召见是皇帝重要的行政事项，一般放在清晨奏摺处理完毕之后进行。前篇讲到过两种常规的召见：一种是军机大臣见面，辅助皇帝处理奏摺；另一种则是负责轮值的部院和八旗大臣，在递摺的同时，递上写有自己衔名的膳牌，等待皇帝召见。

除此之外，还有针对其他官员的召见：有的是群体见面，例如吏部、兵部带领引见授官的中下级官员，军机处、总理衙门、吏部引见新考取的军机章京、总理衙门章京、监察御史。这种见面的规模比较大，要排列次序。由于是集体入见，官员通常只能报个履历，也无法与皇帝做深入交谈。因而，这类召见形式上的意义大于实质性的考察——它宣示了皇帝的人事大权。另一类召见，则是本文要讲的，由皇帝单独召见大臣，称为“独对”，现场一般没有第三人，对大臣来说格外难得。如果皇帝多问上两句，大臣更是将此视为难得的荣宠，一丝不苟、一字不漏地录入日记之中，时时加以揣摩玩味。

我们经常说，清代的君主高度集权，一切政令均出自圣裁。人事权力无疑是最为核心的权力，而召见则是人事权的最后一步。不论是特旨拔擢、高官保举，还是经吏部选任，官员们获得禄位，那都是属于“皇恩浩荡”。出将入相，是为“了却君王天下事”；为官一方，则是代天子“牧民”。召见的首要意义，便是完成这个授权的宣示。

除了象征性的意义，皇帝还可借召见对授职官员进行考察，观察他们的面相，检测其知识储备和行政能力。而被召见的大臣大多具有某方面的专长或者行政经验，因此，召见也是皇帝学习知识、扩充储备的机会。在考察和学习的同时，皇帝还能多渠道地了解行政一线与民生实情，避免因信息渠道单一而造成误判。

不同的皇帝，统治术各异，能力也存在高低之别。在召见大臣时，他们有的话多、有的话少，各有自己的兴趣点和侧重点。不过，所有的皇帝都有一些共同关心的话题：例如，各地的降雨量、粮食收成、米价涨跌、自然灾害；有用兵之时，他们就抓住一切机会，询问军事情况，问被召见者家乡是否“被贼滋扰”，家人是否平安等等。

因被召见人的身份差异，皇帝询问他们的问题也不一样。一般而言，皇帝会找翰林出身的官员了解学问，包括诗词文章、本朝掌故、机构运转等；找部院堂官谈论一手政务，例如吏治、钱法、外交。如果召见来京请训的督、抚、藩、臬或其他官员，皇帝会问当地的民情、吏治、刑狱，问来京时沿途景况；如果召见升迁或者外放的京官，皇帝会问他们的出身、中进士的时间、之前的任职履历，甚至具体到籍贯、家人和家乡情况，以体现君主的眷顾。

留存至今的晚清日记，就有很多召见场景的记载描述，为我们描绘出清朝皇帝的不同性格与施政特点。

道光帝是一位朴素、勤政、举重若轻的君王，还在当皇子时就独当一面，拿鸟枪回击冲进紫禁城的天理教徒众。在位三十年，他早已积累了丰厚的统治经验和御下之术。道光帝在召见大臣时候，较少顾忌，有话直说，一点都不拐弯抹角。一次，他召见一位京卿，开口就问：“年岁？”对方回答：“实年五十二岁。”皇帝略感惊讶，赶紧说：“朕以为汝有六十岁了，原只五十二岁。”

道光帝还喜欢在召见时，借机发表自己的政见，作为秘笈传授，也能不失时机地敲打或震慑对方。他曾经亲自拔擢翰林院编修张集馨，钦定张担任山西朔平知府。皇帝认为州县官“流品甚杂”，也不信任督抚考评，他看重张的翰林出身，希望张保持操守，替他暗中考察州县官员。他对张说：“我岂肯以好好地方，听人糟踏耶？”紧接着又问张是否知晓前任多尔济善的荒唐行为。张还在惶恐之中，道光帝自言自语：几天之后你看邸报就知道啦！弄得张很是愕然。随后，他向张传授“用人经”：“捐班我总不放心，彼等将本求利，其心可知。科目未必无不肖，究竟礼义廉耻之心犹在，一拨便转。得人则地方蒙其福，失人则地方受其累。” 道光帝通过比较，说明了对出身不同的两类官员的看法——科举士人有“礼义廉耻之心”，而捐纳者反之。这既是告诫，也是交心，让对方感受到君王的信任和肩负的重担。

