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新左派和反文化运动为罗纳德·里根的上台铺平了道路。这不仅因为他们的存在产生了对“放纵”的强烈反弹，也因为他们身上体现了一些后来为右派所代表的观点。1971年，克罗斯比、斯蒂尔斯、纳什和杨
在一首反对已故的理查德·J.戴利市长的歌中宣称：“规章制度，谁需要它们？”这些靠不住的里根革命的预言家们如是说。新左派将“企业自由主义”树为自己的敌人并将其击溃。但日后的结果并非完全是新左派预料到或是希望的。
对1960年代的讨论常常陷入乡愁和困惑之中。这种困惑是普遍的，因为“1960年代”对于如此众多的人而言意味着太多东西。太多的观念被随意地堆积在“新左派”这个标题之下，而且新左派也常常与反文化运动相混淆。事实上，用新左派自己的话来说，存在着“一个、两个、许多个”新左派，正像反文化运动包含了为数众多的分支那样。
那个时代也经常被拙劣地模仿，部分是因为不同的政治倾向【32】在1960年代中都发现了可资利用的东西。左派常常通过对当时那种英勇、大度的精神与日后生根的所谓“自私文化”的对比，来寻求有利的地位。右派则把1960年代描述成一个无序、堕落、文化崩塌的年代，将其同随后来临的工作和“企业家精神”的健康时代相对比。这两种拙劣的模仿，都揭示了左右两派告诉我们的美国政治的现状。
在英雄主义的叙事中，年轻激进派被描绘为相信自由主义信条的人，他们认为现代美国的种种不公，尤其是种族歧视，实在让人无法忍受。他们生活富足——不像他们的父母那样要承受经济上的压力，可以更深入地思考生活，这些年轻的反叛者们进而试图甩掉与一夫一妻制、性别角色及与偏见关联的个人限制。由于没有受到反身性的反共主义的约束，他们发现了一些别人拒绝正视的东西：美国在全球的强权既可以轻易地被用来造福，也可以轻易地被用来作恶，事实往往也是这样。受到弥漫于沃尔特·惠特曼的诗歌和爱默生思想中的民主精神的激发，这些年轻的左派们开始追求一种更为完美的民主模式——“参与式民主”，一种“个人可以掌控那些影响他们生活的决定”的民主。 [1]
在不那么英雄主义的叙事中，这些年轻的反叛者们被描绘成被宠坏的孩子，斯波克医生 [2] 育儿理论的可悲产物。这些永不安分的灵魂拒斥“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必要约束。他们摒弃那些创造了繁荣的规则，而恰恰是这一繁荣让他们得以享受生活中诸多美好的事物。他们把所有这些美好的事物都看成是理所当然的。他们将这些规则抛诸脑后，创造了一场反文化运动，而这一运动对于如何育儿漠不关心。他们对毒品文化在社会中产生的危害视而不见。他们完全不知道一个没有大家都同意的道德准则的世界将会是多么危险。诚如批评者所言，新左派抛掉了反身性反共主义，但他们却拥抱了一种或许可称为反身性亲共主义的态度，这种态度倾向于支持任何将美国视为对手的政体，不管它有多么独裁。最后，与他们的长辈相比，这帮新左派和反文化运动者们在美国式的物质诱惑面前更是不能自持。再没有什么能比这样一幅情景让新左派的批评者们感到高兴的了：突然发现一位十足的好斗分子此刻正在公司的律所或者投行里拼命工作。 [3]
以上两种观点都说出了一些真相，但都忽略了对方的真相，也【33】都没能抓住1960年代令人痛楚的复杂性。要想理解这个年代，必须做出如下的重要的区分：新左派与反文化运动的区分；新左派的积极努力与其对自由主义的批评的区分；这场运动的起源与后期演变的区分。
在所有的这些区分中，最重要的就是新左派和反文化运动的区分。
新左派最初是一场有意识的
政治
运动。它的着眼点并不是文化。它最开始的斗争包括抗议核弹和核试验，反对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的示威活动，以及伯克利校园里的言论自由运动。在《如果我有把锤子》
[4]
一书中，新左派学者莫里斯·艾泽曼证明，滋养新左派的很多思潮都根植于老左派们在1950年代对于新方向的探索。如此看来，新左派不过是对老左派的工作做了一点拓展而已，这让卡尔·奥格尔斯比，这项运动的早期领袖之一，提出了一个恰当的问题：“新左派为什么不是
当前的
左派呢？”他问道，“它新在哪里呢？”
新左派之所以新，首先在于它是在苏联失去了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领导地位之后产生的。到1950年代末，左翼对苏联模式残留的任何同情几乎都被赫鲁晓夫给毁了，先是因为他揭露斯大林，接着是因为他入侵匈牙利。共产党一团糟，而且对大多数左派而言，共产党已经不能定义什么是“左派”了。“红尿布婴儿”——共产党员和前共产党员的儿女——在组织新左派方面所扮演的角色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评价。但是正如托德·吉特林在他出色的著作《1960年代》（ The Sixties ）中描述的，即便是这些红尿布婴儿们也试图要和过去支持苏联的错误划清界限。许多早期新左派的领袖，著名的如汤姆·海登，体现的就是一种美国本土式的激进主义，而与苏联毫无瓜葛，它与叛逆的美国社会学家C.赖特·米尔斯的关系要比与卡尔·马克思的关系近得多。
但如果说新左派拒斥了美国共产主义的宗派主义的话，它同样也拒斥了那些反共左派的宗派主义。举例来说，这意味着“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SDS）
这一核心新左派组织，将禁止共产党员入会看作是“麦卡锡主义”的一种形式。他们决定在入会方面不应当有任何障碍。而这最终导致了SDS的毁灭，因为进步劳工党中阴郁的好斗分子在被准许加入SDS之后，造成了许多混乱。但在SDS建立之初，它【34】对于任何宗派主义的拒斥（包括反反共主义，anti-anticommunism），看起来的确让人兴奋。这满足了一种观念：这项新的激进主义显示了同过去的真实的决裂。“SDS的成员认为斯大林和社会民主主义者之间的残酷斗争是老左派失败的重要原因，”杰克·纽菲尔德在他1966年的关于新左派的书中写道，“他们下定决心不要重蹈覆辙。”纽菲尔德自己为反共主义进行了辩护，认为它是“证实一个人对于民主的坚定信仰的一种方法”。但是纽菲尔德对SDS的领导人抱有同情，他是这样描述的，他们“在情感上较之赤色分子要更反对迫害赤色分子的人，不过他们缺乏一个像社会改革模型那样的可以吸引共产主义者兴趣的东西”。
早期的新左派运动主要关心的是自由派未能信守的诺言，特别是公民权利，在这个问题上左派一直走在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的前头。肯尼迪和约翰逊有时会利用左翼的反对意见。在与黑人民权运动的领导层联合之后，这些年轻的好斗分子使得自由派可以更为容易地在左翼施加压力，以便抗衡右翼中主张种族隔离的南方民主党人的力量。但是这些好斗分子们总是怀着失望与愤怒走开。到了1965年，年轻的左派对于自由派领导人的言行不一几乎绝望了。
在其内心，早期新左派的政治立场有着深刻的民主倾向，它更多地来自美国的公民共和传统，而不是任何可被称为社会主义的东西。这也是新左派之所以新的地方。新左派的语言和方式都体现了一种热心参与的中产阶级的政治，这一阶级的成员认为如果公民全体与政治相分离，那么自由将会变得毫无意义。“我们力图建立一种个人参与的民主，它受到两个中心目标的支配”，《休伦港宣言》（The Port Huron Statement） [5] 宣称。这份宣言主要由汤姆·海登撰写，它是SDS在1962年就其原则所作的最终阐述。这两个目标是“个人参与到影响他生活质量和方向的社会决策中来”和“组织社会以鼓励人之独立并为他们的公共参与提供媒介”。
