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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既是论战之作，也吹响了进行政治革新的号角。本书还是1960年代以来美国意识形态政治的历史，而且我越来越觉得，或许它的主要功能就是充当这样一部历史。本书试图通过审视当代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成就和错误转向，探究今日政治的根源。《为什么美国人恨政治》一书的核心观点是，观念对政治的塑造，远远超过大部分关于公共生活的记录通常承认的程度。我坚信，观念不仅影响精英和知识分子，也影响普通选民。有时我甚至认为，普通人对观念的重要性的认识，要比精英更清楚，对那些自1960年代以来就一直在塑造我们的政治的运动之兴起，这些精英常常感到惊讶不已。这些运动通常是从下到上兴起的，不是自上而下强加的。民权运动、女权运动、环保运动以及各种各样的反战运动都是如此，1960年代巴里·戈德华特、小威廉·F.巴克利、罗纳德·里根领导的保守主义造反运动，基督【10】教保守主义和自由放任主义运动，在过去三十年间动摇政治的形形色色的抗税运动，莫不如此。
当然，影响政治的不只是观念。利益集团的金钱和权力也影响政治。否认这一点是幼稚的，就像假装观念不影响政治一样幼稚。但是即使在这里，在对巨额金钱政治爆炸的反对声中，另一套观念在政治改革运动中冉冉升起。这一运动为约翰·麦凯恩在2000年共和党初选中争取总统候选人提名加油添柴，在2004年，这一观念也对所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核心诉求发挥了重要作用。众多的美国人看到政治被有钱人主宰，这使得巨额竞选捐款也成为美国人不信任政治，甚至有时仇恨政治的一个主要原因。
本书的核心论点是，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长久以来把政治议题设定为一系列的虚假选择，美国政治中的许多问题都可以追溯到我们主导意识形态的失败。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被各自的矛盾所折磨，为了对自己形形色色的选民的需求做出回应，他们 不容许 国家去解决那些最被困扰的问题。1991年，在一个又一个议题上，本书就坚持，关于美国究竟向哪里去，或者至少我们应该辩论哪些问题，是存在共识的；是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使得这些共识无法表达自身。对那种意识形态驱动的“非此即彼”的政治所呈现出来的虚假选择，选民已经受够了。
就其最好的一面而言，民主政治就是小亚瑟·施莱辛格所谓的“寻求解决办法”。民主政治的目的是解决问题，解决争议。但是自从1960年代以来，赢得选举的诀窍，却是一次又一次地重启同一批引起分裂的议题。这些议题本身并没有得到重新辩论，没有任何新的解释。有的，只是旧的憎恨，旧的愤怒，一遍遍搅起来，其企图不过是得到选民又一次投下的愤怒抗议的选票。政治谋士们特别擅长发现一些充满创意的法门，激起民众对犯罪的怒火。然而他们的着眼点并不是解决问题，关于死刑好不好的没完没了的辩论，并没有把更多的警察部署到街头，并没有让刑事司法制度更加合理化，也没有针对暴力的深层原因提出任何解决方案。
“解决问题的政治”之衰落，产生了一个恶性循环。因为民众对政府的信心剧烈下降，负面竞选就变得越来越频繁。要吸引越来越疏离【11】的选民，候选人和他们的政治谋士采取了一种玩世不恭的姿态：玩弄大众对政治的愤世嫉俗的情感，借此赢得他们的选票——他们这样做有充足的理由。但是玩世不恭的竞选并不会让“问题得到解决”。就这样，问题越来越严重，选民越来越愤世嫉俗，竞选广告越来越玩世不恭。
本书描述了保守派在一种深刻的张力中遭受的痛苦。保守派分裂为两翼，一翼是主张自由市场、反政府的自由放任主义者，一翼是更醉心于保卫那些1960年代备受攻击的价值（而不是市场经济）的传统主义者。自由派也是困难重重。自由派的核心纲领——医保、社保、扶贫和平等权——广受欢迎。但自由派不愿以大多数美国人信奉的价值的名义赋予自身努力以正当性，这些价值包括：工作、家庭稳定、对犯罪行为的严厉惩罚，以及尊重老式的地方和邻里关系。
双方都陷入艰难的论战，政治也表现为一系列的战争。保守派可能无法围绕某一个纲领团结起来，但他们可以在打退自由主义这一点上达成一致。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利用美国社会中围绕种族、性别平等以及文化变迁（用托马斯和玛丽·埃德萨尔更为平实的话说就是“种族、权利和税”）而产生的紧张关系，分裂自由派阵营，将怀疑自由主义核心价值的工人阶级选民分群，拉到自己一边。自由派则似乎否认一个道德的社会取决于道德的个人，反对福利国家旨在加强特定价值（比如工作和家庭稳定）的改革。自由派这样做正中保守派的下怀。
