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端庄”仅仅是一种外在形象，比如说笑不露齿、行不露趾，或者说“端庄”是一种道德规范，比如说三从四德、低眉顺眼。那李清照可能还真的算不上什么端庄淑女。李清照的“端庄”更像是一种内在气质、一种生活态度。李清照自己有一句话，说她与赵明诚结婚后，尤其是赵明诚太学毕业当官以后，家里经济条件很宽裕，已经衣食不愁了，他们生活上却仍然是“食去重肉，衣去重采，首无明珠翡翠之饰，室无涂金刺绣之具”。这也就是说：吃不讲究什么大鱼大肉，更不需要什么燕窝鱼翅，荤菜从来只有一种；穿不讲究鲜艳华丽、绫罗绸缎，漂亮点的能够出得厅堂的衣服也就只有一件；头上更是从来不戴什么金银珠宝、翡翠玛瑙；住的房子也从来没有豪华装修、贵重家具……他们没有讲究过什么物质享受，可是精心收藏的金石文物、书画墨宝，却装了满满十几间屋子。

一个有身份有头面的贵族夫人，能做到这些，是相当不容易的。现代人谈恋爱，表面上卿卿我我、你侬我侬，说不定私底下却在琢磨对方有没有房、有没有车，送不送得起钻石戒指、铂金项链呢。可李清照不是那种庸脂俗粉，她是个同得起富贵、共得起患难的女人。患难的时候，不离不弃；富贵的时候，她支持丈夫把几乎所有的财产都贡献给了金石文物收藏事业。每次得到珍贵文物或者名人字画、古籍文献，她都要帮赵明诚一起，仔细鉴定、校对、整理、修补，有时候甚至激动、忙碌得通宵不睡。他们家收藏的字画古籍，比当时各大著名收藏家收藏的都要更完整、更丰富，保存得也更精美。专业的金石考古专家可能不止赵明诚一个，可是有李清照这样志同道合的妻子的考古学家，还真只有赵明诚一人！

李清照好酒好赌那是不错，可她从来没在酒和赌中迷失过本性。用她自己的话说，她的赌是有讲究的：下里巴人的玩意儿不赌，完全凭运气定输赢、不需要智慧技巧的不赌，没有文采、粗笨庸俗的不赌……她不赌，不证明她不会赌。李清照对宋代的各种赌博方式都是相当了解和精通的，但她最喜欢的是打马中的一种——依经马。依经马现在已经失传了，无从去了解。但是可以知道的是，李清照喜欢的赌博是一种高雅的游戏。打马本来是没什么文采的赌博游戏，可李清照仔细研究了打马的规则之后，为每条赏罚的规则都写了几句很有文采的词，这样一来，没什么文采的赌博游戏经她一改造，就成了文人墨客的“学术研究”，成了一件高雅的事，属于“文化产业”的范畴了。

同样，李清照的好酒，也属于文人的雅兴。李白“斗酒诗百篇”的故事可谓妇孺皆知。李白不仅喝酒海量，喝了酒之后的气概那也是排山倒海的，当了酒仙，连皇帝召唤都懒得理，“天子呼来不上船”。在文学史上，李清照和李白可是并称的，正所谓“若并诗中论位置，易安居士李青莲”。酒是文人的一件宝贝，有了酒，才有灵感，才能摆脱这样那样的现实约束，任意挥洒自己的才华和性情。李清照也是一样。如果不是喝了容易上头的烈酒，恐怕她那些“险韵”的诗一大半也写不成了，那历史上也就少了一位千古难求的扫眉才子 。

