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见到他,是感恩节后的那个星期。好莱坞大道两侧的商店已经开始堆满售价过高的圣诞节垃圾,各路报纸也声嘶力竭地吆喝:要不早点进行圣诞采购,后果将会多么糟糕。可是,不管怎么样都会糟糕。一向如此。
在离我的办公楼大约三个街区的地方,我看到了一辆并排停放的警车。车里有两个警察,正盯着街边一家商店橱窗前的一摊东西。那摊东西就是特里·伦诺克斯——或者说他的所剩之物——那点所剩不多的东西,看上去也不太诱人。
他靠在一家店铺门前,不得不靠着什么才行。他的衬衫肮脏,领口大开,下摆半露在夹克外面。他已经四五天没刮胡子了,皱着鼻头。他的皮肤极为苍白,以至于那几条细长的疤痕都显不出来了。他的眼睛就像在雪堆里戳出的两个窟窿。巡逻车里的两个警察显然打算把他带走,所以我赶紧快步上前,一把抓住他的胳膊。
“起来,走路,”我故作严厉地说,然后偷偷向他使了个眼色,“你能行吗?是不是喝高了?”
他茫然地看着我,用半边脸朝我微笑。“我刚才醉了,”他喘了口气,“我猜现在只是有点——饿。”
“好吧,先离开这里。你已经快进醉汉拘留所了。”
他努力站起来,让我扶着他,穿过街边看热闹的人群,走到马路边。那里有个出租车停靠站,我拉开一辆车的车门。
“他先走。”出租司机朝前面那辆车竖了竖大拇指。他回过头,看到特里,又补充了一句:“如果那车肯走的话。”
“情况紧急。我的朋友病了。”
“是啊,”司机说,“他可以换个地方生病。”
“五块钱,”我说,“让我们看看那张美丽的笑脸。”
“那好吧。”说着,他把封面印有火星人的杂志插到遮阳板的镜子后面。我把手伸进车里,打开车门,把特里·伦诺克斯扶进去。巡逻车的阴影挡住了另一侧的车窗,一个灰白发的警察从车里钻出,走了过来。我绕过出租车,迎了上去。
“等一下,兄弟。这里什么情况?这位一身脏的先生真是你的熟人吗?”
“熟到我知道他需要一位朋友。他没醉。”
“由于财务上的原因,毫无疑问。”警察说。他伸出手,我把执照递了过去。他看了看,又递还给我。“哦——哦,”他说,“一位私人侦探来接客户了。”他的口气变了,听上去不太友好。“我现在多少对你有一点了解了,马洛先生。那么他呢?”
“他的名字叫特里·伦诺克斯。他在电影行业工作。”
“那不错。”他把身子探进出租车,盯着缩在后排角落里的特里看了看。“我得说,他有一阵子没工作了。我得说,他有一阵子没在屋里睡觉了。我甚至可以说,他是个流浪汉。我们大概得把他带走。”
“你的逮捕门槛不会如此之低吧,”我说,“在好莱坞不至于。”
他仍旧探着脑袋,瞅着车里的特里。“伙计,你朋友叫什么名字?”
“菲利普·马洛,”特里慢吞吞地说,“他住在育卡大道,月桂谷区。”
警察把头从车窗里抽出来,转身打了个手势。“可能是你刚才告诉他的。”
“可能,但没有。”
他盯了我一两秒钟。“这次我姑且信你,”他说,“别再让这家伙上街惹事。”说完,他钻进警车,开走了。
我坐进出租车,驶过三个多街区,到了停车场,换上我的车。我掏出一张五元钞票给司机。他摇了摇头。
“就按表付好了,伙计。或者你愿意的话,给个整数也行。我自己也落魄过。在弗里斯科。当时也没有出租车愿意拉我。那是一座冷酷无情的城市。”
“旧金山 。”我脱口说道。
“我叫它弗里斯科,”他说,“让那些少数族裔见鬼去吧。谢了。”他接过一美元后走了。
我们开到一家不用下车的餐馆,那里的汉堡还没糟到连狗都不吃。我给特里·伦诺克斯买了两个汉堡和一瓶啤酒,然后开车带他回家。那段台阶依然让他力不从心,不过他咬着牙,喘着气爬了上去。一小时后,他刮了胡子,泡了澡,看上去又恢复了人样。我们坐下来,调了两杯酒精度极低的饮料。
“幸亏你还记得我的名字。”我说。
“我特意记的,”他说,“我还查了你的资料。有比这更容易的事吗?”