十一年之后，张集馨升任四川按察使，接到了入京陛见的谕令。这一次，道光帝除了交代川省之事，也讲述了他对为政的看法。他与张集馨谈到，四川刑名案件居全国前列，叮嘱张不要为了积德而轻易纵容凶犯；又谈到四川按察使的重要使命——保障驿站的正常运转，使往来西藏的文报畅通无阻。接着，顺势又谈到驿站运转的关键——马匹。皇帝说，马匹数量是很难查的。不等张发表看法，他继续说：“我说句文话你听，州县一闻验马，早已挹彼注兹；我再说句俗话你听，早已东挪西掩。汝即委员抽空往查，委员回省也是欺饰。”这是什么意思呢？你当四川按察使，自然要重视驿站、清查马匹，可别费那个劲了，我知道得很清楚：就算你亲自下去检查，下面的人一定东挪西凑欺哄你。

地方情形如此令人绝望，又该如何应对？皇帝亲授机宜：“汝竟不必查点，遇有文报迟延者，参奏一二员，自然知所儆惧。”马匹不足，驿站文报肯定会延误，到时候抓住责任人参奏，让他们有所畏惧。皇帝很清楚基层欺上瞒下的小动作，也知道自己的对策治标不治本，只能惩罚倒霉蛋。为了让臣下心服，他发表一番深刻的见解：“汝此去，诸事整顿，我亦说不了许多，譬如人家一所大房子，年深月久，不是东边倒塌，即是西边剥落，住房人随时粘补修理，自然一律整齐，若任听破坏，必至要动大工。”在道光帝看来，政治好比修补破房子，哪儿破了就补哪儿，只要能避免倒塌、不动大工便是胜利。

仔细想想，这又何尝不是整个晚清的治国思路呢？五十多年之后，当了二十多年天下第一总督的李鸿章反思一生，他说：“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笼，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对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 勉强涂饰、随时补葺、支吾对付，完全像是实践道光帝的指示。只可惜他要应对的，是有人扯破裱糊外层之后的难题。

君王看似九五之尊，乾纲独断，决策不必受人牵制，但权力在手，责任也随之而来。所以也会借召见之机，解释政策，甚至做自我检讨，向外传递信息，希望臣民理解，达到君臣一心的效果。

等张集馨升任贵州布政使之时，道光帝又一次召见了他。这一回，皇帝再次向他表达了对捐纳人员的不满，他说：“我最不放心者是捐班，他们素不读书，将本求利。”卖官鬻爵，损害朝廷颜面和公信力，人人喊打，皇帝当然知道，所以他接着自问道：“我既说捐班不好，何以又准开捐？”皇帝显然被自己的问题触动，不等张接话，他拍手叹息道：“无奈经费无所出，部臣既经奏准，伊等请训时，何能叫他不去，岂不是骗人么？”没办法，朝廷财政太困难，用项又多，户部只能想出这个办法，不能出尔反尔。这时，张集馨终于有机会开口了，他劝慰道：“皇上不得已之苦衷，海内臣工无不深悉；且皇上克勤克俭，即准捐资，亦不过为地方黎民计耳。”您的苦衷大家明白，就算卖官，也是在为天下百姓筹钱。皇帝对张的接话甚感欣慰，他顺势说：“汝等受国家重恩，做如此大官，尚不肯为国家分谤么？”告诫官员们要有担当，不要吝惜名声，不能担心被骂。

