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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10月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大一统——元至元十三年纪事》，现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推出新版，首先需要对助成该书再版的何晓涛、沈山、林榛等人表示衷心的感谢。
《大一统——元至元十三年纪事》的写作始于1990年6月，当时三联书店计划编辑《中华文库》，笔者有幸成为其中的一名作者。本书初稿于1990年10月完成，笔者随即前往哈佛大学燕京学社做访问学者一年有余，其间对初稿做了多次修改，并加入了附录的内容。1992年2月至5月，根据出版社的意见，对书稿做了全面的修改。1993年和1994年，在处理校样时，又有一些重大的改动。尽管是一本小书，但作为即景式的历史著作，笔者在初次尝试中对于如何拿捏分寸还是颇费了些心思，好在有不少好友的帮助，使该书能够以完整的面貌与读者见面。
《大一统——元至元十三年纪事》出版后不久，笔者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历史研究所转到政治学研究所，不得不暂时放下历史学的研究，专心于政治学领域的问题。其后虽然参与了一些元史研究著作的写作，不过都是为了完成所承担的项目，不再奢求在元史研究方面有新的拓展。由此，对于本书的再版，笔者希望的是保持原版的风貌，只校正了原版的一些错字，对主要参考文献略作修改，正文和附录都没有改动。
为了使再版有一点新意，或者说对原版略作补充，笔者认为有必要对元朝时期的人如何认识大一统，做出进一步的说明，主要是介绍六种类型的大一统论点。
学理型的大一统论点，着重于国家统一的理论解释，以儒家学说阐释大一统的必要性、可能性和延续性，使大一统能够成为世人尤其是当政者可以理解、接受和使用的重要政治观念和政治理想。由于理学已经盛行于南方和北方，阐释学理型大一统论点的主要是当时的理学学者。
北方的理学宗师许衡，按照儒学先师孔子的说法，指出国家的统一与治乱有密切的关系。他特别对弟子强调：“春秋大一统，在天下尊王，在国尊君，在家尊父，这三件起来便治，这三处失位便乱。在人身尊德性，德性用事便治，才性用事便乱。”
所谓德性用事，就是以德治国，与恃才傲物的率意行事截然不同，因为后者所带来的不会是天下统一，只能是天下大乱。
北方理学学者郝经也认为统一与治乱有着密切的联系。他区分了取国与治国的三种情况：一是取之以道，治之以道，可以保持长久的统一；二是取不以道，治之以道，只能有限度地维系统一；三是取与治都不以道，则随得随失，难以实现真正的统一。
所谓的道，就是儒家所强调的“治道”或“致治之道”。
尤为重要的是，郝经在理学理论的基础上，构建了完整的“大一统说”，强调了对大一统的四点认识。
一是大一统需要顺势而为。天下之势均本于理，南北尽管分裂，但其义自存，只有认清了已定之理和自存之义，才能把握变幻不定的势。由此，对于国家的统一，不能急于求成，只能顺势而为。
二是天下利于合而不利于分。天下的归属可以分为三种形态：第一种形态是圣人在位的大一统，第二种形态是有待恢复的弱国，第三种形态是天下分裂。大一统当然是最理想的状态。所以郝经不仅指出“夫天下之祸，始于天下之不一”，还特别强调了“大抵合则俱安，离则俱危，合则生民受福，离则生民被祸”的观点。
