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
送他去蒂华纳

枪没有对着我，只是握在手里。一把中口径的自动手枪，外国牌子，肯定不是柯尔特或萨维奇。凭着这张苍白疲惫的脸、脸上的疤痕、竖起的衣领、压低的帽子和手枪，他简直就像刚从一部老式黑帮电影里走出来一样。

“你要开车送我去蒂华纳 ，赶十点十五分的飞机，”他说，“我有护照和签证，除了交通，别的都安排好了。出于某种原因，我不能从洛杉矶搭火车、巴士和飞机。五百块钱车费合理吗？”

我站在门口，没让他进来。“五百块钱外加手上的枪？”我问。

他茫然地低下头，看了看那把枪，把它放进口袋里。

“这东西或许可以自卫，”他说，“用来保护你。我不需要。”

“那进来吧。”我侧过身，他跌跌撞撞地闯进来，一屁股坐在椅子上。

客厅仍然很暗，因为房东有意让茂盛的灌木遮住了窗户。我打开一盏灯，管他要了一支烟，点上，低头看着他。我抓着已经蓬乱的头发，脸上照例露出疲倦的微笑。

“这么美好的早晨就不能让我一觉睡过去？十点十五分，是吗？那还有的是时间。去厨房吧，我煮点咖啡。”

“我碰上大麻烦了，侦探。”这是他第一次叫我“侦探”。不过倒是和他闯进来的方式、身上的衣着和手里的枪挺搭。

“今天会是美好的一天。微风习习。你能听到街对面的那几棵老桉树在窃窃私语，聊着澳大利亚的旧时光。那时，袋鼠在枝叶下蹦跳，考拉熊彼此拥抱。没错，我大致明白你遇到了麻烦。等我先喝上几杯咖啡再聊这个吧。刚起床，我总觉得头晕眼花。让我们先跟哈金斯先生和杨先生商讨一下。”

“听着，马洛，现在不是时候——”

“别害怕，老伙计。哈金斯先生和杨先生是最棒的。他们创办了哈金斯—杨牌咖啡。这可是他们一生的事业，他们的骄傲和喜悦。总有一天，我会看到他们得到应有的认可。截至目前，他们得到的只是钱而已。你可别指望钱就能满足他们。”

我留下这段妙语，自己走到后面的厨房。我烧上水，把咖啡壶从架子上拿下来。我弄湿滤杆，量了一些咖啡粉填入上壶。这时，水已经开了。我往下壶注入水，把它放到炉子上，再把上壶放上去，拧紧。

这时，他已经跟了进来。他在门口靠了一会儿，然后侧身挤到餐桌前，坐到椅子上，身体还在发抖。我从架上拿下一瓶“老爹”威士忌，往大杯里倒了一些给他。我知道他需要大杯。但即便如此，他还是得用双手捧着，才能把杯子送到嘴边。他喝了一大口，砰地放下杯子，身子往后一靠，椅背发出一声吱呀。

“就快晕过去了，”他嘟囔着，“好像一周没有睡觉了。昨晚整夜都没有合眼。”

咖啡壶里的水就要煮沸了。我拧小火苗，看着水从下壶冒上来，只剩一点在玻璃管底部。我再次拧大火苗，好让剩下的水彻底冒上来，然后再迅速把火拧小。我搅拌了一下咖啡，盖上盖子，把定时器设定到三分钟。马洛可是个有条不紊的家伙。什么事也无法扰乱他煮咖啡的手法。哪怕是一个穷途末路之人手中的枪。

我又给他倒了一杯酒。“坐在这里别动，”我说，“坐着。一句话都别说。”

他只用一只手就拿起了酒杯。我在浴室里迅速冲了个澡，回来后定时器刚好响起来。我关掉炉子，把咖啡壶放在一张草垫上。我为什么不厌其烦地描述这个？因为紧张的氛围会把每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放大成一种表演，一连串独特又重要的动作。在这样的敏感时刻，你的所有无意识举动——不管多么根深蒂固，多么习以为常——都将变成独立的意志行为。你就像是一个罹患小儿麻痹症后学习走路的人。你将发现，没有什么是理所当然的。完全没有。

咖啡全都冒了出来，空气像往常那样嘶嘶作响地钻进去。咖啡冒着泡，然后平静下来。我取下咖啡壶的上壶，把它放在水槽盖的漏水片上。

我倒了两杯咖啡，给他的那杯加了一点酒。“黑咖啡是你的，特里。”我在自己那杯里加了两勺糖和一些奶。现在我渐渐走出了刚才的状态。我不再注意自己如何打开冰箱，拿出牛奶了。