新左派的核心概念是“参与式民主”，其目标是公民不仅仅是为这个或那个政客投票，而应该有更多的作为。海登的这个观点来自阿诺德·考夫曼，密歇根大学的一位政治哲学家，曾是海登的老师之一。考夫曼写道，参与式民主的目标，“无论在现在还是过去，并非它在多大程度上保护和安定社区，而是它对增进人类思考、感觉和行动的【35】力量所做出的贡献”。考夫曼进一步说，参与式民主是一个比代议制民主更广阔、更激动人心的概念，而代议制民主仅仅局限于“各种以保障人权和社会秩序为目标的制度特征”。新左派的目标，不是秩序，而是改善人类自身。
在新左派看来，美国的人种亟待全面的改善。对新左派而言，1960年代早期的美国是一个充斥着异化的顺民的民族。“感觉到社会的复杂压迫着空虚的生活，”《休伦港宣言》宣称，“人们担心事情随时随地会失去控制。人们害怕变革本身，因为变革可能击碎任何无形的框架，而这些无形的框架眼下似乎能为他们把混乱遏制住。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所有运动都很可疑，都很危险。每个人在他的同辈人身上看到的都是冷漠，这一情况使得不愿组织起来实行变革的普遍心态永久存在。”
这的确是一幅冷酷的图景。“孤独、疏远、隔离描绘了今日社会中人与人之间遥远的距离，”这份宣言继续写道，“怀疑取代了希望——人们的行为出自一种带着现实主义标签的投降主义。”
要理解新左派，我们必须记住《休伦港宣言》
不是
在“顺从的”艾森豪威尔年代发表的，而是在约翰·F.肯尼迪总统任期的高潮，一个现在回忆起来充满无限希望的时期。新左派与肯尼迪当选总统始终有一种悖论式的关系。一方面，他们被肯尼迪对理想主义和自我牺牲的号召鼓舞，而且不少新左派骨干也是在和平队
中开始了他们的政治生涯。然而新左派认为肯尼迪著名的“实用主义”，以及他对“意识形态”的蔑视，恰恰是问题的一部分——就是他们所谓“带着现实主义标签的投降主义”的一部分。《休伦港宣言》的作者们对肯尼迪式的“实用主义”评价颇低，他们认为这破坏了乌托邦式的思考，强调的是技术而非目标。“现实主义被认为是带有末世色彩的，是具有欺骗性的”，《休伦港宣言》宣称，“没有任何严肃的志向，就是现实主义。”他们对“新边疆”
亦持如是观点。
现在回想起来，令人惊讶的是，新左派对自由派的实用主义的评价在右派那里得到了不少重要的回应，包括那些聚拢在小威廉·F.巴克利的《国家评论》（ National Review ）周围的人，加入“美国青年争取自由组织”的人，以及帮助巴里·戈德华特竞选的人。像新左派一样，这些新保守派们也认识到美国人生活在道德空虚之中。像新左【36】派一样，这些新兴的右派也在谈论“实用主义”的局限。像新左派一样，这些巴克利分子们也将“共识”政治视为自由派权力结构的遮羞布。
新左派关注创建活跃的公民社会，认为改善个体公民是政治的要义，就这些观点来看，新左派也对保守主义思想中的一个重要学派做出了回应。“人天生并不是带有不可离弃的权利的个体，而是一个政治人，他只有在城邦中才有可能实现他的本质和目的。”沃尔特·伯恩斯，列奥·施特劳斯的一位保守主义的弟子，在1957年这样写道。 [6] 然而没有证据表明伯恩斯影响了新左派，反倒是另一位保守主义者罗伯特·A.尼斯比特做到了这一点。尼斯比特的第一部主要著作，《寻求社群》（ The Quest for Community ）于1953年首次出版，绝版后于1960年代再次发行，据作者称，这是因为该书受到了新激进分子们的欢迎。如同新左派一样，尼斯比特反对自由派的顺从政策，并主张，像《休伦港宣言》所宣称的那样，“走出隔离，走进社群”。尼斯比特宣称社群会在自助和“同时那么一点小混乱”的基础上繁荣昌盛。他批评了个人间的“隔离”，宣称“任何东西，如果它阻碍了一个群体参与自己的政府管理，都将削弱社群意识”。尼斯比特以新左派的方式进一步批评了“知识分子对乌托邦理想的恐惧”，以及对“‘现实主义’的虔诚渴望”。他对一项后来新左派的中心观点的主题也做出了回应：庞大而难以接近的组织本身就是“异化的”。 [7] 尼斯比特后来成为新左派最严厉的批评家之一，但他在很多方面成为了新左派的早期预言家之一——当然他会辩驳，这是不经意的，而且还有一些误解。
这里重要的是，新左派认为其自身反对的主要不是保守主义，因为保守主义的思想在1960年代早期非常边缘，它针对的是“体制化自由主义”（establishment liberalism）。与它的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先驱不同，新左派宣称自己反对的是官僚、集权和专家。它的社会主义，在能够被看作是社会主义的范围内，则更多地源于无政府主义者和乌托邦主义者如蒲鲁东，而不是马克思或列宁。
因此新左派对肯尼迪式的自由主义持有怀疑。新左派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理查德·弗莱克斯，非常明确地指出谁才是真正的敌人。“对于左派而言，真正的威胁不是右翼，而是加固了的自由派中心，”他说道，“我们曾经谈起，如果肯尼迪一派实现了他们的计划，那将是民主的终结，因为全部的推动力都放在了技术统治和自上而【37】下的控制之上，而那正是我们所反对的。”
同样，以他们自己的方式，新兴的右派也是这样认为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右派和新左派之间的其他共同点也变得清晰起来。新左派学者，要比以往任何的自由派学者都更加赞赏旧有的孤立主义者，如罗伯特·A.塔夫脱的观点。在一本重要的新左派著作《遏止和变革》中，卡尔·奥格尔斯比——SDS的一位早期主席，对国会议员霍华德·巴菲特的看法表示过同情，后者曾是参议员塔夫脱在1952年竞选总统时在中西部的竞选经理。“我们的基督教观念不能靠金钱和枪炮输送到其他大陆，”奥格尔斯比引用巴菲特的话声称，“我们不能在国外逞强施威，而在国内保持自由。我们不能一边畅谈世界合作，一边却在玩弄权力政治。” [8] 随着反对越战日益成为新左派政治的中心，这些孤立主义者们发出的警告——一个全球干预的美国将越来越不民主，简直就是预见到了未来。
当然，我们也不能强调左右两边的类同过了头。右派和新左派在最为根本的政治问题——平等——上是对立的。保守主义者，例如尼斯比特，坚持认为可存续的社群只有在清晰的权威之上才能建立起来—— 权威 是尼斯比特所有思考的核心。反权威的新左派对此则强烈反对。此外，新兴的右派后来放弃了1950年代他们的前辈所主张的孤立主义，在对外政策上转而成为彻底的全球主义者。而新左派攻击大公司的目标也并未得到保守派的认同——虽然，当“美国青年争取自由组织”的成员在批评和俄国人做生意的公司时，也会表现得如同新左派。
尽管如此，新左派对自由主义的攻击还是起作用的，并且对自由主义国家的正当性发出了疑问。如果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于1960年代开始在智识上崩溃，那么这部分是因为新左派代表了一个具有极其善于表达又极具能力的破坏性群体。如果说新左派比自由派更严肃认真地对待了保守派的观念，那么保守派也投桃报李，使用一些新左派喜欢的概念，如分权、异化、社区控制——当然是为了他们自己的目的。
