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对胡适早年在上海特别是在中国公学求学时情况的了解，主要是其《四十自述》，而学者对胡适早年在上海求学时期的研究，主要依据也在此。如江勇振教授所言：“胡适青少年时期在上海的六年，是他一生思想发展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阶段。从某个角度来说，我们对上海时期的胡适有相当程度的了解，是多亏了他所写的《四十自述》。然而，也正由于《四十自述》的关系，我们对这个阶段的胡适的认识，到今天为止，一直逃不出他为我们铺陈出来的故事。” 江先生此语，可谓一针见血，而他的新著《舍我其谁：胡适》第一部《璞玉成璧，1891—1917》，对胡适在上海求学这段时期的叙述，较之前贤，不为《四十自述》所限，于资料使用方面，发掘很细，超越了既有研究者；在解读方面，有考证，有辨析，也有不少新见。该书对于我们更为深刻和全面地了解这段时期的胡适，可谓有不少助力，笔者从中受益匪浅。幸运的是，在既有材料（包括《四十自述》、胡适早年日记、《胡适早年文存》等）和研究（包括江著）提到的与注意到的地方之外，笔者亦有关于胡适的新材料发现，可以提供胡适在上海特别是在中国公学时的其他一些信息。

第一则材料是《神州日报》上刊登的一则《收捐报告》。 1906年夏秋之际，皖北发生水灾，延续到冬天，更加严重，灾民需赈甚急，“自周口以至滁、泗，上下八九百里，宽广四五百里间”，“十室九空”。 到了1907年6月中旬，皖北接着又发生水灾，“暴雨怒倾，连朝不已”。 皖北灾情进一步恶化，上海官绅商学各界，纷纷为之捐款，连正留学日本的安徽人士也纷纷为此次水灾捐款。 中国公学也起而响应，为皖北水灾进行了募捐。这则《收捐报告》中的捐款清单即是中国公学此次募捐的结果——“中国公学第一次助捐皖北水灾共大洋三百六十四元，小洋二百三十五角”。根据清单的详细记载，此次共有中国公学的教职员22人捐款，教职员中捐款最多的为王仙华和吴葛永，各捐了二十四元，王抟沙等六元；有134名学生捐款，捐款最多者为黄绍周，捐了十元，胡洪骍（即胡适）捐了二元，朱经为一元；此次捐款的主要经手人共有4位——胡洪骍、钟文恢、夏裕番、朱经，其中经胡洪骍一人之手的捐款为22位教职员所捐的235元，另外还有包括胡本人在内的38位学生所捐的74元，共309元大洋，约占此次捐款总数的84%。不过在稍后中国公学为云南旱灾捐款的活动中，就只有王仙华、王敬芳（抟沙）、胡梓方、张邦杰等一些教职员参与了，胡适等中国公学的学生似乎没有参加，因为名单上没有胡适他们的名字，此次捐款共捐大洋206元。

可以说，在当时人才济济的中国公学的学生中，出过中国近代史上的不少著名人物，像任鸿隽、朱经农（朱经）、杨铨（杏佛）等，而以当时公学学生的年龄、人脉及活动能力来讲，时尚16岁的胡洪骍能募捐到这么多钱，远超出其同辈，确能见其社会活动能力之强与人脉之广，不愧是之前“做惯班长的人”， 富有领导才能与社交能力。只是关于这次捐款的情况，胡适在回忆录里并没有提及，别的有关他早年的资料中也没有提及，这里特为拈出，以供研究胡适的方家参考。

实际上，在稍早上海各界发起的为旧金山地震灾害中受难的华侨捐款时，胡适正在其中求学的澄衷学堂也曾为之捐款：“闰四月初四日收……澄衷学堂校长十元，又教员、管理员二十一元，又学生全体大洋七十一元（内铜洋一元），小洋二百八十一角……” 而在同期“特别广告”里，还列有为湖南水灾捐款的捐款人信息，同样有澄衷学堂的捐款：“闰四月初三日收……澄衷学堂校长十元，又教员、管理员十六元，又学生大洋十六元，小洋二百十二角……” 这两则捐款单虽然没有列出详细的捐款人名单，只说“学生全体”与“学生”，其时正积极参与学生活动的胡适，又身为班长，应该是其中的一个捐款人。

