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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蒙德·钱德勒
雷蒙德·钱德勒是美国的“八零后”，生于1888年——比卡夫卡小五岁，比海明威大十一岁。直到五十一岁那年，钱德勒才出版第一部长篇小说《长眠不醒》。在随后将近二十年里，他又陆续创作了七部以马洛为主角的小说，其中包括已成为经典的《漫长的告别》。
钱德勒出生在美国，七岁时随爱尔兰裔母亲回到英国，在公立学校接受教育。后来他经常自豪地提及这种包括拉丁语和希腊语在内的“古典教育”。在给英国出版人哈米什·汉密尔顿的信中，钱德勒写道：“古典教育能让你避免被自命不凡所愚弄，而这正是当前大多数小说充斥的东西。”因此，尽管以写廉价侦探小说起家，钱德勒的作品却始终保持着文学风范，其独特的文风更是影响了包括村上春树在内的一批严肃作家。
由于家境原因，钱德勒没有上大学。他考取了公务员，但很快发现工作枯燥乏味，仅仅六个月后就选择辞职。他打算以文学为生，写过诗，也写“任何能印出来的东西”。然而，在伦敦做了几年贫穷的自由撰稿人后，钱德勒遗憾地得出结论——此路不通。
1912年，二十四岁的钱德勒返回美国。为了谋生，他打过各种零工——在杏园里摘过杏，给网球拍穿过线。终其一生，他都面对着身份认同的困境：他在英国长大，但不是英国人。他对鄙俗的美国文化缺乏认同，但也痛恨对美国人普遍的势利态度。
“一战”爆发后，钱德勒加入了加拿大军队，被派往法国前线，担任排长。他说：“当你不得不带领一个排的士兵面对机关枪的扫射时，一切都变得不一样了。”钱德勒的大部分战友都牺牲了。战争结束后，他带着心灵创伤回到了美国加州。他自学簿记，进入一家经营石油业务的公司，生活这才才渐渐步入正轨。
三十五岁那年，钱德勒与一位比他年长十八岁的女子结婚。现在我们知道，在他们结婚登记时，女子很可能少报了十岁年龄。但出人意料的是，这是一段幸福的婚姻，维持了三十多年。当钱德勒创作《漫长的告别》时，年迈的妻子正重病在床。钱德勒一边照顾妻子一边写作。
“我眼看着妻子死去。”他在信中说，“在极度的痛苦中，我写出了我最好的一本书。我不知道自己是如何做到的。”
钱德勒四十四岁时才开始真正的写作。那一年，他因为酗酒而丢了工作。他已经有十多年没有发表过任何作品，对自己在纯文学上的成功机会抱有非常现实的态度。他决定为廉价杂志写侦探小说，认为这是学习写小说的好方法，同时还能赚点钱。
“我专注于侦探小说，因为它是一种流行的体裁，”钱德勒说，“我认为合适并且幸运的人最终会把它变成文学作品。”
钱德勒花了五年时间为廉价杂志写了很多短篇，他的写作技艺也日渐成熟。他对自己的要求非常明确：必须学会使用一种全新的语言，既要浅显流畅，同时也保持文学应有的气息。这种气息并不是大众所要求的，但人们在潜意识里接受并喜欢。
很多批评家认为，钱德勒的文风受到海明威的影响。不过钱德勒对此略有微词。在《再见，吾爱》中，钱德勒借马洛之口调侃了海明威。小说中，马洛一直管一个警察叫“海明威”。这位困惑的警察终于问道：“这个叫海明威的家伙到底是谁？”马洛回答：“他老是不停地重复同样的话，一遍又一遍，直到你相信他的话的确很妙为止。”
1938年，钱德勒创作出第一部长篇小说《长眠不醒》。他曾经坦言自己写得太慢，扔掉的太多。尽管如此，《时代》杂志还是将“独行的桂冠诗人”之名送给了他。钱德勒的作品不仅展现出独树一帜的风格，而且创造了一位文学史上的经典形象——菲利普·马洛。
菲利普·马洛
纵观钱德勒的八本长篇小说，我们可以利用各种线索，拼凑出菲利普·马洛的小传。
马洛应当生于1905年左右，尽管在《漫长的告别》（1953）中，他说过自己四十二岁。他是家中唯一的孩子，在北加州的圣罗莎镇长大。1925年，马洛成为私家侦探时，父母都已去世。
高中时，马洛打过橄榄球，鼻子受伤，动了手术——这一点与钱德勒的经历吻合。与钱德勒不同的是，马洛上过大学。他一定在大学期间读了很多书，因为他在小说中多次引用过普鲁斯特、海明威、艾略特和福楼拜的作品。
马洛在一家保险公司做过调查员，随后进入洛杉矶地区检察官办公室。他因为不服从命令而被解雇，但更主要的原因是他“在一个领导最不希望看到效率的地方表现得效率太高”。马洛从没当过警察，但他很了解这个职业。他认识很多警界人士，包括后来成为朋友的老警察伯尼·奥尔斯。
