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帝制时期，君臣在清晨商议国事的朝会，俗称为“早朝”。我们经常在影视剧中见到这样的场景：天微亮时，文武百官经宫门鱼贯而入，行至正殿之前，拾阶而上进入大殿，按照文武两班依序排立。君王在侍卫、太监的簇拥下，行至宝座前落座。群臣下跪行礼，山呼万岁，君王答以“平身”，太监高呼：“有本启奏，无事退朝！”语毕，便有某大臣应声出班：“臣有本要奏”，随后从袖中抽出早已写好的奏章，双手捧过头顶，向君王侃侃陈词，或是弹劾权臣，或是揭露弊政；更大胆的，直接批评君王，引发同僚一阵骚动，或是赢得一片赞赏，经过一番激烈的讨论，君王点头称是，又或者勃然大怒。而后口传谕旨，百官跪接，待君王说完，众臣报以“吾皇圣明”之类颂词，军国大政就这样走完了程序。

不过，这种场景只是存在于影视剧中，至少在清代，难以找到同样场景的日常朝会。

每逢重大的节日，朝廷有正式的“大朝”，它侧重礼仪性质，地点一般在太和殿，天子有“法驾卤簿”，仪仗齐整，鼓乐奏鸣，王公百官、外国陪臣在鸿胪寺的引导下行大礼。不过，它的频次较少，遇元旦、万寿（皇帝生日）、冬至才会举行。

与大朝性质类似但更为频繁的，叫做“常朝”，按制度是逢五之日举行：君主御殿，百官行礼；如果君主不御殿，则百官在午门外“坐班”。这些形式繁琐的朝会，阵仗庞大，彰显了天子威仪，到了晚清时期，并不经常举行，甚至连常朝坐班，也是有名无实。

御门听政

在清代前期，君臣群集讨论日常政务的朝会，名为“御门听政”。所谓御门听政，是皇帝（在当时人的用语中，“皇上”是臣民对君主的敬称，“皇帝”则是皇太后或平等外交文书中称呼君主的词汇，本书中一般不做区分）至某处宫门外，听政理朝。从康熙帝之后，御门听政的地点是在宫中的乾清门外。这也是前朝与皇帝起居的寝宫之间的分界线。从雍正到咸丰，清朝皇帝每年都有大量时间在西郊圆明园度过，他们在那里避暑，也在那里听政。只不过，听政地点是在园中的勤政殿，御门听政就变成了御殿听政。

御门听政是一项正式的朝会活动，它的程序和礼仪，都有严格的规范。参加者包括内阁大学士、学士，吏户礼兵刑工六部、理藩院这些中央部院的堂官（部长级）与司官，通政司、大理寺、光禄寺、鸿胪寺等小九卿衙门的官员，都察院这一监察机构的官员。每逢御门听政之日，乾清门正中间设御榻、御案，各部院的大小官员，在清早齐聚于午门之外，先在六点十五分（冬季为七点十五分）进到太和殿东侧的中左门等候，再于七点整（冬季为八点）进至中和殿西侧的后左门，只等值日的侍卫前来传旨，然后前往乾清门广场的东丹墀下朝西站立。站在他们对面的，是负责记录起居注的官员。待皇帝到来升座，侍卫在丹陛石栏的两侧立定，起居注官上至屋檐内御案的右侧站立。这时，皇帝和众臣就位，开始正式的听政程序。

首先，各部院官员按照次序，由堂官一人捧举着奏章，从东边台阶登上，行至御案前跪下，将奏章放置于案上，起身，再转回御案东侧跪下，朝西向皇帝奏事。同一部门的大小官员，按照品级跪在堂官身后。待奏事完毕，按照品级次序，从东阶退下，回到原来位置，然后换下一个部门，重复上面的奏事程序。各部门奏事完毕，由侍卫带领群臣，从后左门出，御门听政即告完成。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御门听政的大致特点：时间是清晨，地点在户外，内容为各部向皇帝报告奏章，这个朝会在刚开始，是要求每天举行的。

