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绿人、绿骑士、莎乐美
英诗中的“头颅”意象

包慧怡　撰

从古典时期到中世纪甚至现代，一个神秘而诱人的艺术形象一直蛰伏在诸多异教和基督教建筑的角落里、柱头上、廊道中：一颗男性的头颅，口中吐出植物枝叶，四周被浓密的藤蔓或树叶包围。这种头颅的雕像在英语中被称作“小绿人”little Green Man或“绿人”the Green Man，别名“绿叶中的杰克”Jack in the Green、“五月国王”the King of May或者“花环人”the Garland。该形象同样盛行于欧洲各地，它的法语名字包括：“绿人”l’homme vert、“树叶头”la tête de feuilles、“树叶面具”le masque feuillu和“树叶人”le feuillu；在德语中，它同样被称为“绿人”der grüne Mensch或者“树叶面具”Blattmaske。

“绿人”作为一个贯穿罗曼、哥特和文艺复兴艺术的有力形象，虽然经常隐匿在不起眼的旮旯里，披着多重伪装，但一直被看作植物和大自然力量的象征，一种生命力的缩影，一个拨开叶片向外窥视的精灵，一类魔法师、恶作剧者或者罗宾汉式的绿林好汉。这一形象看似沉睡在文明的背光处，两千多年来从未销声匿迹。在今日英国，仅仅伦敦一城中就有至少十一座名叫“绿人”的酒吧，它们的招牌常是一颗吹着号角的“绿人”头颅，以伦敦圣马丁巷上的绿人酒吧最为著名，暗示着“绿人”与酒神狄俄尼索斯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

现代民俗学家常把“小绿人”形象追溯到前基督教时期的异教文明，尤其是古凯尔特和古斯堪的纳维亚文化中的“头颅崇拜”。在这些异教文明中，头颅是神灵栖居的地方，是人类的肉身唯一能“分享”神性的部分，亦是人类灵魂的居所。头颅是容纳知识、灵感、预言的宝座，甚至具有抵御魔鬼入侵身体的辟邪之力。因此，古凯尔特人有在神龛、门廊或井边安放头颅的习俗——切下的经过处理的真人头，或者木雕石刻的人头。许多中世纪圣徒传和神话传说中亦保留了种种围绕“头颅崇拜”的叙事，比如12世纪—13世纪中古威尔士语神话集《马比诺吉翁》 Mabinogion 中记载的“有福的布兰”Bran the Blessed就是这么一位凯尔特圣人：他的头颅被砍下后，七年内持续与友人们谈笑风生，又过了八十年后才陷入沉默（这八十年内没有人发现时光流逝），并被埋在一个名叫“白山”（威尔士语为“Gwynfryn”）的地方，即今日伦敦塔所在地——埋的时候面向法国，因为这颗头颅具有守护不列颠免受外族侵略的魔力。至今仍盘旋在伦敦塔上方的乌鸦群据说亦与布兰的头颅有关，“布兰”在威尔士语中意为“头颅”。在古斯堪的纳维亚语境中，冰岛史诗《埃达》 Edda 中有关于主神奥丁Odin将霜巨人密弥尔Mimir的头颅保存在井中的记载：每当遇到无法决断之事，奥丁便会前往密弥尔之井，向这颗仍能说话的头颅索要神谕或智慧锦囊。

