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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从蒂华纳开车回去要走很长一段路，大概是这个州最无聊的一段公路。蒂华纳一无所有，那儿的人只想要钱。一个小孩儿溜到你的车边，用渴望的大眼睛望着你说：“一角钱，先生。”然后下一句他就会把他的妹妹卖给你。蒂华纳不是墨西哥。没有哪座边境小镇只是边境小镇，就像没有哪座码头只是码头一样。圣地亚哥？世界上最美的港口之一，里面除了海军舰艇和几艘渔船之外什么都没有。但是到了晚上，那里就变成了人间仙境。海浪像唱着赞美诗的老太太一样温柔。可是马洛必须赶回家，面对生活。
北上的公路像水手的号子一样单调。你穿过一座小镇，下山，驶过一段海滩，再穿过一座小镇，下山，驶过一段海滩。
下午两点到家时，他们正在一辆黑色轿车里等我。车上没有警标，没有红灯，只有两根天线——不止警车会装这玩意儿。我走上台阶，走到一半时他们才从车里冒出来，对我吼了一嗓子。平平常常的两个人，平平常常的制服，举止也和平常一样硬邦邦，好像全世界都在屏气凝神，等待他们耳提面命。
“你是马洛？我们想和你谈谈。”
他闪了一下警徽。凭我瞥到的那一眼，他也可能是防治病虫害的专家。他有一头灰白的金发，看起来很油腻。他的搭档则高大帅气，衣着整洁，一副沁人心脾的凶相，是一个上过学的打手。他们的眼神警觉而期待，耐心而谨慎，冷静而轻蔑，条子的眼神。这样的眼神，他们在警校的毕业典礼上就有了。
“格林警官，中央凶案组的。这位是戴顿警官。”
我走上台阶，打开房门。你不会和大城市的警察握手。那种距离的接触太近了。
他们在客厅坐下。我打开窗户，微风在低语。负责问话的是格林。
“一个叫特里·伦诺克斯的人。认识他吧？”
“我们偶尔喝一杯。他住在恩西诺，娶了个有钱人。我从来没去过他的住处。”
“偶尔，”格林说，“多久一次？”
“这是一种模糊的说法，正是我想表达的意思。可能是一周一次，也可能是两个月一次。”
“见过他的妻子吗？”
“见过一次，就见了一眼，在他们结婚之前。”
“你最后一次见到他是什么时候，在哪里？”
我从茶几上拿起一支烟斗，填上烟丝。格林朝我凑过身子，而高个小伙儿坐在后面更远的地方，手里拿着一支圆珠笔，准备在红边便笺簿上记录。
“现在我应该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你说，‘问问题的是我们。’”
“所以你就回答问题，懂了吗？”
我点燃烟斗。烟草有点湿。我花了一些时间，费了三根火柴才点燃它。
“我本来有时间，”格林说，“但刚才等你已经浪费了一大半。所以抓紧点，先生。我们知道你是谁。你也清楚我们来这里不是为了吊胃口。”
我说：“我只是在想，我们过去常去‘维克多’，但不常去‘绿灯侠’‘公牛和熊’——那家酒吧在日落大道的尽头，模仿的是英式风格——”
“别再废话了。”
“谁死了？”我问。
戴顿警员开口了。他有一种冷酷、老到、别跟我耍滑头的腔调。“回答问题吧，马洛。我们正在例行调查。你用不着知道太多。”
也许我当时疲惫易怒。也许我感到一丝内疚。我甚至都不需要认识这个家伙就可以讨厌他。就算只是远远隔着餐厅看上一眼，也会生出一脚踹掉他大牙的冲动。
“别来这套，伙计。”我说，“把这些废话留给少管所吧。连他们都会觉得好笑。”
格林咯咯一乐。戴顿的表情没有变化，但突然之间，他看上去老了十岁，凶了二十岁。鼻腔里的气流声呼呼作响。
“戴顿通过了司法考试，”格林说，“你糊弄不了他。”