所以，赵明诚评价李清照的“端庄”二字，还真不是拍爱妻的马屁。虽然赵明诚自己没有更详细的解释，但是结合他们夫妻生活中的点点滴滴，赵明诚能娶到李清照，确实是三生有幸。李清照的“端庄”，不仅仅体现在她日常生活的俭朴上，更体现在：虽然她自己的名气超过赵明诚，却心甘情愿用自己的才华和智慧，成为丈夫事业上的得力助手。当时就有人评价她与赵明诚是“平生与之同志”，认为李清照不仅是赵明诚生活中的“娇妻”，更是他事业上志同道合的伴侣。赵明诚那些收藏完整、保存精美的古玩书画，哪一件不是李清照和他共同整理、校勘、精心保存的呢？哪一件不浸透着他们夫妻二人共同的心血呢？

要是李清照和赵明诚的夫妻生活就这么风平浪静地过下去，不管是夫唱妇随也好，妇唱夫随也罢，都是十分幸福美满的。但实际上，李清照和赵明诚结婚后没多久，就经历了他们夫妻生活中第一次最大的考验和磨难。这次考验和磨难，足以摧毁任何牢固的婚姻和家庭。

要说这次考验，还得从李清照的父亲李格非那里说起。

李格非是苏轼的得意学生，号称“苏门后四学士”之一，李格非在仕途上的进退，跟苏轼在北宋朝廷的进退是很有关系的。苏轼在当时的影响，甚至决定了李格非一家的前途命运。

苏轼也是北宋一绝。他的老师就是北宋初年著名的宰相、文坛盟主欧阳修。苏轼考进士的那一年，正好是欧阳修主考。考试的时候，欧阳修还不知道天下有苏轼这么一位青年才俊。当时的考试跟今天的高考一样，考生名字全部都是封闭的。当欧阳修看到苏轼那份考卷时，忍不住拍案叫绝，当场就想把这份考卷批为第一，那苏轼可就是新科状元了。可欧阳修这人很正直，当年的考试，欧阳修自己的一个学生曾巩也参加了。曾巩是欧阳修最得意的门生，唐宋散文八大家之一，文章写得一流，和苏轼有得一比。欧阳修一看到这份让自己拍案叫绝的试卷，仔细一想就有些怀疑了：这不会是自己的学生曾巩的卷子吧？他太了解曾巩了，文章写得大气磅礴如行云流水。这么一想，笔下就犹豫了：把自己的学生提为新科状元，人家会不会说闲话，骂自己徇私舞弊呢？丢了乌纱帽倒无所谓，自己刚正不阿的一世清名可就全毁了，说不定还会连累学生曾巩。

于是，欧阳修就给这份试卷批了个第二，跟另外一份也很出色的卷子并列第二，这年的科考，状元的位子就空出来了。后来，考生名字的封条一拆开，原来欧阳修想批为第一的那份试卷正是苏轼的，而另外一份并列第二的试卷就是欧阳修自己的学生曾巩的。欧阳修别提有多高兴了。一方面是高兴自己的学生曾巩发挥得这么出色，毕竟曾巩这年已经39岁了，连考了好几届都名落孙山，这次才终于高中。另一方面是高兴发现了苏轼这个人才。虽然遗憾没让苏轼当上状元，可是状元的位子空缺，苏轼就是实际上的状元啊！据说欧阳修当时兴奋得拎着苏轼的试卷就去找皇帝说：可找到一位国家的栋梁之材了。连宋仁宗读了苏轼、苏辙两兄弟的文章，也情不自禁地说：“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按那时的规矩，主考官和当年考中的进士，就是理所当然的师生关系，考生要亲自去登门拜谢，行弟子之礼。苏轼就这样成了欧阳修的得意门生。要知道，欧阳修是个什么人物？当朝宰相啊！他说一句话都是金口玉言，他说谁好，说谁不好，就能决定一个人的一生。欧阳修得了苏轼这个学生，高兴得逢人就夸，甚至还说过这样的话：别看我现在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三十年后，没人会再提起我。三十年后，那将是苏轼的天下啊！