“那为什么不给我打电话?我一直住在这里。我也有办公室。”
“我为什么要给你添麻烦?”
“看起来你总得麻烦某个人。看起来你的朋友不多。”
“噢,我有朋友,”他说,“算是朋友吧。”他转着桌上的玻璃杯。“找别人帮忙不那么容易——特别是当一切都是你自己搞糟的时候。”他抬起眼睛,疲倦地一笑。“也许哪天我能把酒戒了。他们都这么说,是不是?”
“差不多要三年时间。”
“三年?”他显得颇为震惊。
“通常来说要这么久。那是一个不同的世界。你要适应一套更黯淡的色彩,更安静的声音。你还得考虑再次破戒的情况。所有你以前熟悉的人,现在都会显得有点奇怪。你甚至会讨厌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而他们也不会太喜欢你。”
“这倒算不上太大变化,”他转过头,望着门前的平台。“我有一只两百美元的手提箱,寄存在好莱坞汽车站。如果我能把它提出来,就可以买一个便宜的,把原来那个当掉。换来的钱足够我坐巴士去拉斯维加斯了。在那边我可以找到一份工作。”
我没说话,只是点点头,坐在那儿,玩着手里的饮料。
“你在想,我应该早想到这个主意。”他轻声说。
“我在想,整件事背后一定有什么缘由,但那不是我要操心的。你说的工作已经定下来了,还是只是你的希望?”
“定下来的。我在军队中的一个好朋友在那边经营一家很大的俱乐部,叫‘淡水龟’。当然,他算半个黑社会,他们全都是——不过另一半是好人。”
“我可以帮衬车票钱,还有别的事。但我不希望这笔钱打水漂。最好先和他打个电话。”
“谢谢,不过没这个必要。兰迪·斯塔尔不会让我失望的。他从没让我失望过。至于那个手提箱,应该能当五十块。我有经验。”
“听着,”我说,“我会给你需要的钱。我不是好心肠的笨蛋,所以你好好拿着就是了。我不想再管你的闲事,因为我对你有种感觉。”
“真的吗?”他低头看了看玻璃杯。此前他一直在小口啜饮。“我们只见过两次面,两次你都相当够义气。什么样的感觉?”
“就是下次见到你时,你会陷入更大的麻烦,而我也无能为力。我不知道为何会有这种感觉,但我就是有。”
他用两只指尖轻轻抚着右脸。“也许是因为这个。我猜它的确让我看起来有点邪恶。但这是一处荣誉伤疤 ——至少是光荣负伤的结果。”
“与伤疤无关。我根本不在意那种东西。我是个私人侦探,而你是一个不必由我解决的问题,但问题还是在那儿摆着。叫它预感好了。如果你想委婉一点,叫它对个性的认知。‘舞者’门前的那个姑娘或许不只是因为你喝醉了才甩了你。或许她也有类似的预感。”
他淡淡一笑。“我和她结过婚。她叫西尔维娅·伦诺克斯。我是为钱和她结婚的。”
我站起来,沉着脸。“我去给你做份炒蛋,你需要吃东西。”
“等一下,马洛。你在想为什么我穷困潦倒而西尔维娅这么有钱,我却不管她借点花。你有没有听说过‘尊严’?”
