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公元前319年，在楚国富丽堂皇的宫廷里，两位盛装的男子正在促膝交谈，宫廷侍从在远远的地方垂首侍立。密谈的两位男子，其中一位年纪约莫40岁，微微有些发福但是身材依然称得上强壮。他身着黄色宽袍，头戴庄严的礼帽，额头前垂下的九串珠玉分明显示出他尊贵的地位——战国时候，只有天子的王冠才能用12根玉串——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旒”，而诸侯王则用9根旒装饰帽檐。从这位中年男子的衣冠冕旒可以判断，这正是当时楚国的统治者——楚怀王熊槐。

在怀王对面席地而坐的是一位20岁出头的青年公子，和楚怀王衣着略显单调的土黄色相比，这位青年公子峨冠博带，衣饰鲜艳华美，越发衬托出他面容俊美，气宇轩昂。青年公子正在侃侃而谈，看得出他胸有成竹，虽然面对的是威严的楚王，但他没有流露出丝毫的胆怯，说到激动的地方，他还会“霍”地站起来，修长的身材一览无遗。很显然，他的言谈已经深深吸引了楚怀王，怀王时而专心地倾听，情不自禁地点点头表示赞许；时而打断青年的话头，提出一两个问题，丝毫不介意青年因为激动偶尔出现的失态和失礼。

这位激情四溢的青年公子，正是楚怀王当时最信任的臣子之一——左徒屈原。屈原虽然年纪很轻，却早已是楚国朝野闻名的青年诗人，无论是在楚国的宫廷，还是在民间，他创作的诗歌早已经是家喻户晓。尤其是那些美丽动人的爱情诗，更是为他赢得了无数痴迷的崇拜者和追随者，他俨然是楚国的“文坛领袖”了。

然而，屈原正式的身份可不是一位诗人，他是楚国政坛的新秀，20岁出头的他，官居左徒，在官职上已经是仅次于令尹的“二把手”了。

作为楚国年青一代的政治家，屈原虽然年纪不大，对战国的形势却了然于胸。他最大的愿望，是楚国能够富国强兵，重振雄风，在胜则称霸、败则灭亡的战国天下能够牢牢地站稳脚跟，成为真正的天下霸主。

他的这个愿望，当然也是雄心勃勃的楚怀王的愿望，楚国在数次争霸战中获胜，一度被视为统一中原的“头号种子选手”。因此，他们这一对君臣，才会因为共同的目标结成如此亲密的朋友。

楚怀王很欣赏屈原的才华，他尤其喜欢读屈原的诗，例如屈原为国家祭祀大典谱写的《九歌》。像《湘夫人》中“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就是怀王特别喜欢吟唱的句子。

楚国人都将“湘夫人”看成是湘江之神、天帝之女，和“湘君”一起，是守护湘水的配偶之神。“帝子”，天帝之女，在这里也就是指的湘夫人了。《湘君》和《湘夫人》是《九歌》组诗中特别优美的两首情歌。

“帝子降兮北渚”，当湘君焦急地等待着湘夫人的降临，他的目光久久地凝视着远方，云雾朦胧中，他仿佛看到了湘夫人沿着湘江顺流漂到了洞庭湖心的小岛上。此时此刻，袅袅的秋风吹拂起她的飘带，浩淼的洞庭湖泛起微微的涟漪，金黄的树叶顺风飘落，在湖面的波涛上悠然起伏，远看好像是一叶叶金黄的小船……

屈原笔下这位美丽动人又向往爱情的“湘夫人”据说是有历史原型的。楚国一直流传着一个动人的爱情故事：传说舜帝在巡视南方的时候去世，安葬在今天湖南的九嶷山。他的妻子娥皇、女英长久得不到丈夫的音讯，于是循着舜帝南巡的路线一路追踪。当她们来到洞庭湖的时候，才听说舜帝已经去世，娥皇、女英悲痛欲绝，投水殉情而死。在今天湖南岳阳洞庭湖中的君山岛上，还有一种特别的竹子，竹节上布满斑点，楚人都说那是舜帝的两位妃子痛哭时滴下来的泪斑。这些泪迹斑斑的竹子被楚人称为斑竹，也叫湘妃竹。

这个凄美动人的爱情故事在楚地流传了一代又一代，楚地的先民都愿意将舜帝和两位妃子当成是湘水的守护神。屈原的《湘君》和《湘夫人》虽然并未明确是吟咏舜帝和湘妃的故事，但他塑造“湘君”和“湘夫人”这对配偶神的人物形象，很可能是受到了楚地传说的影响，并且他还赋予了他们对美好爱情的理想与追求，也让他们感受着爱情所带来的幽怨与忧伤。