《休伦港宣言》有许多值得注意的地方，其中之一就是它对当时许多并未被广泛地认为是“政治的”问题给予了关注。像 孤独 、【38】 隔 离 、 疏远 这些字眼都反映出宣言的主要作者汤姆·海登在精神上的焦虑——他在天主教家庭长大，受存在主义思想影响极深。有时候，这份文件听起来像是教皇的布道词，比如它坚持认为社会的根本难题“不能通过更有效的人事管理或者更完善的工具来解决，而只有当人类的爱征服了人类对物质的顶礼膜拜时才能消除”。海登后来说，宣言中的一些语言确实是从教皇约翰二十三世的通谕《和平于世》（ Pacem in Terris ）里逐字逐句地照搬过来的。 [9] 不过这些精神上的焦虑不只是海登的个人特质。它们对于这场新兴运动是如何看待自己，如何脱胎换骨是至关重要的。以莫里斯·迪克斯坦富有表现力的语言来说，新左派的“目标不是夺取生产工具，而是改变人际关系”。正是因为新左派所关心的是文化和道德，人们逐渐越来越难把它和反文化运动区分开来。
如果有人要回溯反文化情感的起源，就会发现它大致发端于1950年代，那时摇滚乐正方兴未艾，垮掉的一代也刚刚浮出水面。
与很多文化发展一样，摇滚乐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技术的发展。当电视取代收音机成为喜剧和戏剧的主要传播媒介之后，电台就被迫寻找新形式和新听众了。几乎就在电台谋求新的出路的同时，摇滚乐诞生了。为了生计，当时全国的电台都接受了摇滚乐。托德·吉特林举了极具说服力的例子，来说明在那一代人心中调幅（AM）电台是造就我们 是同一代人 这一感觉的最为重要的力量之一。吉特林写道，唱片节目主持人，“在扩大同龄人群体方面起了很大作用，他们给摇滚乐迷们颁发了进入一个心照不宣的庞大小社会的证书。”吉特林继续写道：“即使是坐下来写作业，一听到40首好歌排行榜，我感觉就像插了电一样浑身都来了劲。猫王埃尔维斯·普雷斯利出道的时候，我们这帮人十岁或十二岁，正是摇滚乐让我们成为一代人。” [10]
垮掉的一代处在社会的边缘，它从未赢得摇滚乐那么多听众。不过垮掉的一代的感受方式也为后来的许多东西定下了基调。杰克·凯鲁亚克在1957年9月出版的《在路上》（ On the Road ）一书预示了不少反文化运动的主题，包括对顺从和乏味的反叛，对感官享受的重视，对黑人——社会弃儿——的羡慕。“对我来说，真正的人只能是疯子，”凯鲁亚克小说中的叙述者，他的超级自我，萨尔·帕拉迪斯宣称，“【39】这些人疯着生活，疯着说话，疯着被拯救，与此同时在一切事情上他们都精神错乱，他们也从来不嘟囔出一句平常的话，而只是燃烧、燃烧、燃烧，像神话中的黄色罗马蜡烛那样，然后爆炸，像蜘蛛穿过星空。”
如果有人想知道新保守主义反对反文化运动是何时开始的，不妨看看诺曼·波德霍雷茨在1958年写下的对凯鲁亚克的激烈批评。波德霍雷茨对凯鲁亚克提出的所有批评，后来都浮出水面，变成对反文化的批评。波德霍雷茨认为1950年代垮掉的一代的波西希亚主义是“对文明的敌对”，是一场“崇尚原始、本能、能量、‘鲜血’”的运动，它智识上的兴趣都转到“神秘主义的学说和反理性主义的哲学”上去了。垮掉的一代“对原始和自发性的崇拜不仅是反智情绪的一件外衣”，波德霍雷茨继续写道，“这同时也来自一种可悲的情感的匮乏。”垮掉的一代的反叛，波德霍雷茨宣称，是“那些精神贫乏、灵魂残废的人的反叛”。远在有人发现“我的时代”之前，波德霍雷茨就将垮掉的一代视为“无法走出自我的泥潭的年轻人，只好臆造出一个感觉的牢笼将他人排除在外——这些人，在他们看来，不过是在物质世界中悲惨地搏命”。 [11]
波德霍雷茨认为垮掉的一代无力反抗一些诸如“中产阶级”或“资本主义”这样特定的东西，但正是垮掉的一代反叛的“自由形式”使它具有了广泛的吸引力。如果说新左派拒斥了老左派的宗派主义，那么垮掉的一代和他们在反文化运动中的继承者，却觉得没有必要谨小慎微、分毫不差地确定究竟反的是什么。他们反对的是限制，包括对语言的限制。波德霍雷茨注意到凯鲁亚克对于所有情境最喜欢的一个反应就是“哇！”（wow！）在整个1980年代，当垮掉的一代的说话方式（beat-speak）让位于加州说话方式（Val-speak）
时，这自然也成了对于选择的一种表达。吉特林注意到对语言的这种怀疑观点也同样出现在摇滚乐当中，它联系起了“对语言的不信任、对正确的事物的不信任，对实用性本身的不信任”
。吉特林说，这种意识是，“我们感受如此深刻，如此艰难，如此迷人，只有我们放下了中产阶级的架子，放下在学校里学来的东西，不再
试图
字正腔圆，这种感受才能被表达出来。”历史学家弗雷德·西格尔则将此放在另一语境下考察：“语言规则被视为极权主义的薄弱边缘。”
吉特林和查尔斯·凯泽都认为，在塑造年轻白人对黑人和民权运动的态度方面，摇滚文化扮演了决定性的角色。他们注意到，摇滚【40】乐史无前例地将黑人音乐融入白人生活当中——先是白人音乐家选择采用黑人音乐，接着黑人的声音也终于被允许出现在白人主导的电台所发出的电波中。他们认为，文化的融合减小了民权运动的阻力，也解释了为什么有这么多中产阶级的白人青年会加入黑人的斗争之中。吉特林还将左翼的观点正当性的增强，追溯到左翼民谣进入政治主流上。皮特·西格和伍迪·格斯里都曾是共产党的英雄人物，他们后来都成为了 全国性 的民谣明星。鲍勃·迪伦——他承认格斯里是他的前辈——将民谣传统加入摇滚乐之中，使它更加流行。不过迪伦只属于他自己的那个时代，而并非格斯里和西格那代人中的一分子。任何政治团体都别想“规训”他。迪伦的部分早期作品全然是政治性的，关于种族不公和战争。不过迪伦也是个人主义者，几乎是一个爱默生主义者。于是迪伦创作并演奏的《铃鼓先生》（ Mr. Tambourine Man ）被吉特林准确地描述为“完全自由的个体的超验主义幻想”。 [12] 这首歌也让吉特林的一些朋友非常震惊，称其为“献给毒品交易者的颂歌”。
毒品对于反文化运动开始变得重要起来，部分是 因为 它们是非法的。吸毒是一种历险，是一种个人放任自己违法的方式，一种从日常中产阶级生活的常态和无趣中逃离出来的办法。毒品既是个人主义的表达，同时又是向一个挚爱的群体表示忠诚的方式。当然也有很多人只是觉得它 好玩 而已，就像前代和后代的人们觉得酒精好玩一样。一种温和的享乐主义是反文化运动最为有力的要素之一，而毒品就是这种享乐主义的一部分。
如果认为一种个人主义的、不关心政治的反文化运动是与社群主义的、政治取向的新左派格格不入的，那就是将二者之间的复杂关系简单化了。新左派发动了一场文化和道德反抗，但被视为政治反叛，在这方面，他们和反文化运动的同志是有很多共同点的，因为后者也正为新的“生活方式”而斗争。对于新左派所谴责的“异化”，反文化运动也有一个应答。尽管颂扬的是个人主义，反文化运动却也表达了它自己的群体归属感，尽管有时候并不那么前后一致。享乐主义，作为“觉得好，就去干”（if it feels good, do it）的变体，常常在团体中得到最好的实践，并且成为团队行动的一个原则，即便它不能将社会凝聚在一起。反文化运动在一些方面和左派是步调相同的：比如肯定温和胜过竞争，“和平”胜过“战争”，今日本真的生活胜过为了明【41】天而“投机取巧的”精打细算。在其关于1960年代和1970年代的精彩文章《美国对于理想自我的探索》中，皮特·克莱卡克认为1960年代孕育了“个性的民主化”，意即“有关个人成就的观点不断扩张，获得了多样化的发展，并且不断延伸，将社会每一阶层中的大量公民都包括进来”。 [13] 对于幸福的内省与追求，以及由此而生的无上快乐，成为了每一位公民的权利。黑人和本土美国人，男同性恋者和女同性恋者——每个人都是“美丽的”。
