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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到蒋巷村的时候，笔者就被眼前的景象深深吸引住了：186幢标准化的两层别墅整齐地排列着，村民们说，只要花12.8万元，他们就能买到这些造价30万的别墅；考虑到不同代际的居住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差异，老年人分住在158幢单独的老年公寓中，每幢老年公寓的面积为50平方米，公寓内统一采用三星级宾馆配置，村里的老年人只要在55岁以上的就可以免费入住；精心规划后的蒋巷村形成了“蒋巷生态园、常盛工业园、村民新家园、农民蔬菜园，无公害优质粮油生产基地”（四园一基地）的基本格局，如今已是乡村旅游的重要景点。此外，村里还有村史展览及荣誉馆、江南农家民俗馆、青少年科普馆、蒋巷农艺馆、蒋巷图书馆、农民剧场、三星级蒋巷宾馆、度假村、农家乐等一系列配套设施。蒋巷村的景象不断地提醒着我们，这是一个超越学界一般定义的典型的集体主义超级村庄。
最初到蒋巷村是因为英国IDS资助的一项关于“亚洲社会保障”的项目，其中对于中国农村养老模式的考察是该项目的重要研究内容。农村养老是中国在快速社会转型和老龄化过程中面临的一个急迫的难题。市场化改革后，一方面，随着农村集体经济的式微，农村老年人失去了过去国家集体化时代的保障；另一方面，传统的家庭养老开始出现前所未有的危机，这不仅是因为家庭的资源有限，也因为传统的用以维系家庭养老的孝道伦理逐渐衰落，进而使得很多农村老年人面临“老无所依”的处境。体制的转变和市场的渗透被视为导致农村老年人陷入困境的重要的结构性原因。在这一背景下，我们课题组尝试探索社区在农村养老问题上的潜力和机制。在计划经济时代，集体养老是农村养老的主要模式，这一模式也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主要体现。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对绝大多数农村来说，集体养老也失去了昔日的保障功能。与一般的村落不同，蒋巷村却继续发挥着集体养老的功能，而且得到了各级政府的普遍认可和支持，这套模式自然也引起了学界的关注。
在苏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以下简称文联）作家、戏剧家马汉民老师的引荐下，我们来到了全国文明村——蒋巷村。马汉民是苏州本地人，一直关注农村的建设和发展，他曾以蒋巷村党支部书记常德盛的事迹为题材，撰写了长篇叙事诗《常德盛》，因此与蒋巷村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在他的引荐下，我们顺利地进入了这个全国闻名的集体主义村落。就我们的课题而言，我们希望通过对这一典型的集体主义村落的调查，探索农村社区在养老方面的潜力。我们关注的问题包括：为什么在全国大部分农村集体都解体后，蒋巷村却依然保持着集体主义的传统？这一村庄养老的内在组织机制是什么？在集体主义村落中，资源是如何被生产、组织和分配的？这一集体主义村落能否为中国其他农村提供一个可资借鉴的模板？
在我们到达的第一天，65岁的常德盛就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与原先笔者想的不同，站在我们面前的常德盛异常朴素、平和、谦虚和诚恳。常德盛身材不高，略显瘦削。他身着略旧的蓝色夹克衫，脚穿一双布鞋，说话和蔼可亲。常德盛和我们每个人都握了手，非常谦虚地说：“欢迎清华大学的专家和老师们到我们蒋巷村来指导工作，希望你们多提宝贵意见。”从他平易近人的性格和朴素的着装，我们很难想象他是一个年产值达10多亿的村庄带头人。通过了解，我们得知：他曾担任中共十六大代表，并获得“全国劳动模范”等国家级荣誉。在过去的40多年里，他带领村庄书写了精彩的奋斗故事。