与道光帝一样，慈禧太后也善于利用场合，做自我解释。

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以后，朝野流传说慈禧太后主和，拖皇帝的后腿，令她饱受攻击。湘军大员、两江总督刘坤一受命北上督军，太后借召见之机，向这位老臣传递自己的态度。当时，有一位叫安维峻的御史，先是上奏要诛杀李鸿章以谢天下，后又指责皇太后牵制皇帝决策。慈禧太后当着刘坤一的面恼怒地说，此人“词涉离间”，然后开始回忆丈夫咸丰帝与亲儿子同治帝在世的日子，“不胜悲感，数数以袖拭泪”。跪在下面的刘坤一赶紧表态：“言官措辞过激，意在纳忠，或者借沽直谏之名，断不敢稍涉离间”，还说他更担心内廷的宦官，宦官喜欢拨弄是非，离间太后的母子感情，应该防微杜渐。

慈禧太后听不得这些刺耳的话，她打断刘坤一说：“我不似汉太后，听信十常侍辈，尔可放心。但言官说我主和，抑制皇上不敢主战。史臣书之，何以对天下后世？”你不用担心宦官，问题是，如果将来的历史都跟着言官来讲，说我牵制皇帝、说我主和，我如何面对子孙后代？刘坤一赶紧安慰说，和战是国之大事，太后和皇上都没有偏见，天下后世都会谅解的。又劝太后：只要母慈子孝，就不会有流言了。慈禧太后听完，情绪稍稍平复，向刘诉说母子感情深厚：“皇帝甚明白、甚孝我，每闻军前失利，我哭皇帝亦哭，往往母子对哭。我甚爱皇帝，在前一衣一食皆我亲手料理。” 她借此向封疆大吏、朝廷重臣传递自己与皇帝感情亲密，希望能平息流言，减少朝野对她的攻击。

在遭遇某些低谷的时候，统治者甚至借召见之机，向下“罪己”来化解怨怒。有一次，苏州知府何刚德上任，得到慈禧太后和光绪帝一同召见。他们刚经历了八国联军入侵之耻，回到北京，太后感慨良多：“中国自海禁大开，交涉时常棘手，庚子之役，予误听人言，弄成今日局面，后悔无及。但当时大家竞言排外，闹出乱来，今则一味媚外，又未免太过了。”跪着在她跟前聆听训话的，只是区区一名从四品的知府。当着皇帝和四品官的面，说自己误听人言，闹成今天的局面，可以算得上是比较诚恳的“自我检讨”了。

当然，皇帝每天召见那么多大臣，不能要求句句都有营养、都有信息传达。君臣对话，有时纯属没话找话，年轻的咸丰帝就经常如此。

在咸丰帝继位不久，通政司副使（正四品）王庆云升詹事府詹事（正三品），前往圆明园勤政殿接受召见。他小心谨慎，向坐在木床上年仅十九岁的皇帝脱帽谢恩。天颜就在咫尺之间，他不由得战战兢兢。过了一会儿，听皇帝开口问：汝到过詹事府未？王庆云说：还没；皇帝又问：汝在通政司几年？王说：上年二月才到；皇帝接着问：是何官转任的？王说：从翰林院侍读学士转任；皇帝继续问：是否担任过各省的学差（当学政考秀才）、试差（当乡试考官考举人）？王说：得过；皇帝又问在哪个省呢，王都一一作答。

詹事府本是辅导东宫的机构，在雍正朝之后，因不立储君，詹事府就成了翰林院官员的迁转之地，合称为“翰詹”。能担任詹事的，大多是饱学之士。咸丰帝对王庆云的翰林出身很感兴趣，问他在翰林院经历过几次翰詹大考？考一等的那次第几名？詹事府无甚公事？通政司是否轮日收题本？通政司是不是有五个堂官？他们各叫什么名字？接下来，皇帝问他多大年纪了？是哪一科的进士？以前从什么官升的翰林院侍读学士？王也都逐一作答。

第一次见面，回答了这么多繁琐的问题，王庆云深感皇上说话节奏平和：“甚温缓，每一答，上必停良久再问”。

半年后，咸丰帝又在乾清宫召见王庆云，“大珠小珠落玉盘”地问他：詹事府没有公事？尔经常去衙门么？不去衙门的时候做些什么事？詹事府有应上奏的事么？有需要带领引见的时候么？王仔细回答。问完公事，话题依旧回到王的身上：尔是翰林出身吗？当过御史吗？是如何升翰林院侍讲学士，又是如何当上詹事府詹事的？詹事要坐班吗？