除了作为知识和灵性的宝座之外，“头颅”还是另一组紧密相连的概念的象征——生命力、生殖力、性能力、季节的更替、时间的流传。这或许也是“小绿人”形象流传范围如此广泛、影响如此深远的原因之一：“绿人”口中喷涌而出的树叶仿佛自然界力量的凝缩，是植物或一切生命能量最直观的视觉符号。建筑与雕塑中的“绿人”形象可以进一步细分为三大类：“枝繁叶茂头”foliate head（一颗被绿叶萦绕的头颅）、“吞噬头”disgorging head（一颗口吐藤蔓的头颅）和“吸血头”bloodsucker head（一颗七窍均喷涌出绿叶的头颅），三者都与一些主要以头颅来表现的异教神祇的艺术形象十分相似。在凯尔特神话中，这位神祇名唤刻努诺斯Cernunnos，是野性自然、动植物和生殖力的守护神，常被雕刻成一颗生着雄鹿犄角的头颅，见于地界石、立柱和大型器皿的外表。在希腊神话中，这名神祇由酒神与大洋神的艺术形象结合而成（一说是大洋神成为了酒神的变体，盘绕于酒神发间的葡萄藤变为海藻，缠住大洋神的头颅），因而被称作狄俄尼索斯–俄刻阿努斯Dionysius-Oceanus，一些学者将这一形象溯源至狄俄尼索斯秘仪中使用的酒神面具，或是古希腊羊人剧中演员佩戴的面具。

这些异教神祇的头颅实际上就是一种“绿人”形象，若要追溯到比凯尔特与北欧“头颅崇拜”和古希腊酒神秘仪更古早的“去文明化”的过往，我们会发现这些吞吐枝叶的头颅实际上是一种植物的拟人化形象anthropomorphosis，尤其酷似老鼠簕等爵床科复叶植物——爵床科acanthus植物大都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和覆盖能力，善于寻找缝隙或钻透各种坚硬表面为自己开路。传说建筑师卡利马库斯Callimachus在游历柯林斯时，偶然在一名少女的坟头目睹了从瓷砖中探出脑袋的爵床科植物，遂挪用这一植物形象设计了柯林斯式柱头。在基督教艺术中，已知第一次出现的“绿人”形象也是在墓葬装饰中找到的——位于法国普瓦捷的圣女阿布蕾St Abre的墓石上雕刻着一尊从鼻孔里喷出爵床科植物的人面（约作于400年）。

进入中世纪后，诸多异教图像都在基督教向欧洲全境扩张的过程中遭受打压而湮灭了，何以“小绿人”不仅幸存下来，还至今占据着不少罗曼和哥特大教堂门楣、廊柱和檐角的显赫位置？艺术史上最著名的一次“小绿人入侵”发生在6世纪的德国特里尔——尼科提乌斯主教为了重建5世纪时被法兰克人烧毁的特里尔大教堂，从附近一座哈德良皇帝时代的神庙废墟中搬来了大量巨石，并把一些四面刻有“绿人”的柱头直接安在了新修大教堂的柱基上——还是在中殿和耳堂交叉口的醒目位置上。这座中世纪欧洲最重要的教堂之一，就这样堂而皇之地为一个异教形象提供了合法的位置。

一些学者认为这种合法性源自《圣经·约翰福音》中基督自称是葡萄藤的章节：

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约翰福音》15:1）；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约翰福音》15:5）。

其实，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十字架”一词在诸多印欧语言中都源于“树”一词）本就与树木意象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不仅仅是通过《旧约·创世记》中的生命之树（到了公元3世纪，生命之树已通常被描述成一种位于各各他的世界中心之地标，树根处喷涌出一眼救赎的泉水）。在《新约》次经《黑马牧人书》 The Shepherd of Hermas 中亦提到一棵遮盖着山岭平原和整个地面的巨大柳树，它被称为“天主圣子”的象征（《黑马牧人书·寓言第八》）。“绿人”背后植物神灵的重生能力同样蕴含在“复活”这一核心基督论事件中，异教的“头颅”就这么缓慢而悄无声息地渗入基督教艺术深处，甚至狡猾地化身为圣子的头颅——几乎算得上艺术史上最惊世骇俗而又未得到充分研究的一场变形记metamorphosis了。