湘江、洞庭湖，那都是楚国的领域，是楚怀王统治的天下，这里土地肥沃，物产丰富，风景优美，还有无数像湘妃这样悠久动人的传说故事。《九歌》也是楚地长期流传的歌谣，只不过经屈原的妙笔改写，原本朴素甚至还显得有些粗糙的文辞变得美丽缠绵起来。屈原的《九歌》一出，受欢迎的程度大大超过了原来民间流传的楚歌，连老百姓都很喜欢吟唱屈原编写的歌词，原来的歌词反倒逐渐失传了。

每当怀王高声吟唱起屈原这些美丽的诗句，他那作为一国之君的雄心也一次次被激发起来。他是这块美丽土地的守护者，因此，他有更大的责任要让这块土地永远属于自己，不被任何人所侵犯，同时，他更希望让中原那些目中无人的傲慢家伙都知道：楚国，不是一个可以让人随便藐视的国家！

楚怀王有这种志向可不是毫无理由的。毕竟在春秋战国时期，楚国一度被中原诸侯国看成是“蛮夷”，是还没开化的“野蛮民族”。就比如说穿衣服，中原各诸侯国都是很讲究颜色搭配的。那时候的人都认为上天赋予一个国家的德性体现在金木水火土这五行上，而五行又分别对应不同的颜色。比如魏国崇尚火德，所以魏国的服饰就以红色为主色，魏国的旗帜也是红色；韩国崇尚木德，所以旗帜、服饰以绿色为主；赵国是火木德，以红、蓝为主色调；战国时候的齐国自命“火德为主，金德为辅”，崇尚火金德，服饰以紫色为主；燕国则是水德，崇尚大海一般的蓝色。

战国七雄中，秦国和楚国都属于“异类”，在中原诸侯国看来，他们都是边缘民族。秦国没有宣布自己崇尚的五行之德，但是秦国上至王侯将相，下至平民百姓都以黑色为美，这种举国尚黑的“异类”行为，让自认文明的中原各诸侯国好一番嘲笑。不过，秦国也从来不将中原人的审美标准放在眼里，依然我行我素，打着黑色的大旗威震天下。

楚国也很特立独行。当初周天子周成王大举分封周文王、武王时候的功臣，却只给楚国的先祖熊绎封了个小小的子爵，赐姓芈，“芈”的发音是模仿羊叫的声音“咩”，其鄙视之意可以想见。楚国的封地也在远离中原的蛮荒之地，以丹阳为立国之始。 在周成王时代，楚君熊绎地位低，诸侯会盟的时候便很被人看不起，楚国被看成是“蛮夷”之国。熊绎自尊心深受打击，于是率领群臣百姓“筚路蓝缕，以启山林” ，坐着破破烂烂的柴车，穿着破破烂烂的衣服，去开荒垦地，不仅让国家逐渐富裕起来，也受到了当地老百姓的拥戴。

可能正是出于这种“争一口气”的心态，楚国人历来不肯低眉顺眼地巴结周天子和中原诸侯国。到了周夷王的时代，楚君熊渠干脆宣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意思就是：你们不是说我们是蛮夷吗？我就偏偏当个“蛮夷”给你们看，我们的称号也要和你们中原之国不同，并且还将他的几个儿子全部都封了王。后来，正是这个被中原看不起的楚国，反而成了诸侯国中最早自立为“王”的国家。

正是这种与中原“不合作”的态度，使得楚国的文化与文明的发展充分保留了自己独特的个性和魅力，楚国的服饰颜色也不像中原诸侯国那样讲究德性，而是长期以来五颜六色，自己觉得怎么漂亮就怎么穿，用现在时髦的话来说就是“混搭”。就算中原人嘲笑他们“乱穿乱戴乱德性”，楚国人也丝毫不以为意，仍然我行我素。直到战国以后，楚国自称是炎帝后裔，与黄帝同德，才推演出以土黄色为服色基调。

楚王先祖这段艰苦创业的历史，楚怀王当然是了如指掌的。原本被中原人藐视的蛮荒之地，交到楚怀王手里的时候，楚国早就不是什么未开化的“蛮夷”，而是与秦国、齐国三足鼎立的赫赫强国了。楚国，有秀丽的江南水乡，有壮美的云梦泽，有绵延不断的崇山峻岭，这样辽阔、富庶的土地，有哪个中原的诸侯国能够比得上呢？

此时的怀王，正是身穿象征炎黄后裔的土黄色王服。而他面前的屈原，显然还保留着楚国人那种浪漫不羁的个性，连穿着打扮都显得鹤立鸡群。他喜欢华美艳丽的衣服，喜欢荷花的装饰，喜欢佩戴散发着淡淡幽香的兰花或者杜衡，任何时候他都会把自己收拾得整洁、干净、清爽。他这一点“洁癖”，楚怀王也是很欣赏的，因为他知道，屈原外表的一尘不染，反映出来的是骨子里坚持的精神上的“洁癖”。在精神上坚持干净的人，那一定是值得一国之君信赖的人。