这一次的问题，半年前大多数都回答过。王庆云想，皇上每天见那么多人，之前对他讲的肯定都忘了，但他仍然将所有的对话一一记录下来。

如果大家以为咸丰帝用一年时间，大致就能熟悉官制常识，那就错了。第二年，王庆云署理顺天府尹，也就是京师的行政长官。这年四月，皇帝在乾清宫西暖阁召见他，先问顺天府有无特旨交拿的人犯，马上话题一转，连珠炮似地发问：尔是否携带家眷住在官署？有几个儿子，分别几岁了？了解到大致的家庭情况后，皇帝接着问，以尔的身份，荫生可以得到什么官？荫生给了哪个儿子？为何要给侄子不给儿子？四品荫生可以参加乡试吗？又问他，尔侄儿现在哪儿，两个儿子读书用功吗？家里的房子是自己买的还是租的？当得知王家是租房居住时，又问，将来卸任了住哪儿？王说到时候再找吧！

皇帝问得如此细碎，王虽然疲于应付，但仍然十分感动。回家后，他在日记中写道：“以室家妻子之微，上烦清问，臣何人斯，可胜厚幸！” 王庆云当然可以这么想这么理解，但咸丰帝未必是真关心他。

一个月后，皇帝再次召见他，开口便问：尔是从通政司副使升詹事的么？是由何官升通政司副使的？尔是哪年进士，是从庶吉士散馆后做的编修吧？这简直等于废话，除了榜眼、探花，其他的进士要做翰林院编修，必须经过庶吉士学习和散馆的阶段。王简单作答后，皇帝继续问，尔当翰林、京卿的时候上过奏摺吗？大兴、宛平两知县是何情况？这两个京县官是几品？辅助顺天府尹的治中是怎么选拔的，要不要下乡？尔家人都住在顺天府衙署么？顺天府尹和外省巡抚是不是差不多？

很难想象，已做了一年多的国君，问的全是这种无关宏旨的琐屑常识，并且反复多次，这只能说明他们的对话属于“尬聊”。王也明白了：这哪里是关心，这根本就是没上心。他又一次被问了一连串答过的问题之后，在日记中写道：“是日跪颇久，地上雪滑，只得徐步降阶，未能趋也。”皇帝召见，臣子全程跪对，在之前他都当成是恩遇，不敢有半句怨言，这次他遭了老罪，字里行间不免流露出丝丝怨气。

相对而言，咸丰帝的妃子，后来的慈禧太后，问话就扼要得多。

太平天国被平息后不久，两宫皇太后将湘军统帅曾国藩从两江调到直隶当总督，并在宫中召见他。她二人刚三十出头，等这位功勋卓著的封疆大吏谢恩完毕，问道：“汝在江南的事都办完了？”曾国藩回答：“都撤完了。”“遣撤几多勇？”“撤的二万人，留的尚有三万。”“何处人多？”“安徽人多，湖南人也有些，不过数千，安徽人极多。”“撤得安静？”“安静。”一去一来，问得简练，答得直截，全都是最核心的信息。

