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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昭阳作噩（公元前48年），尽屠维单阏（公元前42年），凡七年。
初元元年（癸酉，公元前48年）
春正月辛丑，葬孝宣皇帝于杜陵，赦天下。
三月丙午，立皇后王氏，封后父禁为阳平侯。
以三辅、太常、郡国公田及苑可省者振业贫民。赀
不满千钱者，赋贷种、食。
封外祖平恩戴侯同产弟子中常侍许嘉为平恩侯。
夏六月，以民疾疫，令太官损膳，减乐府员，省苑马，以振困乏。
关东郡、国十一大水，饥，或人相食。转旁郡钱谷以相救。
初元元年（癸酉，公元前48年）
春季正月辛丑日，将汉宣帝安葬在杜陵，大赦天下。
三月丙午日，汉元帝将王政君立为皇后，赐封皇后的父亲王禁为阳平侯。
元帝颁布诏令：将三辅、太常、各郡、国的公田和皇家苑囿可以省下来的费用，全都用来赈济贫民，帮其就业。财产不足一千钱的，给予或者借给他们种子或粮食。
元帝赐封外祖父平恩戴侯许广汉的同胞弟弟的儿子中常侍许嘉，命他承袭平恩侯的爵号。
夏季六月，因为传染病在民间爆发，汉元帝命太官减少菜饭，削减乐府人员，减少皇家马匹，用来救济难民。
函谷关以东十一个郡和封国发生了严重的水灾，造成饥荒，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人吃人的惨剧。朝廷紧急转运附近地区的钱粮用来救灾。
上素闻琅邪王吉、贡禹皆明经洁行，遣使者征之。吉道病卒。禹至，拜为谏大夫。上数虚己问以政，禹奏言：“古者人君节俭，什一而税，无他赋役，故家给人足。高祖、孝文、孝景皇帝，宫女不过十余人，厩马百余匹。后世争为奢侈，转转益甚。臣下亦稍放效。臣愚以为如太古难，宜少放古以自节焉。方今宫室已定，无可奈何矣，其余尽可减损。故时齐三服官，输物不过十笥
；方今齐三服官，作工各数千人，一岁费数巨万，厩马食粟将万匹。武帝时，又多取好女至数千人，以填后宫。及弃天下，多藏金钱、财物、鸟兽、鱼鳖凡百九十物；又皆以后宫女置于园陵。至孝宣皇帝时，陛下恶有所言，群臣亦随故事，甚可痛也！故使天下承化，取女皆大过度。诸侯妻妾或至数百人，豪富吏民畜歌者至数十人。是以内多怨女，外多旷夫。及众庶葬埋，皆虚地上以实地下。其过自上生，皆在大臣循故事之罪也。唯陛下深察古道，从其俭者，大减损乘舆服御器物，三分去二。择后宫贤者，留二十人，余悉归之。及诸陵园女无子者，宜悉遣。厩马可无过数十匹，独舍长安城南苑地，以为田猎之囿。以方今天下饥馑，可无大自损减以救之称天意乎！天生圣人，盖为万民，非独使自娱乐而已也。”天子纳善其言，下诏，令诸宫馆希御幸者勿缮治，太仆减谷食马，水衡减肉食兽。
汉元帝以前听闻琅邪王吉、贡禹都十分通晓儒家经典，品行清廉，就派使者征召他们二人到京师长安。王吉在半路上因病去世。贡禹到达后，被任命为谏大夫。汉元帝数次虚心地向他请教怎样治理国家，贡禹说：“古时候的君主节俭朴素，只征收十分之一的赋税，并没有其他的赋税和徭役，因此每家每户都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高祖、孝文帝、孝景帝时，宫女也就十几人，御马一百余匹。但是后世争相追求奢侈，越发严重。臣下也慢慢仿效。我认为：能够做到远古那样固然困难，但是也应该适当效法古代，推行节俭。如今宫殿已经建成，就没有办法了，其他的开销，可以尽量缩减。过去设立于齐郡的皇家纺织厂，每年给皇室制作的高档丝织服装，不过只有十只竹箱；而如今，齐地的这三家织造厂的工匠分别就有数千人，一年下来消耗数万钱财，而皇家饲养的御马，也已经将近一万匹。武帝时期，又广泛征集几千名美女充实后宫。等他去世的时候，陪葬的金钱、财物、鸟兽、鱼鳖一共有一百九十种；而所有的宫女，全部被送到陵园，看守陵墓。等到宣帝安葬的时候，陛下不能提出任何节减开销的意见，臣下们也依照先例，实在是太让人痛惜了！这种风气遍及全国，娶妻纳妾，大多严重超出正常限度。有的诸侯王妻妾甚至多达数百人，豪强官吏和富民，有的也拥有数十名歌女。因此，闺房内怨女增多，单身汉也随之增加。至于庶民百姓，丧葬时将钱财当作随葬品大量埋于地下。这一过错，发自天子，全是大臣们依照先例厚葬的后果。我建议陛下，深入研究古代的道理，遵循节约的方法，大量减少御用车辆、衣服、器物的开支，至少减掉三分之二。挑选后宫中贤德的美女，留下二十人，剩下的各自送回家。凡是看守陵园且没有生育过的女子，全部遣散。御马不要超过几十匹，只留下长安城南苑地，当作打猎场所。如今天下正值饥馑荒年，难道不应该最大限度减少开支，用来赈济困苦的人民，以称天意吗？上天降下圣人，是为广大百姓谋福利，不是仅仅让他自己享乐。”汉元帝采纳了贡禹的建议，颁布诏书：只要是皇帝很少使用的离宫别馆，无需修缮，太仆减少御用马匹，水衡削减供皇帝打猎或者观赏用的野兽。
臣光曰：忠臣之事君也，责其所难，则其易者不劳而正；补其所短，则其长者不劝而遂。孝元践位之初，虚心以问禹，禹宜先其所急，后其所缓。然则优游不断，谗佞用权，当时之大患也，而禹不以为言；恭谨节俭，孝元之素志也，而禹孜孜言之，何哉！使禹之智不足以知，乌得为贤！知而不言，为罪愈大矣！
匈奴呼韩邪单于复上书，言民众困乏。诏云中、五原郡转谷二万斛以给之。
是岁，初置戊己校尉，使屯田车师故地。
臣司马光说：忠臣服侍君主，应该请求君主去做一些困难的事，那么简单容易的事，无需花费大力气就可以纠正；只要君主能够改正自己的缺点，那么他的优点自然就可以发扬。汉元帝刚刚即位，就向贡禹虚心求教，贡禹应当将最要紧的事放在第一位，将缓事放在第二位。犹豫不决，奸佞小人掌权，是当时最大的隐患，但是贡禹没有在这方面建议；谦虚恭谨、简朴节约，是汉元帝原本就具有的品质，但是贡禹煞费苦心，提出建议，这是什么原因呢？要是他的智慧连这些都不清楚，又如何能够称之为贤能！要是他明明知道却不肯说，罪就更大了。
匈奴呼韩邪单于又一次上书西汉朝廷，讲述部众生活艰难。西汉朝廷命令云中、五原两郡，运输二万斛米谷，救济他们。
这一年，西汉朝廷开始增设戊己校尉，主持原车师地区的军队屯守开垦。
二年（甲戌，公元前47年）
春正月，上行幸甘泉，郊泰畤。乐陵侯史高以外属领尚书事，前将军萧望之、光禄大夫周堪为之副。望之名儒，与堪皆以师傅旧恩。天子任之，数宴见，言治乱，陈王事。望之选白宗室明经有行散骑、谏大夫刘更生
给事中，与侍中金敞并拾遗左右。四人同心谋议，劝导上以古制，多所欲匡正。上甚乡纳之。史高充位而已，由此与望之有隙。
中书令弘恭、仆射石显，自宣帝时久典枢机，明习文法。帝即位多疾，以显久典事，中人无外党，精专可信任，遂委以政，事无大小，因显白决。贵幸倾朝，百僚皆敬事显。显为人巧慧习事，能深得人主微指。内深贼，持诡辩，以中伤人，忤恨睚眦
，辄被以危法。亦与车骑将军高为表里，议论常独持故事，不从望之等。
望之等患苦许、史放纵，又疾恭、显擅权，建白以为：“中书政本，国家枢机，宜以通明公正处之。武帝游宴后庭，故用宦者，非古制也。宜罢中书宦官，应古不近刑人之义。”由是大与高、恭、显忤。上初即位，谦让，重改作，议久不定，出刘更生为宗正。
二年（甲戌，公元前47年）
春季正月，元帝到甘泉去，在泰畤祭拜天神。乐陵侯史高凭借外戚的身份掌管尚书事宜，前将军萧望之、光禄大夫周堪是他的副手。萧望之是当时有名的大儒，他与周堪全都做过汉元帝的老师，有很深的感情。汉元帝十分信任他们二人，数次宴请接见二人，讨论历朝历代的兴衰安危，讲述国家的大政方针。萧望之推举皇室出身、通晓儒家经典、品行端正的散骑、谏大夫刘向担任给事中，和侍中金敞一起在汉元帝身边，纠正汉元帝的错误。四人同心协力，筹谋商议，劝导元帝推行古代制度，打算多方面纠正政治上的错误。汉元帝对此十分向往，所以给予采纳。史高只不过是在高位上充数而已，因此与萧望之产生了矛盾。