我慢慢地站起来，走到书架前，取下那本装订成册的《加州刑法》，递给戴顿。
“费个心，哪条说我必须回答问题了？”
他一动不动。他想赏我个大嘴巴，我俩都知道。但他决定等待时机。这表明他不确定在他越线后，格林会不会替他说话。
他说：“每个公民都必须配合警方。以任何方式，甚至是身体力行，尤其是要回答警方认为有必要、且不涉及回答者本人的问题。”说这话时，他的声音严厉、洪亮、平稳。
我说：“之所以会这样，主要靠的是直接或间接的恐吓。法律上不存在这样的规定。公民没有义务告诉警察任何事情，无论何时何地。”
“闭嘴。”格林不耐烦地说，“你心虚了，你自己清楚。坐下。伦诺克斯的妻子被人杀了。在他们恩西诺宅邸的一间客房里。伦诺克斯跑了，反正是不见人影了。所以，我们正在寻找谋杀案的嫌疑犯。满意了吧？”
我把《加州刑法》扔到椅子上，坐回格林对面的沙发上。“那为什么要来找我呢？”我问，“我从来没有靠近过那个房子。我跟你说过了。”
格林上上下下地拍着大腿，然后对我轻轻一笑。戴顿纹丝不动地坐在椅子上，眼神能把我吃掉。
格林说：“因为你的电话号码在过去二十四小时内，被写在了他房间的便笺簿上。这是一个记事本，昨天那页撕掉了，但在今天这页上留下了印痕。我们不知道他什么时候给你打过电话。我们不知道他去了哪里，为什么要去，什么时候去的。理所当然，我们必须调查。”
“为什么在客房里？”我问，没指望他回答，但他回答了。
他的脸微微一红。“她似乎经常去那里。晚上。有客人。佣人们可以透过树丛看到那里的灯光。经常有车进出，有时很晚，有时非常晚。已经向你透露的够多了吧？别自欺欺人了。伦诺克斯就是我们要找的人。凌晨一点左右，他去了那边，碰巧被管家瞅见了。大约二十分钟后，他一个人回来，然后就没动静了。只有灯还一直亮着。今天早上，伦诺克斯不见了。管家去了那间客房。那娘们儿像美人鱼一样一丝不挂地躺在床上。让我再多透露一句，管家连她的脸都认不出来了。实际上，她的脸已经没了。被人用一尊猴子铜像砸得稀烂。”
“特里·伦诺克斯不会做那种事，”我说，“她确实给他戴了绿帽子，可这不是什么新闻。她一向如此。他们离过婚，又再婚。我想他不会为绿帽子兴高采烈，可他有什么理由现在才发疯？”
“没人知道答案，”格林耐心地说，“这种事经常发生。男女都有。一个人忍了又忍，忍了又忍，然后终于忍无可忍。他可能连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会那样，为什么会在某一时刻突然爆发。只是他确实爆发了，而且有人死了，然后我们就有事儿做了。我们问你一个简单的问题。别再胡闹了，否则我们可以把你抓进去。”
“他不会说的，警官，”戴顿刻薄地说，“他读了那本法律书。就像那些读过法律书的人一样，他认为那本书就是法律。”
“你只管记录，”格林说，“不用浪费你的聪明才智。如果你的确出众，我们会请你在警察局的吸烟室里唱《慈母颂》。”
“见鬼去吧，警官，恕我冒昧。”
“你和他打一架吧，”我对格林说，“他倒下去的时候，我一定扶住他。”
戴顿小心翼翼地把笔记本和圆珠笔放在一旁。他站起身，两眼放光。他径直走过来，在我面前站定。
“站起来，聪明小子。别以为我上过大学就有涵养听你这样的蠢蛋放屁。”
我刚要站起来，还没站稳，他就给了我一拳。一记利落的左勾拳，从下到上。铃铛叮当作响，但可不是吃饭铃。我重重地跌坐下来，晃了晃脑袋。戴顿还在那里。现在他面露微笑。
“我们再来一次，”他说，“刚才你还没准备好，不算真的。”