所谓的奏章，是指题本和奏本，它们从明朝延续而来，奏本偏大臣私事，乾隆时期就被废止；题本偏衙门公事，一直使用到1901年。御门听政时奏报的，主要是题本。雍正朝之后修纂的《会典》告诉我们：在京衙门的题本，直接送至内阁（外省的要先送通政司），由内阁拟订处理意见，称为“票拟”，然后再交皇帝核可，并将票拟的意见以朱笔“批红”，即可发下执行。可见，在雍正朝以后，题本可以经由内阁票拟——皇帝裁决的模式进行处理，根本无须各部公开呈报。这样一来，御门听政时，由各部院轮流报告奏章，似乎就失去了商议朝政的真正价值。既然在报告之前奏章都已经有了内阁的票拟意见，听政就变成了程式化的例行报告会。

不过，还有一种奏章有必要经御门听政来处理。

原来，皇帝在阅看内阁对题本所做的票拟之时，会对一些处理意见产生疑问或者持保留看法，他不会当即批准票拟的意见，而是将奏章折角放在一边，称为“折本”。在御门听政时，大部分奏章都已通过了内阁票拟和皇帝批准的程序，并无悬念，而折本的最后处理却还有变动的余地。处理折本，是御门听政的一项主要任务。与一般奏章不同的是，折本不由作者单位来奏报，而是由内阁大学士、学士亲自奏报，皇帝当场给出裁示。

在康熙、雍正年间，除了题本、奏本这种早已程序化的公牍之外，另外出现了一种影响深远的公文书，称之为“奏摺”。奏摺也是折叠的册页，但篇幅简练，它最重要的特点是保密性强，由上奏人写好之后，通过专人呈送到奏事处。奏事处就在宫中乾清门附近，距皇帝的起居之所只在咫尺之间，保证他能第一时间拆阅奏摺。奏摺不曾经过通政司和内阁之手，也就避免了机密泄露的弊病。奏摺的内容是私密的，当然不会借助御门听政来商讨，但是奏摺的采用，压缩了题本和奏本的空间。此前经由题本和奏本汇报的政务，开始有一部分借助奏摺来传递。奏摺的私密性也使得皇帝对它越来越青睐，以至于寻常政务也开始采用奏摺报告。

如此一来，题本的重要性大大降低，只要循章交由内阁票拟就行，皇帝的保留意见和疑难随之越来越少，御门听政失去了实际的功效，而慢慢变成一种象征，它昭告天下臣民，皇帝勤于理政。明眼人都知道，这些政务大多已经完成了实质性的处理，只剩下极少数的疑难题本，也就是折本，尚待皇帝在御门听政时，当面给出指示。御门听政的频次，变成了视疑难题本的累积数量来决定。嘉庆朝就明确规定：皇帝折本发下内阁，积累到十一二件，就要举行御门听政。

由于机密、疑难乃至寻常的政务，都有奏摺这一报告途径，折本的数量越来越少——毕竟折本也是题本，谁又放心把机密事件写进去，让它在听政时暴露在文武百官之前呢？折本少了，御门听政也就跟着少了。康熙年间的《会典》说，御门听政每天举行（实际上不可能）；到了乾隆年间，根据《实录》的记载：皇帝在位六十年，总共举行过七百零五次的御门御殿听政；而到了咸丰年间，皇帝在位十一年，总共只有四十七次的御门御殿听政，平均每年还不到五次。乾清门外的听政，完全成了君臣的鸡肋任务。

1860年春，搬往圆明园的咸丰帝在勤政殿举行御殿听政，这也是清朝最后一次的御殿听政。五个月后，在英法联军入侵的前夜，皇帝带着百官和眷属，逃往承德避暑山庄。

御门听政是一种定期聚集君臣议政的早朝，仪式隆重，不容差错，看上去轰轰烈烈，实则未尝不是一种折磨。它劳师动众，皇帝以及身边的侍卫、起居注官到场自不必说，内阁大学士、学士，各部院的部长级、司级官员也要到位，连小九卿衙门官员、御史言官也不能缺席；但另一方面，参与报告奏章程序的官员，仅仅是各部的个别长官而已。