我在他对面坐下。他一动不动，只是身体僵硬地倚在餐桌一角。随后，他毫无预兆地低头趴在桌上，抽泣起来。

他没有注意到，我隔桌伸手拿走了他口袋里的手枪。那是一把7.65毫米口径的毛瑟枪，完美无缺。我闻了闻枪口，取下弹夹。弹夹是满的，没有开过火。

他抬起头，看到了咖啡，慢慢地喝了一点，眼睛没有看我。“我没向任何人开过枪。”他说。

“对——至少最近没有。而且这把枪早该清洁一下了。我不认为你能用它打谁。”

“我说给你听。”他说。

“等一下。”我在不被烫到的前提下，尽量快速地喝完咖啡。我又倒了一杯。

“是这样的，”我说，“小心你要告诉我的事情。如果你真想我开车送你去蒂华纳，有两件事你千万不要告诉我。第一件事——你在听吗？”

他微微点头，目光空洞地注视着我头上方的墙皮。那天早上，他的疤痕是青紫色的。尽管他的脸色煞白，疤痕依旧显眼。

“第一，”我缓缓重复道，“如果你犯了罪，或是从事了法律上的犯罪行为——我的意思是，严重的犯罪行为——不要对我说。第二，如果你确切地知道发生了这样的犯罪行为，也不要对我说。如果你想让我开车送你去蒂华纳就不要说。懂吗？”

他看着我的眼睛。眼神聚焦，但却毫无神采。他喝了咖啡，脸上依旧没有血色，但是镇定了下来。我又给他倒了一些咖啡，又加了一点酒。

“我跟你说过，我遇到麻烦了。”他说。

“我听到了。但是我并不想知道是什么麻烦。我还得谋生，还得保住执照。”

“我可以拿枪顶着你。”他说。

我咧嘴一笑，隔桌把枪推了过去。他低头看了看，没有碰。

“你不可能拿枪顶着我去蒂华纳，特里。不可能顶着我越过边界，更不可能顶着我上飞机。我是偶尔会和枪打交道的人。我们忘了枪这码事吧。我可以告诉警察我被你吓坏了，不得不照你说的去做。尽管那样做的话，我肯定看起来很帅。当然，前提是我不知道有什么需要向警察报告。”

“听着，”他说，“要到中午甚至更晚才会有人敲门。如果她头天睡得很晚，女仆知道不该打扰她。但到了中午那会儿，女仆就会敲门进去，发现她不在房间里。”

我抿了一口咖啡，什么也没说。

“女仆会发现她的床没人睡过，”他继续说，“然后她会想到去另一个地方看看。在离主宅很远的地方，有一间大客房，附带独立车道和车库之类。西尔维娅在那里过的夜。女仆最终会在那里找到她。”

我皱起了眉头。“我必须非常注意问你的问题，特里。她不可能在外面过夜吗？”

“她的衣服总是扔得到处都是。她从不挂衣服。女仆会知道她在睡衣外面套了一件长袍，然后就那样出去了。所以只可能是去了客房。”

“那可不一定。”我说。

“只可能去了客房。天啊，你以为他们不知道客房里发生的事情？仆人们向来知道。”

“无需讨论这个。”我说。

他用一根手指摸着没有受伤的半边脸，用力之大足以留下一道红印。“在客房里，”他缓缓说道，“女仆会发现——”

“西尔维娅醉得一塌糊涂，全身瘫软，人事不省，从脚底凉到鼻头。”我刻薄地说。

“哦。”他想了想，想了很久。“当然，”他补充道，“事情就是这样。西尔维娅不是酒鬼。但是一旦真的喝大了，后果也是相当戏剧化的。”

“故事就到这儿吧，”我说，“差不多了。下面让我即兴发挥。上次我们一起喝酒的时候，我对你有点粗暴。我撇下你，一个人走了——如果你还记得的话。我当时被你气得够呛。可后来我仔细想了，才发现你只是想借自嘲来摆脱一种大难临头之感。你说你有护照和签证。办墨西哥签证需要一点时间。他们不会随便放人进来。所以你计划出走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我之前也在想，你还能坚持多久。”

“我猜我有一种模糊的责任感，觉得应该待在她身边。她可能需要我做点什么，而不仅是当个幌子，以免她家老头子东闻西嗅。对了，我半夜给你打过电话。”

“我睡得很死，没听到。”

“然后我去了一家土耳其浴室。我在那里待了几个小时，洗了蒸汽浴、泡了澡、冲了淋浴、做了按摩，然后打了几个电话。我把车停在了拉布雷亚街和喷泉街的路口。我从那里走过来。没人看见我拐进你这条街。”

“那几个电话与我有关吗？”

