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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眼高手低，终是不成，而对于作为艺术家的美梦，再一次幻灭。这份挫败感，便又转为文字……实在热爱的仍是画，只因不能表达内心的感受于万一，才被逼去写作文的。
——三毛《一生的爱》
每个人的生命都是独一无二的，每个人的生命历程也应该掌握在自己手中。无论是在框架内按照要求活着，还是在自己的天地自由自在地追寻，人生本就没有统一的“有用”“有意义”“幸福”等评判标准。
各花入各眼，冷暖在自心。有时候，叛逆与抗争恰恰是应该被珍视的，毕竟，是这些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相比写作，三毛更喜欢画画。在她的笔下，水墨晕染开的不仅仅是惟妙惟肖的形象，更有着对世界的感知。
三毛休学后，父母除了教导她文化课程，为了发展她的兴趣，还专门送她去跟黄君璧老师学习国画。但是刚开始学画时都是以临摹为主，三毛很快就感觉“呆板无趣”，加之当时学画的多是官太太，对绘画的看法与她差距太大，三毛“感到寂寞、失望，以为国画距离我很远”，于是不肯再去。
母亲误以为三毛不喜欢画山水，其实这也怪不得别人，毕竟彼时连三毛自己都这样认为。于是，母亲又送她去跟邵幼轩老师学习花鸟画。
邵幼轩是国画大师张大千的入室弟子，亦得齐白石教导，精工花鸟，以“邵牡丹”之名享誉海内外。邵老师亲切温柔，十分疼爱三毛，既让她临摹学习，又给她自由发挥的机会。不久，因为对立体感十足的油画萌生兴趣，三毛又在顾福生门下学习素描打基础。
顾福生是台湾知名的油画家，“五月画会”代表人物。教导三毛期间，顾福生不仅传授技艺，更注重启迪她的艺术思维。他经常给学生看杂志上的一些名家及其作品，三毛由此也接触到更多文学性较强的文章。
这段经历，让三毛感慨道：“顾老师是我最大的恩人，他使我的眼睛亮了起来，像一个瞎子看到了东西一样。我一生都要感谢他。”三毛时常对着老师的画发呆，仔细体悟其中精妙。
她为自己取了一个希腊神话中爱慕水仙又不能倾诉的女神的名字——Echo，意为回声，小心翼翼地落款在自己临摹老师的一幅人体画的右下角。
这一年，三毛在《现代文学》杂志上发表了第一篇文章《惑》，便是顾福生推荐给老友白先勇的。那时，她生命中的转机出现了。
三毛说不清顾福生教给了她什么，只知道若没有这位老师，或许人生的活法不会是这样壮烈，毕竟那“人生中第一颗星”，是老师帮她摘下的。
或许因为三毛笔下多数是想象画，顾福生离开台湾之前，把当时注重造型与空间抽象画的韩湘宁介绍给了三毛。
三毛眼里的韩湘宁是“一个不用长围巾的小王子”，只比她大几岁而已。韩湘宁活泼开朗、思维敏捷，上课时也不像顾福生那样安静，经常带着学生看画展、听讲座、欣赏舞台剧或电影，甚至带着三毛在公园里散步，但也会因为三毛技术不过关又不爱练习而生气，不过也都是“假凶”罢了。
三毛十九岁时，韩湘宁推荐三毛去彭万墀的画室学习。彭万墀是一尊“厚厚实实的塑像”，“刻苦、简朴、诚恳又稳重”。画室也是非常“认真”的，讲课的时候极为认真，沉默的时候一言不发。他像苦行僧一样修习着，对身边朋友和学生同样情谊深厚。
对三毛来说，顾福生是启蒙者，韩湘宁是引领者，彭万墀则是厚重踏实的鞭策者。这些老师都是她的贵人，是她艺术生命的领航者。这一年之前，三毛已经参加过多次画展，但入选的都是国画作品，师从彭万墀后，第一次有西画入选了画展，还获得了铜奖。
三毛本就是极为内向、容易害羞的人，有什么事情都不愿对人说，除非被逼得急了，但是还没说出口，便窘迫得落下泪来。
当她提出要去看画展的时候，不明真相的父亲提出要一同前往。三毛与父亲之间总是有着一道戳不破的透明隔阂，如果没有母亲做桥梁，三毛便不知如何与父亲相处，加之早早休学，总对父母有些愧疚之情，沉默里的尴尬更是让她难以对这次与父亲同行淡然处之。