反文化运动与新左派的汇合提出了那个时代最具颠覆性的一个口号：“个人的即是政治的”。该口号要求对于政治参与者承担一种少见的道德责任，宣称个人的私生活应当完全符合其公开阐明的原则。一种温和的平等主义的政治要求私下里的行为也是温和且平等的。最终，这催生了妇女运动。这也有助于解释当时一种具有讽刺意味的情形，即反文化运动，和反战抗议运动一样，向天主教左派注入了新的活力。虽然天主教左派的道德观念，至少在理论上，反对文化放纵和性放纵。天主教左派对于自愿的成年人（包括资本家）之间的任何性放纵行为都持批评态度。但天主教左派，尤其是天主教工人运动，提供了一种整全道德观念，而这种观念恰恰旨在使个人生活与政治协调一致。随着越南战争成为那个时代的中心政治关切，天主教左派的和平主义主张成为一种日益流行的道德整全的表达。 [14]
但是，新左派与反文化在世界观上的矛盾也是显而易见的。新左派毕竟还是“左派”，而“左派”按照传统定义意味着社会主义，要求强大的政府强制实施再分配。而反文化运动一想到政府，就不喜欢。被克罗斯比、斯蒂尔斯、纳什和杨等人诟病的“规章制度”在反文化运动看来，就是那些反对毒品、堕胎、性实验、喧闹的摇滚音乐会、富有争议性的书籍、另类报纸的规则。在当时，只有少数反文化运动的批评者观察到了它的世界观将会多么容易滑入右翼教条之中。迈克尔·沃尔泽就是这些批评者之一，他于1971年写道，“做吧！”所体现的哲学就是“政治自由放任主义的一面镜子（经济自由放任主义何尝不是如此）”。 [15]
同时，新左派还要求一种与反文化运动格格不入的个人纪律。【42】在1960年代中期，新左派的中心任务是组织贫穷社区，艰巨的工作需要巨大的自制与隐忍。但工作本身就违背了反文化运动的道德命令——“觉得好，就去干！”1960年代向前推移，反文化与新左派的纲领之间出现了一道鸿沟。在那些政治化更强的新左派人士看来，美国的资本主义如此轻易地适应了反文化运动的价值——或者说反文化运动的追随者们如此轻易地适应了美国的资本主义，并不奇怪。
然而，当反越战运动来临时，反文化运动与新左派又联合起来了。也就在此时，年轻的好斗分子们发现了他们的敌人，那就是自由主义。
保罗·柯克是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前主席，也是肯尼迪家族的密友。他将约翰·肯尼迪的总统任期描述为“一次向伟大迈进的号召，那时的国家感觉自身充满朝气、状况良好”。 [16] 最重要的是，年轻就意味着积极主动。用肯尼迪著名的就职典礼上的演讲来说，美国愿“付出任何代价，承担任何重负，克服任何艰难，支持任何朋友，反对任何敌人，以确保自由的存在和成功”。肯尼迪的整个思路体现为他最喜欢的一个词： 活力 ，其前提理念是：大胆、无畏地运用纯洁的意志，能够解决所有问题。肯尼迪的思路里没有“温和”这个词。肯尼迪将问题视为挑战，他总是号召牺牲，他告诉每一个人，他要他们贡献很多，但不允诺任何回报。
肯尼迪最感兴趣的，是在军事领域和追求美国海外利益上强调活力的重要性。 [17] 在1960年竞选时，肯尼迪宣称艾森豪威尔–尼克松政府裁减了过多的军费，并（错误地）指控美国“在导弹上面临与苏联的差距”。为了在全球取得胜利，肯尼迪要求更为强大的总统权力——当时认为这一观点是“自由的”，因为强大的总统权力使人想起富兰克林·D.罗斯福总统。
肯尼迪的一大创新，就是他强调要阻挡共产主义的“民族解放”战争。回顾过去，尽管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曾放言要击退共产主义，但是艾森豪威尔政府一直都在动用国家武力的问题上非常谨慎。即便那样做时，也倾向于隐蔽的行动（比如1954年在危地马拉【43】）而非公开的。艾森豪威尔政府的主要目标是维持战后的势力均衡。对肯尼迪而言，这是“不可接受的”——这句话也和对他的记忆永远联系在一起了。革命性的挑战要用革命性的手段来应对。“付出任何代价”意味着像“绿色贝雷帽”（特种部队）这样的创新，意味着一个坚定的承诺：把共产主义者挡在南越之外。
猜测肯尼迪是否会像其接替者林登·约翰逊那样扩大越南战争，是一种有趣的尝试，但不会有什么结果。肯尼迪在去世前给出了一些混杂的信号。他的一些举动被解释为“向左转”，比如寻求与苏联签订禁止核试验协定，又比如他1963年在美利坚大学的演讲：“让我们重新检视我们对冷战的态度。”肯尼迪也表现出一些对青年激进分子的同情。比如1962年2月，一群青年人在白宫外示威呼吁核裁军，肯尼迪派一名白宫仆役给他们送去咖啡。这一姿态既是居高临下的又是支持性的。这群年轻的抗议者中，许多人后来成为新左派的领袖。 [18]
尽管如此，在其任期的多数时间，肯尼迪还是将自由主义等同于反共政策，而且他的反共政策比艾森豪威尔要大胆、有活力得多。这一点是非常清楚的。新左派有着大量的理由认为在越南的战争是自由主义战争。结果，新左派对自由主义者和几乎他们所有的作为都激烈反对。“伟大社会”的方案被谴责为“大烤肉架”。尊重他人的宽容被叫作“压迫的宽容”。自由主义也成为“公司自由主义”。新左派学者、编辑詹姆斯·温斯坦指出，现代自由主义“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美国社会出现的大公司和金融机构的老板们有意识的作品”。温斯坦认为越战显然是这种现代自由主义的“实现”，
[19]
战后的繁荣可能只是因为“军事化经济”保持了高就业率，这也成为新左派的核心论点。“自由主义的凯恩斯主义”变成了“军事凯恩斯主义”。肯尼迪主张的“付出代价”和“承受重负”在新左派看来就是这个“自由世界帝国”
的成本。到后来，新左派对于美国对越南政策的批评成了对“美帝国主义”的攻击。
单从事实和历史的角度来讲，认为战后的美国正在扮演某种“帝国的”角色，既不是不够理性，也并非必然是反美的。尽管如此，【44】新左派对美国政策彻头彻尾的批评几乎让反战运动失去了吸引力。到1968年，整个国家都明显都转到反对越战上来了，但很多反战的美国人都不打算称他们的国家是“不道德”或是“帝国主义”的。新左派对美国“帝国主义”的批评越是在反战运动中被看作中心意识形态，那些支持介入越南的人就越容易将他们的对手看作是在反美国。哈佛大学一位年轻的政府学教授威廉·施耐德挨家挨户采访了马萨诸塞州萨默维尔市的劳工阶层投票人。一位年长的女士强烈谴责越战，指责这场战争是哈佛大学（顺着马路往南走就到了）的教授们造成的。随后施耐德问她是否同情那些反战的学生抗议者，她回答道：“不，他们更差劲。”
美国人既讨厌制造战争的教授，也讨厌这些教授生下来的越来越反美的小兔崽子。
用长远的眼光来看，新左派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批评对主流的自由主义产生了实质影响。但是战争本身却将一场乌托邦式的充满希望的运动推向了苦涩与暴力。正如吉特林指出的，在媒体政治的特定场景下，暴力和极端行为繁衍出更多的暴力和极端行为，因为这场运动的主要成员已不是它自己的骨干分子，而是电视屏幕。吉特林认为大众媒体对新左派当中的一小撮暴力分子过于着迷，他们大肆渲染该运动中极端分子的观点，以致最终排除了其他看法。结果，SDS的一小撮新成员距离政治主流如此之远，最终被迫陷入暴力路线，走上一条与政治无关的道路。不过，不管新左派的问题是否主要是媒体的过错，很清楚，对战争的悲情使得这场运动越来越远离大多数美国人所认为的政治现实。新左派与主流政治的主要联系成为保守政客的替罪羊。 [20]
新左派失败的一个公认标志是1970年3月6日发生在纽约西十一街一间联排住宅里炸弹作坊的爆炸。这场爆炸造成三位未来的革命者死亡。但是，以这一住宅爆炸事件作为新左派的最终象征还是过于简单了。一方面，炸弹制造者仅仅是这一广泛运动中的一星半点边缘人物。另一方面，只有新左派的大多数“正式”组织（包括SDS）变【45】得无关紧要时，这场运动的理念才开始对主流自由主义产生真正的影响。