假如“头颅”象征生命、植物与自然能量、繁殖力、时序与活力，那么“断头”decapitation这个动作又意味着什么？英国学者詹姆斯·弗雷泽James Frazer的人类学开山作《金枝》 The Golden Bough 中记载了这样一种习俗：内米湖畔的国王一旦显示出衰老的迹象，就必须被杀死和替代，如此王国方可延续，王土方能常青。在14世纪中古英语匿名头韵长诗《高文爵士与绿骑士》 Sir Gawain and the Green Knight （以下简称《高文》）中，亚瑟王的卡米洛特宫Camelot正是这样的一片日渐式微、战乱频繁的王土。时值新年，卡米洛特宫的圆桌上放满了珍馐美味，亚瑟王却拒绝开饭，除非他先听到某种“闻所未闻的冒险故事/某种了不起的奇观”（《高文》第93—94行）。仿佛回应他的心愿，一名从装束到皮肤、从胡子到坐骑全是耀眼绿色的高大骑士策马进入大厅，向圆桌骑士们提议玩一局“游戏”——让亚瑟王或他的骑士砍掉绿骑士的头，如果绿骑士活下来，一年零一天后就要在自己的“绿教堂”回砍那名骑士的头。

绿骑士起先是冲着亚瑟王来的——为什么他偏偏是绿色的呢？为什么他的大本营是一座“绿教堂”？我们可以将他看成一名经过文明驯化的、遵守宫廷礼仪、褪去了野性外衣的“绿人”，这位中世纪骑士版本的“绿人”前往卡米洛特的目的，正是要通过一场弗雷泽式的“断头仪式”来加速王权更迭、新老交替。亚瑟王的性无能、王后桂妮薇和兰斯洛爵士的奸情是诸多亚瑟王罗曼司中不言而喻的重要主题，亦是王国陷入危机、成为一种弗雷泽式“荒原”的内在原因。此诗“断头游戏”中的变数是半路杀出的高文爵士，后者夺了亚瑟王的斧子，自愿代替亚瑟王赴黄泉，正如我们在全诗第一幕“高文砍掉绿骑士的头”场景中所见：

高文爵士与绿骑士（第421—431行）

高文抓过斧子，高举在空中

左脚迈向身前，稳稳着地

敏捷挥斧，砍中赤裸的脖子

斧头的利刃劈碎骨头，没入

白花花的颈肉，把它一切为二

明晃晃的金属斧刃插进地面。

那颗英俊的头颅从颈上滚落

滚到众人脚边，被他们踢来踢去

鲜血溅出躯干，在绿皮上闪光

但那人没有倒下，也没有摇晃

却用强健的双腿稳稳站立起来。

包慧怡　译

Sir Gawain and the Green Knight （ll. 421-431）

Gauan gripped to his ax, and gederes hit on hy t,

e kay fot on þe folde he before sette,

Let him doun ly tly ly t on þe naked,

at þe scharp of þe schalk schyndered þe bones,

And schrank þur þe schyire grece, and schade hit in twynne,

at þe bit of þe broun stel bot on þe grounde.

e fayre hede fro þe halce hit to þe erþe,

at fele hit foyned wyth her fete, þere hit forth roled;

e blod brayd fro þe body, þat blykked on þe grene;

And nawþer faltered ne fel þe freke neuer þe helder,

Bot styþly he start forth vpon styf schonkes.

“断头游戏”本身在中世纪文学中不是一个罕见的母题，汤普森在他的民间文学母题编目系统中将它录为M221号。它可能首次出现于8世纪或9世纪古爱尔兰语史诗《布利克琉的盛宴》 Fled Bricend ，后来又在12世纪和13世纪法语罗曼司《卡拉多之书》 Le Livre de Caradoc 、《无缰之骡》 La Mule saz Frain 、《至高圣杯传奇》 Perlesvaus 、《高文与温堡》 Gawain et Humbaut 中反复出现，这些作品都可能是《高文》直接或间接的素材来源。然而，只有《高文》将一场“游戏”写成了景观性的公开刑罚。当高文自愿代替国君接受这场前途未卜的挑战，他不仅是在以刽子手的身份砍掉绿骑士的头，更是以类似于后世宫廷娱乐总管Master of Revels的身份，去提供亚瑟王在餐前要求的冒险或“奇观”（中古英语“meruayle”）——以公开执行“断头”为形式、以高文自己的生命为潜在代价的一场触觉奇观。对比第4幕也即全诗最后一幕，作为第1幕中卡米洛特宫中断头游戏的镜相，绿教堂中绿骑士回敬高文爵士的三次“断头”具有截然不同的性质。高文躲开了第一斧，绿骑士虚晃了第二斧，只有第三斧具有实际比较意义：