中书令弘恭、仆射石显，从宣帝时期就一直掌管中枢机要，对于法令条文十分熟悉。汉元帝即位后多病，因为石显长期身居要职，还是宦官，而且没有婚姻之家，还缺少骨肉之亲，在朝廷中没有同党，精明干练，值得信任，因此就将大权托付给他，朝廷事无巨细，全部经由石显转奏，之后再由皇帝决断。石显的权势，超越所有大臣，文武百官，没有不对他恭恭敬敬的。石显为人灵巧聪明，明白事理，总能领会皇帝藏于内心深处的想法。他心肠阴险狠毒，常常用似是而非的诡辩污蔑他人，任何一点微小的怨恨，都会被他滥用法律加害。他与车骑将军史高彼此勾结，在讨论国家大事的时候，常常坚持遵行旧制度，不接受萧望之等人的看法。
萧望之等人厌恶许氏家族及史氏家族的放纵，也十分痛恨弘恭、石显的擅权，因此向汉元帝提议：“中书乃宣扬诏书的地方，位于朝廷中枢，主管机要，理应由光明公正的人去完成那里的工作。武帝因为常在后宫宴饮玩乐，所以才改用宦官，这并非古代的制度。应该改正宦官同时担任中书官职的规定，这样才与古代君主不接近因为受过刑罚而致残的人的礼制相符。”这项建议大大激化了萧望之与史高、弘恭、石显之间的矛盾。而汉元帝刚刚即位，谨慎谦让，不愿轻易地改变祖先的制度，所以这件事久议不决，最后还是将刘向改由中朝调出，任外朝宗正官。
望之、堪数荐名儒、茂材以备谏官。会稽郑朋阴欲附望之，上书言车骑将军高遣客为奸利郡国，及言许、史子弟罪过。章视周堪，堪白：“令朋待诏金马门。”朋奏记望之曰：“今将军规模，云若管、晏而休，遂行日昃
，至周、召乃留乎？若管、晏而休，则下走将归延陵之皋，没齿而已矣。如将军兴周、召之遗业，亲日昃之兼听，则下走其庶几愿竭区区奉万分之一！”望之始见朋，接待以意。后知其倾邪，绝不与通。朋，楚士，怨恨，更求入许、史，推所言许、史事，曰：“皆周堪、刘更生教我，我关东人，何以知此！”于是侍中许章白见朋。朋出，扬言曰：“我见言前将军小过五，大罪一。”待诏华龙行污秽，欲入堪等，堪等不纳，亦与朋相结。
萧望之、周堪屡次向汉元帝推举著名儒士及出色的人才，用来当作谏官人选。会稽郡人郑朋想要投靠萧望之，因此上书汉元帝，举报车骑将军史高派其门客到各地图谋私利，以及许、史两大家族子弟的种种恶行。汉元帝将这份奏章交给周堪过目，周堪提议说：“让郑朋在金马门等候召见。”于是郑朋写了一份奏记给萧望之，说：“如今将军为国家筹谋规划，是想像管仲、晏婴那样便满意了呢，还是一直忙过了中午才吃饭，直至周公、召公的勋业才停下来呢？要是像管仲、晏婴那样就心满意足了，那么我就返回家乡延陵守护祖先的坟墓，一直到老死。要是将军重振周公、召公留下的事业，不分昼夜地兼听群言，那么我或许愿意竭尽微小的力量。”于是萧望之开始接见郑朋，与他以诚相待。后来发觉他不过是一个投机取巧的邪恶小人，就与他断绝了来往。郑朋是楚地士人，因为失望而心生怨恨，于是就转而投向许、史家族，对于自己过去所做的事这样解释：“那全是周堪、刘向指使我做的，我远在函谷关以东，如何能得知朝廷里的事？”侍中许章上奏请汉元帝亲自召见郑朋。在与汉元帝对话后，郑朋出了皇宫，宣称：“我向圣上举报萧望之犯下的五项小过，一项大罪。”待诏华龙，品行极差，也想加入到周堪等人构成的派系中，周堪等没有接纳他，因此华龙也和郑朋勾结在一起。
恭、显令二人告望之等谋欲罢车骑将军，疏退许、史状。候望之出休日，令朋、龙上之。事下弘恭问状。望之对曰：“外戚在位多奢淫，欲以匡正国家，非为邪也。”恭、显奏：“望之、堪、更生朋党相称举，数谮诉大臣，毁离亲戚，欲以专擅权势。为臣不忠，诬上不道。请谒者召致廷尉。”时上初即位，不省召致廷尉为下狱也，可其奏。后上召堪、更生，曰：“系狱。”上大惊曰：“非但廷尉问邪！”以责恭、显，皆叩头谢。上曰：“令出视事。”恭、显因使史高言：“上新即位，未以德化闻天下，而先验师傅。既下九卿、大夫狱，宜因决免。”于是制诏丞相、御史：“前将军望之，傅朕八年，无他罪过。今事久远，识忘难明，其赦望之罪，收前将军、光禄勋印绶；及堪、更生皆免为庶人。”
弘恭、石显让郑朋、华龙两人指控萧望之等密谋废黜车骑将军史高，让汉元帝疏远许、史两大家族。等到萧望之休假的时候，指使郑朋、华龙递交奏章。汉元帝将这件事交付弘恭查办。当询问到萧望之的时候，萧望之回答说：“外戚身居高位，大多荒淫无度奢侈浪费，我希望圣上能够疏远他们，目的是为了匡正国家，并不存在什么奸邪的念头。”弘恭、石显上奏说：“萧望之、周堪、刘向，结党营私，彼此间称许推荐，多次诋毁朝中重臣，挑拨陛下与亲戚的关系，企图掌控朝廷，独揽大权。身为臣子是不忠，欺骗陛下是无道。请求派遣谒者将整个案件移送至廷尉。”当时汉元帝即位不久，还不知道移送廷尉就是关入大牢，因此便批准了奏请。后来，汉元帝要召见周堪、刘向，身边的人回答说：“他们已经被逮捕入狱。”汉元帝大惊说：“不是就让廷尉问话吗！”因此责备弘恭、石显，二人都叩头请罪。汉元帝说：“赶快放他们出来办公！”于是弘恭、石显就使史高对汉元帝说：“陛下即位不久，没有凭借德行而闻名于国内，反而先用法律惩处师傅。既然已将九卿、大夫级官员下狱，倒不如就此将他们免职。”于是汉元帝颁布诏书给丞相、御史：“前将军萧望之，当过我八年的师傅，并没有其他过失。如今只是年纪大了，记忆力不好，难以明断，将他的罪过赦免，收回他的前将军、光禄勋印信绶带；而周堪、刘向全部免官，贬为庶人。”
二月丁巳，立弟竟为清河王。
戊午，陇西地震，败城郭、屋室，压杀人众。
三月，立广陵厉王子霸为王。
诏罢黄门乘舆狗马。水衡禁囿，宜春下苑，少府佽飞外池，严籞池田假与贫民。又诏赦天下，举茂材异等，直言极谏之士。
夏四月，立子骜为皇太子。待诏郑朋荐太原太守张敞，先帝名臣，宜傅辅皇太子。上以问萧望之。望之以为敞能吏，任治烦乱，材轻，非师傅之器。天子使使者征敞，欲以为左冯翊，会病卒。
诏赐萧望之爵关内侯，给事中，朝朔望。
关东饥，齐地人相食。
秋七月己酉，地复震。
上复征周堪、刘更生，欲以为谏大夫；弘恭、石显白，皆以为中郎。
二月丁巳日，汉元帝册封弟弟刘竟为清河王。
戊午日，陇西郡发生地震，城郭、房屋坍塌，很多百姓被压死。
三月，汉元帝册封已故广陵厉王刘胥的儿子刘霸继承王位。
汉元帝下诏：取消黄门寺所管理的御车、御狗、御马。水衡所属的皇室花园，宜春所属的下苑，少府所属的皇室佽飞外池，以及皇室弋射苑中的土地，全都租赁给贫民耕作。还大赦天下，命令有关部门举荐出色的人才和具有特殊才能的人，以及敢于直言进谏的人。
夏季四月，汉元帝立皇子刘骜为皇太子。待诏郑朋推举太原太守张敞，说他是先帝时期的名臣，适合做皇太子的老师并辅佐太子。汉元帝询问萧望之，征求他的看法。萧望之觉得张敞是一位十分能干的官员，足以处理纷繁复杂的事务，可是他行为不稳重，不具备身为老师的器量和资质。于是汉元帝派使者征召张敞，打算任命他为左冯翊，不巧张敞因病去世。
汉元帝颁布诏书，授予萧望之关内侯爵位，同时兼任给事中，每月初一、十五日觐见。
关东发生灾荒，齐地出现人吃人的惨况。
秋季七月己酉日，又一次发生地震。
汉元帝再一次征召周堪、刘向，打算任命他们为谏大夫；弘恭、石显从中干涉，于是元帝任命二人为中郎。
上器重萧望之不已，欲倚以为相。恭、显及许史兄弟、侍中、诸曹皆侧目于望之等。更生乃使其外亲上变事，言：“地震殆为恭等，不为三独夫动。臣愚以为宜退恭、显以章蔽善之罚，进望之等以通贤者之路。如此，则太平之门开，灾异之原塞矣。”书奏，恭、显疑其更生所为，白请考奸诈，辞果服。遂逮更生系狱，免为庶人。
会望之子散骑、中郎伋亦上书讼望之前事，事下有司
