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巴兹尔·亨利·李德·哈特爵士（1895—1970年）是将近半个世纪以来英语世界中最为重要的军事和战略问题作家。这本书描述并评价了他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发展的军事理论，并且重新评估他的一个被广为接受的解释，即有关这些理论如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英国和德国被接纳。因此本书主要涉及的是军事历史和安全事务，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话题，包括知识和思想的起源和发展，也就是有关知识的社会学。

首先，《李德·哈特与历史之重》将探求一位军事思想家的思想起源。这些思想在今天仍具影响力，它们是具体历史背景下的产物。对于李德·哈特那一代的英国人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个分水岭，随着他对那场战争的解释发生变化，他的思想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希特勒的崛起以及英国军事政策中的问题也影响了他的思想变化。简言之，尽管他的理论在今天得到普遍应用，但它们是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被塑造出来的，要应用到当今的安全问题时需要谨慎对待。

其次，这本书还涉及历史是如何被书写以及如何被扭曲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于欧洲战前军事思想的发展和哈特本人在这些发展中的作用，李德·哈特在塑造对这些问题的传统认知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事实上，他对20世纪30年代一些基础军事问题的观点存在严重错误，并且他的作品使得英国政府犯下了严重的错误。在战争期间，这些错误广为人知，严重损害了他的声誉。但是在战争之后，他用一些所谓的成就成功地取代了人们对他过去所犯错误的记忆。到20世纪60年代末，他被普遍看作一个先知，而他之前具有先见之明的建议都被悲剧性地忽视了。我试图更正历史记录并描述李德·哈特如何恢复他受损的声誉。

我是在为撰写《常规威慑论》一书进行研究时对李德·哈特产生兴趣的。从他具有激励性的著作中我受益匪浅，并且我将他的著作视为严肃的战略和战争问题研究者的必读物。但是起初，我却认为对哈特的普遍看法是有问题的。我开始撰写一篇有关他思想发展的专题论文，更好地解释他的观点并对已有记录作出一些细微的更正。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我很快发现，关于他的思想的传统认知比我之前认识到的存在更多的错误。除此之外，关于哈特如何能够扭曲历史记录的细节研究十分丰富，并且保存完好，因此我可以详细地重构关于他的故事。这本书就是我的研究成果。我希望通过更正这些历史记录，让其他的军事历史和战略研究者了解这位重要思想家的著作中具有永久性价值的部分。

没有一些重要机构的支持，这本书将难以完成。我非常感谢美国哲学学会、约翰·D.和凯瑟琳·T.麦克阿瑟基金会以及芝加哥大学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对这个项目的资助，使得我可以去伦敦进行深入的档案研究，并且也让我能够从教学中抽出时间进行研究和写作。

尽管学术写作大部分是依靠个人努力，但是其他同事的一些重要的评论对改进最终的作品有很大帮助。在这方面，很多学者和朋友阅读了不同版本的手稿并提出了重要的建议，他们是理查德·贝茨（Richard Betts）、迈克尔·布朗（Michael Brown）、奥德丽·库尔思·克罗宁（Audrey Kurth Cronin）、约瑟夫·格里科（Joseph Grieco）、莫里斯·贾诺威茨（Morris Janowitz）、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詹姆斯·刘易斯（James Lewis）、罗伯特·利特瓦克（Robert Litwak）、蒂莫西·路普弗（Timothy Lupfer）、迈克尔·麦凯布（Michael McCabe）、史蒂文·米勒（Steven Miller）、罗伯特·佩普（Robert Pape）、巴里·波森（Barry Posen）、杰克·斯奈德（Jack Snyder）、休·斯特罗恩（Hew Strachan）、威廉·特雷奥特（William Tetreault）、马克·特拉亨伯格（Marc Trachtenberg）和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Walt）。我非常感谢他们的帮助。同时我也感谢康奈尔大学出版社的珍妮特·梅斯（Janet Mais）和罗杰·海顿（Roger Hayton）在编辑方面提供的帮助。

我还要特别感谢罗伯特·阿特（Robert Art），他不仅提供了细致的评论，而且对本书最后的结构给出了极好的建议。我也要特别感谢布赖恩·邦德，他对两次修改的手稿提出了细致的评论，并且在很多不同场合花时间解答我关于李德·哈特的大量问题。我尤其感激我的妻子玛丽，她以多种方式帮助我。她针对每一稿提出了大量的评论，并且在打字和校对这些普通但又非常重要的小事上提供了重要的帮助。最重要的是，她理解我为什么在周末、晚上和假期抽出如此多的时间撰写这本书。

我最感谢的人是斯蒂芬·范·埃弗拉（Stephen Van Evera），他对学术的献身精神超出我了解的任何学者，他对很多版的手稿提出了大量的评论，并且敦促我关注了一些我可能会忽视的议题。他为本书的编辑发挥了巨大作用。他还是外在鼓励的不竭来源，他对这本书研究价值的持续信心帮助我保持写作动力，即使是在遭遇困难的时候。我很难再找到像他这样好的朋友和学者。

由于这本书中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依靠档案，我得到很多一流研究助理的帮助，他们是西恩·哈特（Sean Harte）、拉尔夫·因福尔扎托（Ralph Inforzatto）、詹姆斯·马奎特（James Marquardt）、肯尼思·摩尔（Kenneth Moore）、拉德·拉多维奇（Rade Radovich）、丹尼·罗伊（Denny Roy）、罗斯·韦纳（Ross Weiner），尤其是弗朗西斯·加文（Francis Gavin）。另外，皇家联合服务机构（the Royal United Services Institution）的菲利普·麦卡蒂多次帮助我找到一些不出名的文章。我对所有这些人的帮助表示感谢。

我花费了大量时间在伦敦大学国王学院的李德·哈特军事档案中心，我对这个中心的档案保管员帕特里夏·梅思文（Patricia J. Metheven）以及其他工作人员的友好和帮助表示感谢。最后，我对这个中心的托管人表示感谢，他们允许我大量引用李德·哈特的文章。

约翰·米尔斯海默
芝加哥，伊利诺伊

除了基于真实的经验，我们无法建构真实的战争学说，而经验是否真实取决于是否基于事实，事实需要以纯粹的科学精神进行探索，那是一种完全超然的、探索真相的决心，无论这将如何损害我们的自尊，以上这些仅仅是常识。很多的军事历史学家都承认他们由于受到地位、利益和友情的影响放弃了他们对真理的坚持。一个人一旦屈服于这种倾向，真理就会像水排出污水管一样流走，导致那些想要学习在未来如何进行战争的人变得肤浅却不自知。

李德·哈特，193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