三是以北统南是必然趋势。郝经认同历代王朝由北向南都可以达到统一的目标、由南向北难以实现统一的论点。他不仅列举了历次统一的实例，还特别强调这样的统一趋势有气理方面的依据：北方所具有的是武强的气势，南方所具有的是文弱的气势，并由此形成了北并南而不是南并北的定理。郝经没有看到明朝以南并北的统一，得出这样的结论并不奇怪。
四是大一统重在以义取天下。郝经指出：“夫有天下者，孰不欲九州四海奄有混一，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但是依据取天下与治天下的关系，可以看到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无意于取，而有意于治。第二种情况是有意于取，有意于治。第三种情况是虽然有意于取和有意于治，但不知取与治为何物。元朝的统一，应该属于有意于取并有意于治的第二种情况。由此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统一所依托的应该是文治而不是武力，因为“以智力胜人者，人亦以智力胜之矣。以义胜人者，天下无敌也”。为此，郝经特别强调了纲纪礼义对大一统的关键性作用：“盖天下之势，必一方之纲纪礼义立，天命之，人归之，而后天下一；此善于彼，而后天下一。”“纲纪礼义者，天下之元气也。或偏或全，必有在而不亡。天下虽亡，元气未尝亡也。故能举纲纪礼义者，能一天下者也；不能举纲纪礼义者，安于偏而苟且者也。”
从郝经的论述不难看出，在国家统一的方式上，他更看重的显然是依赖于文治的“文统”，而不是只倚仗军事实力的“武统”。
与许衡和郝经有所不同的是，另一位北方理学学者刘因更注重的是国家统一的条件是否已经具备。为扫除世人对蒙古人的疑惧，他不仅明确指出中国早已被圣人之教所教化，还特别强调了元灭南宋统一全国，得利于以下五大要素：一是从道义上讲，“我直而壮，彼曲而老；我有名而众，彼无义而小”；二是从军事上讲，“彼江塞之地，盘亘万里，分兵以守之，则力悬而势屈；聚兵以守之，则保此而失彼”；三是从斗志上讲，“彼持衣带之水，据手掌之隅，将惰兵骄，傲不我虞；其备愈久，其心愈疏”；四是从人心上讲，“彼荆鄂之民，旧经剪伐，久痛疮痍；见旃裘而胆落，梦毳窟而魂飞；今闻大举，重被芟夷，人心摇落，士卒崩离”；五是从天命和大势上讲，“彼留我奉使，仇我大邦，使天下英雄请缨破浪，虎视长江，亦有年矣；今天将启，宋将危，我中国将合，我信使将归；应天顺人，有征无战”。
按照这样的说法，南宋显然难以依据长江天险维持南北对峙的格局，中国走向统一已经是难以抗拒的潮流。全国统一之后，刘因又强调：“今沿江南北，皆我所新有，民不习静而多变，有弊以革，有害以除，此亦有志于当世，以有为为事者之所乐得也。”
兴利除弊是维系统一的重要做法，如本书正文所述，元廷在这方面确实有过一些重要的作为。
元朝中后期，南方的理学学者也对大一统作了理论性的解释，尤其应该重视的是吴澄和许谦的论点。
对于空前的大一统，吴澄没有采用通用的“车同轨，书同文”的说法，而是明确指出元朝带来的是车不同轨、书不同文、行不同伦的统一：“自古一统之世，车必同轨，书必同文，行必同伦。今则器用各有宜，不必同轨也；文字各有制，不必同文也；国土各有俗，不必同伦也。车不同轨，书不同文，行不同伦，而一统之大，未有如今日。”
元朝通行多种文字，并且对各族采用因俗而治的方法，吴澄的说法不无道理，因为他所陈述的恰是与以前大一统不同的现状，并且道出了新大一统的特征所在。
许谦则强调了两种可以稳定大一统的政治状态。一是实行郡县制，“一为统天下为一家，正如秦汉之制，非谓如三代之王天下而封建也”；“今世既合，不可复分，终必又并而为一，举天下而郡县之而后已”。二是当政者不嗜杀，“自江左之献版图，未尝复有干戈之役，遐荒莫敢不来王，所谓不嗜杀人者能一，民皆安土，地不遗力。睠此大墟，固可制井经而务稼穑。”
元朝的大一统，确实包含了这两种状态。