如果说新左派憎恶自由主义，那么自由主义则绝非一致痛恨新左派。不少自由主义者应对新左派挑战的方式不是向右转，而是向左转。他们接受了很多新左派关于自由主义的失败的说法。
相当数量的自由主义者向左转这一趋向，从某些方面上说是自然的过程，是冷战前政治局面的恢复。“新政”联盟总有一批健康的左派分子，在“二战”后的反共浪潮中被民主党赶了出来。实际上，很多人脱离民主党，以支持1948年亨利·华莱士针对哈里·杜鲁门的反冷战起义。对这些“进步主义者”而言，新左派是上帝的恩赐，是一代新人已经准备好在1950年代的废墟之上重建左派的信号。
不过，对于民主党政治转型至少同样重要的，是1950年代党内中产阶级改革运动的兴起。这些民主党改革者通常是自由主义者，但绝对不会是左派分子。他们当中的很多人从阿德莱·史蒂文森的总统竞选中获得了灵感。他们欣赏的不仅是史蒂文森的观点，还包括他的风格——安静、文雅、聪明。这正是中产阶级上层寻找的那种候选人。
改革者认为政治的目的是政策，而非庇护关系。因此，他们痛恨那些他们称之为“党棍”的人。这些“党棍”则常常把中产阶级改革者排除在组织之外以报复他们。新人们针锋相对，成立自己的独立团体——“改革民主党”组织。政治学家詹姆斯·Q.威尔逊于1962年出版的《业余民主党人》一书，记录了他们的努力，其中指出改革者的支持者和“常规支持者”之间存在明显的阶级裂痕。 [21] 一般而言，这些改革者要比那些“常规支持者”的生活好得多。在大城市，尤其是纽约，改革者以白人新教徒和犹太人居多，而“常规支持者”则以天主教徒居多。因此，民主党内的阶级之争并非像人们时常认为的那样开始于1960年代末的斗争，而是开始于1950年代的龃龉。
反战起义为中产阶级改革者创造了一系列新的联盟。同改革者【46】一样，反战运动的多数青年活跃分子也不喜欢党内的“常规支持者”——他们倾向于效忠林登·约翰逊和越战。在纽约，1968年总统初选中那个寻求挑战约翰逊战争政策的联合组织——民主党非正统同盟——已经被老改革者控制了。顺理成章，尤金·麦卡锡成为反战改革者属意的候选人。在竞选总统之前，麦卡锡在国内政治上最出名的举动是1960年民主党全国大会支持提名阿德莱·史蒂文森的雄辩演说。一个规律是，改革者们更喜欢麦卡锡冷静、理性的作风，而非罗伯特·F.肯尼迪炽烈的怒火。改革者们也怀疑肯尼迪同党内“常规支持者”结盟的意愿，在那里他随处都能找到一些准备反对约翰逊的人。 [22]
新左派和民主党内“新政治”改革者在知识上的联系是阿诺德·考夫曼，正是这位政治哲学家将“参与式民主”的理念传授给了汤姆·海登。
考夫曼的目标是促使自由主义具有左派倾向，他1970年的宣言标题正恰如其分地表达了这一点：《激进的自由派》。但是，在考夫曼看来，新政治作为史蒂文森党人旧改革政治的新版本，在很多方面还不够激进。“新政治的原则是议题政治，而非候选人政治，”考夫曼写道，“忠诚于党、忠实于候选人、赢得选举，这些东西都只有在有助于实现激进自由主义的纲领与价值时才是重要的。由此，新政治的实践者随时准备投民主党候选人的反对票，只要这样做符合他们对议题的关注。”一看便知那些职业政客为什么对“新政治”没什么好声气了，对于职业政客来说，选举获胜才是最重要的。他们的观点和考夫曼相去甚远。考夫曼宣称：“‘新政治’意味着，最应该关注的是政治过程的全部动力，而不是‘两害相权取其轻’之后，关注不那么邪恶的政客的卑鄙野心。”“卑鄙的”政客领会了这一点，便处处和改革者、反战分子作对。
不过，说“新左派”通过党内的反战造反掌控了民主党，做得还是太过头了。其实新左派的正式组织，尤其是SDS，经常攻击民主党。不过反战运动确实让左派及其理念重新回到了民主党中间。如果说冷战政治秩序在国内开始于亨利·华莱士与哈利·杜鲁门的决裂，以【47】及与共产党有联系的工会从产联
中被清除，那么冷战在民主党内则结束于1967年11月麦卡锡宣布参选总统。突然间，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批评从禁区变成了党内正常讨论的内容。换个视角来看，1964年，只有韦恩·莫尔斯和欧内斯特·格里宁两位民主党参议员投票反对介入越南战争的“北部湾决议”（the Gulf of Tonkin resolution）。1965年，只有七名民主党众议员投票反对军事预算以抗议越战。到1970年，反战力量已经在国会民主党人中占据优势。到1980年代，参众两院的绝大多数民主党人都反对美国对尼加拉瓜反政府游击队的军事援助。简而言之，冷战自由主义从民主党内势不可挡的统治性趋向，变成了虽具影响力但身陷包围之中的少数派观点。
再没有哪个州的变化像马萨诸塞州这么显著了。那里往往被视为现代自由主义的心脏地带。
1962年，爱德华·M.肯尼迪击败共和党人乔治·卡伯特·洛奇，当选为代表马萨诸塞州的参议员。这场竞选吸引了全国的注意力，因为总统的弟弟试图获取总统留下的参议院席位，并向选民暗示他与白宫的家族联系将给该州带来好处。肯尼迪的口号是“他能为马萨诸塞做更多事情”。选民认同了这一点，肯尼迪胜利了。
不过，这次角逐之所以重要的另一个原因，是哈佛大学教授、受人尊敬的历史学家H.斯图尔特·休斯作为争取和平的独立候选人参加了竞选。休斯号召分步走的单方面核裁军，作为肯尼迪冷战自由主义的替代方案。从一般的选举标准来看，休斯的竞选输得很惨——他只得到了200万张选票中的5万张。但是从其他方面来看，休斯的竞选却惊人地成功：自1948年亨利·华莱士以进步主义姿态参加竞选以来，对冷战自由主义的批评从未被认真聆听。尽管休斯的参选获得了老左派残余势力的支持，包括那些曾经参加或接近共产党的人，但是休斯自己显然不是一个共产党人，他的参选更多被看作是自由主义的理想主义的表现，而非危险的激进主义的工具。他的竞选获得了哈佛大学很多青年左派分子的支持，这些人日后都成了SDS的领袖。
休斯参加竞选被证明是一次对反战运动的试运行，它孕育了一个名为“马萨诸塞州争取和平政治行动”（又称马萨诸塞和平，mass pax【48】）的组织。五年之后的1967年，尤金·麦卡锡的总统竞选阵营中就有许多领导人是当年休斯竞选阵营和“马萨诸塞和平”组织中的老将。1969年10月“越战终结集会”的启动资金就主要来自两位商人杰罗姆·格罗斯曼和伯特伦·A.亚弗，他们同时是“马萨诸塞和平”组织的领导人。格罗斯曼、雅弗以及“马萨诸塞和平”组织的其他领导人都深入地参与了麦戈文1972年在马萨诸塞州的竞选，格罗斯曼还被选入了民主党全国委员会。随后“马萨诸塞和平”组织与1968年麦卡锡竞选阵营的后续团体——“争取参与式政治公民联盟”合并（注意其对“参与式民主”这一来自新左派与考夫曼的概念的重视）。这一“新政治”势力在将反战人物选入马萨诸塞州的政治高层方面扮演了决定性的角色：迈克尔·哈林顿、罗伯特·F.德里南神父、吉姆·香农、格里·斯塔兹和巴尼·弗兰克进入了州众议院，约翰·克里进入了州参议院。尽管迈克尔·杜卡基斯的根基来自早期的史蒂文森改革传统，而非反战政治，但他还是需要讨好党内的反战派别，获得他们的支持以便在1974年赢得州长职位。
简言之，斯图尔特·休斯竞选时期被看作“激进分子”的那些人，如今已构成马萨诸塞州主流政治中的多数，并由他们来定义自由主义。最确定无疑的标志就是特德·肯尼迪（爱德华·肯尼迪的昵称）本人，当年休斯的对手，如今却被视作向全国展示马萨诸塞式左派自由主义的代表。在全国各州的民主党中都有类似马萨诸塞的经历，特别是纽约、加利福尼亚、科罗拉多、威斯康星、俄勒冈和艾奥瓦。