将我们的问题归罪于“意识形态”的失败似乎是避免追究个人责任的方便法门。但实际上，让意识形态为我们的麻烦负责，就是让那些靠意识形态过活、制造这些意识形态的人负责。这也是糟糕地表述、解释、运用的观念会将我们引上歧途的另外一种表达方法。在1990年代早期，我清楚地认识到，我们受到政治中一种错误的两极化的压迫，在这种错误的两极化中，当整个国家试图前行的时候，自由派和保守派却兀自在同样的事情上争个不休。
这种错误的两极化的根源，是1960年代爆发的文化内战。就如同美国内战在结束之后依然主宰了美国政治生活几十年，1960年代的【12】文化内战的紧张和矛盾，在1991年还塑造着我们的政治——而且令人惊讶的是，今天仍然如此。我们仍然陷在1960年代不能自拔。
1991年，整个国家面临着文化战争遗留下来的三个主要问题：民权以及黑人完全融入国家的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价值革命，包括女权主义以及对育儿和性的已经改变的态度；关于越战的意义的持续辩论。最后一个问题并不仅仅是争论在那个东南亚国家打仗对不对，它争论的是美国人如何看待他们的国家，如何看待美国的领袖，如何看待美国在世界上扮演的角色。同时还在争的是谁承担了那场战争的责任，他们的承担是否公平。2004年，这个问题依然存在，不管争的是约翰·克里在越战中的服役，还是乔治·W.布什在国民警卫队中的服役。
为什么保守派想要让文化内战继续，为什么这么多人在进入21世纪后还要继续打这场战争，这不难理解——正是1960年代的 文化战争 （Kulturkampf）使得保守派在我们的政治生活中变得如此强大。保守派曾利用文化和社会议题——种族、家庭、“放纵”、犯罪——分裂了曾经支持新政的选民，摧毁了曾经占主导地位的新政联盟。文化议题，尤其是种族，让控制了共和党的保守派赢得了国家中曾经最忠实于民主党的群体——南方白人，并使得数百万产业工人和其他中等收入的白人离开了民主党。
在1968年到1988年间，除了一届之外，赢得了所有总统选举胜利的新保守主义联盟内部并不稳定。它将高收入人群（其主要兴趣是小政府和低税收）和中下收入群体（文化上保守但仍然支持大多数新政政策和诸多“伟大社会”政策）联合在一起。保守主义联盟低收入一翼在总统选举中倾向于投票给共和党，以表达他们的文化价值观，在国会选举中（至少直到1994年）投票给民主党，以保护他们的经济利益。
保守派政治家历来对结束文化内战感到不放心，他们担心这样做，会在总统竞选中把他们在低收入人群中新找到的支持者推回到民主党那边去。2004年同性婚姻议题的兴起，以及布什总统支持禁止同性【13】恋的宪法修正案，为这场斗争打开了新的一章。也难怪比尔·克林顿在1992年，参议员约翰·爱德华兹在2004年都明确要求他们的政党重启价值问题的辩论。他们的目的是强调，中等收入、在文化上持传统观点的美国人，没有受到那些照顾富人的利益胜过中产阶级和穷人的利益的政策的好好对待。但是，克林顿和爱德华兹同时想证明，传统价值如果想得到正确理解的话，不光要尊重家庭生活，而且要考虑家庭生活的经济需要；不光要强调个人责任，还要尊重社区。
自由派广泛的政治利益从来都是落脚在结束文化内战上。但是许多自由派的利益所向，却是希望文化内战继续。1960年代的政治将自由主义联盟中的权力平衡，从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下层选民（主要关心经济问题），转移到中产阶级上层的改革者（主要兴趣在文化议题和对外政策上）。渐渐地，自由主义不再由支持政府对经济的积极干预所定义，而是由对文化变迁的开放态度以及反对美国干涉他国来定义。文化议题的兴起，使得中产阶级上层改革者成为美国自由主义的最强音。这些改革者对继续打文化内战也有持续的兴趣，不比保守主义的少。
的确，1960年代的政治事件最令人吃惊的一点，就是让美国的两个主导意识形态和两党，都成为中产阶级上层利益的传声筒。不管是戈德华特竞选，还是和乔治·麦戈文的候选人资格有染的反战势力，都是受某种道德（在其批评者看来是道德主义）愿景影响下的中产阶级上层的运动。这些选民主要关心的问题与那些不及他们富裕的选民不同，后者主要关心对于他们意义重大的政治议题——特别是国民经济的表现，经济利益的分配，最基本的政府机构如学校、道路、刑事司法体系的效能。当中产阶级上层改革者不论左右，争论道德、反共产主义、帝国主义以及抽象权利的时候，数百万选民被排除在外，好奇为什么国家的政治讨论与他们关心的东西离得如此遥远。
