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是两三个月前,我在邮箱中收到杨雨君的电邮,告知她关于屈原、李清照、陆游、纳兰性德的四部著作要汇成四人的诗传,在长江文艺出版社集中推出。此前各书均有序,或自序,或他序,四书此次汇集重刊,她又逐一修订一过,但尚缺一篇总序,她希望这篇总序由我来执笔,以冠群书。
我觉得这个任务有点重,但一时也找不到推辞的理由。
蒙杨雨君不弃,她的这四种著作此前都曾寄赠给我,我也大致浏览过。我平时读高头讲章式的学术著作居多,难免有如王国维读德国哲学而生“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之感,很少能感受到通透思想与灵性语言的完美结合者。读杨雨君的著作,则时时感受到她出入学术之中,在历史与现实、文学与情感之间的自如穿梭与适度渗透。
我知道要将笔下的文字达到这样的境界,既需要有沉潜的读书功夫,用锐利之眼看出问题;又需要有足够的才情悟性,用灵性之语表述其思。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大诗人对宇宙人生要入乎其内,以见生气;出乎其外,以见高致。读书境界与创作境界稍有不同,应该是沉入书中,触摸高致;走出书外,再现生气。杨雨君的这四种著作,我认为就有着这样的特点,她有细读文本的功夫作为底子,又有绵邈细致的情感引领其思,所以她对诗人诗作的解读往往呈现出迥异他人的地方,我也常常为她的才情和胆略所折服。
清代的周济说好的填词大约都有“把缆放船”的特点。因为缆绳在手,所以主题不至流宕无归;因为适度放船,所以想象的空间因此展衍空阔。读书作文的比喻虽多,我总觉得不如周济此四字来得形象贴切。两脚书橱的读书人,就是因为缆绳系得太紧,把人也读得局促不安,所以了无生气;而凌空飞舞的文章家,就是因为撤了缆绳,无根而去,所以底蕴也失。前者失在过实,后者失在过虚。很显然,虚实结合,才是读书作文的王道所在。我觉得杨雨君就是一个谙熟并践行这种王道的人。
屈原、李清照、陆游、纳兰这四个人都是文学史上的热点人物,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也分别是中国古代文学的成型、高峰以及尾声时期的代表,他们的作品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读书人。屈原是早期中国文学一面高高飘扬的旗子,他的清明思想、炽热情感以及惊采绝艳的文学想象,展现了中国文学的迷人芳华,其香草美人、比兴寄托的创作方式也成为后来文学家争相仿效的一种典范。李清照、陆游生当两宋时期,用陈寅恪的话来说,两宋是中国文化的极致时代,他们的文学是鼎盛时期中国文学的重要代表,可以从不同的性别映照出文学的不同风格。李清照以鲜明的主体意识创造了女性文学的高峰,她既细致描写了女性“才下眉头,却上心头”的柔婉之思,也有“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的豪爽之情,在李清照身上,糅合了女性之思与时代之气,若只是停留在女性之思的阶段,李清照也就是一个不错的女性词人而已;而熔铸了时代之气的李清照,才会成为一个时代的标识。纳兰性德作为清初贵介公子,他融合满汉两种文化的原质,神奇地展现诗词活泼、自然而深情的本来面目,这是一种审美的回旋,让文学抽离出“作态”的窠臼,再度变得如此可亲,直抵心灵,散发着文学浓郁的原色魅力和大家气象。王国维曾说:“社会上之习惯,杀许多之善人;文学上之习惯,杀许多之天才。”纳兰就是一个未被文学上之习惯“杀”掉的天才之一。我忽然觉得杨雨君精选这四个诗人,真是别具眼光的。她从风雅寝声之后异峰突起的屈原开笔,梳理屈原坎坷的人生命运,用对其诗歌的深度解读来展现其美政理想以及其独特的人格精神,中间用宋代一男一女两位顶尖诗词高手来彰显高峰文学的灼灼光华,再用纳兰性德来煞尾,以其纯任自然的白描和慷慨淋漓的悲情展现文学的最初一念之本心。前后彼此连缀,既堪称是一部极简的点式诗歌史,也展现了文学发展的顺流与回流等不同的情形。
诗人这个群体与一般人的不同,在于他是用情感说话的。哲学家要从地面升腾、超越具体的情感去驰骋玄思,历史学家要等情感冷却后再娓娓而谈,唯有文学家是借着温热的情感来敞开心扉。其实文学就是一种带着温度的历史,也是哲学家凌空而起的基点。换言之,加热后的历史与落地后的哲学都能无限地接近文学。热的文学与冷的哲学、历史,他们只是在情感的阶段性和表现形态方面存在着差异,一旦拂去差异,回归本真,真是等无二致的。诗歌在中国文化中的特殊性,在这种比较之中清晰地显现出来。
诗人眼光所及与一般人眼中所见,在很多时候并没有什么区别。但外在景象对诗人的影响却远在一般人之上,诗人从景物中唤醒沉睡的情感,又将这种情感投射到景物之上,再用生花妙笔表达这种情景的往还,就生成了诗歌。在这种往还的过程中,情感始终主宰着诗人的灵魂。无论是李白的“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还是李清照的“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还是辛弃疾的“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诗人与外物的情感交流,敏锐而生动。这使我再度想起黄庭坚的一段话:“天下清景,初不择贵贱贤愚而与之。然吾特疑端为我辈设。”“端为我辈设”,这是诗歌史上的事实,也是诗人应有的自信。因为天下情景虽然能涤荡众生,但那不过如风过耳而已。而对于诗人则是“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所焕发的情感力度是一般人无法比拟的,所以诗人不仅能把风景在笔下铸造成永恒、供后人联翩遐想,也能将渗透在风景之中的情感垂之久远、感染百世,这就是诗人的伟大和不可替代之处。
我之所以用了如许笔墨来说诗人与情感关系的话题,是因为杨雨君所选择的这四位诗人恰恰可以归属为四种不同的情感类型:屈原是盘旋郁结而炽热的;李清照是婉转多思而细腻的;陆游是慷慨悲凉而执着的,纳兰是多情凄苦而低徊的。这意味着要走进这四个诗人的内心,需要解析者以同样的感情去体会去参透,才能将诗人的真实面目以及诗歌的底蕴重现在读者眼前。读罢杨雨君的“四书”,她固然用了种种专业手法去厘清本末、昭示源流,而她在字里行间流露出来的个人情怀,也时时令我动容。冷峻的专业解析,稍加训练可得;有温度的情感体验,则非具灵性妙悟而难成。我觉得杨雨君在这四书之中,身份切换自如,有时好像直接置身于屈原上天入地的想象之中;有时与李清照如闺阁对谈,音容笑貌,亲切可闻;有时与陆游一起感受着南宋阴晴不定的政治氛围;有时又似乎感叹着纳兰“人生若只如初见”的淡淡哀思。有这样设身处地的情感体验,使得杨雨君的大著中呈现出鲜明的个性色彩,杨雨君将她的个人之思打并入四人及其诗歌之中,故虽是四人之诗传,却融入了五人之诗思。
深入浅出的文字,看似容易,其实至难。因为要做到淡语而有味、浅语而有致,需要极通透的思想与极高明的艺术。杨雨君在这四书中的展现出来的灵动之思、浅近之语以及浓郁的抒情性,正洋溢着这样的一种精神。我相信这是在高头讲章之外的另外一种著作风采,而其播撒人心的力量,我相信同样是值得期待的。
彭玉平
2019年6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