党内的反战造反运动还带来了其他变化。1968年，罗伯特·肯尼迪和麦卡锡最终赢得了所有的民主党党内初选，但民主党提名的总统候选人却作为奖品给了休伯特·汉弗莱，此君一次初选都没赢过。这一公然的冒犯引起了要求制定新的党内规章的强烈呼声。改革者通过一个以参议员乔治·麦戈文为首的委员会控制了党的规章制定过程。
麦戈文委员会创造了一个遴选总统候选人的革命。遵循“参与式民主”的理论，新规则坚持由初选和公开的干部会议，而不是党的领导人的愿望，来主导提名程序。 [23] 就像新左派抨击冷漠的官僚那样，新的民主党改革者也抨击那些“党内大佬”。民主党内的改革精神直接影响了共和党。多数州的议会掌握在民主党手中，他们必须通过新【49】的初选法以使各州同全国规则相一致。这些法律通常涵盖各党，因此共和党接受了“改革”法案，尽管他们经常不情愿。
麦戈文规则在遴选党代会代表方面引入了积极行动
，以增加黑人、西班牙裔、亚裔、妇女以及青年的代表席位。这些规则是党外抗议运动的声音被党内听取的另一例证。新规则孕育的最有名的争执在未来的年代里有着象征性的以及实际的后果。与乔治·麦戈文竞选活动紧密联系的反战势力对理查德·J.戴利市长参加1972年党代表大会的芝加哥代表团表示质疑。质疑者指责，由伊利诺伊州选民自由选举的戴利代表团并不足以代表黑人和妇女（按照数字标准，它确实没有满足规则的要求）。质疑者赢了，戴利代表团被赶出了代表大会。一个新的代表团入座。它的一位领袖是年轻的牧师杰西·杰克逊。
这场围绕戴利代表团的斗争表明了民主党内改革派系兴起的一个主要后果：党内白人劳工阶层的力量在衰落，他们倾向理查德·戴利而非中产阶级改革者（也不是杰西·杰克逊）。长远来看，强调参与的新规则导致富人地位的上升和工人以及中产阶级下层的地位下降。1988年，《华盛顿邮报》记者托马斯·拜恩·埃德萨尔在一篇文章中不留情面地指出：“初选和干部会议的参加者向富裕阶层和中产阶级上层倾斜……这些代表遴选程序在不断加剧工人阶级社群的政治组织的衰落。” [24] 这和早期新左派平等主义者首先提出“参与式民主”理念时头脑中想的根本不是一回事。
但是在另一意义上，这样的结果并不意外，因为新左派始终主要是一场
中产阶级
运动，甚至是中产阶级上层的激进主义运动。它在工人阶级中的根基并不稳固，甚至并不存在。即便在它最民主的时刻，即《休伦港宣言》发表时，新左派也显示出对其他美国人的某种蔑视。“我们是少数，”他们在宣言中自豪地宣称，“我国人民的绝大多数认为我们社会和世界的暂时均衡是永恒有效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受过良好教育的富裕阶层的普通精英主义【50】和列宁式精英主义（通过这一思想，学生激进分子视自己为与第三世界人民结盟的革命先锋）联系在一起。赫伯特·马尔库塞帮助新左派发展了一套理论，它把工人阶级——马克思的历史驱动力——径直地抛弃了。在马尔库塞看来，美国白人工人阶级已经被资本势力用电视机、洗衣机以及其他消费主义的恶俗产品收买了。年轻左派分子把工人阶级一笔勾销的同时，工人阶级也把年轻左派分子一笔勾销了。警察和建筑工人觉得他们完全有理由挥舞拳头和警棍教训这些纨绔子弟。1960年代末理查德·尼克松和乔治·华莱士所代表的政治右派，则很高兴把工人阶级从马尔库塞的垃圾堆里捡回来，收获他们的选票。
如果说新左派和反文化运动受到不同政治倾向的分析家们如此众说纷纭的处理，那是因为新左派对政治的影响——尤其是对美国自由主义的影响——本来就是一个充满反讽和悖论的故事。短命的新左派一开始提出了许多正确的问题，但最终它却决定性地促成了一个充满虚假选择的政治。
新左派对参与式民主的呼吁是值得赞赏的努力，美国的政治制度似乎在培育消极公民，而它试图为这一制度注入活力。在这里，新左派和保守派都正确地质疑了自由主义的“共识”政治。尽管约翰·F.肯尼迪本人是共识政治的行家里手，但是他也意识到了美国政治中的空虚，并围绕牺牲和公共奉献的理想塑造他的竞选和任职。肯尼迪也知道，美国的公共生活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远离它的共和理想了。
新左派早期围绕参与式民主的组织工作无疑发挥了有益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式政治总是倾向于精英，因为这些更富有、受教育程度更高的人，比那些阶级地位低的人，总是有更多的时间、金钱和资源投身政治。民权运动和新左派的组织者力求克服这些偏见，并取得了一些重要的胜利。围绕南方黑人选民登记和确保1965年《选举法案》（Voting Rights Act）通过的斗争，取得了自妇女选举权之后这个国家步伐最大的一次民主进步。新左派的精神超越了自身的组织界限【51】，赋予成千上万出身富裕家庭的白人学生以动力及勇气——同黑人一起参与艰巨而危险的争取这些变化的事业。新左派在北方城市的组织工作更少英雄色彩，但他们的一些工作帮助创建了那些存续至今的为穷人代言的政治组织。
新左派同样活跃在大学校园里和民主政治中。参与式民主理念在“公民行动”（Citizen Action）这样的团体中是健康的、充满活力的。“公民行动”将全国范围内的穷人和工人阶级街坊四邻组织起来，在许多州为自由派参议员候选人和州长候选人获得选举胜利给予了巨大帮助。这一组织的领导人同时是早期新左派的领导人。在工会里、在公益律师事务所中、在拉尔夫·纳德的组织里、在州政府中，甚至在国会中，都可以发现新左派那些久经沙场的老将们。
然而随着1960年代的继续，新左派的政治能量越来越多地关注于文化议题与战争，这场运动开始危及自身的目标。对美国政府的愤怒转变为对美国社会的仇恨。在左派与支持社会改革但仍依循传统道德律令生活的美国大众之间，先锋文化与先锋道德制造了一道鸿沟。于是，当“参与式民主”理论以一种公认不完美的方式适用到民主党头上时，最终使得权力集中到了文化“先进的”中产阶级上层手中。这几乎没有推进民主事业，因为中产阶级上层在两党中已经拥有了很多权力。
在反战运动中，新左派的悖论表现得更为明显：它既是一场伟大的胜利，也是一次巨大的失败。一方面，国内日益增长、日益组织良好的反战行动让政府监控它的难度越来越大。战争结束以后，反战运动对海外干预的质疑已经被大多数美国人所分享。“再也不要有越战”不是一个左派观点，而是主流的愿望，甚至，布什总统关于海湾危机的声明也体现了这一点。
然而越战及其余波给美国自由主义者及其左派盟友制造了极大的麻烦。在某种意义上，自由主义者和中间偏左的民主党人两头都不讨好：一方面，他们被指责应当为转变成“自由主义战争”的冲突【52】负责——在将越战确立为自由主义的产物方面，新左派起到了不小的作用。另一方面，民主党随后与反战运动的紧密联系，使得他们在那些温和、保守的选民眼中成了一个军事上软弱、焚烧国旗、逃避兵役的政党。
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批评几乎总是被对手贴上“反美”的标签。异议者的危险就是在政治上被封杀，但是异议者很少会如此自愿合作以证成敌手的主张。由于将反美视为一项崇高使命，新左派中更加边缘的分子分裂了，阻碍了反战运动。他们开创了空洞的象征主义政治的先河，这种政治把如何对待、处理美国国旗当作了比美国国旗到底代表什么更加重要的政治问题。那些鄙视乔治·布什像使用党派标志那样随意使用美国国旗的人，要谴责1960年代的焚烧国旗者，因为是他们的行为令布什的策略成为可能。甚至共产党都蛮有心计地用美国国旗装饰会场，并宣称共产主义是“20世纪的美国主义”。新左派就是这样犯下了最重大的政治错误：他们更多是被他们自己、而非敌人的行为击溃的。