保守派和自由派仍然生活在1960年代，他们扭曲了自己的教义【14】，拒绝面对自己信条中的矛盾之处。两派常常诉诸个人“权利”，批评对方回避那些包含个人和集体责任的问题。两派都宣称自己有社群主义的视野，但是一旦社群的需要与他们所珍视的教条发生冲突的时候，他们就立刻退后，远远地离开社群。
保守派宣称他们才是真社群主义者，因为他们支持“家庭、工作和邻里”的价值。和自由派不一样，保守派愿意肯定“社群的规范”应该在性、色情和儿童教育这样的事务中取胜。尽管如此，当传统社区的需要与自由市场发生冲突的时候，典型的保守派并不情愿捍卫传统社区的利益。如果关闭一家工厂使得某个特定社区数千人失去工作，保守派通常会以效率的名义支持这种对“家庭、工作和邻里”的打击。许多保守派对现代社会事物的悲叹——短期满足胜过长期承诺，喜好物质胜过喜好价值，自私自利躲避责任，正是保守派觉得有必要去保卫的经济制度运作的部分结果。对于保守派来说，忽略这些困境，将“放纵”怪罪在“大政府”和“自由派”身上，是更容易做的事情。
是自由派将这变得如此轻松。自由派吹嘘他们才是社群的真正捍卫者，喋喋不休地说我们要分担彼此的负担。然而，当话题从经济议题转到文化或个人道德的时候，自由派就会陷入奇怪的沉默。自由派对社会宽容的可敬的虔诚，使得他们中的许多人一谈到德性就非常不自在。自由派捍卫福利国家，但一旦被问到福利国家应该推进什么样的道德价值时，他们就浑身不自在——就好像几百万的联邦资金能够以一种“价值无涉”的方式花掉一样。自由派捍卫贫穷儿童的利益（贫穷不是他们自己的选择）。但是当保守派说，社会有权对这些贫穷儿童的父母的行为予以关注时，许多自由派指控保守派“怪罪受害者”。当保守派说，改变青少年对婚前性行为的态度可以减少少女怀孕时，许多自由派用指控保守派“假正经”“脱离现实”结束了对话。
《为什么美国人恨政治》坚持认为一个新的政治中心即将呱呱坠地。本书所设想的政治中心将同时反映公众的“自由主义本能”和“保守【15】主义价值”。它将采取温和的文化态度，宽容面广，但对大众在工作、信仰、家庭方面的传统倾向保持尊重。政治哲学家、克林顿前白宫助理威廉·高尔斯顿明确地阐释了美国共识——他说我们大多数人都是“宽容的传统主义者”。社会学家阿兰·沃尔夫1998年出版了研究中产阶级社会和政治态度的精彩著作《毕竟是一个国家》（ One Nation, After All ），他在其中广泛地证实了这一观点。大卫·布鲁克斯对“布尔乔亚波希米亚”，或他称之为“布波族”（Bobos）的讨论，指出了美国人试图将1960年代和1980年代的价值混合在他们个人生活中的方式。
但是，这里描述的新政治中心，对政府能够缓解穷人的苦难，减少经济不正义和机会不平等，扩大教育、住房、健保、育儿的途径等方面，持进步主义观点。
十几年来，本书在美国的年轻人中赢得了一批读者，他们回应本书的号召，追求一种不再被1960年代和1980年代的意识形态世仇和狂热所绑架的政治，此举深获我心。我们所有人都是我们在其中走向成熟的时代的产物，其程度，比我们愿意承认的还要深。“政治世代” 确实 可以定义。那些被新政塑造的美国人，他们对政府和公共生活的态度，在整体上，和那些其观点被里根时代所塑造的公民同伴，将呈现出很大的不同。
如果政治变成了仅仅是对过去的重复，一个国家和它的公共生活将完全失去活力。当老年人总是说，所有重要的事情，所有好的想法，所有伟大的领袖，所有好听的音乐，都是二十年前、四十年前、六十年前的，年轻人感到厌倦是正常的。政治也是如此。说所有当代问题的答案都在1960年代的自由主义里面，或者在里根时代的保守主义里面，无非是从 现在 的紧迫局面中走开而已。这只不过是掩耳盗铃，假装新情况并不要紧，新问题并不存在，新方案还不凑手。
对于一个写了一本跟政治有关的书（也许还跟经济、文学或其他什么有关）的人，不可避免的诱惑就是看到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证实了他或她的观点。承认了这一点之后，我要说，看到克林顿时代所发【16】生的事情在很大程度上成功战胜了虚假选择，我感到非常欣慰。克林顿在其演说中深思熟虑地谴责了虚假选择削弱了对政策的理智选择。他经常诉诸亚瑟·施莱辛格描述过的、本书也详加讨论的“中枢”。他有意识地着手去解决自由主义的某些问题，同时也利用保守主义的某些失误。