这个朝会是在清晨举行，集合时间早，以春夏为例，六点一刻必须在午门集合，散住于京城各处的百官，在此之前要完成起床、梳洗、早餐的程序，或者雇车或者亲自走到这里，耗时至少一到两个小时不等，遇到阴雨泥泞，恐怕耽误更久。

御门听政的地点是在乾清门外，皇帝尚在屋檐之内，但百官都站立在广场上。在高温酷暑天或者寒冷的冬季，坚持举行完这样的朝会，对君臣都是一个不小的考验。做京官是一件风光的事情，御门听政却绝不轻松。

咸丰帝之后，三位皇帝都是幼年登基。如果举行御门听政，小皇帝肯定吃不消，冻坏或者热坏了，都是了不得的事，御门听政也就暂停了下来。同治和光绪帝成年的时候，都有人建议重开御门听政，但在那个时候，大家早已习惯使用奏摺报告政务，实在难找疑难的题本，朝中大员大概也不愿再开这个劳师动众却又没有实际价值的朝会。

导致御门听政频率锐减的缘由，除了缺少实际价值之外，另一个原因在于，皇帝与朝廷大臣的清晨被另一种形式的早朝占用，他们不可能再有时间和精力来应对别的朝会。这种新的早朝，以奏摺处理为核心任务，它规模小、人数少、程序简练、效率极高，实际作用也更大。

奏摺与朝会

康熙、雍正年间，在奏摺兴起之后，新的朝会形式也随之出现。按道理，奏摺内容是保密的，待皇帝阅读之后，会亲自给出指示。然而，皇帝的精力、信息渠道和知识储备都是有限的，总不能对收到的所有奏摺都给出详细、适当的批示，那样不累死才怪。随着奏摺数量的增加，皇帝亟需有人从旁辅助，帮他草拟对应的指示，或者接受他的咨询，给出合适的建议。这一群人，慢慢固定下来，称为军机大臣；他们办公的场地，叫做军机处，靠近皇帝的起居之所，就在乾清门外的西侧。

皇帝每天都会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奏摺，它们通过专差递送到京城，然后前往乾清门的奏事处递交。来自京城各部门的奏摺，在每天凌晨乾清门开启之时前往递交。奏事处将当天收到的奏摺汇总，递送到皇帝御案上。皇帝在起床后，阅读这些奏摺。与题本奏本不同的是，奏摺没有经过中间环节，不能假他人之手，必须由皇帝亲阅并给出处理意见。为了保证决策时的清醒和质量，同时也为了维持皇帝的健康，必须想出两全之策，将他的工作量限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

制度上的应对之策，一是限制上奏的资格：外省只有按察使以上文官，绿营总兵以上武官、八旗总管城守尉以上，才具备上奏权；而京城里面，则只有宗室、王公、文职京堂以上（各部院寺监的堂官）、武职副都统以上，以及科道言官和给皇帝做日讲起居注的翰林才能上奏。 其他臣民如果有条陈，可以交本部门长官或者都察院审查后代递。

尽管如此，具有上奏权的衙门和官员数量仍十分可观，如果他们一拥而至，同时上奏，皇帝将无法承受。于是，奏事处为京城众多机构排出了值日单，其中，文职衙门以八天为单位进行轮值；武职和八旗衙门以十天为单位进行轮值。 各机构在轮值当天递送奏摺，在特殊情况下，也可以加塞，称为“加班奏事”。与值日递摺相对应的程序，叫做“递膳牌”。轮值衙门的部长们，在当天递上写有自己头衔和姓名的木头签，宗室用红头，其他人用绿头，皇帝用早膳时，会留下想见的大臣的膳牌，等稍后进行咨询，详细了解情况。

如此一来，皇帝每天的工作量就被限制在合理范围内，处理的主题也较为集中，不会出现六部扎堆奏报的现象。

当皇帝起床开始一天的工作时，在他的御案上，有两堆奏摺，他先看外省，再看京城。京城的奏摺有可能得到几种处理：第一种，皇帝对奏摺进行朱批，这些经过朱批的奏摺会交给军机大臣，直接照批示办理就行。