高文爵士与绿骑士（第2309—2320行）

他轻巧地举起武器，下手准确

斧刃边缘恰好擦过赤裸的脖子

虽然砍得很重，却并未重创他

只是擦过他脖子一侧，破了点皮

斧刃穿过白净的皮肤没入颈肉

鲜血越过他的肩膀溅到地面上

高文看见自己的血在白雪上闪烁

就跳开一长矛的距离，双脚跨开

飞快抓过自己的头盔，佩戴停当

肩膀一拽，放低那面美丽的盾牌

抽出锃亮的宝剑，激动地开口——

包慧怡　译

Sir Gawain and the Green Knight （ll. 2309-2320）

He lyftes ly tly his lome, and let hit doun fayre

With þe barbe of þe bitte bi þe bare nek.

a he homered heterly, hurt hym no more

Bot snyrt hym on þat on syde, þat seuered þe hyde.

e scharp schrank to þe flesche þur þe schyre grece,

at þe schene blod ouer his schulderes schot to þe erþe;

And quen þe burne se þe blode blenk on þe snawe,

He sprit forth spenne-fote more þen a spere lenþe,

Hent heterly his helme, and on his hed cast,

Schot with his schulderez his fayre schelde vnder,

Braydez out a bry t sworde, and bremely he spekez—

除了“没入”schrank一词（同样在第一幕的断头场景中出现），此节中几乎所有的中古英语动词都在暴力和血腥程度上比第1幕明显减轻。斧刃只是擦过他脖子一侧，破了点皮，高文虽然流了血，却没有受到任何严重的伤害。绿骑士向高文施加的是一种被悬置和中止的“断头”，他从未想对高文的肉身施以惩戒性的致命一击，相反，他真正想要触及的是高文的心灵，是后者信仰的核心。绿教堂中的“断头游戏”发生在一处偏僻荒野上的土丘旁，在场者只有绿骑士和高文两人，与卡米洛特大厅中热衷于围观处刑的圆桌骑士们形成了鲜明反差。绿教堂“断头”一幕的性质并非景观式的公开惩戒，而是一场私密的、一对一的忏悔。高文在绿骑士向他披露自己的真实身份和动机后懊悔至极：

先生，我谦卑地向您忏悔

我的行为铸成了大错

请让我知道您（关于我该如何赎罪）的意志；

（《高文》第2385—2387行）

绿骑士则笑着表示原谅：

在我看来……你的忏悔十分彻底

并且在我的斧刃下赎清了罪过

我已赦免你的过失，你已恢复清白

仿佛出生那天般，从不曾犯错。

（《高文》第2390—2394行）。

双方的语言已经全然转化为忏悔者和有权赦罪的告解神父之间的圣礼式语言，以“断头”为代表的肉身惩戒亦已转化为心灵的惩戒，为的是让高文完成一次精神和灵性层面的“重生”。

弗雷泽在《金枝》中总结道：

在春日到来时，杀死树木精灵的代表被看作是一种促进植物生长的手段。因为对树精的屠杀总是意味着……将他以一种更为年轻和精力充沛的形式复活。

在诸多神话和文学文本中，砍掉一个男人的头成为一种委婉的“阉割”叙事的词汇，意味着剥夺他的生殖能力，进而剥夺他的生命，但其中也蕴含着复活与新生的可能。头颅成为一种阳具变体，或者阳具成为一种萎缩的头颅，两者在不少语境中可以相互置换。其中最著名的例子或许就是《圣经·新约》中“莎乐美”索要施洗约翰的头颅的故事。