除了给出指示、学习知识、解释政策之外，召见还可以起到笼络大臣的效果。道光帝跟张集馨的谈话中不乏这方面的内容。从慈禧太后那里，我们可以看到更直接的劝慰。

1876年，郭嵩焘奉旨出任驻英国公使。这是清政府首次派出常驻外交官，当然不是一个轻松的差事。郭嵩焘此行，先要代表政府就两年前英国人在云南被害一事，向对方政府道歉。这个使命本身就招来不少非议，加之郭还主张向英国这一被视作寇仇的国家学习，更让他受尽责骂。慈禧太后召见他时，缓缓地说：“旁人说汝闲话，你不要管他。他们局外人，随便瞎说，全不顾事理。你看此时兵饷两绌，何能复开边衅？你只一味替国家办事，不要顾别人闲说，横直皇上总知道你的心事。”郭嵩焘赶紧叩头感谢。太后意犹未尽：“总理衙门那一个不挨骂？一进总理衙门，便招惹许多言语。如今李鸿章在烟台（与英国人签订《烟台条约》，解决“马嘉理案”的善后问题），岂不亏了他？亦被众人说得不像样。”郭表示认同。接着太后又说：“这出洋本是极苦差事，却是别人都不能任，况是已前派定，此时若换别人，又恐招出洋人多少议论，你须是为国家任此一番艰难。”慈安太后也在一旁帮腔说：“这艰苦须是你任。”

有一次，两江总督刘坤一奉命入京陛见，慈禧太后细心地问：“复命之日，皇帝即著人告我云：尔体气尚佳，今见之果然，面纹亦较去年稍纾，牙齿有几个？”刘坤一说：“上下仅存四齿。”这位即将开赴前线的湘军大员特意将对话记在了本子上，一定是心存感激的。慈禧太后的笼络还不止于此，见过刘坤一之后，她利用召见其他大臣的机会，说“天下督抚操守以伊（他）为第一”，“我亦甚怜其老”。 这些话毫无意外地传到了刘坤一的耳中，让他更加感动。

皇帝召见地方大员，通常是独对，目的之一，是要从对方那里获取有价值的信息。信息是决策的依据，也是维持统治的关键。涉及高官的信息，则是重大人事安排的依据。大权在握的君主不会偏信一面之词，他会想方设法拓宽自己的渠道，得到的消息无论好坏，他通常还会找其他的途径去兼听、核实，避免被人牵着鼻子走。没有第三人在场的独对式召见，不用担心涉事之人偷听，是皇帝了解秘闻的绝好时机。君主问话，跪在下面的臣子不能不答，但答语可能会牵动他人的官位和荣辱。大臣如何回答得恰到好处，皇帝如何能挖掘到自己所要的信息，这就涉及君臣之间说话的技巧。

在张集馨从四川按察使升任贵州布政使之时，道光帝特意召见，问他：几任四川总督谁最好？张不知皇帝问话的真实意向，哪敢直说？于是皇帝自言自语道：“我看莫如琦善，其人绝顶聪明，封疆年久，何事未曾办过？”皇帝既已定调，张附和说：“琦善蒙皇上弃瑕录用，每对臣等感激天恩至于涕零。”皇帝又问成都将军裕诚如何？张集馨只说“中正和平”。道光帝徐徐点评道：我嫌他太软，但眼下只有他适合署理总督，要他有一番整顿是不太可能，但他未必敢坏地方公事吧！看似疑问，实际上态度已定，张就顺着说，“臣看其人，俱能持正”。既没有否定皇帝的评价，又能为老上司扳回几分，还能在皇帝心目中留下一个与人为善的形象，不得不说是个周全的讲法。

后来，张集馨调任直隶布政使，随统兵大员胜保在军营三年，因卷入胜保与直隶总督桂良的矛盾而被参劾革职。1856年，他被赏四品顶戴，署理甘肃按察使，咸丰帝特意召见，向他打听胜保的事。皇帝先问他在胜保营几年，胜保打仗如何？张说：“奋不顾身，极为勇往，调度亦尚合机宜。”看他这样回答，皇帝便把自己听到的小道消息和盘托出，跟他核实：有人说胜保不体恤士卒；有人说他为人倨傲，不给提督、总兵、都统座位；有人说他陈设奢华……这些问题，张集馨一一巧妙作答。关于不恤士卒的说法，他回应说“御兵甚严，军中不能无怨”；针对待人倨傲一点，他说是为了示威以肃军令；其他一些传闻，张只说没有耳闻。

张集馨与胜保有过嫌隙，但在皇帝面前，他替胜保挡过了各种指控，同时也没把话说死。咸丰帝对他很感兴趣，紧接着又召见他四次，向他打听僧格林沁、向荣、张国梁等前线大员的情况，继续核实与他们相关的小道消息。