“你在逗我吧,伦诺克斯。”
“是吗?我的尊严与别人不同。那是尊严以外一无所有的男人的尊严。如果惹恼你了,我道歉。”
我走进厨房,煎了加拿大培根,做了炒蛋,煮了咖啡,烤了吐司。我们坐在厨房的小餐桌旁吃。那个年代的房子流行在厨房里配个小餐桌。
我告诉他,我得去办公室了,回来时会帮他取出手提箱。他把行李条交给了我。现在他的脸上有了一些血色,眼睛也不再深陷得要用手去寻摸了。
临走前,我把威士忌酒瓶放在沙发前的桌子上。“让我看看你的尊严,”我说,“给拉斯维加斯那边打个电话,就算是帮我的忙。”
他只是微笑着,耸了耸肩。我沿着台阶下山,心中依然感到一丝愤怒。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一个男人宁愿在街上忍饥游荡,也不愿把自己的行头当掉。不管他的准则是什么,他的确是依章办事。
那个手提箱是你见过的最瞠目结舌的东西。它由漂白的猪皮缝制,新的时候应该是奶白色的,而配件是黄金的。它是英国货。就算能在这里买到,价格大概也在八百以上,而不是两百。
我把手提箱重重地放在他的面前。他朝鸡尾酒桌上的酒瓶瞟了一眼。他连动都没动过。他和我一样清醒。他抽着一支香烟,但是看上去并不享受。
“我给兰迪打了电话,”他说,“他很生气,因为我之前从没给他打过电话。”
“能帮忙的一般都是陌生人,”我说,“西尔维娅送你的礼物?”我指着手提箱问。
他的目光望向窗外。“不,那是在英格兰时别人送我的,远在我认识她之前。确实是很久以前了。我想把它留在你这里,如果你能借我一只旧箱子的话。”
我从钱包里掏出五张二十元的钞票,放在他的面前。“我不需要抵押。”
“完全没这个意思。你又不是开当铺的。我只是不想带着它去拉斯维加斯。再说,我也不需要这么多钱。”
“好吧。你拿着钱,手提箱我来保管。不过这房子很容易被盗。”
“无所谓,”他淡然地说,“完全无所谓。”
他换了身衣服。五点半左右,我们去暮娑餐厅吃了晚饭,没要酒。他在卡温加上了大巴,而我开车回家,一路上思绪万千。他的空箱子还摆在床上。他刚才就在那里取出东西,又塞进我的一只轻型手提箱里。金钥匙还插在锁孔里,我把空箱子锁上,把钥匙绑在提手上,又把箱子放进衣橱的最上层。凭手感,我觉得箱子并不是全空,但这与我无关。
夜晚很寂静,房间似乎比往常更空旷。我摆上棋盘,以法兰西防御 开局,对抗斯坦尼茨 。他以四十四步击败了我,不过我也让他冒了几场冷汗。
九点三十分,电话响了,说话的声音我以前听过。
“是菲利普·马洛先生吗?”
“对,我是马洛。”
“马洛先生,我是西尔维娅·伦诺克斯。上个月的某天晚上,我们在‘舞者’门前有过一面之缘。我后来听说,你非常好心地送特里回家了。”
“是的。”
“我猜你知道我们已经不是夫妻了,但我还是有点担心他。他退掉了韦斯特伍德的公寓,好像也没人知道他现在在哪儿。”
“我们相遇的那晚,我已经见识到你多么担心他了。”
“听着,马洛先生,我嫁给过那个男人。我对酒鬼不太有同情心。也许我当时有点冷酷,也许我当时正有事要办。你是个私人侦探,如果愿意的话,我们不妨从职业的角度讨论这件事。”
“什么角度都不用,伦诺克斯太太。他已经坐车去拉斯维加斯了。他在那边有个朋友,那人会给他一份工作。”
她突然来了精神。“噢——去了拉斯维加斯?他还真是多愁善感呢。那是我们结婚的地方。”
“我估计他已经忘了,”我说,“不然他应该会去别的地方。”
她没有挂断我的电话,反而笑起来。笑声轻柔可爱。“你对客户总是这么粗鲁吗?”
“你不是客户,伦诺克斯太太。”
“也许哪天就是了,谁说得准呢?那就当我是你的女性友人好了。”
“回答还是一样的。那个人当时穷困潦倒,又脏又饿,身无分文。你要是有心的话,本可以去找他。他那时不想要你的帮助,现在大概也不想要。”
“关于这件事,”她冷冷地说,“你大概一点都不了解。晚安。”说完她挂断了电话。
不错,她的话完全正确,而我错得彻彻底底。但那时我并没有觉得自己错了。我只是感到愤怒。如果她早半个小时打来电话,我可能会愤怒到将斯坦尼茨打个屁滚尿流——可他已经死了五十年,而那盘棋局也是从书里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