或许是小胡适在中国公学时忙于社会活动及主持《竞业旬报》的编辑工作，其学习成绩却不是很好。我们通过当时一次报上公布的中国公学学生的测验成绩，可了解这个情况。此成绩单亦发表在《神州日报》上，名为《中国公学年终试验成绩表》， 这则成绩单中有言：“本埠中国公学已开两年矣！其中教科颇为完善，除今年十月间师范毕业一班外，尚有八班，昨初十日已放假，兹访得年假考试各班学生等第名姓如下……”根据名单，我们可知中国公学当时共有八班学生，胡洪骍这个时候是在高等预科甲班。 该成绩单首列胡适该班21位同学的成绩，这21人中包括后来大名鼎鼎的任鸿隽、朱经农（朱经）等，他们的成绩都比同班同学胡适要好，其中，朱经等2人为最优等，任鸿隽等4人稍次，为优等，接下来有6位同学为中等，5位同学为下等，未及格的同学只有胡洪骍等3人。在这不及格的三人中，胡适位于中间，也就是说在该班21位同学中，胡适成绩为倒数第二。

这则成绩单说明，胡适当时在功课方面，并没有太用心，而他在写给胡近仁的信中曾言“今年工课繁重，殊无暇及此（指作诗）”， 大概也只是一种最可引以为理由的托辞；我们结合上文所讲胡适的募捐活动，可以推测出胡适这时期并不像在澄衷学堂那样用功学习，学业之外的活动可能花费了他更多的时间。这些情形正契合他在回忆中所讲的：“在中国公学住了两年多，在功课上的进步不算怎样快，但我却在课外学得了几件东西……” 胡适这里所说的学得的东西，包括学会了国语，认识了许多年龄比他大的朋友，学会了作中国诗词，学会了作白话文，并没有说中国公学的经历也让他提高了自己的社会活动能力。 不过，在《四十自述》的改定稿里，胡适却说“公学的英文、数学都很浅，我在甲班里很不费气力”， 这就同上引成绩单中的呈现有些出入了。

简言之，在中国公学这两年时间里，胡适在学业上的收获尽管不大，但却练就了以后领导中国学术界、思想界的诸般本领。特别是学会做白话文，更是胡适日后能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暴得大名”的主要凭借，“白话文从此成了我的一种工具。七八年之后，这件工具使我能够在中国文学革命的运动里做一个开路的工人”。

关于胡适早年著作的收集整理，在周质平、欧阳哲生、《胡适全集》的编者等先生的努力下，已经取得不菲的成就，不过，依旧有一些可以拾遗补阙的空间。

胡适在《四十自述》里曾讲到：“光绪、宣统之间，范鸿仙等办《国民白话日报》，李莘伯办《安徽白话报》，都有我的文字，但这两个报都只有几个月的寿命。” 根据胡适这句话，我们明确可知胡适在《安徽白话报》《国民白话日报》上发表过文章，但遗憾的是，众多的胡适研究者，以及胡适文集、文选、早年文存的编者，都不甚注意胡适这句话，他们一般只是去查了胡适所言的在《安徽白话报》上发表的文章，找到了《论承继之非理》 、《绩溪二都校头巨棍周星之历史》（胡适之、许棣棠，戊申第四期）、《徽州谈》（适之，戊申第五期）、《国殇》（适之译述，己酉第一期）等四篇文章。他们并没有根据胡适所言，去查找胡适在《国民白话日报》上发表的文章，尽管胡适还曾在《竞业旬报》上专门发表文章介绍该报。 事实上，《国民白话日报》并不是一个很难找的报纸，它的缩微胶卷在北京的国家图书馆和上海的上海图书馆，都很容易找到，前不久还被影印出版。 它每日一期，每期四版，第一、四版为广告，第二、三版刊载演说、新闻、小说、唱歌、选电、消化、闲谈、插画、旧话等栏目。可惜的是，保留下来的《国民白话日报》残缺比较严重，饶是如此，在保存下来的43期《国民白话日报》中，至少存有胡适以笔名发表的四篇文章。如在第30号，即有铁儿的《上海的中国人》一文， 在接下来的一期报纸里，还有“适广”的《算题》一文。 在第33、34号报纸上，还连载有“适广”的《顾咸卿》一文。 在第36、37号，还连载有“适广”的《中国第一伟人杨斯盛传》。 有意思的是，这几篇文章也都曾在《竞业旬报》上发表过，内容几乎一样，并非全新的文章，只是发表时的署名不完全相同。