更有意思的是，儒臣许有壬在元朝后期对大一统又有了一个全新的解释，可引述于下。
春秋所以大一统者，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也，然三代而下统之一者可考焉。汉拓地虽远，而攻取有正谲，叛服有通塞，况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亡以持一统，议者病之。唐腹心之地为异域而不能一者，动数十年。若夫宋之画于白沟，金之局于中土，又无以议为也。我元四极之远，载籍之所未闻，振古之所未属者，莫不涣其群而混于一。则是古之一统，皆名浮于实，而我则实协于名矣。
人们论说元朝的大一统，重点强调的是统一区域超越了汉、唐，许有壬则明确指出汉、唐等王朝的统一，内部都存在着未能统一的因素，所以“名浮于实”，只有元朝不存在未被统一之处，因此达到了名实相符的大一统标准。
统一大业完成，自然需要赞颂，并且主要体现为臣僚对君主的赞颂。歌功颂德当然少不了奉承皇帝的词句，但是不能由此而否定其所起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使大一统深入人心，成为多数人认同的观念。
本书第五章记述了至元十三年五月初一亡宋君臣向元廷太庙礼拜的情况，可以略作补充的是，忽必烈在由王磐代为起草的《江南平告太庙祝文》中，特别强调了“朔雪炎风，尽书轨混同之地；商孙夏裔，皆烝尝助祭之臣”。儒臣耶律铸也在《凯歌乐词九首》中赞道：“幸值圣明临御日，更逢文轨混同时。升熏天地神功颂，润色光天统业辞。”书轨混同或者文轨混同，以及各族人的臣服，是世人普遍认可的大一统标志，自然成为赞颂的主要内容。吴澄所说的车不同轨、书不同文，只是元朝中期才出现的一家之言，并没有影响世人对车同轨、书同文等的赞颂。
朝臣徐世隆和胡祗遹呈给忽必烈的平江南贺表，呈现的是对大一统的更完整赞颂，可转录于下。
圣人之兵仁而威，无远不服；天下之势离必合，有险即平。方期四海之会同，岂许一江之限隔。捷书屡至，庆颂交驰。钦惟皇帝陛下，至德体元，中华开统。美化既东西之被，兼爱岂南北之分。初遣文臣，播告方国，昭示包荒之量，绝无凌弱之心。弗图岛夷，辙拘使节，诱纳我叛将，盗据我历城。虽就鲸鲵之诛，尚遗蜂虿之毒。蠢尔三苗之弗率，命予群后之徂征。一鼓而定荆襄，再驾而降鄂岳。蕲黄面缚，江池心归。铁甕之坚城已摧，金陵之王气何在。楚地六千里，不劳秦将之增兵；钱塘十万家，坐见吴王之纳土。伪将悉朝于阙下，幼君遐窜于海中。方知恃险而亡，应悔求和之晚。兹虽天意，实出圣筹。历观往古混一之难，未有今日飞渡之易。臣某等叨居牧寄，喜听凯音。矧曾充载笔之臣，尤当述集勋之事。骏奔效命，正海内一家之时；虎拜扬休，上天子万年之寿。
天命大一统，可能交质为郑周；帝业不偏安，岂以长江限南北。顾兹孱宋，得自伪周。失位中天，偷生炎海。以寝微而寝灭，尚自大以自尊。不畏天威，不归王政。少发雷霆以震怒，奚有蛮荒之蘖芳。悯念生民，不忍兵取。遣信使以温谕，赐诗书以优容。迷心累卵之危，恃险一舠之水。久留我命，毒我边氓，诱我叛亡，窃我疆土。事至于此，兵不能已。而命将出师，以顺讨逆。摧枯拉朽，破竹燎毛。小人浆食进于壶箪，君子玄黄实于筐篚。不下益州之斗舰，坐受石城之降幡。万世峻功，普天同庆。钦惟皇帝陛下，圣神文武，顺天应人，众皆曰可而行，兵不得已而用。越汤武之不杀，跻尧舜之至仁。德高百代之前，恩渐四海之表。非平吴平陈可比，视格苗格越而益雄。尽地之维，迈古昔区域之广；际天所覆，无日星雨露之偏。圣祚无疆，上天永眷。有生万类，同我太平。臣某等叨列外台，贺达陛礼。鼓舞余乐，倍百恒情。