当然，更重要的是，屈原并不只是一个外表英俊、文采华美的才子，他还是一个极有思想有胆识的人，这才是怀王特别赏识他的主要原因。怀王继位已经十年了，国内的政局还算稳定，在外交上也已经是一言九鼎的强国，任何国家都不敢藐视他。但怀王并不是一个昏君，他知道，他所统治的楚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局面，可以说是内忧外患。

一方面，朝廷中拉帮结派，贵族的利益一边倒，贪污纳贿、欺压百姓的各种腐败现象严重，如果不好好整治，一旦发生什么变化，表面稳定的政局很可能一击即溃。

另一方面，从当时的国际形势来看，秦、楚、齐三强鼎立的局面并不稳定：秦国跃跃欲试要统一中原的“狼子野心”那是昭然若揭；齐国远在海边，秦国暂时还奈何不了他，齐、秦之间互相的威胁还不那么明显；而楚国西北与秦国接壤，东北又与齐国毗邻，在三国之中，跟秦国、齐国的利害关系最大。楚国要维持目前政局的稳定，对外就必须要维护这三强之间的势力平衡。

正是基于对内和对外的双重忧患意识，楚怀王才会召来屈原和他密谈，他希望这位有远见有战略眼光的年轻臣子能给他一些启发。

这一年，官居左徒的屈原还只有二十三岁。

那么，屈原到底是何等人物，能够让楚怀王如此信任他，在只有二十出头的年纪就委任他左徒这样重要的官职呢？楚怀王和屈原的这次密谈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呢？

可以推测，屈原之所以特别受到楚怀王的信任和重用，是因为楚怀王对屈氏家族的信任。在血脉关系上，楚怀王本是和屈原同宗同姓。

关于这个问题，屈原自己给过一个明确的回答。他在代表作《离骚》第一句中便陈述了自己的家世：“帝高阳之苗裔”。

“高阳”是上古颛顼帝的称号，根据《史记》的记载，楚国的先祖正是出自颛顼帝高阳，高阳是黄帝的孙子，因此，楚王也是正宗的黄帝后裔。高阳的曾孙重黎被帝喾高辛氏用为火正，相当于火官，掌管使用火种等事宜，因为功劳很大，被帝喾命名为“祝融”。后来重黎的弟弟吴回也当了火正的官，仍号“祝融”。直到今天，楚人还将“祝融”当成火神来祭拜。五岳之一的南岳衡山最高峰就叫作祝融峰，有祭祀火神祝融的“祝融殿”。

祝融的后代有八姓，其中之一姓芈，芈姓的季连一支是祝融一脉最有出息的传人。一直到周文王的时候，季连的后代鬻熊开始和周王朝的关系密切，鬻熊的后代才开始以“熊”为氏。楚国作为诸侯国最开始受封创业的君主是熊绎，屈原的始祖正是楚武王熊通的儿子 ，名为瑕，因为受封的封地叫“屈”，所以楚王的这一支后代就都以“屈”为氏了。

现代人一般姓氏不分，但在古人那里，姓和氏不是一回事，“氏”其实是姓的支脉，“氏”的来源可能是祖先的名，也可能是封邑之名等等。 例如鬻熊的后代以“熊”为氏，是“以名为氏”的例子；而屈原的祖先屈瑕则是以“以邑为氏”的代表。因此，严格来讲，屈原的“屈”，楚怀王熊槐的“熊”都不是姓，而是“氏”，他们的姓都应该是“芈”。只是到了汉代以后，人们才往往将姓氏混同使用了。

这样看来，屈原和楚怀王其实都是楚国王室后代，是同姓的宗亲关系。类似屈原和楚王的这类同姓关系的，在当时的楚国，还有昭、景两大姓氏。屈、昭、景三大家族被视为“王族三姓”，是当时楚国最为显赫的王室宗亲。例如当时楚国最高官职令尹就是由昭阳来担任的。昭阳为令尹，屈原为仅次于令尹的左徒，也可见楚怀王对同姓宗亲的高度信任。

仅看屈氏这一脉。屈氏先祖屈瑕地位就极其尊贵，当时号“屈侯”，楚武王时官居“莫敖”，屡立战功。例如公元前701年，屈瑕率领楚军打败郧师，破坏了诸侯国联合伐楚的图谋。据学者考证推断，屈瑕那个时候还没有设置“令尹”这个官职，“莫敖”就是最高官了，地位相当于丞相。

