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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社会中，群体以组织的形式存在，有人类就有作业活动，有作业活动就有管理活动，管理活动的历史与人类的历史一样久远
［2］
。管理的核心是通过分工与协作达成目标，是群体为了实现超越个人能力范围的目标而采取一致行动的一种手段，因此是人类在与自然的斗争中逐步形成的工作方法。互助协作是最初的形式，其后通过发现个性禀赋差异，使技能更加专业化，达成更高效的合作
。在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这种经济上协作的范围是有限的，而在政权维护和战争方面，分工和协作则深入得多。
工业革命开始后，大机器生产的发展促成了经济活动领域分工合作进一步加强，也使得劳动生产率大幅提升。亚当·斯密认为，分工提高效率的原因主要有三：一是分工提高了工人的熟练程度和灵巧性；二是分工节省了不同类型工作切换过程中损失的时间；三是分工促使大量节省劳动时间的机器被发明，从而使一个人可以承担和完成许多人的工作 ［3］ 。
泰勒吸取了亚当·斯密的劳动分工论思想，并通过行为观察和结果验证的实证方法证实了劳动分工带来的效率提升，特别是在不增加劳动者负荷的情况下采用标准化工具、优化微观生产过程，提高生产效率。最著名的就是其在“工厂管理”章节中提到的搬运生铁实验和铲矿砂实验，这是些最笨重也是最简单的工作，通常人们不认为其中有任何科学可言。但是经过泰勒的现场实验研究，并对动作和工具进行重新设计和改进后，生产效率得到了大幅提升，使人们发现，即使在最原始的工作上，也有一种科学 ［4］ 。同时泰勒还明确了工人和管理者的角色，从协作和互相合作的需要出发，第一次把管理者和工人的角色进行分工，并特别指出，按照新的管理哲学（即科学管理哲学）要求，应该把工作中的一大部分责任搁到资方身上（管理者身上）。这一观点强化了科学管理中管理者的责任，不仅发展了管理理论，也为科学管理奠定了基础。
与泰勒所走的管理研究路线不同，法约尔是以对大企业的整体管理状况作为研究对象入手分析的，因而其管理理论更着眼于全局。他把管理活动与企业的技术活动、商业活动、财务活动、安全活动、会计活动（1+5，共六种活动）区分开来，发现管理活动的特点中包括计划、组织、指挥、协调、控制五种因素，也可以称为五种职能。实行这五种职能的管理者与执行其他五种活动的工人（或下属人员）所需要的能力要素也是不同的，其中“在各类企业里，下属人员的主要能力是具有企业特点的职业能力，而较上层的领导人的主要能力是管理能力” ［5］ 。围绕这五种职能的展开，法约尔又提出了一系列管理原则，如：分工原则、权限范围原则、纪律原则，共14项。
与法约尔同时代的马克斯·韦伯研究了经济组织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提出了一种可以从小规模的创业主管理向大规模的职业性管理过渡的规范性的理想行政组织体系，这种理想组织就是科层式组织结构（或官僚式组织结构）。该组织应以合理合法的权力为基础，理想的行政组织体系的主要特点 ［6］ 为：①把每一个组织为了实现其目标所需要的全部活动都划分为各种基本的作业，作为任务分配给组织中的各个成员，组织中的每一个职位都明文规定其权利和义务；②各种职务和职位是按照职权的等级原则组织起来的，形成一个指挥体系或阶层体系；③组织中人员的任用，完全根据职务上的要求；④官员是委任而不是选举的；⑤这些官员并不是他们所管理单位的所有者；⑥组织中人员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不受个人感情影响的关系，完全以理性准则为指导，公正不倚；⑦采用“职业的”管理人员制度，升迁由上级决定以保证指挥体系；⑧管理人员必须严格遵守组织中规定的规则和纪律。
至此，管理的基本要素或者说基本概念，包括组织、分工、管理者、劳动者等得到确定。
在古典管理理论基础上，现代管理理论拓展了研究范围。标志性的研究是心理学家梅奥主持的霍桑（工厂）实验 ［7］ ，打破了传统管理理论研究的经济人（理性人）假设，发现人是社会的动物，是群体性的动物，除了生存以外，还有社会、心理等多方面的需求，提出“社会人”的假设，建立了行为主义的研究范式，即行为科学派，并取得了一系列丰硕成果，如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赫茨伯格的双因素论，麦格雷戈的“X-Y理论”、布莱克和莫顿的管理方格图等。
除行为科学管理学派外，随着现代科技的飞速发展，不仅社会生产力得到快速提升、生产的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而且也呈现更加多元化的社会价值观，这使得更多的管理思想得以涌现。一是科学管理学派（或管理科学学派）在经典管理理论的基础上，引入运筹学、系统工程、信息技术等理论，形成定量研究的传统，并进一步用数学建模和计算机运算的方式求解管理问题，以求对管理问题获得不断改进和完善。二是以西蒙为代表的决策理论学派的发展，其认为管理的核心就是决策，决策贯穿管理的全过程，因此管理的重点是研究如何决策，即如何确定决策目标，如何收集信息和确定方案，如何执行选定方案，如何进行检查与控制。由于人们关于理性的观点发生变化（从形而上的理性、笛卡尔理性至上的理性主义、穆勒的完全理性
到有限理性），决策的原则也从最优原则过渡到满意性原则，更加关注信息的可获得性和信息价值（如少即多原则），更加关注决策的时效性和有效性。三是系统管理学派，传统管理理论的模型一般都假定系统是封闭的，但从社会系统学派衍生出来的系统管理学派以更广的视野来看待管理，认为企业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而是一个开放的系统，企业组织是一个完整的系统，是与其系统外的社会系统和其他系统也紧密相连的。系统不仅具有复杂性，而且具有开放性、可变性。四是权变理论学派，其基本观点是管理行为和方法与管理者所处环境的特点紧密相关，因此在一个环境内适应的管理方式方法到另一个环境内未必能适应，不存在一个普遍适用、一成不变的“最好的”管理方式，比较有效的做法是归纳出环境的基本类型，并为每一类型提供管理模式的建议。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今天，管理复杂性的增加使得权变理论学派更加盛行，以权变理论为基础，运用心理学、行为学等方面新的理论研究成果形成了新的管理方法，如“情境管理理论”。五是社会系统学派，社会协作不单发生在正式组织中，也发生在正式组织与非正式组织之间，且在正式组织内也会形成非正式团体。由于各级组织存在不同的组织目标，这些目标之间可能存在冲突，进而导致组织之间发生冲突，因此作为管理工作的核心管理者，需要充当相互联系的中心，对协作各方广泛协调，以避免消极影响。六是以德鲁克为代表的经验主义学派，经验主义学派立足于分析成功企业的管理经验，认为有关企业的理论应该从企业的实际出发，特别是以大企业管理经验为研究对象，加以抽象和概括并进行推广
［8］
，崇尚以实践为基础，以成就作为权威。七是中国式管理（东方管理理论）。中国式管理有着悠久的历史，以儒释道的文化融合为基础，并在全球经济环境下，系统地梳理、提炼中国古代、近代和当代经济与管理实践的经验和教训，融合古今中外的思想精华，形成具有中国特色、全球视野的管理理论体系。中国式管理的根基和管理精髓是“以人为本、以德为先、人为为人”的思想，目标是构建“和谐社会”
［9］
，在管理方式方法上则不拘一格，以适用为原则，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中国式管理更加强调效率优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