四十七岁的父亲，发现画展上竟然有三毛的画，一时兴奋得像个孩子，左右看个不停，还要三毛讲讲着笔时的想法，最后干脆去找服务人员，想买下这幅获奖作品。得知作品不出售后，他又询问什么时候发奖，是不是会有个仪式，到时要来看，再照个相。
返程时路过电话亭，父亲特意打电话到家里，说了获奖的事情，又说要带三毛在餐馆吃晚饭，还要看场电影才回家。父亲的喜悦令三毛万万没有想到，原本自认“不争气”的二女儿，竟然也能令父亲这样高兴。
过马路时，三毛与父亲牵着手，仿佛回到小时候。那种干燥与温暖的触感，令她感觉熟悉又陌生。
这个奖让父母对三毛燃起了极大的希望——“只要我做什么，父亲都是同意的”。父亲说自己原本就热爱艺术，却无奈走上律师这条道路，现在女儿有这样的成就，真是值得开怀一场。他对三毛说，你们这一代已经不同，有什么想法就对父母说，无论是什么，美术也好，音乐也罢，总归要有一技之长。三毛这才知道休学给父母带来了多少忐忑和忧虑。那么慈爱的双亲，原来为自己苦熬了这样久，想来都深感愧疚不安。
三毛的父母都是极为疼爱孩子的，他们虽然传统，但非常尊重孩子的意愿，也关注孩子每个阶段的成长。所有与孩子有关的资料，他们都默默收集，连幼稚园的手工作品都在其中。那块铜奖的奖牌被放在显眼的地方——家里的钢琴上，每位来访的客人都会听到三毛父亲的夸耀。
那次获奖之后，也就是1964年，三毛带着国画、油画和发表过的文章，在父母的陪同下前往文化大学，申请当一名旁听生（选读生）。
旁听生与其他学生一样缴费、开学注册、参加考试、领成绩单，只是没有学籍。原本对女儿读大学不抱希望的父母非常重视这次见面。老师们看了三毛的“成绩”，建议她进美术系或中文系。三毛看看父母的神色，觉得那是巨大而沉重的期待。然而，她却在表格里端端正正地填入了“哲学系”。
由此，得到文化大学创办人张其昀先生的特许，三毛成了一名哲学系的大学生。离开阳明山时，父亲一直擦着汗，又开始担心三毛能否将玄妙的哲学念好。他摘掉眼镜，抹了一把眼睛：“好了！好了！妹妹终于上大学了！”
三毛的父母只是再普通不过的父母，他们的家庭也只是再简单不过的家庭，他们过的也只是再平凡不过的生活，然而他们却要将痛苦与忧愁感受个遍。成年人的确会为了时局大事忧心，但是对他们来说，曾经经历的战乱，似乎都比不上这个女儿的叛逆和对生命肆无忌惮的消磨来得让人痛心。
三毛或许太了解她的父母，他们是那么渴望子女享受生命的自由，所以也能够忍下悲痛，相扶着走下去吧。可惜这时候再没有那些艺术家、教育家出现，给予三毛活得精彩的力量，让她有活下去的勇气，拯救这个“快要迷失到死亡里去的人”。
在三毛的自我意识超越同龄人的年纪，她“的确跌倒过，迷失过，苦痛过，一如每一个‘少年的维特’”。三毛的父母开明到何等地步呢？三毛认为自己是翻版的父亲，父女之间的“战争”没有尽头，可怜的只是无辜的母亲罢了。
三毛的休学不仅给父母带来压力，而且给她自己带来更大的压力。她一直害怕面对下班的父亲，担心收到无声的叹息。那些年，三毛被迫背古文、背诗词、背英文、弹钢琴……一个掉着眼泪，一个叹着气。他们连同桌吃饭都很难做到，需要母亲端着托盘送到睡房里才行。
父亲从来没有打过她，可是这份忍耐，却成为她心里“洗也洗不掉的阴影”，让她感到“你这个教父亲伤心透顶的孩子，你是有罪的”
。这种自我道德绑架，更甚于一顿皮鞭或者责骂。那固执的、盲目的、无可奈何的“无边无涯的爱”，反而是一种负担。父母小心翼翼的珍视，更像是对女儿的不信任，或许，再怎么不愿承认，也是真的没有信心吧。
独立自由、走遍万水千山的三毛，也曾将脆弱的真实袒露在父母面前。她说，如果选择结束生命，希望父母谅解自己，因为那“将是一个更幸福的归宿”
。
陈嗣庆说：“我女儿常说，生命不在于长短，而在于是否痛快地活过。我想这个说法也就是：确实掌握住人生的意义而生活。在这一点上，我虽然心痛她的燃烧，可是同意。”
父母对子女最大的宽容，便是尊重她自由选择生死的权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