“大政府对小政府”的论辩消逝了（乔治·W.布什创造了巨额的财政赤字，因此他对于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小政府”的保守派底气不足）。关于工作和家庭议题的讨论，也不再表现为一场家庭与女权主义之间的战争。大部分美国人接受妇女要求平等的合理性 以及 保护家庭生活的重要性。新的论辩集中在如何平衡工作和家庭，如何在一个高度竞争的劳动市场上保护家庭。在《消失的中产阶级：工作家庭和美国社会政策的未来》（ The Missing Middle: Working Families and the Future of American Social Policy ）一书中，哈佛大学社会学家西达·斯科波尔论证说，进步主义的社会政策的核心目的应当是：“我们美国人，如何能够比现在更好地支持所有工作的父母，在做好抚养我们国家的儿童这一艰难而重要的工作的同时，还能够继续照顾好我们的祖父母。”政治辩论的任一方都宣称“家庭价值”的独占权已经到了如此程度。
克林顿经济政策的成功使得供给方经济学减税论者（其观点本书有详细讨论）的主张名声扫地。当克林顿提出一项对富人增税以平衡联邦预算的计划时，纽特·金里奇、迪克·阿米这样的保守主义者，还有《华尔街日报》社论版的编辑，都预言这将带来经济灾难。事实却完全相反，1960年代以来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率出现了。富人在交完克林顿加的税之后，变得更富了。中产阶级和穷人也变富了。极低的失业率提高了工资，并给那些先前被职场抛弃的人创造了新的机会。有些保守主义者心甘情愿地承认，他们的阵营遭受了严重的（自己造成的）失败。拉梅什·彭努如在《国家评论》上写道，共和党错“在反对克林顿的增税计划用力过猛……”
“他们没有预言他的法案将降低增长……而是说增税会使经济进【17】入衰退。”彭努如继续说，“结果这一切都没有发生，经济在几年低于平均水平的增长之后，开始平稳前进，共和党很尴尬（当然只是政客们的那种尴尬），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无话可说。”
随着经济的增长，政府的税收也随之增长，联邦预算不光达到平衡，而且还出现了很大的盈余。民主党一直被视为财政上挥霍浪费的党，这回却成为平衡预算的党。
狡猾的保守派明白这样的成就对他们的事业有多么危险。在《华盛顿日报》的一篇专栏文章中，保罗·吉戈特早早就警告，“平衡预算的自由主义”，将使得保守主义无法用巨额赤字难以负担这样的说辞去打击新的自由主义项目。吉戈特问，在1960年代早期和1970年代，当时赤字问题在政治辩论中表现还没有这么突出，政府不是也一直在膨胀吗？民主党人阿尔·戈尔和比尔·布拉德利在2000年竞选期间提出的涵盖健康保险、学前教育、课外活动以及反儿童贫穷行动等雄心勃勃的计划，证实了吉戈特的预言。
尽管由比尔·克林顿签署而成为法律的福利法案有很大的缺陷，但是，社会政策的目标应当是促进工作的同时扩大对参加工作的穷人的奖励，这一点却没有多少争议。乔治·W.布什在2000年竞选期间对这个议题的回应很能说明问题。当共和党主导的国会提议延迟支付收入税收抵免（克林顿大大扩展了这个计划，以提高工作穷人的收入）时，布什决定大声地公开表达自己的反对意见。布什说，“把平衡预算的重担放在穷人的背上”，是不对的。共和党领导层立即中止了这个计划。
犯罪议题在1968年到1988年间每一次竞选中都有强大的影响力，随着犯罪率的下降，这个议题也退潮了。现在，要指责无论哪一派对待犯罪太“软弱”都很难。煽动死刑的言辞倒是还有，但是也少多了。对于那些质疑死刑的公平性、看到了执行死刑的体制的缺陷的人，关于死刑的辩论又开辟了新的空间。有些宗教保守主义者，包括那些在与生命有关的议题上寻求道德一致性的堕胎反对者，表达了他们对死刑的道德怀疑。就是因为犯罪率下降，所有这些才可能发生。很多地方的犯罪率直线下降，特别在纽约市，是因为政治家履行了他的基【18】本职能——打击犯罪。新的策略，包括社区警务（街面上部署更多的警察，有联邦政府的财政支援），获得了部分的成功。1990年代后期，随着经济繁荣到达内城区，各方面的社会指标都在向正确的方向移动。犯罪率是其中最显眼的。
对于宗教在公共生活中的作用的讨论也脱胎换骨了。宗教右派的政治影响衰落了，部分是因为，再把政治进步主义者描述成对信教群众的观点和利益充满敌意的人，已经不那么容易了。阿尔·戈尔赞同对宗教慈善机构进行有限制的政府援助，反映了民主党对宗教态度的一个巨大改变——尽管民主党人对布什当选总统后提出的一些以信仰为基础的项目的某些方面持怀疑态度。
尽管对很多美国人来说同性恋仍然是一个困难的议题——特别是同性婚姻，但是，现在对男女同性恋的接受程度却是三十年前无法想象的。两党内都有同性恋权利的维护者。
所有这些变化可以总结为一句话：过去用种族、文化、宗教来分化选民的“楔子”型议题衰落了，那些跨越旧的分歧、结成新的联盟的可以称为“桥梁”型的议题兴起了。布什将“ 有同情心的 ”这个形容词放在“保守主义”前面，是这种桥梁作用在修辞层面的一个表现。