除此之外，在《南洋兵事杂志》上，还发表了胡洪骍译述、李铎评注附有插图的“爱国小说”《国殇》， 而且此版本的《国殇》与《安徽白话报》上刊登的《国殇》并不完全一样，大概是因为“李铎”加入的缘故。

根据有关材料可知，胡适曾经用过的名字有希疆、铁儿、期自胜生、适庵、适广、藏晖、毅斋主人、天风、铁、笑、骍、蝶、蝶儿、冬心、冬友、胡天、H. S. C. QV. GWT、WHO、胡定安等。 除了上述这些笔名，根据台北胡适纪念馆提供的信息，胡适还以“与存”的笔名在《竞业旬报》上发表有二十三篇文章，胡适的这个笔名及以此笔名发表的文章，也并不为以前的研究者所知。有关目录如下：

1. 与存：《时评：二辰丸的军火日本赢呢？中国赢呢？》，《竞业旬报》第11期，1908年4月11日，第24—25页。

2. 与存：《时评：苏杭甬的铁路拒款呢？借款呢？》，《竞业旬报》第11期，1908年4月11日，第25页。

3. 与存：《劝戒文：戒游手》，《竞业旬报》第11期，1908年4月11日，第37—38页。

4. 与存：《劝戒文：戒迷信》，《竞业旬报》第12期，1908年4月21日，第37—38页。

5. 与存：《文苑：海上竹枝词》，《竞业旬报》第12期，1908年4月21日，第49—52页。

6. 与存：《时评：资政院果有上议院之体制乎抑无下议院之资格也》，《竞业旬报》第13期，1908年4月30日，第31—33页。

7. 与存：《劝戒文：劝国人宜多结小团体》，《竞业旬报》第13期，1908年4月30日，第35—37页。

8. 与存：《文苑：徂东杂感节录》，《竞业旬报》第16期，1908年5月30日，第42页。

9. 与存：《杂俎：德晓峰》，《竞业旬报》第16期，1908年5月30日，第57页。

10. 与存：《杂俎：恩晓峰》，《竞业旬报》第16期，1908年5月30日，第57—58页。

11. 与存：《杂俎：廋词》，《竞业旬报》第17期，1908年6月9日，第60页。

12. 与存：《杂俎：廋词》，《竞业旬报》第18期，1908年6月19日，第52页。

13. 与存：《新智囊：豺狼与狐狸负责》，《竞业旬报》第19期，1908年6月29日，第47页。

14. 无作者名：《新智囊：水母与龟鳖争能》，《竞业旬报》第19期，1908年6月29日，第47—48页。（此篇文气及栏目与《新智囊：豺狼与狐狸负责》相似，应同为“与存”所写。）

