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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岁那年的暑假，我瞒着父母走进了一间地下室酒吧，不是去喝酒，而是去做酒吧服务员，赚取人生第一笔劳动报酬。
那一个月，每天接近午夜客人才离开，整理、打扫完毕已经是深夜一两点了，走出地下室，小城的夜晚只有几盏路灯还亮着。
一个月后我拿到工资，捧着钞票从地下室出来，蹦跳着上了地面台阶，转个弯走进那座城市最繁华的一条购物街，买下一件衬衣和一双鞋子。
我记得衬衣是针织面料的，灰白色，长及大腿，准确说是一件外套，只是领口是衬衣样式，里面搭配T恤穿的那种。那双鞋子是没有打磨过的牛皮系带鞋，有点像现在的马丁鞋，但还要粗糙些（我后来高度怀疑那就是一双男款）。这身行头你看出来了吧，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非主流。十六岁真是个妙不可言的年龄，我穿着这身衣服，走在那座山区小城的烈日下，每迈出一步都仿佛正在实现理想。
二十四岁，我在一所高校任教，走在校园里常常被人认成学生。食堂打饭，食堂师傅也总对我大吼：“同学，今天要不要加回锅肉。”我心里很懊恼，于是总把自己往老气了打扮，被人喊一声老师就开心半天。那时候的标配：深色西装配黑色漆皮高跟鞋，头发梳得一丝不乱，还要随身拿个公文包。那时候我也特别希望自己的工作被认可，当班主任、做教学秘书、给系主任当助理，每一项工作认真面对，希望自己有一天能走上讲台。一年多后真的上了讲台，反倒轻松随意了很多，站在讲台上，为了和同学们打成一片，也会穿得休闲些。
后来到电视台上班，尽管自己对名牌、奢侈品毫无兴趣，但身为电视台主播，很难不被风气裹挟。同事们在办公室谈论哪个品牌打折了，哪个品牌出限量款了，我也会跟着凑热闹，结果就是买回一堆基本不穿还特别贵的衣服，衣柜里挤满了各种品牌的套装、裙装，当然还有因为工作需要购买的晚礼服、七寸高跟鞋、闪闪发光的各种配饰……这一堆东西的作用类似于制服，不过是在表达“我跟大家都一样”。
我也有出格的时候，因为工作留了好些年的长发，有一天不知怎么腻烦了，走进理发店让理发师给我理了个近似寸头的发型。结果当天上完直播就接到领导的电话，要我休息三个月，“头发长长了再上班”。下了班我就走进一家照相馆拍下了自己留寸头的样子，心想这一辈子大概也就这么一次超级短发了。
二十八岁，一本杂志组一篇稿件，主题是“打开女主播的手袋”，邀请我带上自己最心爱的包包拍一组照片。我那时刚好用棒针织好了一只毛线手提袋，粉色撞灰色，有辫子花纹，为防止走形里层还做了棉布内包。我就带着这个手提袋去参加拍摄了。那期报道发出来，一共有四五位主播，其他主播提的都是商场专柜里的大品牌，Hermès、Coach、LV……只有我，提着个毛线包包笑开了花。
意外的是，杂志被很多人看到，且我的包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直到去年还有读者跟我说：我第一次认识你，是在十多年前的《新潮生活周刊》，你提着自己做的包包的样子真是又酷又美！
三十岁出头，我先后辞去高校教职和电视台工作，做起了自己的服装工作室。工作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很多时候都是一个人待在工作室里，对着电脑或缝纫机；即使出门，见的也是亲近的朋友。这段时期的着装完全是“报复式反弹”，穿的都是自己制作的宽松衣服，标配是平底鞋加上不收腰的（夸张的）袍子。有一次参加活动，见到一位好朋友，她见我“披着一张床单飘过来”，说：“我的天，你这是通过服装表现叛逆啊。”
“叛逆”这两个字被她讲得很可爱，我也不得不承认，她说得很准确。确实就是这样，辞去工作之后，心理上得到前所未有的解放，再也不用打卡了，再也不用穿“恨天高”了，再也不用挺胸收腹站在台上说编辑写好的“流畅的废话”了。当时的我，内心雀跃，对未来有希冀，新生活的大门正向我敞开。这种状态下，不束缚身体的袍子自然就是最好的选择。从体制内到体制外，还有什么比甩掉“制服”更爽的呢？
（刚学会做衣服，袍子是最没有技术难度的啦！）
如今，距离品牌创立已经过去十个年头，这十年，穿衣服也经历了很多变化，准确地说是“进化”，又一次要忍不住感叹自己四十岁了。
四十岁真好，前所未有的自由、放松和不用努力就能达到的幽默。
《霍乱时期的爱情》里，马尔克斯写老年达萨：“她因年龄而减损的，又因性格而弥补回来，更因勤劳而赢得了更多。她觉得现在这样很好：那穿铁丝紧身胸衣、束起腰身、用布片将臀部垫高的岁月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