徐世隆和胡祗遹都概述了忽必烈灭宋统一全国的过程，而“四海会同”“海内一家”“混一”等，都是“大一统”或“统一”的同义词。略有不同的是，徐世隆的贺表强调的是大一统乃大势所趋，不可阻挡，所以灭宋战争进行得相当顺利；胡祗遹的贺表强调的是大一统乃天命所系，兴师南伐所代表的是以顺讨逆，其结果就是实现了超越前代的大一统。尤为重要的是，这两篇贺表都指出了在统一进程中忽必烈所具有的兼爱或至仁之心，指明了在声势浩大的“武统”中，实则蕴涵着“文统”的真谛。
来自江南的人，也表达了对大一统的赞颂。江南儒士陈孚曾向忽必烈呈献《大一统赋》，尽管该赋的原文已经散失，但是在陈孚的其他诗作中不乏赞颂南北统一的词句，如“乾坤一统自此始，坐见北极朝衣冠”和“帝德尧同大，山河共一天”等。
原南宋进士方回也在至元三十年（1293年）给朝廷的贺表中对大一统颇加赞颂：“河清而圣人生，一统定九围之域。”“圣神武文，混合南北。仁义礼智，整齐乾坤。”“自四海一家之后，皆五风十雨之时。车书同而文物兴，锋镝销而生齿富。”
以字画闻名于当时的南宋宗室后裔赵孟頫则全面肯定了忽必烈的大一统和文治功绩：“东海西山壮帝居，南船北马聚皇都。一时人物从天降，万里车书自古无。秦汉纵强多霸略，晋唐虽美乏雄图。经天纬地规模远，代代神孙仰圣谟。”
就连江南的道士杜道坚，也有了“皇元启运，华夷混一，文同轨会”的赞颂，并特别强调了“车同轨，书同文，天下一俗。赏不僭，刑不滥，四海一心。能如是，则人主之思不出四域，而教化如神”的看法。
需要说明的是，赞颂大一统的南人，往往亦具有强烈的故国情结，既有对过去的回顾，也有对现实的认可，两者之间并不存在相互排斥的关系。
元朝中后期，大一统已经成为当政者经常使用的重要符号，所要昭示的，就是君主承继国家一统事业的政治正当性。
忽必烈之后的元朝皇帝，在诏书中往往有专门针对大一统的表述，如元武宗的《至大改元诏》所称：“仰惟祖宗应天抚运，肇启疆宇，华夏一统，罔不率从。”元英宗的即位诏书明确表示：“洪惟太祖皇帝膺期抚运，肇开帝业；世祖皇帝神机睿略，统一四海。”元文宗则在两次即位诏书中都强调了大一统的重要作用：“洪惟我太祖皇帝肇造区宇，世祖皇帝混一海宇，爰立定制，以一统绪。”“朕惟昔上天启我太祖皇帝肇造帝业，列圣相承。世祖皇帝既大一统，即建储贰。”元顺帝也在即位诏书中强调：“洪惟我太祖皇帝，受命于天，肇造区夏；世祖皇帝，奄有四海，治功大备。”诏书的用词尽管有所不同，但是以大一统为重要的政治符号，其用意是相同的。
亦有皇帝明确表示了维系大一统的不易。如元仁宗曾向臣僚说道：“卿等以朕居帝位为安邪？朕惟太祖创业艰难，世祖混一疆宇，兢业守成，恒惧不能当天心，绳祖武，使万方百姓乐得其所，朕念虑在兹，卿等固不知也。”
泰定帝也曾表示：“朕自即位以来，惟太祖开创之艰，世祖混一之盛，期与人民共享安乐，常怀祗惧。”
也就是说，承继和发展忽必烈所开创的大一统局面，已经被后来的皇帝视为重要的政治责任。
朝廷大臣则为大一统的政治符号加上了其他的符号。如元朝后期的名臣虞集为大一统增加的是“立制”符号：“我皇元太祖皇帝，受天命以与，列圣继作，至于世祖皇帝一统天下，立朝廷，定制度，以御万方。”
另一位名臣苏天爵为大一统增加的则是“治平”符号：“世祖皇帝既臣宋人，遂大一统，选士求材，作新百度，深仁厚泽，普洽群生。列圣相继，保守治平。”
之所以增加这些符号，就是希望忽必烈的后继者能够珍惜和保护大一统的成果，并使世人能够更全面了解大一统的含义。
时务型的大一统论点以实用主义的视角，重点阐释大一统所带来的重大变化，尤其是大一统带来的各种好处，以及大一统后应特别关注的朝政问题。这样的论点也具有赞颂的成分，但是与纯粹的赞颂论点相比，更注重的是大一统的实效，而不仅仅是书同文、车同轨等虚饰之词。有元一代，时务型的大一统论点颇多，此处只列举十种具有代表性的论点。