马洛的身高约为一米八二，体重大概一百七十四斤，发色深棕，眼睛也是棕色的，单夸一句“长得还算帅”肯定没法让他满意。钱德勒说，如果他有机会选择扮演马洛的男演员，那么最佳人选应该是加里·格兰特。
马洛喜欢喝酒——这一点同样有钱德勒自己的影子。马洛很少拒绝别人提供的苏格兰威士忌或黑麦威士忌，但他对别的酒也不挑三拣四——只要酒不甜。他喜欢的鸡尾酒是双份吉布森。后来，他与特里·伦诺克斯一起喝吉姆雷特。马洛很会煮咖啡。他多次展现过煮咖啡的技艺。他会做简单的早餐，剩下的两餐则在外面解决。
在《漫长的告别》中，马洛曾对出版商霍华德·斯宾塞说：“我是一只独狼，未婚，中年将至，钱不多。我不止一次进过局子。我不接离婚案。我喜欢烈酒、女人、下棋和别的一些事。”
除了不接离婚案，马洛接受其他任何合法的工作。至于报酬，他清楚地知道“如果你诚实的话，在这一行赚不到多少钱。”他厌恶四平八稳的中产阶级生活——那是大多数美国人向往的生活。然而，马洛却说：“朋友，这样的生活你去过吧。我选择肮脏、卑鄙又堕落的大城市。”
在这个腐化堕落的世界，马洛展现的道德和智识充满力量感和浪漫色彩。他力所能及地保护无辜者、守卫无助者、摧毁邪恶势力，而他得到的只是微不足道的酬劳。他承受着都市文明的重压，但必须超越这些重压，去做他的工作。
马洛是一个高贵的人物，有着刻薄的智慧，悲伤但不会被打败，孤独但从未当真。他坚持自己的原则，哪怕这些原则让他吃尽苦头。按照钱德勒的说法，这是马洛的人生哲学。某种程度上，这种现代社会的“骑士精神”也正是马洛的迷人之处。
1957年，走向生命终点的钱德勒最后一次谈到马洛：“我想他总会在麻烦的时刻被麻烦的人叫醒，去做一些麻烦的工作。在我看来，这是他的命运——也许不是世界上最好的命运，但这是属于他的命运。”
《漫长的告别》
与阅读阿加莎式的古典推理小说不同，阅读《漫长的告别》不必局限于推理本身或者“谁是凶手”。实际上，钱德勒本人也多次表示自己的志向不在推理。
1944年，在给友人的信中，钱德勒写道：“我似乎并没有特别在意侦探小说中的推理元素……通常情况下，一个能构思出冷静推理的头脑，无法兼顾生动写作所需的热情。”
严丝合缝的推理与炉火纯青的写作，钱德勒显然更偏向后者。他看重风格（style）——这也是我们欣赏《漫长的告别》的一把钥匙。
关于风格，钱德勒说：“写作中最持久的东西就是风格，而风格是作家最好的时间投资。”
钱德勒所说的“风格”，指的是作家独特的视角与文字处理方式。在阅读《漫长的告别》时，我们不时会碰到眼前一亮的句子——因其呈现方式的别致新颖——这正是钱德勒式文风的招牌之一。
那张橡木桌伤痕累累，大概是从诺亚方舟上搬下来的，而诺亚买的也是二手货。
海浪像唱着赞美诗的老太太一样温柔。
水面平静得就像一只熟睡的小猫。
他叹了口气。眉毛轻轻颤抖，就像某种可疑昆虫的触角。
一个小时缓慢爬过，像一只病恹恹的蟑螂。
除了比喻句，对于人物外貌、衣着和神态，乃至房间布置等细节，只要有助于体现人物性格（哪怕只是配角），钱德勒也会极为耐心地进行工笔描摹，令人产生栩栩如生之感。
比如，在《漫长的告别》中，钱德勒用了一大段精彩的文字，描写彼得森警长和他的办公室。
屋里摆满了感恩的民众们送来的纪念品，都是对警长二十年来忠诚服务的褒奖。墙上挂满马的照片，每一张都有彼得森警长。他的雕花办公桌的四个角全是马头。墨水瓶是打磨光滑的马蹄。与之配对的另一只马蹄里装着白沙，上面插着钢笔。两只马蹄上都镶着金牌，上面写着纪念某个特别的日子。在一尘不染的记录簿中央，是一袋“杜汉公牛”牌烟草和一包棕色卷烟纸——彼得森自己卷烟。他能在马背上单手卷烟，而且乐此不疲，尤其是当他骑着一头披着墨西哥马鞍，装饰着漂亮的墨西哥银饰的高头白马，走在游行队伍的前列时。他坐在马背上，戴着墨西哥平顶宽边帽。他的骑术漂亮至极。马也善解人意，知道何时该保持安静，何时该耍点脾气，好让警长一边面带高深的微笑，一边单手将其制服。警长深谙表演之道。他的侧脸俊朗似鹰，只是到了这把年纪，下巴不免有点松弛，但他知道如何摆头，以使这一点不过分显露。他对怎么拍照片也下过一番苦功……他只是往桌子后面一坐，严厉地盯着嫌犯，把侧脸留给镜头。闪光灯一阵闪亮，摄影师恭敬地向警长表示感谢，嫌犯连嘴都没张就被带走了，而警长也回到自己位于圣费尔南多山谷的牧场。在那儿，你永远可以打电话找到他。就算找不到警长本人，你也总能和他的一匹马聊聊。