“其中一个电话是打给哈兰·波特的。老头子昨天坐飞机去帕萨迪纳办事。他没来过我们住的房子。我费了好大劲儿才找到他。不过，他总算是和我通话了。我告诉他，我很抱歉，但我要走了。”说这话的时候，他的目光微微偏向一边，望着水槽上方的窗户和那丛抵着纱窗的黄钟花。

“他说什么？”

“他说很抱歉，祝我好运，问我是否需要钱。”特里刻薄地一笑。“钱——这是他字典里的第一个字。我说我的钱够花。然后我打电话给西尔维娅的姐姐。那边的反应也大同小异。就是这些。”

“我想问一件事，”我说，“你有没有发现过，她和别的男人在那间客房里幽会？”

他摇摇头。“我从来没查过。要查也并非难事。一向都不是难事。”

“你的咖啡凉了。”

“我不想喝了。”

“很多男人，嗯？可你转身回去又娶了她。我知道她很漂亮，但还是——”

“我说过我很没用。见鬼，我第一次为什么会离开她？从那以后，为什么我每次见到她都会喝得烂醉？为什么我宁愿滚进阴沟，也不向她要钱？她结过五次婚了，还不包括我。只要她勾勾手指，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愿意回到她的身边。不仅是为了钱。”

“她的确是个尤物，”我说，看了看表，“为什么一定要在十点十五分赶到蒂华纳？”

“那趟航班总有空位。洛杉矶出发的旅客乘坐‘康妮 ’，七个小时就能到达墨西哥城，所以他们不会搭乘DC-3 翻山越岭。另外，‘康妮’不飞我要去的地方。”

我站起身，靠着水槽。“现在我们来总结一下，不要打断我。今天一早，你情绪激动地跑来找我，想让我开车送你去蒂华纳，赶早班飞机。你口袋里有枪，但我完全有可能没注意到。你告诉我，这样的生活你已经忍了很久，但是昨晚实在忍无可忍。因为你发现你的妻子醉得一塌糊涂，之前还有个男人跟她在一起。你离开家，去洗土耳其浴打发时间，一直到第二天早上。你给妻子的两个近亲打了电话，说了你的打算。至于你要去哪儿，那不关我的事。你有入境墨西哥的必要文件。你怎么去也不关我的事。我们是朋友，我没有多想就照你说的做了。为什么不呢？你没给我钱。你有自己的车，但你心情太沮丧，没法开车。那也是你的问题。你是个情绪化的人，你在战争中受过重伤。我想我应该把你的车取走，塞进车库存起来。”

他的手伸进衣服，将一个皮钥匙夹推到桌子对面。

“这故事听起来合理吗？”他问。

“要看是谁听。我还没有说完。你什么都没拿，除了你身上的这套衣服和从你岳父那边拿的一点钱。你把她给你的所有东西都留下了，包括那辆停在拉布雷亚街和喷泉街路口的漂亮汽车。你想尽可能干净地离开，只拿路上用得着的东西。好吧。这个故事我信了。现在我去刮胡子，穿衣服。”

“为什么要帮我，马洛？”

“我刮胡子的时候，你自己喝一杯。”

我走出去，留下他弓着背，坐在角落里。他依然戴着帽子，穿着轻便大衣，但看起来多了几分生气。

我走进浴室，刮了胡子。回到卧室打领带时，他走了过来，在门口站住。“我洗了杯子，以防万一，”他说，“但我在想，你也许报警更好。”

“你自己打。我没什么要告诉他们的。”

“你想我打吗？”

我猛地转过身来，狠狠地瞪了他一眼。“该死的！”我差点对他吼起来，“看在上帝的分上，你就不能别再废话吗？”

“我很抱歉。”

“你当然抱歉。像你这样的人总是抱歉，而且总是抱歉得太迟。”

他转过身，沿着走廊回到客厅。

我穿好衣服，锁好卧室。当我走到客厅时，他已经在椅子上睡着了。他的头歪向一边，脸色苍白，整个身体因疲惫而松弛。他看起来很可怜。我碰了碰他的肩膀，他慢慢醒过来，半天才回过神，就像他刚才去的地方离这里很远似的。

等他缓过劲儿来，我问：“手提箱怎么办？壁橱最上面的架子上还有那只白色猪皮箱子。”

“里面没东西，”他无精打采地说，“而且太显眼了。”

“不带行李的话，你会更显眼。”

我走回卧室，站到衣橱内的梯子上，把白色猪皮箱从高高的架子上拽下来。方形的阁楼活门就在我的头顶，我向上推开，尽可能地将手伸进去，把他的皮钥匙夹扔到了一根落满灰尘的横梁或别的什么东西后面。