一是仁政说。大一统后要实行仁政，是儒者的殷切期望，如活跃于元朝中期的江南理学学者戴表元，就特别强调了在大一统的条件下，讲究仁政能使百姓亲身体会到太平治世所带来的各种好处：“洪惟皇元，继宋御宇，奄有诸夏。櫜弓偃钺，而天下戢其威；蠲征缓狱，而天下颂其平。惟兹海邦，远在数千里外，慈仁所加，无间轩陛。故诏书每下，斥卤之氓，岩穴之叟，投缗植耒，驩喜出听，诚可谓千载一时，太平混合之嘉会。”
皇帝诏书中所称的仁政，并不代表全国已经普遍实行了仁政，但作为儒者，为仁政鼓而呼，应该是不可推卸的责任。
二是无为说。有人认为只有无为而治，才能保住大一统的成果。活跃于元朝中期的另一位江南理学学者任士林，所持的就是这样的论点。他对论点的具体论述是：“世祖圣德神功文武皇帝，以神武不杀一天下，故日月所照，熙然邃古之世，素朴之民；以慈俭无为理天下，故天地欣合，蔼然清静之治，宁一之风。”
无为是道家的思想，但是不少理学学者借此来反对唯利是图的乱作为，亦已成为一种重要的政治表述。
三是守成说。维系大一统的局面，可能更需要的是善于政治守成的君主。北方的儒臣王恽在元成宗即位后即明确指出有统一君主和守成君主的区别：“纂武功平祸乱而一统者，垂统之祖也。尚文德以柔道而为理者，守成之君也。”善于政治守成的君主，就是能够在大一统的政治环境下倡导仁爱之政：“天以至仁生万物，人君代天理物，故当以仁爱为主。国家自太祖肇造区夏，至于先皇帝，混一六合，功成治定，可谓至矣。今陛下继体守文，如周成康措世于安宁，汉文景注意于休息，中外颙望，正在今日。所谓子爱实恵，不出于息兵、省刑、薄敛而已。”
需要注意的是，从广义上说忽必烈以后的历位元朝皇帝都是守成君主，所以王恽的说法，对各位皇帝都适用。
四是利民说。大一统有利于全国的民众，朝廷如果全方位讲究养民之道，更会给民众带来各种好处。自称为“布衣”的北方儒士赵天麟就曾在给皇帝的上书中强调了“乾坤盖载之区，莫非吾之民也”和“一统之运，形势在民”，由此国家既要注重息民之务，也要注重养民之道。前者主要是息兵戈，后者主要是限田产和均赋税，所要达到的目标就是大一统下的民富国强。
江南人叶知本则在给元仁宗的上书中指出：“今天下一统，四海息兵，无宿师转饷之费。万邦贡赋，俱入王府，无用度不足之忧。而为政者但思今日增盐额，明日增盐价，必欲困竭江南之民财，斫丧国家之根本，臣不知其用心何如也。”
叶知本的上言，显然是从另一角度提出了大一统后的利民要求。
五是尊儒说。尊崇儒学，崇尚教化，是儒者对大一统之后的重要政治诉求。如北方儒臣王构所言：“皇元既一天下，罢屯戍，艺桑麻，民不执戈，野无旷土。比岁以来，为州牧者体圣朝崇儒重道之意，敦崇教化。”
身为隐士的前南宋进士舒岳祥也指出：“自古一统天下之主，未有不尊孔氏隆儒术者也。”“皇帝既一南北，郡百蛮，乃尊孔氏、隆儒术、阐文治也。”
在儒者看来，尊儒重教是文治的一个重要标志，自然容不得半点忽视。
六是兴学说。全国的统一，应该有利于儒学教育的发展。统一后被忽必烈点名召入朝中的江南名士叶李，特别向忽必烈提出了发展儒学教育的建议：“臣钦睹先帝诏书，当创业时，军务繁夥，尚招致士类。今陛下混一区宇，偃武修文，可不作养人才，以弘治道？各道儒学提举及郡教授，实风化所系，不宜罢。请复立提举司，专提调学官，课诸生，讲明治道，而上其成才者于太学，以备录用。凡儒户徭役，乞一切蠲免。”
这样的建议被忽必烈采纳后，赢来了南方儒者尤其是隐居的前南宋进士的积极评价。如何梦桂所言：“大元以神武一天下，事定不遑他务，汲汲惟学校是崇，使斯文不至泯灭，皆天之所留以遗斯世者也。”
俞德邻也指出：“今圣天子以神武混一区夏，车书万驿，雨露一天，沚莪泮芹，生意绩绩，乡有乡师，邑有教谕，郡有教授，置提学以纲维之，命廉访以勉励之，而又蠲其力役，均其廪补，立为岁贡之法。士生斯时，亦云幸矣。”