在我们安置完行李后，村里的导游带领我们参观了蒋巷村。2004年，蒋巷村开始发展旅游业，其中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游是来蒋巷村旅游的重要内容。村里的导游的主要工作就是接待从各地来访的领导干部、学者和游客。我们乘坐游览车分别参观了蒋巷新村、蒋巷生态园、粮食生产基地、蒋巷工业园。一路上，导游向我们详细地介绍了蒋巷村的发展历史、蒋巷村村民今天的生活水平及各项福利、蒋巷村在发展过程中获得的各项荣誉以及常德盛个人的感人事迹。
参观的最后一站是常盛工业园，工业园内是蒋巷村的主体企业——常盛集团。据介绍，蒋巷村的村办企业于2004年开始改制，改制后的常盛集团下属的四个主体企业分别转由私人老板承包，即其不再是原先意义上的村办企业了。不过，在常德盛的坚持下，改制后的企业每年仍需向村里缴纳500万元的发展资金，这笔资金在当时已经占了蒋巷村村庄收入的近三分之二，因而改制后企业缴纳的发展资金仍然是蒋巷村的主要资金来源。在参观过程中，导游告诉我们，企业在进行改制时并没有就发展资金与村庄签订正式的协议，现在的500万元是当时改制后的企业负责人向常书记承诺的，而且确实每年都兑现了。不过，当我们问及以后能否保证每年都缴纳这些资金时，导游若有所思地说：“那就看他们的良心了。”
蒋巷村的富裕、和谐给笔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样令笔者印象深刻的还有导游的那句话，笔者一直在揣摩导游所说的“他们的良心”所蕴含的意涵。
从这句话中，我们能推断出以下信息：蒋巷村村民由于高度发达的村庄经济而享受着丰厚的村庄福利，甚至可以说是过着天堂般的生活，然而村民们仍然对未来的村庄福利抱有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源自他们对常德盛书记任期结束后自己是否还能够继续享受村庄福利的担忧。在这个意义上，常德盛个人是维系村庄发展和村民福利的决定性因素，他就像一位充满父爱的家长，依靠自己的高尚品德庇护着全村的村民。这也揭示了此类集体主义村落的深层运作机制，即集体主义村落是高度“个体化”的，因而要理解村庄的发展，就必须去理解常书记个人的权威，以及两者之间复杂的联系机制。
作为课题组成员，笔者被安排在蒋巷村做田野调查。由于得到了常德盛书记的大力支持，笔者在蒋巷村的调查进展得非常顺利，并且很快就与村干部和村民熟络起来。笔者调查的主要群体是老年人，他们都非常热心地给笔者介绍了蒋巷村的发展情况以及常书记的感人事迹。随着调查的深入，笔者发现每个人在讲述故事的时候，他们的感情也是一致的。特别是讲到常德盛艰辛的创业史以及对村民无微不至的关怀时，很多村民都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泪。“没有常书记，就没有蒋巷村的今天，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这是笔者听到的最多的话。当笔者问道：“如果以后常书记卸任了怎么办？”村民们特别是那些老年人表现出了无比的忧虑和悲观，他们一致认为，如果常书记退休了，他们的福利很可能就没有保障了，他们的生活很可能就和周围其他村的村民没什么区别了。
村民们的这种情绪表达令笔者想起了许烺光在《祖荫下：中国乡村的亲属，人格与社会流动》所描绘的情景：祖先的庇荫为年轻人提供了“安全阀”，他们承袭祖先的财富和荣誉；为了保证大家庭理想的实现，他们必须具备集体精神并且目标一致。许烺光进而指出，集体主义是中国文化的价值取向，在这种伦理价值下，个人的利益必须服从家族的利益，独立自主的个人在传统的中国社会中几乎是不存在的。
蒋巷村就类似于这样一个大家族，而常德盛则像整个家族的领航人，村民们则在这棵“大树”的庇护下享受着优渥的生活。需要设问的是，在经历了解放、集体化、市场化改革等60年的巨大变迁之后，今天的集体主义村落和许烺光笔下的集体主义为何存在如此相似的品性？在经历市场化改革后，如今农民的发展机会和发展空间已经大大扩展了，而为什么这些村民仍然会觉得如果没有常书记，他们的生活很可能会黯淡无光？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此类集体主义村落，其内在的发展逻辑和运作机制是怎样的？国家和市场力量是如何形塑村庄的发展轨迹与治理结构的？在此类村庄中，国家与社会的纵向关系、村民内部的横向关系呈现怎样的特点？本书试图回答这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