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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文化史家夏特里埃（Roger Chartier）在《法国大革命的文化起源》一书第四章讨论法国大革命同启蒙哲士的著作之间关系的时候曾指出，后来的研究者可能夸大或单一化了这些著作对法国大革命的影响，大革命前夕最为流行的作品中，多是色情书和八卦册子等“低俗作品”，即便一些政治类书籍的确比较流行，但它们也多非启蒙哲士表达哲学理念和政治关怀的经典文本，而是抨击国王、宫廷和贵族的通俗书籍，尽管这些文本确实如达恩顿（Robert Darnton）的研究所表明的那样，它们承载着启蒙理念，极大伤害了国王的形象，破坏了君主制的基础。但在夏特里埃看来，读者在阅读这些书籍过程中并没有将其中的言说和批评太当回事，读者往往是从休闲娱乐的角度来阅读，读后很快将之抛诸脑后，“阅读未必导致崇信”；另外一方面，即便是阅读相同的读物，比如被视为同大革命关联密切的卢梭著作，读者的反应也是千差万别的，很多读者均不赞成其激进的面向，同样情况亦发生在《百科全书》的读者那里。可以说，启蒙哲士的著作虽然提出了很多新的思想，然而读者在阅读接受过程中，并没有太在意与法国旧制度相对抗的内容，没有贸然相信书中的言说，更没有以同样一种（即导向革命）方式在阅读这些书籍，或者把这些书籍化约为同一种简单的意识形态论述。职是之故，启蒙运动或启蒙思想家的著作同法国大革命之间的关联可能并没有那么密切，之所以后来大家认为它们之间存在密切联系，乃是因为法国大革命成功后革命者对启蒙思想家的“选择性重构”造成的，标志即是把卢梭和伏尔泰视为大革命先驱选入先贤祠，在此意义上，是法国大革命“发明”了启蒙运动与启蒙哲士的著作：
在一定意义上，是大革命“造就”了书籍，而非相反。正是法国大革命赋予了某些特定书籍具有先见之明与可昭法式的意义，在事情发生之后将其精心结撰，追认为大革命的源头。
夏特里埃的上述结论或可商，但其讨论问题的路径和方式却颇值得我们效法与思考。反观过去这些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史研究，一些研究者已经认识到当事人如胡适等人事后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经验的修改和再发明的问题，愈加重视当事人的追忆对于后世撰写“五四新文化运动”历史的影响，也注意到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人的“炒作”表现，注意到晚清民国的关联延续情况和梁启超、研究系乃至江苏教育会、国民党在新文化运动中的作用，认识到五四运动、商务印书馆等出版机构和北京大学对于新文化运动扩散的影响，以及“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等概念的形成和传播问题。然而如果对比夏特里埃的思路，我们会发现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源流的讨论，仍然是在《新青年》一系的线性脉络中来讨论相关问题，即先有新文化运动，后有五四运动，先有《新青年》的宣传，然后才有新文化运动的开展。如此操作会很容易将新文化运动的来源与影响单一化和线性化，不但会无视基督教会特别是青年会的先导作用与巨大影响，还会轻视其他派别和力量参与这个运动的情况与效果，进而忽略五四运动对新文化运动扩大的作用与对《新青年》的再造和追认情况，正如当事人常乃惪的观察：“《新青年》时代，新文化运动只在酝酿，尚未成熟……直到民国八年的五四运动起后，春雷一声，才将新文化运动从摇篮中扶养成熟起来。”
在常乃惪看来，之前《新青年》的影响只是局限于一少部分人，大部分对此并无感觉，但“五四”之后就形势大变：
全国的罢课、罢教、罢工、罢市种种风潮，层见迭出，全国的小刊物，用白话撰成的小刊物，风起云涌，普及于各地……新文化运动已经不是仅仅咬文嚼字的书生运动了，他成了一种潮流，一种猛烈无前的潮流，将旧社会的权威席卷而去。这是谁的功劳，是五四运动的功劳。
类似常乃惪所见，另一当事人罗家伦也早已指出“五四这个大刺激”让时人“不能不受影响”：
譬如五四以前谈文学革命思想革命的不过《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和其他两三个日报，而到五四以后，新出版品骤然增至四百余种之多……又如五四以前，白话文章不过是几个谈学问的人写写，五四以后不但各报纸，大概都用白话，即全国教育会在山西开会，也都通过以国语为小学校的课本，现在已经一律实行采用……
职是之故，我们固然要重视受《新青年》（包括此前的《甲寅》杂志）系刊物感染的趋新受众，但也不应该忽略受到其他渠道影响的“新青年”和企图融合新旧的梁启超、吴宓和江苏教育会一类人士；同样，我们也不能不关注“新”如何建构“旧”，以及旧派的具体反应情况与回应方式等问题，尤其是需要留意五四运动及与之有关的后设追忆和书写对于新文化运动乃至之前历史的重塑效果问题。参考夏特里埃的问题意识即是：新文化运动是否该有一个“五四”起源？或模仿一下王德威教授的提问方式
：没有“五四”，何来新文化运动？
（原发表于《广东社会科学》2019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