元朝中期的江南理学学者刘诜更明确表示：“皇元混一天下，世祖皇帝在位日久，诏书每下郡国，必以勉励学校、敦厚风俗为先。累世相承，教化大敷。又以明经修行取天下之士，人心翕然日趋于道。”
所谓“以明经修行取天下之士”，就是重开科举，这已经是元仁宗时的事情了。
七是理学说。南宋后期理学北渐，使北方出现了一批理学学者。借助大一统，可以实现南北理学的融合。北方儒者张之翰在统一后不久就指出南北理学的融合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江南儒士在这方面可以大有作为。江南理学学者熊禾则在诗作中指明了在大一统的条件下，以朱学为代表的理学北传，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文公（朱熹）之道会当北，古今此理常往还。昭代表章自此始，九州四海犹同文。大道久分要统一，皇极一建趋荡平。”
另一位江南理学学者陈普则明确表示，南北理学融合后，儒者既要尊崇朱熹，也要尊崇北方理学宗师许衡：“书声三百年，而文公朱子（朱熹）生焉，道统在焉，心之无在不在也。许平仲（许衡）覃怀人也，相后不百年，而相去数千里，一旦于吾朱子之书，忻喜踊跃，如获连城。上以广一人尧舜之心，下以起同类曾闵之行，而复能真体实践，蔼然于立身处家、进退行藏之际。六合既一，北方人物之美，趣尚之正，不绝于南来者之口，而四书之檐发于武夷之下，逾江淮、黄河，越行、华，出居庸、雁门、玉门，以极于日月之所照。”
恰是有了南北理学的融合，才使得理学得到了官方的支持，并使得朱熹的著作成为科举考试的基本用书，所以大一统确实对理学的发展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八是文风说。前所未有的大一统，带来了文风的转变。元朝后期的名臣欧阳玄指出：“我元龙兴，以浑厚之气变之，而至文生焉。”“皇元混一之初，金、宋旧儒，布列馆阁，然其文气，高者崛强，下者萎靡，时见旧习。承平日久，四方俊彦萃于京师，笙镛相宣，风雅迭唱，治世之音，日益以盛矣。”
儒士朱右也认为：“有元启运，肇造朔漠，著作之家，名世之士，所以禆治化、代王言、垂世范者，固已产于金、宋未亡之前。风云类从，万物咸睹，混一雄厚之气见诸言辞，岂偶然哉。”
另一位儒士陈基则强调：“国家混一百年，能言之士莫不各以其所长驰骋上下，以鸣太平之盛。”“中统、至元以来，风气开辟，车书混同，缙绅作者与时更始，其文如云行雨施，沾霈万物，充然其有余也。”
这些说法所要强调的，就是有了大一统，才会有充分展现大一统精神的雄伟文风。
九是用人说。全国统一之后，朝廷可以在更广大的范围内选人和用人，尤其是广泛选用南北的士人，使儒士有为国家效力的机会。南方的儒士在统一之初对于仕元有较强的抵触情绪，叶李特别指出了可以仕元的两条理由，一条理由是统一后朝廷亟需人才，“今大元受命，求贤且急”；另一条理由是南人入仕，可以体现对全民的眷顾，“跻列要地，使中国士民有所瞻依”。
统一前已经入仕于元朝的江南人程钜夫，则特别强调了大一统后南人不应该受歧视，尤其是在朝廷选用官吏方面需要一视同仁：“圣主混一车书，兼爱南北，故北南之人皆得入仕。”选调南人到北方任官，应该成为常态化的做法，因为“国家既已混一江南，南北人才所宜参用”，而江南不乏朝廷所需要的“好人”。
用人方面的问题，在元朝时期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对南人的任官歧视，至元末一直存在。
十是交通说。大一统打破了南北隔绝的状态，为大江南北的交通提供了便利条件。正如入元后隐居的南宋进士黄公绍所言：“自宇宙分离，南北分裂，生长东南者梦不识齐滕之路。”“大元一统以来，际天蟠地，舟车所至，罔不砥属，故凡通驿公馆之制，率维用兹圣作之典。”