屈氏后代也是人才辈出，无论是在军事上还是在外交方面，都屡屡为楚国立下汗马功劳。例如公元前656年，齐桓公率诸侯盟军攻伐楚国，楚国又一次面临危局。怎么办？楚成王委派大夫屈完一面率军布阵，展示楚军实力足以与盟军对抗；一面屈完又以楚国使臣的身份去会见齐桓公，在盛气凌人的齐桓公面前侃侃而谈，罗列了盟军武力不可能战胜楚国的种种理由。这样，文、武两种手段双管齐下，屈完最后与诸侯结盟而归，这就是外交历史上有名的“盟召陵”的故事。

在屈氏家族中，像屈瑕、屈完这样出将入相的功臣还有很多，一直到楚怀王时期，还有屈匄（屈丐）做过大将军，率领楚军与秦军对阵。

屈氏家族不仅在楚国世代都有担任要职的人物，屈家还有一个传统：那就是为了楚国的安危和荣誉，可以不顾惜个人生命。例如屈瑕虽然位极人臣，而且率领楚军打过多次大胜仗，但是在伐罗的时候，因为屡打胜仗而产生了轻敌的骄傲情绪，结果被罗与卢戎夹攻而败。其实以屈瑕担任莫敖多年来的功劳，楚武王并不见得会因为这一次失败而归罪于屈瑕，但屈瑕仍然自认为有愧于楚国和父亲武王，在荒谷中自缢谢罪。后来的事实也证明，楚武王谈到这次失败时说：“孤之罪也！”认为这次失败的主要责任者是自己，而赦免了诸位将帅，没有降罪下来。

再比如，楚惠王的时候，楚国白公胜叛乱（前479），囚禁了楚惠王，准备杀掉惠王熊章，自立为楚王。惠王的随从屈固冒着生命危险背出惠王，逃到惠王母亲——昭王夫人的宫殿隐藏起来。白公胜自立为楚王后不久，惠王的部下屈固等人和来救助楚国的叶公一起，杀掉白公胜，恢复了惠王的王位。

这些屈氏先祖的事迹、祖辈们强烈的荣辱感和使命感、屈氏家族对楚国的深厚情义，屈原一定是从小就听过无数遍的，它们深刻地影响到了他的人生信念。

“帝高阳之苗裔”，屈原自陈是黄帝后裔，是楚王后代，当然绝不仅仅是为了说明自己身份尊贵，更重要的是，他一开始就将自己的命运和楚国的命运紧紧地维系在了一起。他认为他和楚王一样，对楚国的一切安危荣辱都负有完全的责任。楚国是楚王的楚国，同样也是屈原和所有楚国人的楚国。在屈原看来，屈氏、楚王和楚国，这三者的命运是完全合而为一的。

此外，楚怀王对屈原的信任，很大程度上还基于屈原本人表现出来的政治才干了。屈氏虽然是王室宗亲，出身显贵，但传到屈原这一脉的时候，家道已经衰落，屈氏的势力和昭氏、景氏相比明显要弱小很多。屈原在《离骚》开篇时提到“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从远祖说到了近祖。后世一般认为伯庸是屈原的父亲或者是祖辈，因为按照古礼，父死曰考，“皇考”则应是对亡父的尊称。先秦时候，“朕”这个词就是“我”的意思，秦朝以后“朕”才成为皇帝的专称。因此，尽管屈氏的远祖地位很尊贵，但在现存的史书上却基本找不到“伯庸”的事迹，也许伯庸的爵位和官职并不那么显赫，而屈原的出身大概也只能是趋于没落的楚国贵族家庭了。

汉代的东方朔曾在他的《七谏》诗中叹道：“平生于国兮，长于原野。”东方朔生活的年代距离屈原不过百余年，屈原的事迹和作品流传应该还比较多。因此东方朔说屈原是出生在楚国的都城郢，但是很可能出生以后却随亲人迁居“原野”。具体生活的地方，有可能就是今天普遍认为的屈原故里——湖北宜昌的秭归，屈原在那里度过了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

可见，屈原出生以后，其实是以没落贵族的身份生活在楚王宫廷以外的地方，并非一出生就一帆风顺的“官二代”。他自己也曾经在诗篇中提到这一点：“思君其莫我忠兮，忽忘身之贱贫。”（《惜诵》）大意是说：谁还会像我一样对君王念念不忘、如此赤胆忠心的呢？我甚至忘了自己贫贱卑微的身份，一心只想为君王竭忠尽智。

当然，“身之贱贫”也许只是屈原的自谦，或者是相对于君王的尊贵而言。但屈原的父亲在史传上默默无闻，汉代人在回忆屈原的生平时也曾说他“长于原野”，由此可见，屈原的幼年、童年时代大概也是经过艰苦磨砺，是凭借自己的真才实学而不是显赫门第来博取楚王重用的。