战时的君主，对于统兵大员有着矛盾心态，既要仰赖他们的杀伐决断来平定乱局，又不愿他们因大权在握而失去驾驭，像咸丰帝这样的年轻君主尤其如此，他迫切想了解将领的一举一动。跪在下面的张集馨很清楚，全国烽烟四起，正是用将之际。如果自己附和非议，坐实那些风闻之事，不但动摇不了前方将领的地位，还会得罪一批人，也给皇帝出了难题，万一自己所答与皇帝的心思相反，还会留下搬弄是非的恶劣印象。他的回答讲事实、有策略，颇能给自己加分。

同样是议论人事，慈禧太后的风格就大不相同。当时，英国人赫德被任命为海关总税务司，这是一个很大胆的举措。慈禧太后最感兴趣的只有一点，即赫德的忠诚度。趁着召见郭嵩焘，她问：“赫德替中国办事，尚有心腹否？”郭便讲了自己的看法：“赫德是极有心计的人，在中国办事亦是十分出力。然却是英吉利人民，岂能不关顾本国？”

面对君主在人事上的评价，如何恰当地接话是一个技术活。当曾纪泽接续驻英公使的时候，也得到两宫太后的召见。看到眼前的曾纪泽，她们自然谈起了曾国藩，慈禧太后不无感慨地说：“也是国家气运不好，曾国藩就去世了，现在各处大吏，总是瞻徇的多。”当时，与曾国藩一起平定东南的大臣大多还在关键岗位上，听太后这么说，曾纪泽连忙补充：“李鸿章、沈葆桢、丁宝桢、左宗棠均系忠贞之臣。”用夸人的方式否定了慈禧太后武断的评语。她也没恼怒，自己描补道：“他们都是好的，但都是老班子，新的都赶不上。”所谓新班子不知何指，如果唐突应答，迎合皇太后，等于否定了“新班子”。

考虑到自己的前任郭嵩焘饱受攻击，曾纪泽选择此时替他辩白，也算是接了太后的话头。他说：“郭嵩焘总是正直之人，只是不甚知人，又性情褊急，是其短处。此次亦是拼却声名，替国家办事，将来仍求太后、皇上恩典，始终保全。”慈禧太后随即接过来说：“上头也深知道郭嵩焘是个好人，其出使之后，所办之事不少，但他挨这些人的骂也挨够了。”曾赶紧趁热打铁：“郭嵩焘恨不得中国即刻自强起来，常常与人争论，所以挨骂，总之系一个忠臣。好在太后、皇上知道他，他就拼了声名，也还值得。” 郭嵩焘是曾国藩的幕僚，也是曾纪泽的荐主。于私，他是在还人情；于公，则是在保全忠臣。他的应答，也给皇太后留下了识大体的印象。

召见不仅是一个学习专业知识的机会，也是趁机征询施政方略的时机。战争之前，需要准确了解敌我双方的情资，冷静做出判断。

甲午战争前夕，总理衙门总办章京吕海寰补授江苏常镇通海道。召见时，光绪帝先问他：“日本有启衅之意，你知道么？”吕海寰说：“臣在衙门看见北洋大臣李鸿章奏报及信函，是以知之。”皇帝接着问：“北洋大臣之兵操练的究竟如何？”这可真是个难题，就算吕海寰知道北洋底细、日本的军备，也无法实说。他回答道：“臣未到北洋，其详细情形不得而知。唯大学士李鸿章经营十数年，闻所练之兵尚精壮可用，水师仿照外洋操法，闻亦有进步。刻下日本虽有启衅之意，但兵端不可轻开，兵连祸结，非数年不能了。闻日本操练多年，甚有纪律，西洋人亦每每称道之。其心叵测，亦不可不防。”

这段话很是圆滑，没说北洋军队好，也没说不好；没说日本强大，只说西洋人称道它有纪律，暗示开战为下策。可同时他又站在日方角度，说日本如果开战，将蒙受重大损失。既表达了态度，也巧妙避免了触怒龙颜。皇帝接着说：“日本蕞尔小国，其能如此争强，亦属可虑。”吕海寰则回复：“我中国地大物博，果能发奋力图自强，上下一心，亦不致落人后。” 这番说辞真可谓滴水不漏，虽然无补于大局。