江南人王奕还特别利用交通的便利，提出了儒士组团到曲阜参拜孔庙的倡议，并得以顺利成行。
国家统一之后，骄奢之风渐起，碌碌无为渐多，警示型的大一统论点应运而生，所要强调的就是为了维系大一统的局面，必须有居安思危的理念和作为。
元成宗在位时，江南人郑介夫在上书中郑重提出了在大一统的格局下居安思危的问题。
国家混一以来，年谷屡登，民无菜色。间有不稔，未见深害。所以上下偷安，不为经久之思。万一遇大水旱、大凶歉，饥馑相因，骨肉不保，户口星散，盗贼蜂起，将何策以救之。
钦惟圣朝布威敷德，临简御宽，极地际天，罔不臣服，混一之盛，旷古所无。三代以降，自周至今二千年间，得大一统者，惟秦、汉、晋、隋、唐而已。秦、晋、隋以贻谋不远，旋踵败亡；汉、唐虽传数十世，其间又乱日常多，治日常少。古今一统其难如此，而能保于长且久者，又难如此。毋谓四海已合，民生已泰，可以安意肆志，而不思否泰相因，离合相仍，大有可忧可虑者存也。
郑介夫的话不是危言耸听，因为他所深深忧虑的，恰是人们不重视“得大一统不易、守大一统更难”的理念。
元文宗在位时，儒臣陈思谦在上书中也发出了与郑介夫类似的警告，可引录于下。
上有宗庙社稷之重，下有四海烝民之生，前有祖宗垂创之艰，后有子孙长久之计。中论秦、汉以来，上下三千余年，天直一统者，六百余年而已。我朝开国，百有余年，混一六十余年，土宇人民，三代、汉、唐所未有也。民有千金之产，犹谨守之，以为先人所营，况君临天下，承祖宗艰难之业，而传祚万世者乎！臣愚以兴亡恳恳言者，诚以皇上有元之圣主，今日乃皇上盛时图治之机，兹不可失也。
陈思谦指出历史上分裂的时间多于统一的事实，也是要警示君主不能对治国掉以轻心，要真正以珍惜和维系大一统为己任。
活跃于元朝中后期的江南理学学者吴师道，则以史论的形式，讨论了统一与治乱之间的关系。
三代而后，混一天下者凡六姓，秦、汉、晋、隋、唐、宋，享国长久称汉、唐，晋未久而分裂，宋稍久而播迁，秦、隋最先亡。夫合天下而为一，强盛之势，秦、隋、唐一也。而偾身丧邦或若是亟者，何哉？昔人以忠厚者延长，暴虐者不永，固不易之论。愚尝因而求之，建始之君艰难经营，角智力而得之，非若三代之积德累仁者，独汉为近正，其余已不能然，况秦、隋乎？以仁得之，以仁守之，不可尚已；以不仁得之，以仁守之，独不愈于不仁乎？当其取之之际，威武之时多，惠泽之日少，无以大相过，必其子孙有贤圣者出，于一再传之后，有以结天下而固人心，然后植长久之计。文帝之于汉，太宗之于唐是已。彼秦、隋一传而又得暴虐之主，无怪也。晋武之兴，继以惠帝，特以昏庸召祸，已不可救，其实非若二世、隋炀之恶也，民犹哀之而戴其后。宋兴，数世守文，当靖康间享国已几二百年，故亡而犹存，而混一之盛终不可以复得。彼论徒知忠厚者足以延长，而不知忠厚之泽当上承开国之初而为之，斯时也，治乱修短之决也。……千金之家，有子不肖，荡其货财，而曰：“其孙犹贤也。”不知孙虽贤，而其富已不得而有矣。吾观子婴慨然诛赵高，似果而材；隋之末世，亦仁柔无罪；天下大势已去，其何救于亡？呜呼！以是观之，则知前说之益可信矣。
吴师道重点关注的显然不是如何统一的问题，而是如何使统一能够保持长久的问题。他不仅强调统一后应该施行仁政，还特别指出维系统一要几代君主的持续努力，其中一旦出现昏庸的君主，就会重蹈秦、隋二世而亡的覆辙。这样的论说，尽管未涉及元朝本身，但不能不说是对当时人的重要警示，因为贤明的君主必须懂得居安思危的道理。
元朝末年发生的大规模战乱，构成了对大一统的严重威胁。救亡图存之际，人们所关注的主要是如何拯救大一统的问题。
苏天爵认为，在乱局中维系大一统，最为重要的是爱民和安民：“天下之事当谨于微，民惟邦本，尤不可忽。国家自太祖皇帝戡定中原，世祖皇帝混一海宇，黎元休息，百年于兹。”“方今天下虽号治平，然山东实股肱郡，去年河水为灾，五谷不登，黎民流冗者众，朝廷间尝赈给，犹未克瞻。江淮之南，民复告饥。河北诸郡，盗贼已未获者三千余起。夫民穷为盗，盖岂得已，为民父母，顾将何如？岂可优游燕安，视若无事。伏惟朝廷宜急讲求弭安盗贼方略，赈救饥民长策，使海宇清谧，黎民富足，实为宗社之至计也。”