15. 与存：《杂俎：廋词》，《竞业旬报》第19期，1908年6月29日，第52页。

16. 与存：《杂俎：吹箫不用竹》，《竞业旬报》第20期，1908年7月9日，第50—51页。

17. 与存：《杂俎：廋词》，《竞业旬报》第20期，1908年7月9日，第54页。

18. 与存：《杂俎：廋词》，《竞业旬报》第21期，1908年7月19日，第50页。

19. 与存：《滑稽文：欢迎政界诸公颂》，《竞业旬报》第21期，1908年7月19日，第51—52页。

20. 与存：《杂俎：犬德进化》，《竞业旬报》第22期，1908年7月28日，第55页。

21. 与存：《杂俎：蟾蜍活埋不死》，《竞业旬报》第22期，1908年7月28日，第55页。

22. 与存：《谐文：论江西九南铁路米船捐钱不如捐米》，《竞业旬报》第24期，1908年8月17日，第49—50页。

23. 与存：《滑稽文：二百五解》，《竞业旬报》第25期，1908年8月27日，第31—32页。

而之所以说“与存”为胡适笔名，其原因如下：《竞业旬报》第12期发表的《劝戒文：戒迷信》，文章开始署名为“与存”，最后在文末又署名“铁”，已经表明“与存”和“铁”为同一人；再如《竞业旬报》第12期“文苑”栏发表的《海上竹枝词》一文，竹枝词完毕后继续附有“铁曰”“铁书”，唯附言后有“铁书此毕……今与存乃以官场比戏场……始怪与存恶作剧……”等语，这应该为当时报刊编者惯用的自导自演策略，系胡适用第三者身份来评论此竹枝词，避免完全自说自话，同时加深对读者的警示与提醒作用。

同胡适的“与存”笔名相类似，根据本人的查阅发现及胡适纪念馆提供的信息，“济民”应是胡适不为后来研究者所知的另外一个笔名。“济民”这个笔名在《竞业旬报》上发表的文章共有六篇：

1. 济民：《演说：实行放足会演说》，《竞业旬报》第12期，1908年4月21日，第24—26页。

2. 济民：《文苑：送吴铁秋南游序》，《竞业旬报》第13期，1908年4月30日，第49—52页。

3. 济民：《演说：放足十论》，《竞业旬报》第15期，1908年5月20日，第39—42页。

4. 济民：《演说：放足十论（续）》，《竞业旬报》第16期，1908年5月30日，第33—36页。

5. 济民：《演说：放足十论（续）》，《竞业旬报》第19期，1908年6月29日，第17—20页。

6. 济民：《社说：论人之起源》，《竞业旬报》第20期，1908年7月9日，第1—6页。在这六篇文章中，其中《演说：放足十论》（第15期）文后，径加有“铁曰”的“自白”，与上文承接，继续展开议论，这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表示“铁”的作者身份。接下来在16期《演说：放足十论（续）》一文最后，又有署名“铁”，表明这篇文前作者署名“济民”的文章，其作者亦是“铁”，这在接下来的续篇中还有证明。在第19期的《演说：放足十论（续）》中，第五论、第六论最后都出现“铁”的署名，第七论并未刊完，全文即戛然而止，前后文也未署作者名，后来的八、九、十论也未见在《竞业旬报》上续刊。综合这几篇署名“济民”和“铁”的文章，表明“济民”与“铁”为同一人，都应该是胡适的笔名。故此，这里将《竞业旬报》上署名“济民”的文章都归于胡适名下。

不止于此，即便胡适以后来为人们熟知的笔名“铁儿”“铁”在《竞业旬报》上发表的文章，仍有未为研究者注意的，仍有未收入有关胡适的各种文集的。这些文章至少有两篇，包括署名“铁儿”的两幅画，目录如下：

