弦的艺术世界。这就是文学作品的第二个层面即文学形象层面。文学形象，是读者在阅读文学言语系统过程中，经过想象和联想而在头脑中唤起的具体可感的动人的生活图景。文学形象有如下基本特征：
①文学形象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
②文学形象是假定与真实的统一；
③文学形象是个别和一般的统一；
④文学形象是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统一。
（3）文学意蕴层面
文学意蕴层面，是指文本所蕴涵的思想、感情等各种内容，属于文本结构的纵深层次。由于形象具有指向性和包孕性，就使意蕴层面呈现出多层次的丰富意蕴，一般又可以分出历史内容层、哲学意味层和审美意蕴层三个不同的层面。
13 福斯特说：“国王死了，不久王后也死去”是故事；而“国王死了，不久王后也因伤心而死”则是情节。为什么？ [北京师范大学2010年研]
答： 关于“故事”和“情节”的区别，最常提到的是英国福斯特举的例子：“国王死了，不久王后也死去”和“国王死了，不久王后也因伤心而死”，前者只是强调了时间关系，而后者突出了因果关系，所以，因果关系成了判断两者区别的标志。
（1）因果关系的确认
人们常常把时间关系误为因果关系，或者说因果关系本身也呈现出时间关系，如经常说前因后果，所以，福斯特的区分也不是一定的。按俄国形式主义学说的观点，“故事”是原生形态的，是遵循事情发生的正常顺序的，而“情节”则是人为操作的结果，对“故事”进行了某种结构、层次等方面的重新安排。看小说的时候经常可以发现采用倒叙、插叙等手法，或者“花开两朵，各表一枝”这样的技术处理，这也是两者的区别。一般按内容和形式的两分看，“故事”往往是属于内容层面的，和题材等概念直接挂钩；而情节则复杂些，有形式层面也有内容层面，“情节”就是呈现于文本当中的“故事”，已经是形式化的内容了。
（2）故事与情节的关系
故事原本是一张白纸，等待着组成它的一个个情节慢慢充实它，组成一个五光十色的画面。上面有被修改过的痕迹，有被泪滴打过的印迹；故事好比浩瀚无边的大海，情节让它找到了停靠的彼岸；故事就是一个漏斗，情节就是所有通过的沙粒，旧的情节过去了，新的情节又发生了，不被预知的情节在点滴积累着、酝酿着。故事和情节原本是一对素未谋面的朋友，它们彼此独立的生存在这个客观世界里，但当打破了时空距离后，它们成为了相识相知的知己。因此，离开故事谈情节是枯燥的，索然无味的；离开情节谈故事是空洞的，毫无意义的。只有当两者融为一体，才是有血有肉的精灵。
14 “不平则鸣”的理论是谁提出来的？“不平”的含义究竟指什么？这一理论此前此后还有哪些相关说法？为什么说此理论与其相关说法构成了中国古典文论的一个优良传统？ [北京师范大学2010年研]
答： （1）“不平则鸣”理论的提出者及其含义
“不平则鸣”是韩愈文论中最有理论性、最具价值的观点，它出自韩愈的《送孟东野序》，其中说：“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凡出乎口而为声者，其皆有弗平者乎！……其于人也亦然。人声之精者为言，文辞之于言又其精也，尤择其善鸣者而假之鸣。”这里韩愈指出，世间万物之所以发声，之所以“鸣”，皆因其受到外界的冲击扰乱而打破了自身的平衡与稳定。人的创作也如此，由于某种环境或人为因素的影响而使正常的思想与感情得不到自由抒发，作为一个人，需要也必然要“鸣”。至于人“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都是不无根由的，人们的理想和愿望无法顺利实现，必定要形之于言、发之于声。
（2）“不平则鸣”理论前后的相关说法
“不平则鸣”理论是中国古代的一个重要文学思想传统，有书评价说它是中国封建社会中“一个富有民主精神和反抗精神的重要命题”。它揭示了封建社会士人创作的一条重要的心理规律，为那些抒发不平，表现对现实的抗争的作品之产生和存在打出了理论旗帜。他的“不平则鸣”说，既是前人思想的延续，又是后人一些文学观念的起点。韩愈之前，早有汉代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再论起其历史根源，更可上溯至先秦时期孔子“诗可以怨”的诗歌文论；而在其之后，宋代的欧阳修及明代的李贽，都或多或少受着“不平则鸣”思想的影响。
（3）“不平则鸣”理论与其相关说法构成了中国古典文论的一个优良传统
之所以说“不平则鸣”理论与其相关说法构成了中国古典文论的一个优良传统，原因在于：