。复奏：“望之前所坐明白，无谮诉者。而教子上书，称引亡辜之诗，失大臣体，不敬，请逮捕。”弘恭、石显等知望之素高节，不诎辱，建白：“望之前幸得不坐，复赐爵邑，不悔过服罪，深怀怨望，教子上书，归非于上，自以托师傅，终必不坐，非颇屈望之于牢狱，塞其怏怏心，则圣朝无以施恩厚。”上曰：“萧太傅素刚，安肯就吏！”显等曰：“人命至重，望之所坐，语言薄罪，必无所忧。”上乃可其奏。冬十二月，显等封诏以付谒者，敕令召望之手付。因令太常急发执金吾车骑驰围其第。使者至，召望之。望之以问门下生鲁国朱云，云者，好节士，劝望之自裁。于是望之仰天叹曰：“吾尝备位将相，年逾六十矣，老入牢狱，苟求生活，不亦鄙乎！”字谓云曰：“游，趣和药来，无久留我死！”遂饮鸩自杀。天子闻之惊，拊手曰：“曩固疑其不就牢狱，果然杀吾贤傅！”是时，太官方上昼食，上乃却食，为之涕泣，哀动左右。于是召显等责问以议不详，皆免冠谢，良久然后已。上追念望之不忘，每岁时遣使者祠祭望之冢，终帝之世。
汉元帝向来十分敬重萧望之，打算让他做丞相。弘恭、石显及许史两家族的兄弟、侍中、诸曹，都对萧望之等人心怀愤恨。于是，刘向唆使他的外亲就地震灾难一事上书称：“地震的发生，可能是针对弘恭等人的，而并不是因为萧望之、周堪、刘向三个独夫。我十分愚昧，但是在我看来，应该罢免弘恭、石显，以彰显对善良压制的惩处，而且应该提升萧望之等人，这样可以疏通贤者的道路。如果能这样，那么天下太平的大门就会敞开，灾难的源头也就阻塞了。”奏章递上之后，弘恭、石显怀疑是刘向指使的，于是请求汉元帝追查真相，根据调查，上书人果真在供辞中承认是受到刘向的指使。因此抓捕刘向，将他囚禁在牢狱里，免掉官职，贬为平民。
恰巧萧望之的儿子散骑、中郎萧伋也上书就之前的案子为他父亲喊冤，奏章交付有关部门。有关部门核查后上奏说：“萧望之以前被指控的罪行有很确凿的证据，并非诬告陷害。他却唆使儿子给皇上上书，引用《诗经》上与无罪有关的诗篇，丧失了大臣体统，实在是不敬，请逮捕审问。”弘恭、石显等知道萧望之平日里气节高尚，不可能容忍入狱的耻辱，因此建议说：“萧望之侥幸没有牵连到以前的案子当中去，而又获得陛下赏赐爵位封邑，他非但没有悔过认罪，反而满腹抱怨，唆使儿子上书，将过失推到陛下身上，自以为是陛下的老师，不管怎样都不会治他的罪，要是不让他体会到监狱的痛苦，抑制他的不服气，那么陛下再也没有办法对臣下施以厚恩了！”汉元帝说：“萧太傅向来性情刚烈，怎肯去坐牢？”石显等人说：“人最看重的是生命，但是萧望之被控告的，只不过是言语上的轻罪，一定不会有什么值得担心的。”于是汉元帝同意了请求。冬季十二月，石显等将诏书封好，交给谒者，命令让萧望之亲手开启。同时下令太常立即调拨执金吾所属车马，将萧望之的住宅团团围住。谒者抵达萧宅，召萧望之。萧望之就这件事询问他的学生鲁国人朱云，朱云是崇尚气节操守之士，劝萧望之自杀。萧望之仰天长叹道：“我曾经位于将相之列，现在年龄已经超过六十，这么大的年纪却要被关进监狱，苟且偷生，难道不鄙贱吗？”于是呼唤朱云的字说：“游，快将药和好拿来给我，不要让我等死的时间延长！”因此饮下毒酒，自尽而亡。汉元帝听说后十分震惊。拍手说：“我原本就猜测他不会去坐牢，果真把我的好老师杀了。”这时，太官正将午餐呈上，汉元帝却不肯用餐，为萧望之痛哭不已，他的悲哀感动了身边的人。因此召见石显等责问，石显等承认当时判断出现失误，都脱下官帽，磕头请罪，过了许久，事情才算了结。汉元帝追思悼念萧望之，难以忘怀，每年四季都派使者到他的坟墓前祭拜，直到自己去世才停止。
臣光曰：甚矣孝元之为君，易欺而难悟也！夫恭、显之谮诉望之，其邪说诡计，诚有所不能辨也。至于始疑望之不肯就狱，恭、显以为必无忧，已而果自杀，则恭、显之欺亦明矣。在中智之君，孰不感动奋发以厎
邪臣之罚！孝元则不然，虽涕泣不食以伤望之，而终不能诛恭、显，才得其免冠谢而已。如此，则奸臣安所惩乎！是使恭、显得肆其邪心而无复忌惮者也。
是岁，弘恭病死，石显为中书令。
臣司马光说：汉元帝这位君主，实在是太奇怪了，很容易被欺骗，却又难以醒悟。弘恭、石显诬陷萧望之，他们的阴谋诡计，有的时候确实很难分辨。但是汉元帝开始的时候已经想到萧望之不肯入狱，而弘恭、石显却说一定不会有什么值得担心的，没过多久萧望之果真自杀，那么弘恭、石显的欺骗，已经十分明显了。即使中等智慧的君主，都会情绪激动，雷霆大发，从而惩罚奸邪的臣子！但是汉元帝则不同，虽然他用痛哭流涕、不肯吃饭来悼念老师，但是终究没有杀掉弘恭、石显，只不过让他们脱掉官帽谢罪罢了。这样，又如何能够惩治奸臣呢？这正是导致弘恭、石显为所欲为而不再有所顾虑的原因。
这一年，弘恭因病死去，石显继任中书令。
初，武帝灭南越，开置珠崖、儋耳郡，在海中洲上，吏卒皆中国人，多侵陵之。其民亦暴恶，自以阻绝，数犯吏禁，率数年一反，杀吏。汉辄发兵击定之。二十余年间，凡六反。至宣帝时，又再反。上即位之明年，珠崖山南县反，发兵击之。诸县更叛，连年不定。上博谋于群臣，欲大发军。待诏贾捐之曰：“臣闻尧、舜、禹之圣德，地方不过数千里，西被流沙，东渐于海，朔南暨声教，言欲与声教则治之，不欲与者不强治也。故君臣歌德，含气之物各得其宜。武丁、成王、殷、周之大仁也，然地东不过江
、黄
，西不过氐、羌，南不过蛮荆，北不过朔方。是以颂声并作，视听之物咸乐其生，越裳氏重九译而献，此非兵革之所能致也。以至于秦，兴兵远攻，贪外虚内而天下溃畔。孝文皇帝偃武行文，当此之时，断狱数百，赋役轻简。孝武皇帝厉兵马以攘四夷，天下断狱万数，赋烦役重，寇贼并起，军旅数发，父战死于前，子斗伤于后，女子乘亭障，孤儿号于道，老母、寡妇饮泣巷哭，是皆廓地泰大，征伐不休之故也。今关东民众久困，流离道路。人情莫亲父母，莫乐夫妇；至嫁妻卖子，法不能禁，义不能止，此社稷之忧也。今陛下不忍悁悁之忿，欲驱士众挤之大海之中，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救助饥馑，保全元元也。《诗》云：‘蠢尔蛮荆，大邦为仇。’言圣人起则后服，中国衰则先畔。自古而患之，何况乃复其南方万里之蛮乎！骆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相习以鼻饮，与禽兽无异，本不足郡县置也。颛颛独居一海之中，雾露气湿，多毒草、虫蛇，水土之害。人未见虏，战士自死。又非独珠崖有珠、犀、玳瑁也。弃之不足惜，不击不损威。其民譬犹鱼鳖，何足贪也！臣窃以往者羌军言之，暴师曾未一年，兵出不逾千里，费四十余万万。大司农钱尽，乃以少府禁钱续之。夫一隅为不善，费尚如此，况于劳师远攻？亡士毋功乎！求之往古则不合，施之当今又不便。臣愚以为非冠带之国，《禹贡》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无以为。愿遂弃珠崖，专用恤关东为忧。”上以问丞相、御史。御史大夫陈万年以为当击；丞相于定国以为：“前日兴兵击之连年，护军都尉、校尉及丞凡十一人，还者二人，卒士及转输死者万人以上，费用三万万余，尚未能尽降。今关东困乏，民难摇动，捐之议是。”上从之。捐之，贾谊曾孙也。