楚怀王这次秘密召见屈原并且长时间的促膝交谈，就多少可以说明屈原的政治才干。因为他们这次密谈的内容，牵涉了楚国的内政和外交。

在外交政策上，屈原是坚定不移的亲齐派。因此这次密谈的主要内容之一是要确定楚国的外交策略。

当时的国际形势比较复杂，诸侯国虽然很多，但号称强国的只有所谓的“战国七雄”：中原的魏国、赵国、韩国，东部的齐国，北方的燕国，西部的秦国和南方的楚国。七雄当中，韩、赵、魏受到秦国的打压，国力已经大为衰弱；燕国地处偏远的北方，本来跟中原各国的往来就比较少，文化也相对落后，虽然在燕昭王时代，通过乐毅等人的励精图治，曾经大败齐国，跻身于强国之列，但实际势力对中原各国并不构成威胁。

因此，“战国七雄”中真正的强国只有秦、楚、齐三家，而楚国，夹在齐国和秦国之间，与两大强国都是利益攸关。楚国和秦国、齐国的关系如何，事实上将决定着三强之间的势力走向。这么一来，楚国既是秦国和齐国要结盟拉拢的对象，又往往成为两国军事打压的对象。国与国之间，“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那么，夹在秦国和齐国这两大邻国之中，楚国到底该和谁结为盟友，才对自己最有利呢？

楚国朝廷内部就这个问题也分成了两派，一派认为秦国越来越强大，如果和秦国的关系闹僵，恐怕首先遭殃的就是楚国，这一派是典型的亲秦派。楚怀王时候，亲秦派的代表人物中就有怀王特别宠爱的小儿子子兰。

另一派则认为只有紧密联合齐国，两国的力量整合起来，才能对秦国构成威胁，使秦国不敢轻举妄动。否则的话，没有齐国的力量作为后盾，秦国的扩张将有恃无恐，一定会首先危及楚国。因为楚国土地的富庶与辽阔可以为秦国征服天下提供强大的保障，秦国对楚国也是觊觎已久。战国时候已经流传有这样的说法：“秦之所害，于天下莫如楚，楚强则秦弱，楚弱则秦强，此其势不两立。” 因此，楚国必须与齐国联手，确保自己的安全和强大，才能抑制强秦往东边的扩张。这一派可以称为亲齐派，代表人物是左徒屈原。

正因为楚国与秦国、齐国都有如此密切的利害关系，亲秦派和亲齐派之间的观点也针锋相对，所以熊槐继位当上楚王以来，一直在亲齐和亲秦这两大政策之间徘徊，一会儿觉得儿子子兰的话有点道理，一会儿又觉得屈原他们一心为公，他们的主张值得重视。正因为怀王的举棋不定，才导致了他在外交策略上对齐国和秦国的忽冷忽热。

比方说，怀王六年的时候，昭阳曾经率领楚军攻打魏国，大败魏军攻取八座城池后，又移师攻打齐国。昭阳当时任楚国的令尹，已经是最高行政长官，同时又是楚国的大将军，领上柱国，又是最高军事长官。此时昭阳兵临城下，齐威王很是忧虑，派了一位叫陈轸的使者去见昭阳。陈轸拜见昭阳后就对他说：“按照楚国的法律，‘覆军杀将’，消灭敌军，杀死敌军将领，立下战功，能够获得什么样的官爵呢？”昭阳回答说：“官职是上柱国，爵位是上执珪。”当时在楚国，将“珪”这种上圆下方的玉器赐给功臣，这种官爵就叫执珪。

陈轸又问：“还有没有比这个更尊贵的职位呢？”昭阳说：“那就只有令尹了。”于是陈轸就说了：“令尹已经是最尊贵的官爵了，楚国总不可能有两个令尹吧？我给您打个比方吧，楚国有个祭祀的人，祭祀结束后赐给他的手下一卮酒。他的手下商量说：‘这卮酒一个人喝太多了，几个人喝又不够，不如我们都在地上画蛇，谁先画完谁就可以喝这壶酒。’有一个人很快画好了，拿过酒壶一看，别人还差得远，于是他得意洋洋地说：‘我还有时间给蛇画上脚呢。’结果，蛇脚还没画完，另外一个人的蛇也画好了，一把夺过他的酒说：‘蛇是没有脚的，你怎么能给蛇添上脚呢？’您听这个故事，替蛇添上脚的人终于失去了本应该属于他的酒。现在您帮楚国攻打魏国，破军杀将，得了八座城池，自己的兵力还没有受损。现在您又要攻打齐国，齐王很害怕您，你的名气已经足够响亮了，您的官衔也已经是楚国的最高官衔了，就算您打胜了也不可能有更高爵位的奖赏了。可是如果您还不知足的话，万一吃了败仗，恐怕将来会自取灭亡，您的尊贵爵位也要让给别人了，这不就和画蛇添足一样了吗？”