①孔子的“诗可以怨”说
“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这出自《论语·阳货》，是孔子的一个诗学理论，即“兴观群怨”说，对后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怨”字是中国古代批判精神的源头。孔子在这里是将“怨”规定为诗歌的基本功能之一，“怨”是向君主表达对政事不满的方式，目的是引起当政者重视而有所改变。
②屈原“发愤抒情”说
孔子之后，经过战国后期屈原的“发愤抒情”，及至西汉刘安的《淮南子》“愤中形外”的精神。屈原在他的《离骚》《九章》中反复说明他写这些作品是由于其“志”不能得以实现，受到压抑，即“屈心而抑志”“有志极而无旁”，为此就要“陈志”，表明自己永远“不变此志”，要“坚志而不忍”。
③司马迁“发愤著书”说
而后稍晚于刘安出现的司马迁，他的“发愤著书”说将“发愤”的精神发挥到了极致。他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认为，大凡历史上怀才不遇、“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的贤圣皆因自身的不幸遭遇而发愤著书。
④欧阳修“穷者而后工”说
韩愈的文论对后人的思想也有很大的启发作用。北宋欧阳修在文学思想上最有价值的是他发展了韩愈“不平则鸣”思想，提出了“穷者而后工”的重要见解：“予闻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夫岂然哉？盖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巅水涯之外。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之状类，往往探其奇怪，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这出自欧阳修的《梅圣俞诗集序》。他认为这些文人之所以“穷”，是由于他们坚持自己的理想，对现实的黑暗深恶痛绝，他们或被贬谪、或被流放，身处逆境而情志不移，心中有郁积的愤懑不吐不快。
⑤李贽“不愤不作”说
到了明清，“发愤著书”“不平则鸣”的影响涉及到对小说的评论上。李贽的小说批评观集中体现在《水浒传》的评点中。他指出《水浒传》的创作是由于作者“施、罗二公身在元，心在宋；虽生元日，实愤宋事”，乃是发愤之所作。清初的金圣叹也说《水浒传》是“怨毒著书，史迁不免，于稗官又奚责焉。”这些观点，都是对前人理论的延续和发展。
从孔子的“诗可以怨”，到屈原的“发愤抒情”，及至汉代《淮南子》的“愤中形外”与司马迁的“发愤著书”，中间经过唐代韩愈的“不平则鸣”之说，往后发展为欧阳修的“穷而后工”以及李贽提出的“不愤不作”，这些带有强烈批判性的理论与思想都是一脉相承的，它们随着时代的变迁不断升华发展，汇成了中国历史上一条批判的长河。而这其中，韩愈“不平则鸣”理论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它不仅是对孔子、司马迁等人思想的继承和发挥，而且对宋代以后的许多文学理论批评家产生了很大影响。它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宝库，是文学理论批评史上重要的一笔。
15 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提出“诗赋欲丽”，请分析说明其理论内容，并说明这一观点的重要意义以及对后世的影响。 [中国传媒大学2010年研]
答： （1）“诗赋欲丽”的理论内容
曹丕在《典论·论文》里提出了“诗赋欲丽”的主张。
“诗赋欲丽”是指诗、赋应该辞藻华丽，讲究文采。这与以前的文论思想相比，曹丕看到了文学与其他的史学、哲学的文章的不同特点，指出作为文学的主要体裁的诗赋区别于其他体裁文章“丽”的美学特征，使文学逐渐摆脱经学附庸的地位，这对于诗歌等抒情文学的发展，有着特别深远的影响。
（2）“诗赋欲丽”的重要意义
①曹丕的“诗赋欲丽”肯定了文学必须具有美感，在文学与非文学之间划出了初步的界限；
②他除“丽”以外没有对诗、赋提出政治、伦理上的要求，第一次表现出将诗赋从政治、伦理的附庸地位解脱出来的倾向，是文学自觉的一个重要方面。
（3）“诗赋欲丽”对后世的影响