第二种，大部分的中央各部门奏摺，实际上是一些情况通报或者就交办事宜给出建议。对于这些奏摺，皇帝主要表达两种意见：“依议”，也就是照办，表示他相信各部的专业意见；“知道了”，告知对方已读。这是两种简单的意见，不用动笔批示，只用指甲在奏摺封面上划痕就行：划一道横线表示“知道了”，竖线表示“依议”。奏事处太监抱着这批奏摺到宫门外，各部早已派官员在那里等候。奏事处太监按照摺面的痕迹，宣布某某奏摺“知道了”，某某奏摺“依议”，交给各部官员带回执行。

第三种，皇帝看完之后一时不能直接朱批，他必须咨询军机大臣或者找奏事衙门的官员了解情况，然后再做进一步的指示。除此之外，还有个别奏摺，事涉高层机密，或者弹劾高官，皇帝希望暂时保密或将它做冷处理，因而留在内廷，连军机大臣也无法得知其中的详情，这个动作叫做“留中”。

相比较而言，外省奏摺就简单多了。皇帝不能在奏摺上划痕，必须给出书面意见。这些意见，有的直接写在奏摺中间或者结尾；有的篇幅长，他就交代大意，吩咐军机处拟稿、润色，交他审阅后发出，这种机密的发令形式称作“廷寄”。

我们把这个朝会程序简单捋一下，它大致分为两个部分：一是京城衙门轮值上奏，官员递膳牌预备召见；二是皇帝阅读奏摺，直接给出批答，或者在军机处辅助下作进一步的处理。如有详细商讨和咨询，都在召见军机大臣和部院大臣时一并进行。除了极少数特殊的日子，这些程序每天都必须进行。

制度化的勤政

通过制度设计，上奏的日期依靠轮值，上奏的人数也得到了限制，皇帝收到的奏摺数量似乎也减少了。然而，天下政务不会因为地方大员的级别而简练，国家大事并不会随着部院轮值而变少。皇帝每天清晨要阅读数十件的奏摺，并且要迅速拿出意见。在前朝，皇帝尽可将文书交给内阁大学士和宦官批答、处理，在清朝却不行。军机大臣可从旁辅助，但那也是在皇帝先阅之后根据咨询进行应答。

乾纲独断的清制被后人被批评成“君主专制的顶峰”，可是也确实铲除了历朝宦官和权臣擅权的土壤，只不过“委屈”了君王，超重的任务压得他喘不过气。从理论上讲，只要收到奏摺，清帝都要当天处理，不能耽搁，否则，第二天的奏摺又会像小山一样迎面压来。他几乎没有休息日，咸丰帝甚至只在去世前一个月已经无法起床的情况下，才将奏摺交给御前和军机大臣集体代为拟批，就这样，他也还要撑着病体，为拟批的意见逐一把关，做些必要的修改。（可参看《“诸公之祸，肇于搁车矣”——辛酉政变的玄机》）

时间紧、任务急，偶尔如此还好办，撑几天也就过去了，难就难在每天都重复。面对厚厚的奏摺、繁重的国事，皇帝不得不绝早起身、批阅奏摺、接见臣僚。晚清的醇亲王奕譞曾经做过统计：道光帝每天四点三刻左右接见臣僚，咸丰帝在七点左右，而光绪帝为了保持先祖留下的勤政之风，将时间提前到凌晨四点。 这些都只是接见军机大臣和部院大臣的时间，在此之前，皇帝必须看完所有的几十份奏摺，接见时才有得谈。如此一来，他起床的时间就要更早。我们按照合理的阅读速度来推测，皇帝至少要在此之前两小时起床，稍事整理后，就开始阅读奏摺。所有的军机大臣以及当天值日的部院官员，他们要预备皇帝召见，也必须在此之前起床、洗漱、着装、早餐、整理思绪并赶到宫中。保守估计，要耗时一到三个小时不等。皇帝同一帮老臣，每天都在黎明和清晨密集地草拟谕令，发往全国各地，指挥国家的运转。这对于君臣的体力、智力与耐力，实在是一项极高的挑战。

清朝的皇帝确实勤政，这架高速运转的机器又怎能容许他不勤政？ NdwanA+ycc92vTJ6YhQ/ZOYPcp1TWfQ1MeVYePsbJ0gajqPzbEMshFcFAvRzIQY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