起初，汉武帝灭掉南越，在海南岛上开始设置珠崖郡、儋耳郡，官吏和士兵全都是中原人，对当地土著常有抢夺凌辱的事件发生。而当地土著也十分凶悍强大，觉得海南岛被大海隔绝，因此一直违背官吏的禁令，大约每过几年，就发动一次叛乱，攻击杀死官吏。每次汉朝都派出军队，予以平定。二十多年间，一共爆发过六次叛乱。宣帝在位期间，又爆发两次叛乱。汉元帝即位的第二年，珠崖郡山南县叛乱，汉朝派兵镇压。但是其余各县也随之叛乱，连续多年无法平定。汉元帝广泛征求群臣的意见，打算发动大军镇压。待诏贾捐之说：“我听闻，尧、舜、禹这些贤明有德的君主，他们的统辖范围不过方圆数千里，西接流沙，东近大海，朔方以南全是中原威望与教化普及的地区，声明愿意接受中原威望与教化的，中原就去管理，不愿意接受中原威望及教化的，中原也不会强迫。因此无论君王还是臣子，全有德行可以称赞颂扬，只要是有生命的动物，全都得到它们所需。我听闻武丁、成王是商王朝及周王朝至仁的君主，但是他们的领地向东只不过到达江国、黄国，向西也仅仅是到达氐、羌二部落，向南也不过到达蛮人的楚部落，向北不过到达朔方。因此称赞颂扬的声音遍起，只要是会听会看的生物，全乐于生存。越裳部落，经过重重翻译，而向中原纳贡，这并非依靠武力能够得到的。后来到了秦王朝，发动军队远征，贪恋外部的功劳，而导致国家内部虚弱，天下背叛，朝廷崩溃。等到了汉孝文皇帝，停止战争，修明文教，在那个时期，审理及判决的案件，也不过数百起，赋税及徭役，少而且简单。到了孝武皇帝时，修缮武器，喂饱战马，用来征讨四方夷族，审理及判决的案件多达数万起，赋税繁多，徭役繁重，致使盗贼并起，而大军不断出击，父亲在战斗中阵亡于前，儿子在战斗中受伤于后。女人护卫边疆的堡垒，孤儿在道路上大哭，老母、寡妇在小巷里低声啜泣，这全是开拓的疆土太大，战争无法停止所导致的。而如今，函谷关以东的百姓，长期贫穷，流离失所。人情，最亲的莫过于父母，最爱的莫过于夫妇；发展到卖妻子、卖儿女的地步，法令却无法禁止，道义也不能制止，这是国家的忧患啊。如今陛下不能忍住一时的愤怒，打算驱使壮士，将他们推入大海，在那个荒凉黑暗的孤岛上，大显威力，这并非拯救饥荒、保护百姓的好方法。《诗经》说：‘蠢笨的荆楚蛮人，居然敢与大国为敌。’意思是说：圣人出现，外族自然归顺；中原衰败，外族先行背叛。从古代起，担忧的便是这些，何况是在距荆楚部落更远的南方万里之外的蛮人呢！骆越的百姓，父亲和儿子同在一条河里沐浴，习惯用鼻子喝水，与禽兽并无差别，原本就不值得在那里设置郡县。单独地悬浮在大海之中，雾大露重，气候潮湿，多毒草、毒虫、毒蛇，水土灾害肆虐。在看到敌人之前，战士已经因病而死。况且，出产珍珠、犀牛、玳瑁的也并非只有珠崖郡。舍弃它，不值得可惜，不征伐，一点也不会损害到朝廷的威望。那里的百姓就像鱼鳖，不值得去争取！我私下用之前平定西羌叛乱的军事行动当作例证。军队在前线作战，还不足一年，而且战场距离京师长安，还不足一千里，军费已经高达四十余亿。大司农所管辖的国库钱财用光，更是动用少府征收的山海池泽之税作为补充。处理一个角落的问题，尚且花费这么多，更何况是让军队长途跋涉、袭击敌人呢？只会造成巨大的伤亡，不会有功劳！从古代找寻类似的事，都无法找到，现在做这类事又不利。我十分愚笨，认为除非是那些懂得文明礼仪的国家，《禹贡》谈及的地方，《春秋》谈到的治理的地方，其他的都可以丢到一边。因此提议放弃珠崖郡，将全部精力用在救济函谷关以东的灾民上，消除国家的忧患。”汉元帝询问丞相、御史。御史大夫陈万年觉得应该进攻；丞相于定国则认为：“朝廷连年出兵平定珠崖郡叛乱，护军都尉、校尉和丞，一共十一人，生还的只有两个人，战士以及运送粮草的人，死亡的超过万人，耗费也达到三亿多钱，还不能彻底平定。如今函谷关以东又遭受灾荒，粮食严重匮乏，民心动摇，贾捐之的提议是正确的。”汉元帝准奏。贾捐之是贾谊的曾孙。
三年（乙亥，公元前46年）
春，诏曰：“珠崖虏杀吏民，背畔为逆。今廷议者或言可击，或言可守，或欲弃之，其指各殊。朕日夜惟思议者之言，羞威不行，则欲诛之；狐疑辟难，则守屯田；通乎时变，则忧万民。夫万民之饥饿与远蛮之不讨，危孰大焉？且宗庙之祭，凶年不备，况乎辟不嫌之辱哉！今关东大困，仓库空虚，无以相赡，又以动兵，非特劳民，凶年随之。其罢珠崖郡，民有慕义欲内属，便处之；不欲，勿强。”
夏四月乙未晦，茂陵白鹤馆灾；赦天下。
夏，旱。
立长沙炀王
弟宗为王。
长信少府贡禹上言：“诸离宫及长乐宫卫，可减其太半以宽徭役。”六月，诏曰：“朕惟烝
庶之饥寒，远离父母妻子，劳于非业之作，卫于不居之宫，恐非所以佐阴阳之道也。其罢甘泉、建章宫卫，令就农。百官各省费，条奏，毋有所讳。”
是岁，上复擢周堪为光禄勋，堪弟子张猛为光禄大夫、给事中，大见信任。
三年（乙亥，公元前46年）
春季，汉元帝颁布诏书：“珠崖郡匪徒杀死官吏百姓，背叛中原。如今在朝廷会议上，大臣们有的主张镇压，有的主张固守，有的主张放弃，意见不统一。我日夜思考他们的提议，因为羞于朝廷的威望没能施展，于是主张诛杀；又犹豫不决，想避开战乱，于是坚持屯守；遍观时局变化，担心百姓的处境。百姓遭受饥荒和不去平定远方蛮族的叛乱，哪一个更具危险性？就连我祭拜祖先的祭品，都因为荒年的缘故而无法备齐，何况边境上小小的羞辱呢？如今函谷关以东的百姓正遭受严重的困难，官仓空虚，不能相互接济，要是再征集壮丁打仗，不仅让百姓疲劳，而且还会再出现荒年。如今决定撤掉珠崖郡，百姓有倾慕仁义、愿意迁至中原内地的，可以随处定居；不愿意搬迁的，无需勉强。”
夏季四月乙未晦日，茂陵白鹤馆发生火灾；大赦天下。
夏季，发生旱灾。
汉元帝册封已故长沙炀王刘旦的弟弟刘宗继任长沙王。
长信少府贡禹上书提议：“各离宫及长乐宫的警卫军队，可以减掉大半，以减轻百姓的劳役负担。”六月，汉元帝颁布诏书说：“我念及百姓饥寒，远离父母、妻子、儿女，从事并非他们本职的工作，守卫君主不经常居住的宫殿，我担心这并非是促进阴阳调和的行为。撤掉甘泉、建章两宫的守卫部队，命令他们回乡从事农业生产。朝廷官员应该在节约开支方面提出方案奏报，不要有所顾忌。”
这一年，汉元帝又提拔周堪担任光禄勋，周堪的学生张猛担任光禄大夫，兼任给事中，很受信任。
四年（丙子，公元前45年）
春正月，上行幸甘泉，郊泰畤。
三月，行幸河东，祠后土；赦汾阴徒。
四年（丙子，公元前45年）
春季正月，汉元帝到甘泉，在泰畤祭拜天神。
三月，汉元帝前往河东，祭祀地神；赦免汾阴刑徒。
五年（丁丑，公元前44年）
春正月，以周子南君为周承休侯。
上行幸雍，祠五畤。
夏四月，有星孛于参。
上用诸儒贡禹等之言，诏太官毋日杀，所具各减半；乘舆秣马，无乏正事而已。罢角抵，上林宫馆希御幸者，齐三服官，北假田官，盐铁官，常平仓。博士弟子毋置员，以广学者。令民有能通一经者，皆复。省刑罚七十余事。
陈万年卒。六月辛酉，长信少府贡禹为御史大夫。禹前后言得失书数十上。上嘉其质直，多采用之。
五年（丁丑，公元前44年）
春季正月，汉元帝封周子南君为周承休侯。
汉元帝抵达雍城，祭祀五帝。
夏季四月，有异星在参宿星旁出现。
汉元帝采纳儒家学者以及贡禹等人的建议，下令太官不许每天宰杀牲畜，所提供的饮食全部减少一半；皇帝御用的车马，只需维持正事所用就足够了。取消角抵这类表演游戏，将上林宫馆内很少与皇帝见面的宫女放掉，关闭在齐郡的三座皇家纺织厂，放弃北假地区的皇家田地，撤销盐铁官，撤销常平粮仓。不再限制博士弟子的名额，以增加学者的数量。黎民只要是对儒家经典其中任意一经精通的，就可免去赋税徭役。废除刑罚的七十多项判例。
御史大夫陈万年离世。六月辛酉日，提拔长信少府贡禹担任御史大夫。贡禹曾先后数十次上书，规劝汉元帝的得失。汉元帝欣赏他的坦率正直，大都予以采纳。
匈奴郅支单于自以道远，又怨汉拥护呼韩邪而不助己，困辱汉使者江乃始等；遣使奉献，因求侍子。汉议遣卫司马谷吉送之。御史大夫贡禹、博士东海匡衡以为：“郅支单于乡化未醇，所在绝远，宜令使者送其子，至塞而还。”吉上书言：“中国与夷狄有羁縻
不绝之义，今既养全其子十年，德泽甚厚，空绝而不送，近从塞还，示弃捐不畜，使无乡从之心，弃前恩，立后怨，不便！议者见前江乃始无应敌之数，智勇俱困，以致耻辱，即豫为臣忧。臣幸得建强汉之节，承明圣之诏，宣谕厚恩，不宜敢桀。若怀禽兽心，加无道于臣，则单于长婴大罪，必遁逃远舍，不敢近边。没一使以安百姓，国之计，臣之愿也。愿送到庭。”上许焉。既至，郅支单于怒，竟杀吉等。自知负汉，又闻呼韩邪益强，恐见袭击，欲远去。会康居王数为乌孙所困，与诸翕侯计，以为：“匈奴大国，乌孙素服属之。今郅支单于困厄在外，可迎置东边，使合兵取乌孙而立之，长无匈奴忧矣。”即使使至坚昆，通语郅支。郅支素恐，又怨乌孙，闻康居计，大说，遂与相结，引兵而西。郅支人众中寒道死，余财三千人。到康居，康居王以女妻郅支，郅支亦以女予康居王。康居甚尊敬郅支，欲倚其威以胁诸国。郅支数借兵击乌孙，深入至赤谷城，杀略民人，驱畜产去。乌孙不敢追。西边空虚不居者五千里。