晚清时期，对外交涉是君主最关心也头疼的问题之一。与我们想象不同的是，他们并非闭目塞听，不知外情，他们通常会关注外界，且有着自己的看法。例如，慈禧太后会问驻外公使或者外务部官员，外边流行语是英语还是法语，懂了英语还需不需要翻译官？日语和西方语言有什么区别之类的问题。

甲午战争期间，王之春以吊唁使节身份前往俄国。光绪帝召见他，与他说起1884年英俄围绕朝鲜问题所发生的争议。当时俄国曾有约定，不占夺朝鲜土地，他问王之春：“今倭人乃无故召衅，占据朝鲜全境，俄人岂得视若无睹？”他吩咐王到了俄国之后，利用中俄交好的时机，向日本施压。

戊戌变法前夕，光绪帝召见被人保举的张元济。他们谈到了云南边境的划界之事。听说张是总理衙门官员，皇帝说：“我们如果派人到云南去，要二个月才会走到，但外国人只要十天八天就会到达。我们中国道路不通，一切落后，什么事都赶不上外国，怎么好和人家办交涉呢？”张元济附和道：“皇上现在励精图治，力求改革，总希望国家能够一天比一天进步。”光绪帝叹着气说：“可是他们都不能赞成呀！”

次年，盛宣怀前来请训，得到光绪帝和慈禧太后召见。盛是洋务大员，慈禧太后问了他很多问题：外国人欺我太甚，如何是好？西藏亦可虑，东三省陵寝所在，现命认真练兵，也无成效，该如何是好？听说日本与俄国不对付？英俄形成平衡，相互默许对方在华的行动？盛宣怀表示，和外国“联交”、让他们帮忙是做不到的，我们只能讲究自强。慈禧太后说：“你说的甚是，必要做到自强。但是现在外国欺我太甚，我所以十分焦急。”从这些谈话记录来看，君臣似乎都十分明白“以夷制夷”不甚可靠的道理。

有一次，外务部官员陶大均接受召见。当时，出洋考察政治的五大臣被革命党人用炸弹炸伤，引发了君臣关于治安的对话。陶大均说，即便是美国，也免不了刺杀的事。慈禧太后感兴趣地问：“是工党所做了的么？”又追问说：“同中国为难，就是他们工党么？”陶解释说，因为中国人肯吃苦，工钱只有美国人的一半，工党怕中国人夺走了生意，所以深恨中国人。慈禧太后又饶有兴致地问：“中国人在外国都是做工的么？共有多少人？”陶大均告诉她，中国人在美国都是做工的，约有二十万；在英国属地都是商人，如新加坡各处共有十余万人。

当时正逢日俄战争结束，陶大均精通日文和日本事务，慈禧太后问他：东三省是要紧地方，不知日本要怎么样要求？谈到日本，她显然对皇权的话题更感兴趣。她问陶大均：日本人不满政治的时候，“他们还是与政府为难，还是与皇上为难”？陶告诉她：“与政府为难，皇上是他们最敬重的，将来只要他们皇上在议院宣布一番，就安静了。”经此一问，不但长了很多见识，也对陶大均进行了一番测试，慈禧太后对一旁的皇帝说：“此人甚明白”。

总的来说，召见是一场信息量巨大的政治行为，君臣之间的问答，考验双方的综合能力。有的君王能通过召见，积累知识，搜集并辨析信息，告诫和笼络臣子，还能传递立场，求得“共情”。晚清诸位统治者，道光帝喜欢卖弄，但有御下之法。咸丰帝年纪太轻，严重缺乏本朝掌故知识和经世学问，召见时喜欢问问题，却失于琐碎而无章法。相对而言，光绪帝的知识储备尚可，对外心态也比较开放。慈禧太后虽然知识不足，但问的问题常能切中要害，也能给予富有行政经验的封疆大吏和相关专家一定的尊重。 GHpIh6laZGrOmRuVkLC6H2c/ULX9Yblj1DJCkatDEqzczlVWz/39dgF851KgoN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