不错，到克林顿总统任期末，人们对政府的态度仍然比不上1960年代早期那样正面积极，那正是“文化革命”、越战、水门事件之前的那个时期。克林顿本人宣布“大政府的时代已经结束了”。但是，哲学层面上对政府的敌意已经退潮，代之以一种实用主义的倾向：对政府在教育、育儿、健保领域内的行动，以及恢复工作与家庭生活之间平衡的努力，报以同情。保守主义者彭努如的话，在这一点上比任何温和派或自由派都更有说服力。“不管嘴上怎么说，保守派其实知道自己骨子里立场很弱。”他在1999年晚秋时节写道：“这些保守派已经感觉到了，在比政党的命运更深的政治的层次，人们的立场正在悄悄改变，离他们远去。他们没有注意到的一点是，2000年大选正在发展成为一次认证，不过不是对保守主义，而是对克林顿主义的认证——即便共和党赢了也是如此。”
没有人比乔治·W.布什更清楚地注意到立场的转移。我们比较【19】一下布什在2000年大选前的修辞和罗纳德·里根的有什么不同。里根的战斗口号是：“政府不解决问题，政府本身就是问题。”乔治·W.布什的口号要温和得多：“政府必要但不必然。”
这两个说法的区别非常之深，布什特地强调两者之间的巨大差别。1999年秋天，他批评那种“有害的思维定势”——认为“如果政府滚蛋，我们的任何问题就可以解决”。今天的“有害的思维定势”，就是昨天保守主义的原则观点。布什又加了一句：“我党过于经常地把对有限政府的需要和蔑视政府本身混淆起来了。”
导致这种反思（或者更准确地说，重新定位）的，是共和党在1994年选举胜利后提出的雄心勃勃的反政府计划的失败。即便那些不同意共和党做法的人，也欠他们一笔债——即澄清争议所在。1995年、1996年预算大战前夕，假设整个国家是反政府的已不再可能，特别是假如反政府意味着在“医疗保障、医疗补助、教育、环境”方面削减开支（克林顿1996年的演说言犹在耳）的话。国会的共和党人提出的联邦教育开支计划和克林顿1999年提出的几乎一样多（虽然形式不同），这意味着，他们对公众态度在朝什么方向转移还是非常清楚的。布什在竞选中将教育作为一个核心议题，在执政期间将通过《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No Child Left Behind Act）作为重中之重，充分证明他对这一点也是非常清楚的。
那么，这些正意味着，美国人已经从恨政治，走向了爱政治，对吗？唉，没有什么比这个推断离真相更远了。这是克林顿任期内的众多悖论之一，也是无法毫不含糊地谈论克林顿主义的胜利的问题所在。由于许多他自己造成的原因（也因为他的反对者的极端不信任），本来想成为一个意见统一者和共识制造者的克林顿，不料却成为一个造成深刻不和的人物。恰恰是因为他的政治成功深深激怒了他的反对者，克林顿无法承担给反对者送上重磅武器的后果，就像他在性丑闻里所做的那样。他的反对者不可能白白放下敌意。结果就是克林顿被弹劾那一长串故事。
弹劾纠葛给克林顿带来的损失显而易见。但这次交战还有一个更大的后果，那就是它重新打开了1990年代已经开始愈合的文化伤口【20】。大部分美国人虽然也谴责克林顿的鲁莽，但却坚决反对对他的弹劾，而许多保守派却认为克林顿的行为，就是和1960年代文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不负责任的表现。随着越来越多的国人转身反对弹劾，传统主义的保守主义者就变得越来越沮丧：他们觉得这个国家的道德罗盘出了问题。威廉·贝内特，保守主义道德家，写了一本书叫作《义愤之死》（ The Death of Outrage ），抗议国人对右派看来如此严重的罪孽居然无动于衷。
当然，国人对克林顿乱局的反应，可以看作也是出自一种“保守主义”，不过与弹劾的号召者奉行的那种保守主义有很大不同。大部分美国人认为克林顿的白宫事件愚蠢、错误、不负责任，克林顿 支持者 用得最多的一个词就是“应受指责”，但是，他们更忧虑的是弹劾所代表的极端倾向。大部分选民并不认为有足够的理由因为这件事就推翻一个民主选举的结果，大部分美国人对克林顿对公共生活的管理能力感到满意（而非其对私生活的管理能力）。克林顿因为其敌人的行为而因祸得福。国人决定，如果必须在特别检察官肯·斯塔尔以及弹劾号召者如鲍勃·巴尔之流，和克林顿之间做出选择，他们会选择克林顿，尽管有些人会不那么心甘情愿。
但是克林顿的行为和弹劾大战本身摧毁了他创造一个感觉良好的、意识形态冲突弱化的新政治时代的机会。克林顿的总统任期在历史上将被看作既是一个胜利的时刻， 又是 一次机会的丧失。这不禁让人设想，如果没有那个浪费了1998年的大部分时间、削弱了他的权威、损害了他的总统职位的丑闻，像克林顿这样一位天才的政治家，将会做多少事啊！