更深层的悖论在于新左派与自由主义的关系。一开始，新左派的领袖们很清楚他们的敌人是自由主义国家——其中的部分原因是他们从未认真对待过保守主义。但是在美国却出现了如下状况：那些无法与自由主义者共存的激进分子也离不开自由主义者。只有在保守主义取得一系列胜利之后，那些遗留下来的青年激进分子中的一些人才重新发现了他们所打倒的自由主义体制的优点。因此，新左派最具思想性的理论家之一，威廉·康诺利在1980年罗纳德·里根当选总统之后很快表示，新左派完全有理由为自由主义的逝去而悲痛。康诺利指出，“当面对一个健康的相信福利国家可以培育正义和善好生活的自由主义体制时，抗议政治才会达到兴旺的顶点。”“只有当自由主义信条在我们的政治中仍保有强大势力”，并开辟了激进分子能够在其中运作的政治空间时，激进分子才有望取得进展。但是，康诺利悲叹道，无论是新左派还是自由主义从来都没有充分、完全地明白“他们之间互相依存、互相依赖的密切关系”，等到明白时却已经太晚了。新左派帮忙毁掉了一个他们非常需要的自由主义体制。 [25]
保守派为了不同的目标精明地利用了新左派的理念。“小的就【53】是美的”，这一来自新左派对小型共同体的迷恋的观念，被保守派用来为小企业的“企业家精神”和创造力辩护。权力去集中化，长久以来是一个保守派的话题，在以左派语言表述之后被赋予了新的合法性。新左派对官僚制的抨击被便利地用来抨击“大政府”。所有这一切使得那些二十岁时支持反战运动、听著名摇滚乐队杰弗逊飞机的人，更容易在他们三十出头时投票支持罗纳德·里根——他们仍旧喜爱摇滚乐。
新左派与反文化的信条以更加根本的方式滋养了保守主义的复兴。从“异皮士”到“雅皮士”，
从“我们这一代”到“我这一代”的转变，时常被看成一个明显的断裂，一种随着“婴儿潮”一代长大而发生的心绪变化，即随着时光推移变得更加“严肃”（也有人说是“自私”）。毫无疑问，成长似乎令许多人越来越接纳保守的理念。但是，右派兴起的主要原因还是新左派与反文化运动之间的政治矛盾。向“我这一代”的转变并不是同过去的决裂，而是重心的转移。
自由放任主义作家杰夫·里根巴赫对这些看得比大多数人都清楚。在里根巴赫的分析中，新左派要紧的东西是它的反权威主义、个人主义以及对国家的怀疑态度。越战引起了对军队、征兵和与外国盟友纠缠的不信任。里根巴赫认为，年轻人基于很多原因反对越战，但其中之一确实是战争打乱了他们自己的生活——而且没有什么显而易见的正当目的。与此同时，毒品文化明确无误地要求自由放任：废除管理毒品的法律，“ 别管我们 ”。 [26]
其他议题也是如此：同性恋希望废除禁止鸡奸的法律（“别管我们”）；女权主义者希望废除禁止堕胎的法律（“别管我们”）；黑人希望废除推行种族隔离的法律（“别管我们”）；还有许多反对音乐、书刊和另类印刷品审查的斗争（“别管我们”）；到处都在呼吁独裁国家解除移民限制、废除酷刑、停止对持不同政见者的监禁（“别管 他们 ”）。
里根巴赫的分析忽视了一点：1960年代的新个人主义者愿意利用政府推进他们的事业。例如，黑人、女权主义者、同性恋渴望 新的 【54】法律保护他们免受歧视。然而，里根巴赫的见解对于理解里根主义的兴起还是很关键的。很多在1980年代被认为是保守政治的东西其实是 自由放任主义 ，这和1960年代的反权威主义冲动一点都不矛盾。许多曾经因为新左派和反文化抨击权威而被新左派和反文化吸引的年轻选民，又因为保守主义抨击国家而被保守主义所吸引。就这样，新左派发动了同家长式自由主义国家的斗争并取得了胜利，然后是右派收拾残局。
[1] 此书绝妙地传达了新左派身上的惠特曼和爱默生风格：Todd Gitlin, The Sixties: Years of Hope,Days of Rage （New York: Bantam, 1987），特别见pp.66–77和pp.200–203。我关于新左派的观点受吉特林影响甚多，这得益于他的著述和几次非常有帮助的谈话。卡尔·奥格尔斯比（Carl Oglesby）最早宣称“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SDS）“非常爱默生化”，见Jack Newfield, A Prophetic Minority （New York: The New American Library, 1966）, p.123。
[2] 本杰明·斯波克医生（Benjamin Spock，1903—1998）：因其在1946年出版的《婴儿与儿童保健》（ Baby and Child Care ）一书而闻名，适逢“二战”后婴儿潮，此书立即成为育儿方面的畅销书。他鼓励父母在抚养时运用常识并尊重孩子，这导致有人批评他为“放纵之父”。斯波克医生因在政治上反对越战、主张和平而重获好名声。——译者注
[3] 保守主义攻击新左派的基本文献是Peter Collier and David Horowitz, Destructive Generation （New York: Summit Books, 1990）。
[4] Maurice Isserman, If I Had A Hammer: The Death of the Old Left and the Birth of the New Left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7），1960年代的左派在思想上到底有多少东西归功于1950年代的左派，此书做了很好的研究。
[5] 《休伦港宣言》重印于此书附录：James Miller, Democracy Is in the Streets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87）, pp.329–374。米勒此书是讨论休伦港的意义和新左派意识形态的最好著作。
[6] 转引自George H. Nash, The Conservative Intellectual Movement in America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9）, p.222。
[7] Robert A. Nisbet, The Quest for Communi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reprint）,pp.xvi–xvii.
[8] Carl Oglesby and Richard Shaull, Containment and Change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1967）, p.166.
[9] 见Tom Hayden, Reunion: A Memoir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8）, pp.95–96.
[10] 见Gitlin, p.42。另外一个对摇滚乐影响的不错的研究：Charles Kaiser, 1968 in America （New York: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1988）, pp.190–214。