冬十二月丁未，贡禹卒。丁巳，长信少府薛广德为御史大夫。
匈奴郅支单于认为他距离汉朝太过遥远，加上怨恨汉朝帮助呼韩邪单于，却没有帮助他，所以让汉朝使节江乃始等深陷艰难困辱之中；同时，派使者进贡，要求将在汉朝做人质的儿子送还。朝廷商量派卫司马谷吉将人质护送回国。御史大夫贡禹、博士东海人匡衡全都认为：“郅支单于对于汉朝并非心悦诚服，他居住的地方还在遥远的绝域，我们派使节护送他的儿子，送至边塞就可以回来了。”谷吉上书说：“汉朝对待蛮族，长期进行笼络及约束，现在我们已经抚养郅支单于的儿子长达十年，恩泽很厚，要是不护送他到遥远的家，只送至边塞，那就表明永远与他断绝关系，这样就会让他不再向往并听命于汉朝，要是摈弃之前的恩德，反而结下今后的怨仇，这是十分不利的！参与意见的人，顾及到起先江乃始缺少应变敌人的能力，无法施展机智勇敢，导致遭受羞辱，就提前替我担忧。我有幸持着大汉的旌节，承奉圣明的诏书，传达汉朝对于匈奴深厚的恩情，估计郅支单于也不敢无礼。要是他狼子野心，对我不讲道义，那么他就相当于犯下了滔天大罪，一定逃得很远，不敢靠近边塞。牺牲掉一个使节，却让百姓获取安宁，这是国家的利益所在，同时也是我个人的愿望。因此，我愿意将郅支单于的儿子送至王庭。”汉元帝批准了谷吉的请求。于是谷吉把郅支单于的儿子送至王庭，郅支单于以怨报德，居然杀了谷吉等人。他知道自己深负汉恩，又听闻呼韩邪单于的势力逐渐强大，害怕遭到袭击，想向远方迁移。就在这个时候，康居王国不断受到乌孙王国的侵袭，处境困窘，康居王和诸翕侯商讨，认为：“匈奴是一个大国，乌孙一直臣服于它。现在，郅支单于被困在国境之外，我们可以将他接来，安排在东部边界，之后联合他一同攻灭乌孙，而拥立郅支单于，这样对匈奴的担忧也就能够永远消除了。”因此派使节到坚昆，给郅支单于传话。郅支单于向来恐惧，又深恨乌孙王国，得知康居王国的计划，心中很高兴，因此就和康居王国结盟，带领部队朝西进发。途中，郅支的部众中很多人被冻死，最后仅余下三千人。抵达康居王国后，康居王将女儿嫁给郅支单于，郅支单于也将女儿嫁给康居王。康居王尊敬郅支单于，打算凭借郅支的武力胁迫各邻国。郅支单于数次向康居借兵，攻击乌孙王国，一直深入到乌孙王国赤谷城，屠杀并掳掠百姓，驱赶牲畜而去。乌孙王国不敢追击。西部五千里范围的广大地区，彻底残破衰败，无人居住。
冬季十二月丁未日，御史大夫贡禹离世。丁巳日，提拔长信少府薛广德为御史大夫。
永光元年（戊寅，公元前43年）
春正月，上行幸甘泉，郊泰畤。礼毕，因留射猎。薛广德上书曰：“窃见关东困极，人民流离。陛下日撞亡秦之钟，听郑、卫之乐，臣诚悼之。今士卒暴露，从官
劳倦，愿陛下亟反宫，思与百姓同忧乐，天下幸甚！”上即日还。
二月，诏：“丞相、御史举质朴、敦厚、逊让、有行者，光禄岁以此科第郎、从官。”
三月，赦天下。
雨雪、陨霜，杀桑。
秋，上酎
祭宗庙，出便门，欲御楼船。薛广德当乘舆车，免冠顿首曰：“宜从桥。”诏曰：“大夫冠。”广德曰：“陛下不听臣，臣自刎，以血污车轮，陛下不得入庙矣！”上不说。先驱光禄大夫张猛进曰：“臣闻主圣臣直。乘船危，就桥安，圣主不乘危。御史大夫言可听。”上曰：“晓人不当如是邪！”乃从桥。
永光元年（戊寅，公元前43年）
春季正月，汉元帝到达甘泉，在泰畤祭拜天神。祭祀结束之后，就留在那里狩猎。薛广德上书说：“我见到函谷关以东一带，困顿已经达到极致，百姓流转离散。但是陛下却每日撞着被灭掉的秦国的钟，欣赏郑国、卫国的音乐，对于此，我实在觉得悲哀。如今保护陛下的大军在原野暴露，跟随的官员疲惫困倦，愿陛下早日回宫，心里想着与百姓同忧同乐，这样才是天下的大幸。”汉元帝当天就返回了长安。
二月，汉元帝颁布诏书：“丞相、御史推举质朴、敦厚、谦逊、品德良好的四类人，光禄勋每年依照这四项，考察郎及从官，依照成绩排列高下。”
三月，大赦天下。
下雪、降霜，桑树纷纷落叶。
秋季，汉元帝用重酿之酒祭拜祖庙，出便门，打算搭乘楼船。薛广德阻拦皇帝的车驾，摘掉官帽，叩头说：“应该走河桥。”汉元帝传下话说：“请御史大夫将官帽戴上！”薛广德说：“要是陛下不接受我的提议，我就在这里自刎，将鲜血喷溅到车轮上，这样陛下就不能进到祖庙里了！”汉元帝十分不高兴。主管清道的光禄大夫张猛说：“我听闻，君主圣明，臣子自然正直。坐船危险，但是过桥却安全，圣明的君主不冒险。可以听从御史大夫的话！”汉元帝说：“劝说别人，难道不应该像这样将道理讲清楚吗！”因此改从桥上走。
九月，陨霜杀稼，天下大饥。丞相于定国，大司马、车骑将军史高，御史大夫薛广德，俱以灾异乞骸骨。赐安车
、驷马、黄金六十斤，罢。太子太傅韦玄成为御史大夫。广德归，县其安车，以传示子孙为荣。
帝之为太子也，从太中大夫孔霸受《尚书》。及即位，赐霸爵关内侯，号褒成君，给事中。上欲致霸相位，霸为人谦退，不好权势，常称：“爵位泰过，何德以堪之！”御史大夫屡缺，上辄欲用霸；霸让位，自陈至于再三。上深知其至诚，乃弗用。以是敬之，赏赐甚厚。
戊子，侍中、卫尉王接为大司马、车骑将军。
九月，寒霜冻坏农田庄稼，天下发生大饥荒。丞相于定国，大司马、车骑将军史高，御史大夫薛广德，全因这场天灾请求辞去职务。汉元帝批准他们所请，赐予他们安车、四匹马、黄金六十斤，之后免去他们的官职。提拔太子太傅韦玄成为御史大夫。薛广德回到家乡，将皇上赐予他的安车高高悬挂起来，传给子孙，以显示荣耀。
汉元帝做太子的时候，与太中大夫孔霸学习《尚书》。等到即位之后，将孔霸封为关内侯，号褒成君，同时兼任给事中。汉元帝打算请孔霸做丞相，但是孔霸为人谦虚辞让，不喜欢权势，常常说：“爵位实在高贵，我的德行如何承担得起！”御史大夫一职屡次空缺，汉元帝一直想任用孔霸；孔霸坚决推辞，以至于数次表明心迹。汉元帝知道他的确是出于至诚，才没有勉强任命。但是也因此更加尊敬他，给他的赏赐也十分丰厚。
戊子日，汉元帝委任侍中、卫尉王接为大司马、车骑将军。
石显惮
周堪、张猛等，数谮
毁之。刘更生惧其倾危，上书曰：“臣闻舜命九官，济济相让，和之至也。众臣和于朝则万物和于野，故箫《韶》九成，凤皇来仪。至周幽、厉之际，朝廷不和，转相非怨，则日月薄食，水泉沸腾，山谷易处，霜降失节。由此观之，和气致祥，乖气致异，祥多者其国安，异众者其国危。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也。今陛下开三代之业，招文学之士，优游宽容，使得并进。今贤不肖浑殽，白黑不分，邪正杂糅，忠谗并进；章交公车，人满北军，朝臣舛午，胶戾乖剌，更相谗诉，转相是非；所以营惑耳目，感移心意，不可胜载。分曹为党，往往群朋将同心以陷正臣。正臣进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乱之机也。乘治乱之机，未知孰任，而灾异数见，此臣所以寒心者也。初元以来六年矣，按《春秋》六年之中，灾异未有稠如今者也。原其所以然者，由谗邪并进也。谗邪之所以并进者，由上多疑心。既已用贤人而行善政，如或谮之，则贤人退而善政还矣。夫执狐疑之心者，来谗贼之口；持不断之意者，开群枉之门。谗邪进则众贤退，群枉盛则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长，君子道消，则政日乱；君子道长，小人道消，则政日治。昔者鲧、共工、