2000年大选给克林顿的总统职位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共和党方面，布什接受了这个观点：学里根那样竞选可能行不通。不错，布什对共和党的保守主义基础非常殷勤。布什利用这个基础在激烈的竞选中破解了约翰·麦凯恩对他的候选人资格的挑战。用一位记者的【21】话说，激烈的竞选把2000年南卡罗来纳州共和党初选变成了一个屠宰场。布什坚信，保守派不会像1992年对他父亲那样对待他。正如本书写到的那样，其实他的父亲和任何人一样知道保守派的重要性，在其1988年竞选中，相应地调整了自己的观点。
但是小布什顺应新时代做了调整。他攻击了一种世界观，他认为这个世界观就体现在一句话中：“觉得好，就去干。”布什仍然要打1960年代的文化战争。不过布什还是降低了声调，强调个人责任（和在克林顿1992年所做的一样），唱宽容之歌。他提出进行供给派式的减税方案，并且建议社会保障的部分私有化，走得比里根还远。但是在2000年选举中，因为有克林顿时代的财政盈余，减税至少更好辩护一些。布什坚持说他的减税方案可以负担，减税之后，债还得上，重要的政府项目也有钱支付。他没有谈到弹劾，也用不着。他只是庄严地宣誓恢复白宫的“荣誉和尊严”。共和党人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意思。民主党人也没有质疑他的观念。
克林顿岁月给民主党人阿尔·戈尔留下了巨大的胜利，也留下了一大堆问题。克林顿的遗产对戈尔有很大的价值，同时也缚住了他的手脚。克林顿留下的强劲经济最终帮助戈尔在选民投票中赢了布什，要是没有佛罗里达的计票混乱的话，还会赢得选举团投票。但是戈尔在选举年开始竞选时就落后布什约15个百分点。这一亏空不仅仅是戈尔的，也是克林顿的。结果就是一场民主党人的竞选，不知道如何在消除、淡化克林顿遗产的消极面的同时，去利用克林顿遗产的积极面。克林顿和戈尔两个人都有理由让对方为2000年的问题负责。
本书所描述的保守派的所有分裂并没有都弥合。事实上，在克林顿时代一个稳定的趋势是，东北部、中西部、西海岸城郊区的温和共和党人转向了民主党。有些强烈同情某种源于本书第7章讨论的“现代共和党纲领”的政治的县，1996年转向了克林顿，2000年仍然和戈尔站在一起。中产阶级共和党人和独立派，为赤字的消失而欢呼雀跃，在社会议题和环境问题上持温和或自由派观点，他们现在转向了民【22】主党。约翰·B.朱迪斯和鲁伊·特谢拉在他们2002年的书《正在浮现的民主党多数》（ The Emerging Democratic Majority ）中呼吁人们注意“思想城邦”选民的兴起。这些人住在大都市区，受到知识产业和高科技的深刻影响。他们预言，随着产业工人在总体劳动力中的比例下降，这些选民会变成民主党的新基础。这个新的中产阶级是克林顿主义带给民主党的礼物。
克林顿给共和党的最大礼物，是他在保守主义者中激起的憎恶，使他的敌人更加尖锐地进攻，动员力量，操练比罗纳德·里根或老布什总统采取的更加无情的政治手段。一个人无需相信所谓的“泛右翼阴谋”，就能注意到一些强大的右翼机构的兴起，其目的就是动用任何必要的手段打败其自由派敌人。保守派的脱口秀电台变得更强大了，有线电视向右转了，意识形态化的法律中心兴讼连连。
共和党根据地要结束克林顿时代的强烈意愿，使得乔治·W.布什2000年的竞选变得更加容易。在风险不高的情况下，中间道路选民会为温和的变化（以及布什看上去很阳光的个性）投票，布什竭尽所能对这些人表现得很温和，共和党根据地也没有给他制造麻烦。
但是，在佛罗里达计票（或错误计票）争议发生之时，共和党内（以及同盟组织和政治评论员）的强硬派又重新浮出水面。戈尔要求重新计票，这在票数非常接近时是很常见的（在佛罗里达理由尤其充足，因为许多民主党选民被剥夺了投票权）。但民主党对戈尔的支持非常迟缓。相比之下，共和党人立即就集合在布什的周围，支持其停止重新计票的要求，把戈尔妖魔化，说他试图“窃取”选举。
随着争议的进行，对于共和党的手段，民主党人的怒火越来越大。在某种意义上，佛罗里达之战让民主党人在克林顿弹劾之战期间强压下来的怒火得以发泄。民主党人在弹劾战中很难捍卫克林顿的行为，即使他们相信共和党是在滥用法律和政治程序，目的是把克林顿赶下台。在佛罗里达事件中，无需为通奸辩护，也无需谴责总统说谎，【23】要面对的只是共和党的强硬政治。
这一切产生了效果。当美国最高法院一个五比四的意识形态多数判决停止了佛罗里达的重新计票，最终使布什当上了总统，这一幕坐实了民主党党徒的恐惧：保守派会动用任何他们掌握的权力，包括司法权，来达到他们的目的。那些投票支持布什的保守派大法官背弃了他们自己的原则（支持州权、反对滥用“平等保护”条款），证实了民主党人的指控：布什诉戈尔的判决不讲原则，甚至违反法律。