将救民与救国联系在一起，是儒家倡导的做法，苏天爵不过是将其与元末乱世联系在了一起，期望走出一条维系大一统的成功之路。
儒臣归旸认为，要拯救危局，维系大一统，不能只想着以征天下兵平盗，因为“兵益多，盗益不畏”，有效的做法应该是振纪纲、选将才和审形势，以作新政治来自救。
这样的看法对于贤明的君主可能有用，但是摊上了昏庸的君主和奸诈的大臣，只能被视为所谓“腐儒的空谈”，被置之一旁。
元朝进士卢琦则寄希望于以招抚叛逆的方式来维护国家的统一，他特别撰写了招抚“从逆者”的文告，明确表示：“皇元混一天下百余年，近岁构乱，河南、湖广、江浙等处悉皆搔动，人皆为国家忧之。”“汝等居深山，知红巾之乱，未必知红巾之灭；知县官之有虐政，未必知圣主贤相之有洪恩，惜乎无人为汝宣达此意。”“汝等一朝作梗，祸连诸邑，百姓受流离之苦，前此未闻。且汝祖、汝父为大元民，汝身为大元民，大元何负于汝，汝乃甘心悖逆为盗乎。”
局部地区的招抚，可能有一点成效，但是对于全国性的战乱而言，这样的成效显然是微不足道的，难以从根本上挽救败局。
江南的理学学者王袆则感叹：“惟我国家之有天下，极海内外，罔不一家，自古有天下之盛，莫盛于兹。疆宇混一殆且百年，肆今天子在位日久，致治之盛，文恬武嬉，然而丰恒豫大者艰险之基，宴安逸乐者忧危之兆。乃自比岁干戈并起，海内糜沸，朝廷之纲纪因之而凌迟，邦国之用度因之而匮乏。天下之势，日久必弊，昔之安者从而危，完者从而坏，天下之多故，遂莫甚于此时矣。”他认为在军需日增的情况下，百姓已经被压榨至尽，必须以取之有道的方法，使百姓得以修养生息，才能稳固民心，成持久之势。而要挽救败局，朝中的大臣必须懂得固结人心和总揽政权所起的重要作用：“其曰开诚布公者，固结人心之本也。其曰信赏必罚者，总揽政权之要也。”
王袆的思考是较全面的，既指出了问题的症结，也开出了救世的药方，可惜亦未引起当政者的重视。
另一位江南理学学者黄镇成，则已经从大一统不保，看到了国家败亡的兆头：“昔我世祖皇帝统一夷夏，际天所覆，不闻金革之事，八十年于兹矣。然军政久弛，城堕兵顿，一旦孽芽窃发，虽有强智之士束手徒搏，亦罔错其力焉。至纡绶拥旄，食焉而避其难者，固无足议。而临危死敌，若推原其本心，由其蚤见豫定，而非处于不获已者，盖亦鲜焉。”
大厦将倾之际，保持清醒的头脑尤为重要，黄镇成不过是众多清醒者之中的一员。
在乱世中，不乏忠臣义士奋起抗争，为国家尽忠守节。但是更多的人尤其是儒士，面对乱局束手无策，只能是东躲西藏，间或以诗词抒发自己的感怀，使元朝末年的危亡诗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同时造就的是元朝大一统的绝唱。
以如此长的篇幅列出六类大一统论点，就是要说明元朝的大一统作为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必会带来思想和认识的重大变化。这样的变化，一言以概之，就是既需要政治实践所成就的大一统，也需要政治思想所成就的大一统。熟悉思想和观念的变化，可以使人们对大一统有更全面和更深入的理解。大一统显然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政治术语或者政治符号，有其深邃的内容，需要认真地挖掘，而本书只能对大一统的解读提供一点点的帮助。本序和正文中的不足之处，欢迎批评教正。
史卫民
2019年11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