兜与舜、禹杂处尧朝，周公与管、蔡并居周位，当是时，迭进相毁，流言相谤，岂可胜道哉！帝尧、成王能贤舜、禹、周公而消共工、管、蔡，故以大治，荣华至今。孔子与季、孟偕仕于鲁，李斯与叔孙俱宦于秦，定公、始皇贤季、孟、李斯而消孔子、叔孙，故以大乱，污辱至今。故治乱荣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既贤，在于坚固而不移。《诗》云：‘我心匪石，不可转也，言守善笃也。’《易》曰：‘涣汗其大号。’言号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今出善令未能逾时而反，是反汗也。用贤未能三旬而退，是转石也。《论语》曰：‘见不善如探汤。’今二府奏佞谄不当在位，历年而不去。故出令则如反汗，用贤则如转石，去佞则如拔山。如此，望阴阳之调，不亦难乎！是以群小窥见间隙，缘饰文字，巧言丑诋，流言、飞文哗于民间。故《诗》云：‘忧心悄悄，愠于群小。’小人成群，诚足愠也。昔孔子与颜渊、子贡更相称誉，不为朋党；禹、稷与皋陶传相汲引，不为比周。何则？忠于为国，无邪心也。今佞邪与贤臣并交戟之内。合党共谋，违善依恶，歙歙
，数设危险之言，欲以倾移主上，如忽然用之，此天地之所以先戒，灾异之所以重至者也。
中书令石显忌惮光禄勋周堪、光禄大夫张猛等，数次在汉元帝面前诋毁诬陷他们。刘向担心有一天会遭到陷害，因此上书说：“我听闻舜任命九官，大家同济一堂，彼此礼让，和谐的氛围达到了极致。群臣在朝中彼此十分和谐，万物在田野里和谐共存，因此箫管吹出名为《韶》的乐章，吹至九章，凤凰就会飞来朝见。等到周幽王、周厉王的时候，群臣在朝中彼此不再和谐，转向彼此排斥埋怨，导致日食、月食交替发生，山泉沸腾翻滚，高山深谷移动位置，降霜与时令不合。这样看来，和谐可以招致祥瑞，彼此诋毁就会造成灾祸，祥瑞多那么国家就会安定，灾异多那么国家就会陷于危险之中。这是天地运行的自然规律，古今一贯的法则。如今，陛下开创三代盛世的宏伟事业，招揽儒家学者，给予他们优厚的待遇，对待他们的过失十分宽容，让大家一同进取。但是现在贤能的人与一些奸佞之徒混杂在一起，不分黑白，正邪掺杂，导致忠奸一起进入朝廷；臣民上书，由公车接待，因为上书不妥当而被抓捕的，遍布北军监狱，朝廷臣僚意见不同，彼此拆台，甚至不惜谗言陷害，惹出许多是非；用不实之词混淆君主的视听，改变君主的想法，这类事情很多，不能一一列举。他们拉帮结伙，常常同心协力，去诬陷正直的大臣。正直大臣晋升，是国家安治的体现；正直大臣受到陷害，是国家混乱的根源。面对治理混乱的契机，但是不知道任用谁，而天灾变异屡次发生，这也是我寒心的原因所在。陛下登基至今已有六年，在《春秋》的记录中，六年之内，天灾异象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频繁。之所以这样，是因为诋毁别人的人及邪恶的人全都在朝廷的缘故。诋毁别人的人及邪恶的人之所以能够同时进入朝廷，是因为陛下心中猜忌。既然已经任用贤才去推广好的政令措施，要是遭受陷害，贤能的人被除掉，好的政令措施自然就难以推广。因为陛下心中有怀疑，才会招致奸臣的陷害之口；因为陛下不能当机立断，才给群邪打开大门。诋毁别人的人及邪恶的人得进，那么有德行以及有才能的人就会退出，群邪就会增多，正直的人就会减少。因此《易经》上有《否》卦及《泰》卦，要是小人那一套被欣赏，君子的主张就无法推行，那么政治就会逐渐混乱；要是君子的主张被欣赏，小人那一套就不能推行，那么政治就会逐渐走上轨道。之前鲧、共工、
兜、舜、禹一同在尧的朝廷中为官，周公及管叔、蔡叔一起居于周朝的高位，当时，他们之间，彼此诋毁，恶意中伤，不可胜言！帝尧、成王能够确定舜、禹、周公的德行才干，剔除共工、管叔、蔡叔，所以国家大治，荣耀永垂不朽，直到现在。孔子和季孙斯、孟孙何忌一同在鲁国为官，李斯与叔孙通全在秦朝为官，鲁定公、秦始皇觉得季孙斯、孟孙何忌、李斯贤能，而排挤孔子、叔孙通，所以国家大乱，耻辱一直流传到现在。因此说，治和乱，荣和辱，首先是看君主宠信什么人；已经信赖贤能，那么就应该坚持，而不能再动摇。《诗经》上说：‘虽然我的心并非磐石，但是却不能逆转。’这表明坚持善行的坚决态度。《易经》上说：‘出令如出汗。’这表明君王发号施令，就像出汗；汗既然已经流出，就无法再返回体内。但是如今的情形却是，关于善政的命令，颁布之后还没多长时间，就被取消，这是一种‘返汗’现象。任用贤能的人，还不足三十天就罢黜，是转动了磐石。《论语》说：‘看到邪恶，如同把手伸入滚水中。’如今，二府所弹劾的奸佞之辈，不应该再留在朝中，但是经过几年，还是没有离开。因此颁布命令，就像返汗；任用贤能，就像转动磐石一样；至于除去邪恶，简直如同拔起一座大山。在这样的形势下，希望调和阴阳，不是特别困难吗？所以，一群小人四处找寻漏洞，利用文字技巧，丑化、诬陷他人，制造谣言，写匿名信，在民间广泛流传。因此《诗经》上说：‘我心忧愁如同被焚烧，因为触怒了一群小人。’小人成群，确实是令人愤慨。以前，孔子与他的学生颜渊、子贡彼此称赞，但是并没有人说他们结成朋党；禹、后稷、皋陶彼此提携，也没有人说他们彼此勾结。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他们忠心为国，没有邪恶的念头。现在，奸佞的小人与贤德的君子，手持剑戟，一同在宫内担任禁卫官。奸佞的小人勾结在一起设下阴谋诡计，违背善良，走向奸邪，不做本职工作，还不停制造险恶的谗言，想让君主动摇，要是有一天君主忽然信任他们，这正是天地利用变异事先提出警告，而灾难不断发生的原因。
“自古明圣未有无诛而治者也，故舜有四放之罚，孔子有两观之诛，然后圣化可得而行也。今以陛下明知，诚深思天地之心，览《否》《泰》之卦，历周、唐之所进以为法，原秦、鲁之所消以为戒，考
祥应之福，灾异之祸，以揆当世之变，放远佞邪之党，坏散险诐之聚，杜闭群枉之门，广开众正之路，决断狐疑，分别犹豫，使是非炳然可知，则百异消灭而众祥并至，太平之基，万世之利也。”显见其书，愈与许、史比而怨更生等。
“从古至今，圣明的君主从没有不经历诛杀而把国家治理好的，因此舜对于‘四凶’采用了流放的惩罚，而孔子也曾经在两观之下，将少正卯诛杀，之后圣贤的教化，才被推行。如今，凭借陛下的贤明聪慧，诚能深思天地之心，体会《易经》中《否》《泰》二卦的深刻含义，考察唐尧与周成王的兴盛，作为榜样，而将秦王朝以及鲁国的衰败作为借鉴，推究祥瑞给国家带来的福运与灾害给国家带来的祸患，用来揣测当前局势的变化，放逐奸诈邪恶的小人，捣毁专门从事阴谋构陷的团伙，将群邪幸进之门关闭，让正大光明的道路畅通无阻，坚定果决，不再犹犹豫豫，让是非清晰可见，这样的话，种种奇异的灾异全会消灭，众多祥瑞全都到来，这是太平的基础，万代的利益。”石显看到这份奏章，与许、史两姓皇亲勾结得更加紧密，而更加痛恨刘向等人。
是岁，夏寒，日青无光。显及许、史皆言堪、猛用事之咎。上内重堪，又患众口之寖润，无所取信。时长安令杨兴以材能幸，常称誉堪，上欲以为助，乃见问兴：“朝臣龂龂
不可光禄勋，何邪？”兴者，倾巧士，谓上疑堪，因顺指曰：“堪非独不可于朝廷，自州里亦不可也！臣见众人闻堪与刘更生等谋毁骨肉，以为当诛；故臣前书言堪不可诛伤，为国养恩也。”上曰：“然此何罪而诛？今宜奈何？”兴曰：“臣愚以为可赐爵关内侯，食邑三百户，勿令典事。明主不失师傅之恩，此最策之得者也。”上于是疑之。