而共和党人则感到他们反对克林顿和克林顿主义的长期战争终于得到了证明。弹劾没有直接起作用，但削弱了克林顿的影响力，团结了传统主义者，加强了共和党，削弱了民主党。诚然，布什并没有恢复保守派在里根年代的光荣。本书中所描述的保守主义的分裂依然如故。布什在选民投票中失利，仅获得48%的选票。这比他父亲在1988年的表现要差，比起里根1984年的胜利，差得更远。但在2000年奇怪的大环境下，这已经足够了。
布什走温和路线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强调他的计划富有同情心的一面，一个是把温和派选民拉进他的联盟。和克林顿一样，他也有机会治疗意识形态的伤害。但是两个选择布什都拒绝了。他的政府是一个直言不讳的保守主义政府。赤字确实很大，但大笔新的收入将投到国防和国土安全上，民主党的老年人权益项目也被私有化了（布什更喜欢用“现代化”这个词）。
布什本可以因为他非正常的上台方式，以及没有赢得选民投票，站在政治中心进行统治。这首先要求他削减减税的规模，更广泛地惠及不同收入的阶级，来缓和他的减税政策。然而，布什却采取了更大的减税措施，完全按照供给派路线来组织（后来，布什还提出了向【24】富人倾斜更大的股息税削减）。布什读的是供给派的“福音书”，他宣布削减最富有的美国人的税率会刺激经济增长，最终惠及所有美国人。由穷及富的向上涓滴经济学被废除了，由富及穷的向下涓滴经济学又一次大行其道。
2001年9月11日之前，布什的执政获得了一个巨大的成功——减税措施通过了，以及一个巨大的失败——参议员詹姆斯·杰福兹脱党。詹姆斯·杰福兹是来自佛蒙特州的共和党参议员，脱离共和党后成为一个独立派人士，和民主党一起投票，使得民主党从布什的党派那里夺取了对参议院的控制权。杰福兹转向遏制了布什本可以从减税中获得的势头。布什上台后比许多选民期望的还要意识形态化。2001年夏末，民意调查显示一年前的选举即使重来一遍也会产生同样的结果：在布什和戈尔之间存在实际上的联系。在9·11之前，布什在扩大其联盟的工作上没有做什么。
恐怖袭击改变了这一切。震惊之中，整个国家转向布什寻求领导，民主党人从上到下团结在他一边。9·11之后的第一个月，布什 的确 是站在中心统治的，在预算、机场安全，甚至向恐怖宣战的决议案的文字上与民主党领袖妥协。布什打击阿富汗塔利班的决定获得了压倒性的支持，甚至那些长期反对美国海外出兵的人都支持。塔利班是基地组织和奥萨马·本·拉登的同盟，看起来是一个绝对合适的打击对象。塔利班主张，限制妇女的权利，不但对温和派与保守主义者，对自由主义者也是一个合适的敌人。布什的个性特点以往是批评者消遣的对象，在恐怖袭击后数月间，也被重新解释为此时此刻正需要的德性。在2001年前半年（和2004年）似乎是骄傲自大的东西，现在看上去却成为力量的象征。布什依据直觉和条件反射做决定的倾向（并且事后不做自我批评），在他的大部分任期内被认为是一种缺陷，即缺乏深思熟虑和智识上的好奇心。但在9·11之后的一段时间里，这却成为果断的象征。布什的硬汉言辞，频繁使用“ 邪恶 ”一词并不愿道歉，甚至他大摇大摆、神气十足的走路样子，所有这一切似乎都和眼下这个时刻配合得天衣无缝。
但是两党合作和温和节制都是短命的。布什并不相信，人们选他是为了复活他祖父那一代的艾森豪威尔式共和党纲领。他也不认为他父亲的那种老式的国际主义在一个恐怖主导的时候是合适的，在这【25】个时候，美国有义务拒绝从其盟友那里得到什么“同意书”。布什将大胆地减税，大胆地攻打伊拉克。如果结果是赤字、困难重重地占领以及失去盟友，这些都是布什愿意支付的代价。
布什不惧将民主党扔在一边，如果这样做，可以让他在国会获得一个勉强但足够的共和党多数，以推进他那些大胆的计划的话。我在2004年出版的《站起来反击：共和党硬汉，民主党软蛋及复仇的政治学》（ Stand Up Fight Back: Republican Toughs, Democratic Wimps, and the Politics of Revenge ）一书中，详细讨论了后9·11时期的政治局面。对这些目标而言，有三个重要的决定，两个是布什做出的，一个是民主党做出的。
布什在国土安全问题上一直与民主党合作，但在2002年的国会竞选中，却选择用国土安全问题反对民主党。预谋的攻击发生了作用。9·11之后，当民主党提出创设国土安全部时，布什反对。但后来当9·11之前布什到底做了什么（或者没有做什么）这个问题提出来之后，他改变了话锋，并支持民主党的观点。在这个新部门的员工是否应该被传统工会和行政规则涵盖的问题上，他又挑起了争议。民主党人说应该。布什指责民主党对待恐怖的方式不够强硬。这是从他父亲1988年竞选的剧本中直接挑出来的一个议题，充满了象征意味，暗示民主党在某种程度上“软弱”。