《圣经·新约》中并没有给出莎乐美的名字，只说她是希罗底的女儿。希罗底是犹太王希律的妻子，确切说是希律娶过来的他哥哥腓力的妻子，他的嫂子——根据公元1世纪史学家尤瑟夫Titus Flavius Josephus在《犹太人古代史》 Anripuities of Jewes 中的记载，希罗底是在与腓力生下莎乐美后，腓力仍在世时与他离婚并改嫁希律的。施洗约翰因为非议这段婚姻而遭到了希罗底的怨恨，希罗底就设计要除掉约翰，《圣经·马可福音》和《圣经·马太福音》对此都有记载。而《圣经·马太福音》的叙事更明确地点出，莎乐美不过是母亲杀人的工具，她索要约翰的头与她自己的欲望或爱情毫不相干：

希罗底的女儿在众人面前跳舞，使希律欢喜。希律就起誓，应许随她所求的给她。女儿被母亲所使，就说：“请把施洗约翰的头放在盘子里，拿来给我。”（《马太福音》14:6–8）

到了中世纪，画家们从《圣经》中莎乐美为希律跳舞的细节出发，才开始将她刻画成一个危险的引诱者，一个淫荡的潜在乱伦者，用诱人的身体和舞姿将男性从拯救之路上带走；而她索要施洗约翰“头颅”的行为也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情色意味，甚至成为阉割的代名词。

到了1891年奥斯卡·王尔德以法语出版的剧本《莎乐美》 Salomé 中，莎乐美因为爱上施洗约翰遭到拒绝，而出于自己的自由意志索要了爱人的头颅。该剧一经演出就在整个欧洲造成轰动，成为“世界末”颓废美学和象征主义戏剧的代表，莎乐美作为经典女勾引家和“索头人”的形象也从此在世界范围内固定下来。在德国，理查·施特劳斯Richard Georg Strauss将王尔德的剧本改编成独幕歌剧，1905年在德累斯顿上演；1906年，同样基于王尔德剧本，由加拿大女演员莫德·爱伦Maud Allan自编自演的《莎乐美的幻象》 Vision of Salomé 在维也纳上演，爱伦由于其中“七条纱巾之舞”的尺度之大而遭到涉及公开淫秽的起诉。

在诗歌领域，希腊诗人卡瓦菲斯C. P. Cavafy、澳大利亚音乐人尼克·凯夫Nick Cave和现任英国桂冠诗人卡萝尔·安·达菲Carol Ann Dufy（1955— ）都曾写下关于莎乐美的著名诗篇，后者的短诗《莎乐美》收录于她1999年的诗集《世界之妻》 The World’s Wife 中，其第一人称叙事主人公“我”通篇以一个纵欲且嗜血的“致命女性”femme fatale形象出现：