欧阳修的话果真应验了。“苏轼的天下”根本不需要等三十年。苏轼的文名，很快就跟他的老师欧阳修并驾齐驱了。虽然后来，因为宋神宗任用王安石变法，跟王安石政见不合的人都被迫离开京城，其中就包括欧阳修和苏轼师生俩。苏轼甚至还被人陷害，说他写诗讽刺王安石的新法，把他抓到监狱里去，差点丢了性命——这就是北宋历史上最著名的文字狱“乌台诗案”。好在那个时候，王安石虽然排斥政敌，倒也没有置苏轼于死地的想法，再加上据说连宋神宗的母亲高太后也出面为苏轼说了好话，才终于让他保住了性命，被贬到黄州（湖北黄冈）。在黄州的苦日子，苏轼一过就是四年。

这一系列的悲惨遭遇影响了苏轼的官运，却丝毫没影响他的文名，相反，他在文坛的地位越来越牢固，被人们看成是天上下凡的“文曲星”，并且俨然已经超过了他的老师欧阳修，成了北宋文坛上的掌门人。

苏轼官运的转折点发生在公元1086年，这一年，也正是李清照的父亲李格非命运转折的一年。

在这一年前，也就是公元1085年，一心支持王安石变法的宋神宗驾崩。宋神宗驾崩这一年，正好是元丰八年，宋神宗还只有38岁。别看他岁数不大，子嗣却不少，一共生养了十四个儿子，可惜有八个夭折，剩下来的几个儿子，年龄最长的是被封为延安郡王的第六个儿子赵佣，当时还只有十岁。于是，十岁的赵佣登上了皇帝宝座，改名赵煦，这就是北宋历史上的第七位皇帝宋哲宗了。第二年，哲宗改元元祐，元祐元年，也就是公元1086年，正好是李清照一家，尤其是她的父亲李格非人生的重大转折点。

中国历史上，一般儿皇帝当朝，后面都有太后垂帘听政。宋哲宗才十岁，他也不例外，只不过，这回垂帘听政的不是他的母后，而是他的奶奶太皇太后高氏。哲宗能顺顺当当地当上皇帝，高太后是保驾护航的头号功臣。就像清朝顺治皇帝一样，要是没有他母亲——孝庄太后大玉儿的大智大勇，5岁的福临想当皇帝？门儿都没有。

顺治帝的儿子玄烨也是8岁登基的儿皇帝，多亏了奶奶孝庄太皇太后的尽心辅佐，康熙皇帝才在极度复杂的政治环境中坐稳了龙椅。

宋朝的高太后跟清朝的孝庄太后很有点相似之处，虽然高太后没像孝庄太后那样闹过什么绯闻，但是也凭自己的才智辅佐了子孙两代帝王，对于维护北宋朝廷的太平稳固起了不小的作用。这位高太后是保守党人，对于儿子宋神宗任用王安石搞变法，折腾得朝廷鸡犬不宁，她本来就很不赞同，只不过神宗专权独断，听不进她的劝告而已。

不过，高太后虽然没能阻止宋神宗和王安石一手导演的熙宁变法，却间接和直接地成了李清照一家的大恩人。

原来，高太后垂帘听政以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召回在神宗朝熙宁变法中被排挤出去的旧党首领司马光，让他来主持军国大事。王安石变法时被贬出京城的政治对头也纷纷被召回朝廷，其中就包括在黄州已经住了四年多的苏轼。

哲宗改年号为元祐的第一年，也就是1086年，苏轼被重新起用，由起居舍人，升为中书舍人，再升为翰林学士知制诰。这些都是接近皇帝的职务，大概相当于由皇帝日常生活的秘书，转为中央政府的秘书长，并且他还被授予了翰林学士的光荣头衔，这是当时知识分子的最高荣誉，地位大约相当于现在的院士，主要负责为皇帝起草各类文书。

苏轼一步登天，从罪犯变为朝廷重臣，从一个落魄的文人变为处于朝廷核心的政治家。从这一年开始，几乎所有跟苏轼关系密切的苏门文人，都开始陆陆续续进入朝廷各个部门担任重要职务。苏轼一门最得意、最辉煌的一段时期就此开启。苏轼俨然成为元祐年间三大党派之一——蜀党的首领人物，当然，这也为后来严酷的党争埋下了隐患。