“诗赋欲丽”宣告了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经学时代文学理论批评的暂时告终，以玄学思想为主导的新的文学理论批评时期的开始。文学理论批评开始由侧重研究文学的外部规律转向侧重研究文学的内部规律。老庄的文艺观和美学观经过玄学的改造与发展，在魏晋南北朝这四百年的文学创作与文学理论批评中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甚至超过了儒家。
16 司空图提出的“韵外之致”“味外之旨”所指为何？意义何在？ [中国传媒大学2010年研]
答： （1）“韵外之致”“味外之旨”的内涵
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是他诗论的代表作。在这里他提出“韵外之致”“味外之旨”。作者着重从韵味的角度来谈诗歌意境的创造，即认为好诗必须有“韵外之致”“味外之旨”。而这“味”是妙在“咸酸之外”的，不是意尽于句中，而是要“近而不浮，远而不尽”，给读者留下联想与回味的余地，从而达到“思与境偕”的艺术“诣极”。这与作者在《与极浦书》中所标举的“象外之象，景外之景”的意思是一样的，都是反对现象（或表象）的堆砌，强调意境的创造。
这种韵味，不仅存在于风格“澄澹”的诗中，而且也存在于风格“遗举”的篇章。作者又认为，虽然前辈若贤不是专工一路，但追求具有“韵外之致”的“意象”的创造则是共同的。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也是从这个观点出发来论述各种风格的。
（2）“韵外之致”“味外之旨”的意义
①韵味说重在艺术特征的探索，接触到形象思维问题
司空图的韵味说重在艺术特征的探索，接触到形象思维问题时，不能对其全盘否定。但我们也应指出韵味说的重大缺陷：接触，并不等于就是科学的阐述。在形象思维与现实生活的关系问题上，司空图或是深不下去，或是论而不当。这就从理论上助长了脱离现实的不良风气。
②忽视重要的社会内容，使韵味偏于抒写闲情逸趣
《二十四诗品》虽然也接触到作品来源于生活的问题，如司空图标举自己的诗句，有所谓得于早春、山中、江南、塞下、丧乱、进宫、夏景、佛寺、郊园、乐府、寂寥、惬适等，但这里除了塞下、丧乱两项外，大都是一些孤寂出世、悠闲自在的有闲阶级生活，这和他在《诗品》中主要描述的生活情调，如“阅营修篁，美曰载归”“绿杉野屋，落日气清，脱巾独步，时闻鸟声”“筑屋松下，脱帽看诗，但知旦暮，不辨何时”之类，并无二致。所以尽管本篇开宗明义也提出了“诗贯六义”的主张，并把“讽谕”放在首位，但实际上却是忽视重要的社会内容，使韵味偏于抒写闲情逸趣，而且他将千变万化的艺术境界，归结于“不知所以神而自神”，正与他在《与极浦书》中所说的“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岂容易可谈哉？”一样，都存在神秘化的弊病，因而也就不可能科学地说明文学现象。
③影响了其他文学理论
后来，严羽的妙悟说，清人王士祯的神韵说，王国维的境界说都多少受到司空图韵味说的影响，成为有传统渊源的诗论。
17 如何正确理解“风格即人”“文如其人”？ [中国传媒大学2010年研]
答： （1）“文如其人”的观点是不完全正确的。
“文如其人”是一种风格观，着重从风格形成的内在根据来理解风格，把作家创作个性与作品风格联系起来。这种观点把风格看作是作家创作个性在作品中的流露，这是从主体的角度来考察，从形成的内在根据来理解风格的，如杜甫、屈原、鲁迅的作品。
这种风格观从作家的气质禀赋、人格个性和志趣才情等方面来把握作品的风格特征，具有言语分析所不及的一面，无疑是必要的。但如果只看到内心表现的一面，忽视外在表达，还不能完全理解风格。钱钟书认为，对“文如其人”应有正确的理解，“文如其人”主要不在外在题材，而在言语的“格调”、行文的“笔性”等。
（2）“风格即人”的观点是正确的。
“风格即人”是18世纪法国学者布封提出的。他认为“风格是当我们从作家身上剥去那些不属于他本人的东西，所有那些为他和别人所共有的东西之后所获得的剩余或内核。”
“风格即人”强调了风格的重要性、独特性和不可替代性。马克思将布封的“风格即人”的观点引入了唯物辩证法的轨道，既肯定了文学风格的“真理占有我”的客观属性，又强调了风格的“精神个体性”的本质特征。文学风格是作家在用客观事物本身的语言表达和突出客观事物的本质特征的同时，通过对象表现自己精神个性的形式和方式。钱钟书说：从本质来看，人之格调往往显示本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