司隶校尉琅邪诸葛丰始以刚直特立著名于朝，数侵犯贵戚，在位者多言其短。后坐春夏系治人，徙城门校尉。丰于是上书告堪、猛罪。上不直丰，乃制诏御史：“城门校尉丰，前与光禄勋堪、光禄大夫猛在朝之时，数称言堪、猛之美。丰前为司隶校尉，不顺四时，修法度，专作苛暴以获虚威；朕不忍下吏，以为城门校尉，不内省诸己，而反怨堪、猛以求报举，告按无证之辞，暴扬难验之罪，毁誉恣意，不顾前言，不信之大也。朕怜丰之耆老，不忍加刑，其免为庶人！”又曰：“丰言堪、猛贞信不立，朕闵而不治，又惜其材能未有所效，其左迁堪为河东太守，猛槐里令。”
这年夏天，天气寒冷，太阳呈现青色，昏暗无光。石显与许、史两大家族，全说这是因为周堪、张猛掌握政权导致的天变。汉元帝心里十分尊重周堪，但是面对众口一辞的攻击，却无法将他们的嘴堵住。当时，长安令杨兴因为有才能而得到赏识，并且常常称赞宣扬周堪，汉元帝想得到他的帮忙，因此召见杨兴，问他：“有些朝臣怨恨、不赞同光禄勋周堪，到底是为什么？”杨兴是狡猾奸诈的人，觉得汉元帝怀疑周堪，因此顺势责备说：“周堪非但没有能力在朝廷担任光禄勋，就算是做一个乡下的里长也不适合！我听说，人们觉得周堪与刘向等人密谋挑拨陛下的骨肉亲情，理应被诛杀；我之前之所以上书说周堪等不可以被诛杀，只是想替国家培养恩德。”汉元帝问：“那么用什么罪名可以杀了他？现在应该怎么办呢？”杨兴答道：“我个人的看法是，封周堪为关内侯，赏赐他三百户食邑，让他不再掌管政事。这样的话，圣上还是可以维持他作为老师的旧恩，应该算得上最上等的策略。”汉元帝于是开始怀疑周堪、张猛。
司隶校尉琅邪人诸葛丰，因为刚直、不随波逐流而名闻朝野，数次触犯皇亲国戚，因此权贵们大多都说他的坏话。后来他被指控在春季及夏季抓捕法办犯人，不依从天时，被贬谪为城门校尉。于是他上书指控周堪、张猛有罪。汉元帝认为诸葛丰不正直，因此下诏御史：“城门校尉诸葛丰，之前与光禄勋周堪、光禄大夫张猛一同在朝廷的时候，多次称赞周堪、张猛的美德。而诸葛丰为司隶校尉的时候，却不依从四时天意，不遵守法令制度，利用苛刻残暴的手段来获得虚假的威严；我不忍心法办，就改任他为城门校尉，没想到他非但不思虑反省，反倒怨恨周堪、张猛，试图报复，指控的全是找不到证据的话，揭发的全是不能验证的罪，随意地毁谤和赞扬，完全不顾及之前的言论，不讲信义到了极致。我怜惜诸葛丰年纪大了，不忍心施加刑罚，立即免官贬为平民。”又颁布诏书说：“诸葛丰控告周堪、张猛没有忠贞信守，我心怀怜悯，不愿追究，又怜惜二人的才干无法报效国家，决定将周堪贬为河东郡太守，张猛为槐里县令。”
臣光曰：诸葛丰之于堪、猛，前誉而后毁，其志非为朝廷进善而去奸也，欲比周求进而已矣。斯亦郑朋、杨兴之流，乌在其为刚直哉！人君者，察美恶，辨是非，赏以劝善，罚以惩奸，所以为治也。使丰言得实，则丰不当黜；若其诬罔，则堪、猛何辜焉！今两责而俱弃之，则美恶、是非果安在哉！
贾捐之与杨兴善。捐之数短石显，以故不得官，稀复进见；兴新以材能得幸。捐之谓兴曰：“京兆尹缺，使我得见，言君兰
，京兆尹可立得。”兴曰：“君房
下笔，言语妙天下；使君房为尚书令，胜五鹿充宗远甚。”捐之曰：“令我得代充宗，君兰为京兆，京兆，郡国首，尚书，百官本，天下真大治，士则不隔矣！”捐之复短石显。兴曰：“显方贵，上信用之；今欲进，第从我计，且与合意，即得入矣！”捐之即与兴共为荐显奏，称誉其美，以为宜赐爵关内侯，引其兄弟以为诸曹；又共为荐兴奏，以为可试守京兆尹。石显闻知，白之上，乃下兴、捐之狱。令显治之，奏：“兴，捐之怀诈伪，更相荐誉，欲得大位，罔上不道！”捐之竟坐弃市，兴髡钳为城旦。
臣司马光说：诸葛丰对于周堪、张猛，之前是称赞，后来是诋毁，其目的并不是为国家推荐贤能除却奸邪，只不过是想投奔皇亲集团，谋求飞黄腾达罢了。他与郑朋、杨兴是同一类人，哪里有什么正直刚烈可言？身为君主，理应明察善恶，明辨是非，通过奖赏勉励善行，通过刑罚惩处奸邪，这才是治理国家的准则。要是诸葛丰的话属实，那么他不应被免去官职；要是他是用不实之辞诋毁人，那么周堪、张猛又何罪之有呢？现在双方都受到惩罚，同时被废除官职，那么善和恶，是与非，又有什么区别呢？
贾捐之和杨兴关系不错。贾捐之屡次揭石显的短，因此不得为官，很少有机会能够再见到皇上；而杨兴新近因为才能出众而被皇上赏识。贾捐之对杨兴说：“京兆尹出缺，要是我能够面见圣上，推举你，这个位置你立即就能得到。”杨兴说：“你妙笔生花，语言精妙；要是你能做尚书令，可远比五鹿充宗高明。”贾捐之说：“要是我能代替五鹿充宗，你做京兆尹，京兆是郡与封国的中心，而全国官员的政治命运全都掌握在尚书手中，天下局势一定会安定，经济繁荣，士人和皇上之间也就不会存在隔阂。”说完，又批评石显。杨兴说：“石显的权势正在显赫之时，圣上对他十分信任；要是我们谋求上进，一定要听从我的计划，暂时顺他的意，就可以获得成功。”因此两人联名上书，称赞石显美德，提议应将他封为关内侯，而让他的兄弟入宫担任中书或尚书的下属官员；之后，两人又上呈一起拟定的奏章，推举杨兴，认为可以让他试行出任京兆尹。石显看破两人的计谋，报告给汉元帝，于是将杨兴、贾捐之二人逮捕下狱。汉元帝让石显审讯，审讯之后，石显上奏说：“杨兴、贾捐之心怀诡计，互相推荐赞誉，想要获得朝廷的高官，欺瞒陛下，实在是大逆不道！”最后贾捐之居然被处死，杨兴被剃发，套上刑具，罚为苦工。
臣光曰：君子以正攻邪，犹惧不克。况捐之以邪攻邪，其能免乎！徙清河王竟为中山王。
匈奴呼韩邪单于民众益盛，塞下禽兽尽。单于足以自卫，不畏郅支，其大臣多劝单于北归者。久之，单于竟北归庭，民众稍稍归之，其国遂定。
臣司马光说：君子利用正道攻击邪道，还担心不能获胜。何况贾捐之利用邪道攻击邪道，如何能避免灾祸？
汉元帝改封清河王刘竟为中山王。
匈奴呼韩邪单于的民众越来越多，而塞下的飞禽走兽却几乎没有了。同时，单于足够保护自己，不再惧怕郅支单于的攻击，他的大臣大都提议北归故土。又过了一段时间，呼韩邪单于终于北向回到王庭，散落在别的地方的部落，慢慢归属于他，匈奴于是安定。
二年（己卯，公元前42年）
春二月，赦天下。
丁酉，御史大夫韦玄成为丞相，右扶风郑弘为御史大夫。
三月壬戌朔，日有食之。
夏六月，赦天下。
二年（己卯，公元前42年）
春季二月，大赦天下。
丁酉日，汉元帝提拔御史大夫韦玄成担任丞相，右扶风郑弘担任御史大夫。
三月壬戌朔日，发生了日食。
夏季六月，大赦天下。
上问给事中匡衡以地震日食之变。衡上疏曰：“陛下躬圣德，开太平之路，闵愚吏民触法抵禁，比年
大赦，使百姓得改行自新，天下幸甚！臣窃见大赦之后，奸邪不为衰止。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随入狱，此殆导之未得其务也。今天下俗，贪财贱义，好声色，上侈靡，亲戚之恩薄，婚姻之党隆，苟合徼幸，以身设利。不改其原，虽岁赦之，刑犹难使错而不用也。臣愚以为宜一旷然大变其俗。夫朝廷者，天下之桢干也。朝有变色之言，则下有争斗之患；上有自专之士，则下有不让之人；上有克胜之佐，则下有伤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则下有盗窃之民。此其本也。治天下者，审所上
而已。教化之流，非家至而人说之也；贤者在位，能者布职，朝廷崇礼，百僚敬让，道德之行，由内及外，自近者始，然后民知所法，迁善日进而不自知也。《诗》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极。’今长安，天子之都，亲承圣化，然其习俗无以异于远方，郡国来者无所法则，或见侈靡而放效之；此教化之原本，风俗之枢机，宜先正者也。臣闻天人之际，精祲有以相荡，善恶有以相推，事作乎下者象动乎上，阴变则静者动，阳蔽则明者暗，水旱之灾随类而至。陛下祗畏天戒，哀闵元元，宜省靡丽，考制度，近忠正，远巧佞，以崇至仁，匡失俗，道德弘于京师，淑问扬乎疆外，然后大化可成，礼让可兴也。”上说其言，迁衡为光禄大夫。