在《漫长的告别》中，我们通过马洛的视角，观察和体验1950年代的美国社会。随着马洛探寻真相的过程，我们也和他一起见识了形形色色的人物。他们中有百万富翁，有上流阶层，有浪荡的交际花，有迷失的空心美人，有黑道大佬及其打手，有警察和律师，有新闻记者，有仆人和侍者，有医生和护士，有跑了老婆的犹太人，有合租的工薪女性……钱德勒赋予每个人物以个性，没有谁是毫无生命力的道具。
在接触这些人物的过程中，我们得以窥见一个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缩影。借助这些人物之口，钱德勒不时抛出对种种社会现象的见解。不少见解深具洞察力，即便放在今日依然具有批判性——这是欣赏《漫长的告别》的另一把钥匙，也是钱德勒区别于同时代作家的特点之一。
关于法律与正义
法律不是正义。它只是一套并不完善的机制。如果你操作得当，而且运气不错，正义可能会出现在结果中。法律本来也就是这么一套机制而已。
关于民主社会和新闻自由
我们生活在一个被称为民主的社会，由多数人统治。一个不错的理想，如果真能做到的话。人民投票，但党派机器提名。党派机器若想有效运转，就需要一大笔钱。于是，就得有人给他们这笔钱。这些人——无论是个人、财团、贸易工会，还是别的什么，期待得到一些回报。我，以及像我一样的人，期待的就是体面地过自己私密的生活。我拥有报纸，但不喜欢它们。我认为媒体是对我们仅存的隐私权的长期侵犯。他们总在不停吆喝的新闻自由，除了个别值得尊敬的例外，无非就是贩卖丑闻、犯罪、性、耸人听闻、仇恨、含沙射影以及出于政治和金融目的的宣传。报纸盈利靠的是广告收入，而广告收入取决于发行量。你也知道发行量靠的是什么。
关于时尚与品质
你不想要品质，因为有品质的东西过于持久。于是，你发明了时尚，那是一种商业骗局，旨在以人为手段制造过时的感觉。只有让今年出售的商品在一年之后显得过时，大规模生产才能在来年继续售卖。
如此酣畅淋漓的批判在《漫长的告别》中时有出现。它们并不是由作者或主人公马洛自己跳出来，发出声嘶力竭的呐喊，而是从不同人物口中道出。阅读时，我们会感到，那样的人物在那样的情境必然会有如此见解。拥有如此见解的人物，也必然会陷入那样的情境。可以说，《漫长的告别》虽是一部侦探小说，但它的容量和野心早已远远超越了谋杀与悬疑。
关于翻译
翻译《漫长的告别》是一件快乐的事。把自己喜爱的作品逐字逐句译出，细细打磨每一个部件，如同痴迷于钟表的匠人，拆卸并重新组装一块精密的瑞士手表——在这个过程中，我对《漫长的告别》和钱德勒都有了更深的认识。
记得最初读到《漫长的告别》是2002年，版本是针对美国高中生的简写本。那时互联网在国内尚未普及，《美国文学史》上也找不到任何关于钱德勒的介绍。不过，我至今记得第一次读后的震撼。
2008年，“午夜文库”推出了《漫长的告别》的首个中译本，钱德勒也渐渐开始进入中国读者的视野。如今，越来越多的读者认识到《漫长的告别》的经典性，市面上也流通着数个中译本。
一般来说，经典作品的译本多比少好。一方面，翻译的准确度会越来越高；另一方面，不同译者会带来不同风格。这种质感上的微妙不同，虽然很多时候非常个人化，但这也正是不同译本存在的意义。
这一次，我选择的底本是兰登书屋珍藏版（黑蜥蜴系列）。这也是目前最权威的版本。钱德勒生前一直抱怨《漫长的告别》排版校订上的错误颇多，兰登书屋珍藏版在最大程度上避免了原始的瑕疵。在此基础上，本书在细节方面做了不少修订，力求精益求精。
比如在书中，作家罗杰·韦德死后，他的遗孀艾琳说了这样一句话：
罗杰的最后一本书，他最后的绝唱，就摆在你的面前。拿上它，走吧。
“最后的绝唱”，原文为swan song。在我看过的译本中，有的将其当作书名，译为《天鹅之歌》，有的译成“天鹅曲”。可是原文并没有用斜体或黑体表示这是一本书的名字，而“天鹅曲”多少有点不易理解。实际上，swan song在英语里是一个固定意象，有点类似汉语里的“杜鹃啼血”，指的是人在临死前的最后表现。因此，结合上下文，我将其译为“最后的绝唱”。
这样的细节当然不至于影响全书的阅读。但是，假如我们把一本书比作一栋房子，精心修缮和清扫总会使人产生焕然一新之感。作为译者，为此付出再多的辛劳都是值得的。至于是否达到，就交给时间和读者检验吧。
刘子超
2020年7月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