“画蛇添足”的故事就是这样来的。昭阳听了这个故事觉得陈轸说得很有道理，于是撤军，与齐国结盟而去。

从这个故事看来，貌似昭阳是因为个人的加官晋爵而放弃了攻打齐国，但他作为一国之将领，仅因陈轸的三寸不烂之舌就放弃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较量，这个理由显然是不充分的。真正充分的理由应该是昭阳外交观念的转变，是因为昭阳意识到了联齐抗秦的重要性。

在楚国的这一段时期，昭阳为令尹，既是国相又统领军队，掌管了楚国的内政；作为后起之秀的屈原为左徒，官位仅次于昭阳，主管了楚国的法令和外交。如果这两个人的主张能得到怀王的支持，那么楚国的朝政可以说是相当稳固了。

因此，楚怀王与左徒屈原的这一次密谈，屈原的重点在于重申联齐抗秦的重要性，将左右摇摆的怀王争取到坚定的合纵抗秦路线上来，明确纵横政策对楚国的利弊。

所谓纵横，就是合纵和连横。当时秦国争霸天下的雄心世人皆知，秦国地处西方，其他六国地处秦国东方，南北向为“纵”，六大诸侯国为了保存自身，联盟抗秦的策略就称为“合纵”；东西方向为“横”，秦国的策略则是通过分别与东边各个诸侯国的结盟来瓦解六国的“合纵”，然后各个击破，这就是所谓的“连横”。战国时期，张仪是连横的代表人物，苏秦是合纵的主张者。

在屈原的启发下，怀王想起了父亲威王定下的抗秦政策。楚威王熊商曾说过：“秦，虎狼之国，不可亲也。”定下了合纵抗秦的基本国策。楚威王与其父楚宣王熊良夫在位的时候，正是号称楚国的“宣威盛世”；再往先祖辈追溯的话，楚庄王问鼎中原的英雄气概，楚康王礼贤下士的容人之量，楚悼王任用吴起变法强国的魄力……祖辈这种种的文治武功当然是怀王十分仰慕并且渴望效仿的。在屈原的一番慷慨陈词后，楚怀王也情不自禁地拍案而起：“屈卿，你说得对。现在楚国的当务之急是要将秦国势力控制在函谷关以内，为楚国赢得宝贵的发展时机。屈卿，以后楚国的外交，寡人就交付给你了。”

看到怀王的决心如此之大，屈原不由得欣慰地长揖在地：“我王既有此决心，臣敢不鞠躬尽瘁！”

其次，在楚国内政上，屈原是坚定不移的变法派。因此，怀王与屈原密谈的第二大主要内容就是确定变法是否可行。

战国时期各国基本形成了一个共识：国与国之间的战争考验的是双方的实力，而国家的实力是否雄厚往往取决于这个国家是否实行变法。各国的变法经验一再证明：谁变法谁就强大，谁因循守旧谁就会衰落。

屈原从小就关心历史和政治，各个诸侯国的兴衰史在他的头脑中就是一本清清楚楚的账。而在各国的变法历史中，对屈原影响最大的有两家：一是秦国商鞅的变法；一是本国，也就是楚国吴起的变法。

商鞅，姓公孙，叫公孙鞅，因为他是卫国人，又称卫鞅，是法家的代表人物。秦孝公用卫鞅为相，在秦国实行变法，并封之于商地，号为“商君”。

秦孝公在位期间，放手让商鞅治理秦国，对商鞅的为人为政均深信不疑。由于秦孝公对商鞅知己般的信任，商鞅得以在秦国尽情施展自己的智慧。他主持变法约二十年，“法令至行，公平无私”。秦孝公的太子犯法，为太子求情者众多，商鞅却说：“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处罚了太子傅——公子虔，又对太子的老师公孙贾施以割鼻之刑。经过商鞅变法，原本被中原人认为是蛮荒落后的秦国被治理得“道不拾遗，民不妄取，兵革大强，诸侯畏惧” ，秦国一跃为公认的头号强国。以至于秦孝公临终的时候，还希望传位给商鞅，以确保秦国的强大，商鞅却坚辞不受。

秦孝公之后的几代君王，一直到始皇帝嬴政，都沿用商鞅的法制治理秦国。严刑峻法虽然为秦国带来了“虎狼之秦”的名号，但秦国军事力量的强大、老百姓的富足守法却是有目共睹的。

当然，在各国此起彼伏的变法运动中，对屈原影响最直接的当属吴起在楚国的变法。

吴起原本也是卫国人，曾先后在鲁国和魏国为将，善于带兵打仗，被视为兵家的代表人物。他在鲁国的时候曾率军击退过齐国的进攻，在魏国又屡次击败秦国，成就了魏文侯的霸业，后来因被人嫉妒陷害而逃到楚国。