在2002年选举之前，布什一直推动一项决议案，授权他可以动用武力解除萨达姆·侯赛因的武装。这里，儿子小布什没有走父亲老布什的路，老布什曾寻求把第一次伊拉克战争排除在1990年中期选举政治之外（或许儿子注意到父亲后来未能连选连任）。小布什声称萨达姆是一个巨大的、迫在眉睫的威胁。到2004年，这些说辞被证明都是空话，布什政府没有找到它曾经坚称的萨达姆大量拥有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但在2002年，这还不是很明显。
在恐吓和压力面前，民主党崩溃了。他们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分裂了，在国土安全问题上提不出自己的主张。他们以为能够通过在安全和对外政策问题上耍小聪明，并把注意力调整到经济问题上赢得2002年的选举。结果很勉强，整个国民仍然分成大致相等的两半。但是，共和党得到的选票刚刚够在参议院产生一个决定性的转移，在【26】众议院也斩获不少。2002年以后，共和党控制了整个联邦政府——这么说吧，包括联邦司法机构和最高法院。
民主党普通党员的愤怒爆炸了。他们对布什利用国家安全达到自己的目的怒不可遏。他们被民主党在华盛顿的领导人放任布什耍阴谋诡计激怒了。第一个注意到民主党新的战斗潜能的是不怎么出名的佛蒙特民主党州长霍华德·迪安。迪安颇受民主党内部人士尊重，但在外界并不知名。迪安是第一个当面爆发，直言不讳地批评布什的伊拉克政策的民主党人——当时，大部分民主党领导人要么支持布什，要么不正面表明自己的观点。迪安将已故参议员保罗·韦尔斯通的主张作为自己的主张，要代表“民主党的民主之翼”。从一个热情越来越高涨的民主党基础群众中，迪安通过互联网筹集到数额惊人的资金。
接下来，所有主要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都相应地调整了自己的立场。这既是迪安的成就，对于他本人的候选人地位，也是某种悲剧。参议员约翰·克里成为布什的批评者，正如迪安以往所做的那样。克里成功了。因为迪安虽然表达了普通群众的愤怒，他却无法将布什赶下台。民主党不愿提名迪安，但他们知道他们欠迪安很多：迪安在民主党需要的时候，给民主党移植了一根脊梁骨。
愤怒的民主党人的时代，从公共生活中消失已经很久，现在又重新开始了。美国人说他们仇恨政治两极化，在政治两极化的重压下，感觉良好的时代坍塌了，而政治制度却不能克服政治两极化。
为什么我们的政治分歧会如此顽固？这是本书试图回答的问题。除了修订本序言，改了一章的标题，删除了过时的后记，这一版比起1992年发行的平装本没有什么变化。当然，这并不是说我认为本书完美无瑕。但是因为我在其他书（和本序言中）试图推进本书的论述，再补充大量新材料会显得有些多余。我把本书看作关于当前政治的一个系列的第一卷，接下来的一卷是《他们只是看上去死了》【27】（ They Only Look Dead ），关于克林顿–金里奇年代的进步主义者的，更近期的书是关于布什年代的。无论如何，不管好坏，我认为，让读者根据本书最初写下的样子去判断它的价值，比这儿改一点、那儿改一点更为诚实。我感谢西蒙–舒斯特出版社和我的编辑爱丽丝·梅休出版此新版，并让我有机会在此更新其论证。
如果让我完全重写此书，我会依然坚持以同样的标准批评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即便我现在分析政治的方法变得更为严苛。我热切地相信，2000年大选后政治右转对我们的国家很危险，使得我们无法解决本书所描述的许多问题。因此，我对当前的保守主义政治和治理方式，比本书中描述的保守主义的早期化身，更加持批判态度。更为恶劣的政治很可能将持续一段时间，甚至是很长一段时期。我不欢迎，也不喜欢这种政治。我尤其不喜欢那些在起居室或者广播电视上的政治讨论，它们越来越远离事实和理性。这些讨论越来越多地成为蛮力的展示。（这让我对一班保守派朋友尤其心存感激，和他们讨论依然充满乐趣，因为我们都认为，意见分歧是相互启发的源泉，而不一定是冲突的原因。）
但是，当时代“发牌”时，公民必须上手去“打牌”。我们中喜欢进步主义政治和一种温和、节制的文化的人，不能因为不喜欢目前这种玩牌的方式，就把竞技场让给我们的对手。
长期来说，我的确希望能够以不同的方式来玩这场游戏——如果我可以这么说的话：以一种不那么仇恨的方式。我用此书表明自己的立场：我不想看见所有的智慧分处政治鸿沟的两侧。正如我相信自由派的错误，需要保守派思想家和政治家来纠正，我同样相信保守派的失败和做事过头为进步主义的出发开辟了道路。《为什么美国人恨政治》的核心观点是：我们的民主政治体制有出色的自我修正和自我更新的能力。我现在依然相信这一点。
2004年3月
于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