我把手提箱拿下来，掸掉灰尘，往里塞了些东西：一件从没穿过的睡衣、牙膏、备用牙刷、便宜的毛巾和浴巾、一包棉手帕、一管十五美分的剃须膏，还有一把买整盒刀片附送的剃须刀。都是没用过的东西，没有记号，也不显眼。当然，如果是他自己的东西，那会更好。我又放了一瓶裹着包装纸的波本威士忌。我把箱子锁上，把钥匙插在锁眼里，提到前厅。他又睡过去了。我没有吵醒他，自己打开房门，把手提箱拎进车库，放在敞篷车前排座位的后面。我把车开出来，锁上车库门，走上台阶，回屋叫醒他。锁好房门之后，我们这才动身。

我开得很快，但还没快到要吃罚单的程度。一路上我们几乎没有交谈，也没有停车吃东西。时间不多了。

边检人员没跟我们废话。我把车开上一座刮风的台地，蒂华纳机场就在那里。我在靠近办公楼的地方停下车，坐在车里，等着特里取票。DC-3的螺旋桨已经开始热身般地慢慢转动。玉树临风的飞行员穿着一身灰色制服，正和四个人聊天。其中一位身高六英尺四英寸 左右，提着一个枪械盒。旁边是一位穿着宽松裤子的姑娘，一位小个子中年男人，还有一位头发花白的女士。她的身材颇高，衬得那个中年男人更加矮小。附近还站着三四个明显是墨西哥人的家伙。坐飞机的就是这些人了。扶梯已经搭在机舱口，但好像没人急着上去。一位墨西哥空少走下扶梯，站在那里等着。他们好像没有扩音设备。那几个墨西哥人上了飞机，但飞行员还在和几个美国人聊天。

我旁边停着一辆大帕卡德。我探出头，看了看那辆车的牌照。也许有一天，我能学会少管闲事。就在我把头伸出去时，我看到那位个子很高的女人正盯着我的方向。

然后，特里穿过布满灰尘的砾石路走了过来。

“我准备好了，”他说，“这就是要说告别的地方了。”

他伸出手。我握了握。现在，他看起来不错，只是很累，累得要死。

我从奥兹车里拿出猪皮箱子，放在砾石路上。他气鼓鼓地盯着它。

“我告诉过你，我不想要。”他厉声说。

“里面有一品脱好酒，特里。还有睡衣什么的，而且都没有记号。如果你不想要，检查一下。或者把它扔掉。”

“我有我的理由。”他生硬地说。

“我也有我的。”

他突然笑了，拿起手提箱，用空着的手捏了捏我的胳膊。“好吧，伙计，你说了算。记住，如果事情变得棘手，你可以随意决定怎么做。你什么也不欠我。我们一起喝了几杯酒，相处得很好，而我说了太多自己的事。我在你的咖啡罐里塞了五百块钱。别生我的气。”

“我宁愿你没有那么做。”

“我的钱连一半都花不掉。”

“祝你好运，特里。”

两个美国人正在登上飞机的扶梯。一个长着宽大黑脸的矮个男人从办公楼的门里走出来，挥着手，指了指飞机。

“登机吧，”我说，“我知道你没有杀她。这是我来这里的原因。”

他的肩膀一绷。整个身子突然僵住了。他慢慢地转过身，回头看我。

“对不起，”他平静地说，“但是你错了。我会很慢很慢地走向飞机。你有足够的时间来阻止我。”

他迈开脚步。我注视着他。办公楼门口的那个人在等他，但并没有失去耐心。墨西哥人很少失去耐心。他俯下身，拍了拍猪皮手提箱，朝特里咧嘴一笑，然后站到一边，让特里走出门去。过了一会儿，特里从另一边的门里走出来——那是海关人员所在的地方。他仍然慢吞吞地走着，穿过砾石路，走到扶梯前。他在那儿停了下来，朝我看了看，既没有示意，也没有招手。我也一样。然后，他就登上了飞机，脚踏板随即收起。

我钻进奥兹，点火，倒车，调头，穿过半个停车场。高个女人和矮个男人还在停机坪上。女人拿出一条手帕挥舞着。飞机开始朝停机坪的尽头滑行，扬起许多灰尘。它在远端转弯，发动机发出雷鸣般的轰鸣，然后开始提速。

尘土在飞机后面升腾成云，然后它飞了起来。我注视着它缓缓进入迅疾流动的空气，消失在东南方光秃秃的蓝天中。

然后，我也走了。经过边境大门时，没人看我一眼，仿佛我的面孔和时钟的指针一样普通。 Mg+kur0dUyj0yKu90HziAJV5aSmgs4JylJUncqXJ0iTaN1Z//ywr6K64WG11k10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