楚悼王早就听说吴起的贤名，他一来便委任他为相，厉行变法。吴起变法的首要目的也在于强兵富国，因此，他限制贵族的利益，强力整顿吏治。吴起相楚期间，楚国迅速强大起来，南边平定了百越，向北兼并了陈国、蔡国，控制了韩国、赵国、魏国的势力范围，还向西征伐了秦国，对诸侯各国具有无比的震慑力。吴起变法为后来的“宣威盛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吴起生活的时代距离屈原不过四十来年的时间。屈原出生、成长的楚宣王、威王时代，也正是楚国在战国的黄金时期。目睹了“宣威盛世”，屈原深深理解变法为楚国带来的巨大利益。他从小除了学习文学，也投入了很大的精力学习法家、兵家思想，研究商鞅、吴起等人的著作——商鞅留下了《商君书》，吴起著有《吴子》，这都是屈原孜孜不倦研读的经典。屈原曾经在诗篇中这样表达他的理想：“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惜往日》），他希望能够继承先祖明君贤臣的功德，立法执法，明确国家法规法令当中所有的疑难和模糊不清的问题，让臣民百姓都能懂得依法办事。

吴起变法，楚国富强；商鞅变法，秦国崛起。这些远的、近的历史经验，都让屈原形成了鲜明的政治态度：治理国家除了要有正确的外交政策，更重要的是内政清明，明法审令，重用贤臣、能臣。如果君臣关系都能像秦孝公和商鞅、楚悼王和吴起那样如同知己，君王用人不疑，臣子竭忠尽智，那国家就没有不富强的道理了。

屈原对秦国、楚国变法历史的慷慨陈述，一时间让怀王热血沸腾。的确，祖先将偌大一个楚国交到他手里，他是渴望做一代霸主的。要知道，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国，先后灭掉了51个诸侯国，“周之子孙对于江汉之间者，楚尽灭之”，“汉阳诸姬，楚实尽之”，连靠近长江流域的姬姓诸侯，几乎都被楚国歼灭。那时的楚国，是何等的强大！

比如说吧，他的先祖楚庄王就是一个称霸天下的光辉榜样。

想当年，楚庄王熊侣即位三年，成天醉心于游乐，贪图声色，不理国事，后来因为大臣伍举的劝谏，痛改前非，不鸣则已，一鸣惊人，成为著名的春秋五霸之一。楚庄王八年的时候，熊侣甚至带兵跑到了周天子脚下——洛阳郊外。周定王胆战心惊地派使臣犒劳楚军，熊侣还耀武扬威地问：“天子的鼎有多重啊？”他那意思明白得很：象征着周天子权力的九个鼎现在该换个主人了！只有我熊侣才配得上那九个鼎啊。

很显然，楚庄王的言外之意是：真正的天下霸主早就不是你这个名存实亡的周天子了，应该是我熊侣才对！所以，我要把洛阳的九个鼎搬到咱楚国去！你要是不让我搬，以我楚国的雄厚实力，再打造九个鼎那还不是举手之劳？！

想当初那楚庄王“问鼎中原”的气魄何其雄大！楚怀王每每想起先王的那份功业和气势，自己也会忍不住激动起来。再现先王问鼎中原的气魄，那可是他最大的梦想。

可是，如今的楚国比起楚庄王的时代，气魄明显弱得多了。从国内形势来看，吴起变法已经过去了几十年，当时他在楚国主持变法的很多内容，因为遭到楚国旧贵族的激烈反对而没有坚持下来。这些旧贵族结成了一个强大的势力集团，他们考虑的是自己家族的私有利益，而不是楚国的国家利益。因此，要继续推行变法，恐怕障碍多多，困难重重啊！

怀王毫不保留地说出了自己的顾虑。

屈原面色凝重，再一次长揖在地，对怀王说：“只要我王能够下定决心，臣愿意担此重任。臣这就回去着手草拟新法，请我王放心。”

怀王拍拍屈原的肩膀，亲切地说：“屈卿，我信得过你。新法之事就全权交给你来处理了。”

屈原再拜了一拜，还想再说点什么，却又没有开口。

怀王注意到了屈原的迟疑，问道：“屈卿，你还有什么疑问吗？”

屈原顿了一顿，说：“臣还有一个不情之请。”

“屈卿请说。”

“变法之事事关重大，恐怕涉及面太广，阻挠的人会很多。如果新法中途夭折，那我们就会前功尽弃啊。”

“哈哈哈，屈卿所虑甚是。”怀王也是个聪明人，很快就听出了屈原话中有话。他马上给屈原打了一针“强心针”：“屈卿只管放心去做，新法在经过我审定颁行之前，只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屈卿也要注意事关机密，慎勿泄露给任何人！”