莎乐美

卡萝尔·安·达菲

我以前就干过（早晚无疑还会这么干）

醒来发现枕上有颗脑袋

——谁的？——

有什么了不起？

挺俊俏，没错，深色头发，乱蓬蓬；

红兮兮的胡须要淡几个色号；

眼周皱纹很深，

我猜是由于痛苦，又或许是欢笑；

以及一张美丽绯红的

显然懂得奉承的嘴……

我吻过的嘴……

比白镴还冷。

奇怪。他叫什么名字？彼得？

西门？安得烈？约翰？我知道

一旦上了茶，干吐司，不加黄油，

我会更舒服，于是摇铃召唤使女。

而且，真的，她咔咔撞响的

纯洁的杯盘声，

她清理杂碎的声音，

她本地风味的快跑声，

正是我需要的——

通宵纵欲后，宿醉又累瘫的我啊。

永不再犯了！

我要清空不良记录，

健身，

戒酒，戒辛劳，戒滥交。

没错。关于最后这一项，

是时候甩掉这家伙了，

这挥拳或咬人的货，

竟会像一头待宰的羔羊

爬上莎乐美的床。

镜中，我看到我双目闪光。

我把黏糊糊的鲜红的床单翻个面，

在那儿，如我所说——生活可不就是个婊子——

是他的脑袋，在托盘上。

包慧怡　译

Salome

Carol Ann Duffy

I’d done it before （and doubtless I’ll do it again，sooner or later）

woke up with a head on the pillow beside me

– whose? –

what did it matter?

Good-looking, of course, dark hair, rather matted;

the reddish beard several shades lighter;

with very deep lines around the eyes,

from pain, I’d guess, maybe laughter;

and a beautiful crimson mouth that obviously knew

how to flatter…

which I kissed…

Colder than pewter.

Strange. What was his name? Peter?

Simon? Andrew? John? I knew I’d feel better

for tea, dry toast, no butter,

so rang for the maid.

And, indeed, her innocent clatter

of cups and plates,

her clearing of clutter,

her regional patter,

were just what I needed –

hungover and wrecked as I was from a night on the batter.

Never again!

I needed to clean up my act,

get fitter,

cut out the booze and the fags and the sex.

Yes. And as for the latter,

it was time to turf out the blighter,

the beater or biter,

who’d come like a lamb to the slaughter

to Salome’s bed.

In the mirror, I saw my eyes glitter.

I flung back the sticky red sheets,

and there, like I said – and ain’t life a bitch –

was his head on a platter.

这首诗中没有爱而不得故生恨的虐恋元素，对达菲的莎乐美而言，昨夜刚亲吻过的“美丽绯红的/显然懂得奉承的嘴”如今“比白镴还冷”不算什么事，早晨来临就不记得昨晚同床共枕的情人的名字不算什么事——达菲给予莎乐美最亵渎的口吻，列出一长串可能的名字，全部来自耶稣的十二门徒，仿佛躺在床上的可能是他们中的任何一个。而“醒来发现枕上有颗脑袋”自然也不算什么事，因为“我以前就干过（早晚无疑还会这么干）”。所有原本可以成为残酷情节剧或虐恋心理剧的素材，都让位于一种骇人的漫不经心：前一晚刚杀了情人并与尸体共眠的莎乐美此刻只关心一杯好茶和一块不加黄油的干吐司，顺便漫不经心地反省一下——“永不再犯了！/我要清空不良记录，/健身，戒酒……”——这反省也仅仅出于疲惫和厌倦，与道德和精神无涉。王尔德的莎乐美在剧末亲吻施洗约翰的头颅，仿佛那颗头颅是得不到的爱人的身体的一个借代品、一种象征物；达菲的莎乐美在诗末只关心处理掉床单上黏糊糊的脑袋，仿佛要迫不及待地扔掉一只隔夜的避孕套。乍看之下，达菲似乎加入了现代“厌女文学”的队列，与男性声音同谋，刻画一个魔鬼般的恶女并将人类历史上男人的不幸全部归罪于女人。但只需细读全诗，我们就可以看见达菲《世界之妻》中众多诗歌共享的基调：要紧的是不被代表，不让自己的声音被剥夺；即使莎乐美真是一个纵欲嗜血的魔头，由她自己进行个人化的陈诉，也比被男性叙事塑造成一个千人一面的蛇蝎美人兼缪斯要好。此诗借莎乐美的声音打开了一种叙事上的窥私空间：我们终于听到了一个未被挪用的、不经过异性审美滤镜改造的“索头人”的声音。从《圣经》时代就被迫噤声的希罗底的无名女儿，终于带着独属于自己的“断头”叙事，头一次登上了文学史的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