[11] 关于凯鲁亚克和垮掉的一代，一个精彩的资料汇编是Viking Critical Library edition of On the Road , edited by Scott Donaldson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79），包括《在路上》的文本和一系列好文章。波德霍雷茨重印的文章为，“The Know-Nothing Bohemians” pp.342–56。特别见pp.354–56。关于凯鲁亚克一本特别有用的书是Dennis McNally, Desolate Angel: Jack Kerouac, the Beat Generation and America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9）。
[12] 见Gitlin, p.200–201。Harry C. Boyte也分析了这首歌的重要性，见其 Commonwealth: A Return to Citizen Politics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89）, pp.72–73。
[13] Peter Clecak, America's Quest for the Ideal Self: Dissent and Fulfillment in the 60s and 70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引用见13页。克莱卡克对他的理想的详细讨论，见pp.179–226。
[14] 关于天主教左派已经出版了许多好书。两本唤醒回忆、充满同情的著述是Francine du Plessix Gray, Divine Disobedience: Profiles in Catholic Radicalism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1），以及Robert Coles, Dorothy Day: A Radical Devotion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1989）
[15] 沃尔泽的文章重印于Michael Walzer, Radical Principles: Reflections of an Unreconstructed Democrat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0）。引用见151页。
[16] 转引自David Burner, John F. Kennedy and a New Generation （Boston: Little, Brown, 1988）, p.169。
[17] 关于肯尼迪对外政策的一个短小精当的讨论，见Stephen E. Ambrose, Rise to Globalism:American Foreign Policy Since 1938, fourth revised edition （New York: Penguin, 1985）, pp.180–200。
[18] 关于肯尼迪和越战，最公正的叙述或许是Herbert S. Parmet所言：“我们永远不可能知晓肯尼迪将要对美国卷入南越做些什么；很有可能他本人也不知晓。” Herbert S. Parmet, JFK: The Presidency of John F. Kennedy （New York: Penguin, 1984）, p.336。不过，肯尼迪曾经担心反共议题的能量，担心像杜鲁门“丢掉中国”那样“失去越南”。一名持同情立场的传记作者Burner得出结论：“几乎可以肯定，肯尼迪如果活着将使越战升级；其他情节不过是他的崇拜者的一厢情愿。”Burner, p.112。Amrose讨论了肯尼迪在美国大学的演讲，pp.198–200。关于肯尼迪给抗议者送咖啡，见Gitlin, p.94。
[19] James Weinstein, The Corporate Ideal in the Liberal State, 1900 – 1918 （Boston: Beacon Press,1968）, pp.214–53.
[20] 吉特林论媒体和新左派，见Todd Gitlin, The Whole World Is Watching: Mass Media in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the New Lef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0）。
[21] 关于民主党改革者的权威著作是James Q. Wilson, The Amateur Democrat （Chicago: Universityof Chicago Press, 1966）。关于史蒂文森和改革者，见pp.52–58。从更同情常规支持者的角度对这些问题的可喜讨论，见Daniel P. Moynihan, “‘Bosses’ and ‘Reformers,’” Commentary （May 1961）。此文重印于Moynihan, Coping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3）
[22] Charles Kaiser对肯尼迪和麦卡锡的竞选做了精彩讨论。又见Arthur Herzog, McCarthy for President （New York: Viking, 1969）
[23] 关于民主党的改革，见Nelson W. Polsby, Consequences of Party Refor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与Byron E. Shafer, Quiet Revolution: The Struggle for the Democratic Party and the Shaping of Post-Reform Politics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1983）
[24] Thomas Byrne Edsall, “The Changing Shape of Power: A Realignment in Public Policy,” in Steve Fraser and Gary Gerstle, ed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New Deal Order: 1930 – 1980 （Princeton, 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9） , p.278.
[25] 引自William E. Connolly, “The Politics of Reindustrialization,” Democracy （July 1981） , p.17。
[26] Jeff Riggenbach, “In Praise of Decadence,” The Libertarian Review （February 1979） , pp.22–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