屈原这才长吁一口气，拜别了怀王，回到自己府中。

这次与怀王的密室会谈，是屈原一生中最为温暖也最为激动的时刻，也成为他一生最难忘的记忆。他曾经在诗中充满感慨地叹息道：“国富强而法立兮，属贞臣而日娭。秘密事之载心兮，虽过失犹弗治。”（《惜往日》）

国家要富强，法令要严明，这样的国家大事，怀王都毫无保留地托付给了他。“属贞臣而日娭”，“日娭”是日夜游玩娱乐的意思。这一句实际上是说：有屈原这样能干、正直而忠实的“贞臣”，君王就可以不用为国事而日夜操心了，可以放心去游乐了。

“秘密事之载心兮，虽过失犹弗治。”那些不能公开的国家机密，深藏在怀王和屈原君臣二人的心中。即使屈原年轻气盛，偶然犯一点小的过错，怀王也不会加以追究。

密谈之后的这个夜晚，对屈原来说注定是个不眠之夜。怀王对自己的信任，他们之间如同知己般的畅谈，让屈原内心充满了温暖，也充满了希望。

楚怀王与屈原，会不会像秦孝公与商鞅，楚悼王与吴起那样，都将成为历史上君臣知己的佳话呢？

当然，在踌躇满志的同时，屈原也清醒地意识到了他所面临的困难。外交上，他要面对以子兰为首的亲秦派的打压；内政上，他更要面对几乎所有旧贵族的集体抵抗，他的前途注定不可能一帆风顺。

今天和怀王的密谈，他谈到了商鞅变法，也谈到了吴起变法对国家富强的意义，但他有意回避了商鞅和吴起个人的结局。要知道，商鞅和吴起为国家变法图强，个人命运的结局却都很惨烈。

就说商鞅吧。秦孝公去世，秦惠王继位之后，公子虔、公孙贾等人对商鞅记恨在心，再加上商鞅变法损害了很多老贵族的既得利益，于是这些旧贵族在惠王面前挑拨说：“现在秦国老百姓上上下下都只记得商君的法，没有人说起大王的法。这样一来，岂不是商君变成了秦国的君王，而大王您却成了他的臣子了吗？何况商鞅本来就是大王您的仇人，大王您要三思啊！”

惠王本来就对商鞅以前惩罚自己心怀不满，也害怕商鞅功高震主，于是下令逮捕商鞅，将他处以车裂、灭族之刑。

吴起在楚国的命运也不比商鞅好到哪里去。楚悼王去世之后，那些被变法损害了私人利益的宗室大臣群起而攻之，必欲置吴起于死地而后快。吴起眼看快要逃不掉了，他很聪明，赶紧逃到楚悼王的尸体旁边，伏在悼王的尸体上。因为他知道，这些作乱的人如果要射杀他，就不可能不伤及悼王的身体，那就是犯上作乱的弑君之罪。但是那些追杀他的人恨之入骨，还是乱箭射死了他，自然也射中了悼王的身体。楚肃王即位之后，将那些射中悼王尸体的人全部处死。

商鞅和吴起都为国家带来了巨大的改变，也为自己带来了悲剧的结局。现在屈原想效仿他们实施变法，个人前途又会怎么样呢？

这个问题，屈原也不止一次地问过自己。他要以一人之力对抗整个旧贵族和亲秦派的势力，压力和危险是可想而知的。但他现在很有信心，他所有的信心源自怀王对他的信任和支持。只要怀王坚定不移地站在他这一边，那变法就可以推行下去，楚国的未来就有希望。

至于自己的命运，屈原也做好了最坏的准备，就像他在《离骚》中宣告的那样：“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只要是他认为是对的、是好的事情，他就会坚持到底，哪怕要他为之付出生命的代价，他都无怨无悔。

尽管历史似乎已经证明，要变法就会有流血牺牲。但是屈原不怕，他在《离骚》中反复表明过他的这种决心：“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

即便是像商鞅那样最后落得个粉身碎骨的结局，他也决不会因此而改变信念，这份心志不会因为受到任何阻挠甚至惩罚而停止。

“国富强而法立”，这是屈原在政治上的追求；“秘密事之载心”，这是屈原感受到怀王非同寻常的信任。对于一个臣子来说，没有什么比这两者合二为一更令人珍惜的了。君臣之间亲密无间的信任，对国家富强的共同期待，也真正开启了屈原令人激动的政治生涯。

然而，屈原面前的道路真的就从此洒满阳光吗？他的政治生涯中到底有哪些激动人心的成就呢？ DXJBWf8h7YhVsZM+aOBy6gHq5GIsbwWzvQwZfvA/ZWnghGy4sF0Qw+jwaKd2Nwg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