汉元帝向给事中匡衡询问地震、日食等天地变化的缘由。匡衡上疏说：“陛下身体力行，用圣德给国家开创太平道路，怜悯愚笨的官吏平民违反法禁，连续几年都有大赦，让百姓得以获得改过自新的机会，这实在是国家的大幸。但是，根据我私下的观察，大赦之后，违法乱纪的行为并没有减少或者停止。今天刚刚遇到大赦出狱，明天就再次违反法律，前后紧随，再次入狱，这是因为教育他们没有抓到要点。如今天下的风气，追求财利，轻视道义，喜好音乐女色，追崇豪华奢侈，亲戚的恩情日渐淡薄，而婚姻的关系反而十分深厚，苟且结合，用身家来获取财富。要是没有从根本上使这样的情况改变，就算每年赦免一次，还是无法让刑法搁置不用。我认为，应当大刀阔斧地改变社会风气。朝廷对于国家，就像筑墙的时候所用的木柱。要是朝廷的高官彼此怒视，下级官吏及百姓就会彼此争斗；上有专权弄势的人，那么下就有不谦恭礼让的人；上有刻忌好胜的辅臣，那么下就有彼此伤害的百姓；上有贪图钱财的大臣，那么下就有偷盗财物的百姓。这就是朝廷所表现出来的根本作用。对于统治国家的人而言，最应该慎重的是尊崇什么。教育感化之类的事，无需挨家挨户说教，也无需看到人就去劝说；贤能的人在位，有才干的人忠于职守，朝廷尊崇礼义，文武百官彼此尊敬谦让，道德的推广，从内至外，自最亲近的人开始，之后臣民才知道将谁当作榜样，日益向善，但是自己还不知道。《诗经》上说：‘商朝京城的礼仪如此威严，的确是四方效仿的典范。’如今的长安，天子的都城，天子亲自推广圣人的教化，但是社会风气却与边远地方没有什么差别，各郡、各封国的人抵达京城，发现没有什么可以学习的，有的反倒学会了奢靡浪费；这是推行教化最根本的地方，也是培育社会风气至关重要的地方，应当最先得以纠正。我听闻天与人之间，精气彼此激荡，善恶彼此推展，下面有所行动的时候，上面就可以察觉迹象，太阴变化就会地震，太阳被遮挡就出现日食，而水灾、旱灾一类的灾祸便随之而来。陛下敬畏上天的警告，怜悯百姓，应该节省奢侈开支，考察国家制度，接近忠诚正直的人，疏远奸佞邪恶的人，进而推崇大仁大义，匡正被破坏的风俗习惯，让高尚的道德在京师首先得以弘扬，使美好的名声传到国境之外，之后广大的教化可以完成，谦恭礼让的美德可以兴起。”汉元帝很赞赏匡衡的提议，提拔他为光禄大夫。
王夫之曰：“于是而奉世之决于进讨，功不可泯；韦玄成、郑弘之固陋，罪抑不可掩矣。”
荀悦论曰：夫赦者，权时之宜，非常典也。汉兴，承秦兵革之后，大愚之世，比屋可刑，故设三章之法，大赦之令，荡涤秽流，与民更始，时势然也。后世承业，袭而不革，失时宜矣。若惠、文之世，无所赦之。若孝景之时，七国皆乱，异心并起，奸诈非一。及武帝末年，赋役繁兴，群盗并起，加以太子之事，巫蛊之祸，天下纷然，百姓无聊。及光武之际，拨乱之后：如此之比，宜为赦矣。
荀悦评论说：对于囚犯的赦免，不过只是一种暂时的权宜之计，并不是正常的司法典范。汉王朝崛起初始，恰巧在秦王朝战乱结束之后，几乎每一个人都身背重罪，要是非要依法惩处的话，那么每一家都会遭受刑罚，因此汉高祖约法三章，大赦之令，洗净社会上的污秽与罪恶，和百姓一同重新开始，这是由当时的形势造成的。后世只知道继承祖先的制度，不懂得改变，已经和时代所需不相符合了。在惠帝、文帝时代，罪犯没有被赦免的。在景帝时代，爆发七国之乱，异心四起，奸诈百出。等到了武帝末年，赋税繁重，徭役频频，盗贼猖獗，再加之戾太子刘据的事件，巫蛊大祸，天下震动，百姓生活艰难，无所依靠。只有等到汉光武帝上台，拨乱反正之后，与之相对比，才适合赦免罪犯。
秋七月，陇西羌彡姐旁种反。诏召丞相韦玄成等入议。是时，岁比不登
，朝廷方以为忧，而遭羌变，玄成等漠然，莫有对者。右将军冯奉世曰：“羌虏近在竟内背畔，不以时诛，无以威制远蛮，臣愿帅师讨之！”上问用兵之数，对曰：“臣闻善用兵者，役不再兴，粮不三载，故师不久暴而天诛亟决。往者数不料敌，而师至于折伤，再三发调，则旷日烦费，威武亏矣。今反虏无虑三万人，法当倍，用六万人。然羌戎，弓矛之兵耳，器不犀利，可用四万人，一月足以决。”丞相、御史、两将军皆以为：“民方收敛时未可多发，发万人屯守之，且足。”奉世曰：“不可。天下被饥馑，士马羸耗，守战之备久废不简，夷狄皆有轻边吏之心，而羌首难。今以万人分屯数处，虏见兵少，必不畏惧。战则挫兵病师，守则百姓不救。如此，怯弱之形见。羌人乘利，诸种并和，相扇而起，臣恐中国之役不得止于四万，非财币之所能解也。故少发师而旷日，与一举而疾决，利害相万也。”固争之，不能得。有诏，益二千人。于是遣奉世将万二千人骑，以将屯为名，典属国任立、护军都尉韩昌为偏裨，到陇西，分屯三处。昌先遣两校尉与羌战。羌众盛多，皆为所破，杀两校尉。奉世具上地形部众多少之计，愿益三万六千人，乃足以决事。书奏，天子大为发兵六万余人。八月，拜太常弋阳侯任千秋为奋武将军以助之。冬十月，兵毕至陇西。十一月，并进，羌虏大破，斩首数千级，余皆走出塞。兵未决间，汉复发募士万人，拜定襄太守韩安国为建威将军，未进，闻羌破而还。诏罢吏士，颇留屯田，备要害处。
秋季七月，陇西羌族彡姐部落反叛。汉元帝召见丞相韦玄成等高级官员入殿举行会议。这时，粮食连续几年歉收，朝廷正在为此担忧，忽然又传来羌族造反的消息，韦玄成等高级官员全都震惊束手无措，没有人敢先说话。右将军冯奉世说：“羌民近在境内反叛，要是没能及时平定，就不能控制远方的蛮族，我愿意带领军队前去征讨。”汉元帝问他需要多少人马，冯奉世说：“我听闻，一个善于领兵的大将，无需进行第二次动员，所带的粮草不会超过三年所需，所以大军不会长时间暴露在荒野之外，而是速战速决。以前，我们多次没能正确地估计对手，大军才会遇到挫败，迫不得已才一而再、再而三地增援，不但拖延了很长时间，花费了很多军费，并且国家的威望也受到破坏。如今约有三万叛军，依照兵法，攻击部队应该加倍，需要六万人。但是羌族军队的武器落后，仅有弓箭与长矛，武器不够锋利，所以我们的部队可以减少至四万人，一个月时间足以解决问题。”但是，丞相、御史、两位将军都认为：“民间正值秋收，不应该在农忙的时候多调派人入伍，征发一万人前去屯守，就差不多了。”冯奉世说：“不可以。天下百姓遭受天灾饥馑的袭击，士兵战马不仅瘦弱，且数量上也消耗很多，长久以来，防守和作战的训练与装备已经荒废懈怠，夷狄也没有把边塞的汉朝官员放在眼里，因此羌人才敢率先发难。如今我们用一万人，分别驻守几个地方，敌人察觉我们兵力薄弱，就不会害怕。要是我们进攻，就会受到挫折，损兵折将；要是坚守，就不能拯救边民。这样，就显露出怯懦衰败的形象。羌人就会抓住有利于他们的机会，各种族各部落，必定会彼此呼应，纷纷起兵，到那个时候，我担心朝廷调集四万人的兵力根本不够，花再多的钱也无法解决。所以，少发兵而耽误时间和多发兵而一举歼灭，这其中的利与害，相差万倍。”虽然他据理力争，但还是没能得到支持。最终，汉元帝颁布诏书，增派两千人的军队。因此派遣冯奉世带领一万二千骑兵，以带兵屯田为名，任命典属国任立、护军都尉韩昌为副手，抵达陇西，分别屯兵守卫三处要塞。韩昌先派两个校尉袭击羌人。羌人大规模迎战，将汉朝军队打败，杀了两位校尉。冯奉世呈上山川地图以及兵力布置分配计划，请求增派三万六千人，他觉得只有这样，才有把握赢得决定性的胜利。汉元帝看到冯奉世的奏书，发兵六万余人。八月，汉元帝任命太常弋阳侯任千秋为奋武将军前去相助。冬季十月，大军抵达陇西。十一月，数路并进，大破叛军，斩杀数千人，残余部众全部逃出边境。在两军还没有进行决战的时候，朝廷就又募集了一万名战士，任命定襄太守韩安国担任建威将军，还没有出发，就获悉羌族已经溃逃的战报，因此停止前进。汉元帝下诏复员，但还是留下部分部队在那里开荒屯守，守卫重要边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