就在同一年，1086年，李清照的父亲李格非被提拔进入国子监做了“太学录”，这说明他已经由基层的小官吏一下子破格晋升了好几级，成了最高学府里的教授、“博导”。三年后，李格非又担任了更重要的行政职务——太学正，全面负责最高学府的各项工作，大约相当于今天大学里的教务长。当时的学术权威、政治要人都开始注意到这位大器晚成的才子，并且他还有幸成为苏轼最欣赏和最亲密的朋友和学生之一，同时也把自己以及自己一家的命运跟苏轼、跟苏门党人紧紧地拴在了一起。

可惜，对苏门一党来说，好景不长，元祐的风光只持续了近八年的时间，北宋又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变——高太后去世，哲宗亲政，奶奶推行的那一套政策被孙子哲宗全盘推翻。于是，苏轼一门又从天堂重新被打回了地狱。如果说头一次苏轼一门的树倒猢狲散，李格非还算是幸存者的话，那么再过八年后，受元祐党人的牵连，李格非一家的厄运也开始了。这一次的厄运，连累的不仅仅是李格非本人，连已出嫁的女儿李清照，也身不由己陷入了婆家与娘家的斗争中——谁让婆家和娘家分别属于水火不相容的两大党派呢？

幸福婚姻才刚刚开头，李清照就站在了刀砍火烧的风口浪尖上。

公元1102年，北宋政局历经风起云涌，转眼已是宋徽宗当政之时的崇宁元年。

宋徽宗好歹算个艺术家，填词画画算是一把好手，好唱几句流行歌曲，治理国家却不敢恭维。所以后人常常把宋徽宗赵佶跟南唐后主李煜相提并论：两人都是造诣高深的艺术家，却又都是昏庸无能的亡国之君。却说宋徽宗上台不久，好坏不分，听信小人之言，重用蔡京当宰相。蔡京可是元祐党人的死敌啊！他一上台，元祐党人没一个有好日子过，连死了的人都不放过：追贬了司马光等一批人的官阶，不但禁用元祐期间的法令，凡是跟自己政见不合的人全部被当成元祐党人，一律贬出去；还唆使宋徽宗御笔题写，刻了一块石碑，将所谓元祐党人的名单全部刻在上面，叫作“党人碑”。“有幸”榜上有名的“元祐党人”永世不得翻身，以司马光为首，苏轼等人赫然在列。

众所周知，凡是遇到政变，站队很重要。识时务者为俊杰啊，站对了，那可就是青云直上，站错了队伍，就只好一落千丈，自认倒霉吧。李格非就是站错了队的典型。本来他是有机会“改正错误”的，可他偏偏是根直肠子，自己认准了的事死不悔改，因为不肯参与编写元祐奏章，说白了，就是不肯给自己的老师苏轼乱泼脏水、乱扣帽子，于是一股脑儿也被划到了元祐党人那一派里去，“荣登”第二批元祐党人籍的第五名。元祐党人当时的命运可是风雨飘摇、朝不保夕，不但不得“在京差遣”，贬出京城还算是轻的，重的可是要掉脑袋！这一回，李格非也没有幸免于难。

李家遭逢这一巨变的时候，李清照刚刚嫁进赵府不过一年光景。眼看着婆家在朝廷上权势日长、蒸蒸日上，娘家却一落千丈，本来是门当户对的婚姻绝配，一瞬间成了天上地下。那么，对于刚刚成为新嫁娘的李清照，婆家与娘家势同水火，到底是福还是祸呢？而她，在这样的特别时刻，又会有怎样惊世骇俗的表现呢？ wpn1Hz3wsaNbuSvoxjbLgLljeI/N8OWxDLJFTWRFDvoi0mtbSAfXQA6KzgOtMYr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