1. 铁儿（录）：《词苑：所见诗录（五）》，《竞业旬报》第37期，1908年12月23日，第21—22页。诗前有短序，署名“铁”，则该短序应出自胡适之手。

2. 铁儿：《滑稽画：时世妆（一）、（二）》，《竞业旬报》第37期，1908年12月23日，第51页。

另外，胡适还在《庄谐杂志》上发表有《摆伦年谱》， 也未被以前的研究者注意。《庄谐杂志》第一卷第一号出版于己酉二月二十六日，编辑所在上海西门外敦润里三弄二十三号，发行所为上海棋盘街中国图书公司，“每五日出版一期，积若干期为一卷，每一卷终印订汇编一册，另行发售”， 杂志名庄谐，是因为“庄谐曷取乎尔？曰庄与谐，其体裁则然耳，以学术、政治、风俗种种之材料，而杂用庄谐两体著述之，如时政之得失，则加以正确之批评”。 杂志栏目主要有“五日大事记”“时事短评”“征文”“史谈”“爽籁阁诗话”“艺林”等，还汇编出版有《庄谐杂志附刊》《庄谐杂志汇编》等，为其撰稿的有陈三立、王锡祺、朱剑青、屠寄、俞恪士等人。胡适在《庄谐杂志》“史谈”栏目发表的这个年谱，早在1913年即被胡怀琛特意收入其《海天诗话》中，“予于他本得《摆伦年谱》一卷，编者曰胡适之，为录于此，以贻吾国人之慕伦者”。

胡适纪念馆还在《女学生》杂志上发现一篇疑似胡适的文章，蒙馆长潘光哲先生惠允，让笔者这里录出，以供研究者参考，其信息如下：

适：《对于刺绣之臆见》，《女学生》第14期，己酉十一月初一日，“艺术谈”，第3版。

有必要说明一下的是，《女学生》为上海城东女学社编辑出版，创刊于1909年，是用于赠送的非卖品，由中国图书公司印刷，主要负责人为上海城东女学社创办人杨白民，撰稿人除了城东女学社师生外，还有包天笑、张元济、王立才、江亢虎等，亦有一些留美女生。《女学生》杂志每期印数“不过数百，实非所以广传布而副诸君子提倡之特诚，用特汇为成书，亟以付梓，以供教育家之采择，并望本杂志日以发达，女子教育之程度，亦渐增高”。 汇辑出版后名为《女学生杂志》，由时中书局和中国图书公司代为发行，现在上海图书馆保存有三卷，出版时间分别为1910、1911、1912年。故此，这篇疑似胡适的文章又见《女学生杂志》第1卷（宣统二年庚戌三月发行），第72—73页。

1909年底，胡适在中国新公学和中国公学合并后，便辞职离开中国新公学，“余自十月一日新中国公学沦亡以来，心绪灰冷，百无聊赖”。 再加上兄弟析产导致的矛盾及身处上海面临的经济窘境，使得胡适感觉“前途茫茫，毫无把握”。 随后，胡适过了一阵潦倒、堕落的日子，直到1910年3月22日晚发生醉打巡捕事件后，胡适幡然醒悟，“已经过了一次精神上的大转机”。 此后，胡适开始决心备考留美庚款官费生，闭户读书二月，之后考中。同时考取者包括竺可桢、赵元任、张彭春、胡明复（胡达）等人，当时媒体曾有较为详细的报道。 从此，胡适的人生道路彻底发生了转变，从一个日趋堕落、潦倒的穷学生、上海文人，再经过留美七年的锻造，逐渐成长为20世纪中国思想史、学术史上的要角。

以上这些材料中所涉及的，主要是少年胡适在上海尤其是进入中国公学求学之后的一些情况，包括他以前未被注意的一些佚文，还有其早年著作的重复发表情况。这些新发现的材料不但可以同胡适的《四十自述》相参证，还可以补充其未逮，为我们提供了更为多面与详细的细节，进一步揭示出少年胡适阅读和思考的范围之广，精力之充沛，创作力之丰富，对社会现实问题之关心，以及他在当时的白话文启蒙运动中的活跃，当然某种程度上，这亦展现出他“为稻粱谋”而发文的窘境。

（原发表于《清史研究》2012年第2期） R2E49waCSkwiieuiUnDOFHQyLkOzhsCx2gyU9PYbv3URgoJRj9kyzAPVSeiuBg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