我看了看格林。他正盯着自己的大拇指，好像在研究一根倒刺儿。我没有动，也没有开口，而是等他抬起头。如果我再站起来，戴顿还会打我。或许，不管我怎么样，他都会打我。但是如果我站起来，他又打了我，那么我一定会把他撕成碎片。刚才的那拳表明他算是一名合格的拳击手，但是尽管他出拳准确，要想把我打倒也并非易事。
格林几乎是心不在焉地说：“干得好，浑小子。你正好给了这家伙想要的东西。现在你可别想把蛤蜊汁撬出来了。”
接着，他抬起头，口气变得温和：“再问你一次，马洛，这次可是要做笔录的。你最后一次见到特里·伦诺克斯是在哪里，怎么见的，都说了些什么？另外，你刚才从哪里回来？说，还是不说？”
戴顿一身轻松地站在那里，重心保持良好，两眼闪着甜蜜的柔光。
我没管他的问题，而是问道：“另一个人呢？”
“什么另一个人？”
“躲在客房干草堆里，没穿衣服的那位。你不会说她一个人跑到那边跟自己玩吧？”
“这是后话——我们先要找到她丈夫。”
“很好。等你们有了替罪羊，想必就不会大费周章地找他了。”
“少废话，马洛，我们可以把你关起来。”
“作为证人？”
“证人个屁。你是嫌犯。凶案后包庇凶手。帮助凶手逃匿。我猜你是把他送到什么地方去了吧。现在我能猜到这里就够了。这几天，我们头儿的脾气不太好。他知道规矩，但总是不放在心上。你大概有苦头吃了。不管怎么样，我们都会从你那里得到一份证词。它越难得到，我们就越需要得到。”
“对他来说，这都是废话，”戴顿说，“他懂法。”
“对任何人来说，这都是废话，”格林平静地说，“但它仍然有效。快点，马洛。我可要吹哨了。”
“好啊，”我说，“吹哨吧。特里·伦诺克斯是我的朋友。我对他有相当程度的感情投入，不会因为警察的几句威胁话就一笔勾销。你追查他的案子，也许案情远比你刚才透露给我的多。你有作案动机，作案时机，外加他逃跑的事实。动机是陈年旧事，早就没意义了，甚至可以说是他俩再婚交易的一部分。我不欣赏那种交易，但他就是那种人——有点软弱，但很温和。剩下的也没意义：如果他知道她死了，他显然明白自己将成为一只任由你们宰割的鸭子。如果有庭审，如果他们打电话给我，我自然会回答问题，但我不会回答你的问题。我看出你是好人，格林。就像我看出你的搭档只是一个爱显摆警徽的权力狂。如果你想让我惹上大麻烦，那就让他再打我一次好了。我会把他那根小铅笔折断。”
格林站起来，一脸伤心地看着我。戴顿没有动。他是只能雄起一回的硬汉。他必须休息一下，找人摸摸背才行。
“我要打一个电话，”格林说，“但我知道答复是什么。你是一只有病的小鸡，马洛。一只病得不轻的小鸡。躲开，别挡我的路。”最后一句是说给戴顿听的。戴顿转身回去，拿起他的便笺簿。
格林走到电话前，慢慢拿起话筒。他那张平淡无奇的面孔，因为常年费力不讨好的工作已经布满皱纹。这就是面对警察的矛盾。你已经决定对他们恨之入骨了，结果却突然遇到一个对你动之以情的警察。
警长让他把我带走，不必客气。
他们给我戴上手铐，却没有搜查房子。看起来是他们疏漏了。他们或许以为我是老油条，定然不会在家里藏匿任何对自己不利的东西。他们错了。因为假如他们稍加搜查，就能找到特里·伦诺克斯的车钥匙夹。一旦那辆车被找到——这是迟早的事——他们把车钥匙插进去一试，就知道他曾经和我在一起过。
然而，事实证明是我多虑了。警方一直没有找到那辆车。它在夜里被人偷走了，很可能被开到了埃尔帕索，然后配上了新钥匙，伪造了文件，最后被弄到墨西哥城的黑市。这是一套常规操作。大部分所得以海洛因的形式流回美国。在黑帮们看来，这算得上是“睦邻友好”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