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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在2009年出版了《中国拯救日本》这本书。在书的开头部分提到，“在世界范围经济持续不景气的状况下，有13亿多人口生活的中国，从连床板、马桶都没有的贫困生活中走出来，迈向了富裕生活。中国这个庞大的市场，难道不是上帝赐给日本的礼物吗？但有关中国的信息在日本却被歪曲，很多人甚至对中国经济能否持续增长都持否定态度。如果能从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中看到希望，想到日本的邻国中有一个拥有13亿多人口、正在成长和发展的中国，若日本对此感到庆幸，这也许会成为日本经济摆脱萧条的一个契机吧。想到这里，我决心提笔写下这本书”。
中国的经济发展给世界的稳定、幸福带来了巨大的影响。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很多国家也从中收获巨大的经济利益。
2013—2016年，中国的GDP平均增长率是7.2%，据IMF和世界银行的推算，在这段时间里中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为31.6%，超过了美国、欧洲和日本之和。2017年，中国对世界的经济贡献率达到34%左右。
曾经连马桶、床板都没有的中国，拥有13亿多人口，未经历较大的内乱，保持了相对稳定的环境，实现了让人惊讶的增长，这可以说是一个奇迹。
引领中国创造这样的奇迹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有一位世所罕见的政治家——邓小平，他具备卓越的才能和坚强的信念以及作为政治家的领导力，并能制定强有力的战略。随波逐流、顺势而为，也许在当下会让人放心，但是大胆的战略往往是在对当下安逸生活的否定中产生的。
邓小平指出“富裕后就会产生修正主义、资本主义这一想法是错误的”，大胆地改变了阶级斗争的路线，推进了经济建设，引领中国获得了让世界瞩目的经济发展成就。
从计划经济的国家，转变成引进市场经济体制，实行改革开放，制定这一伟大的战略既会有担心引发内乱的不安，也会招致保守派的反对。要克服重重障碍去实施这一战略，需要坚韧不拔的意志力和领导力。而这种坚韧不拔的意志力源于邓小平对国家、对人民的忠诚。只有具备坚定不移的信念，才能做得到这一点。
邓小平提出，为了让人民过上富裕生活需要分两步走。第一步是让部分人先富起来，第二步是先富的人带领后面的人实现共同富裕，即“共同富裕论”。
“先富论”背后的含义是“后富者的忍耐”。所有人同时富裕的社会是不存在的，无论经济理论多么先进，这都是不可能做到的。夸大社会贫富差距的问题，是因为没有理解到这一点。在资本主义的日本，贫富差距也是越来越大。同时富裕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不可能做到的。
因此，后富者只能忍耐。在过去的中国，大家都平等，没有太大的贫富差距，提出让后富者忍耐，这本身需要很强的意志力。
在中国的财政支出中，“经济建设”和“社会文教支出”的比例，1981年是1：0.34，1990年是1：0.54，1995年是1：0.62，2000年是1：0.76，2006年达到相同比例。削减社会文教支出、福利预算，推进经济建设，需要领导人的决心、勇气和信念。
在20世纪80年代，长江上架起的大桥仅仅有5座。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支撑经济发展的桥梁、铁路、公路纷纷建起来了。2016年中国国内旅游的总人数达到44.4亿人次，预计2040年将达到140亿人次。通过经济建设，消费不断扩大，消费的扩大又推动了后续经济的发展。构建起这个基础的就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另一部分人暂且忍耐，集中力量搞好经济建设这一决策。作出这一决策的邓小平具有坚韧不拔的意志力。
1978年访问日本的邓小平在日本记者俱乐部发表了以下演讲：
“目前中国无论在经济方面还是科技方面，都属于比较落后的国家。我国的工农业水平还非常低，我们的任务还相当艰巨。但是，我们坚信中国人民经过几年的艰苦奋斗会实现经济发展的目标，我们有这样的信心和决心。我们在坚持自力更生方针的同时，还要学习外国所有的先进经验，我们要向伟大的日本人民学习。”
在被记者问到作为四个现代化总指挥的想法时，邓小平这样回答：
“要实现中国现代化，就要有正确的政策，就要善于学习，要以国际先进发达国家的管理方法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首先承认我们落后，长得很丑，却要打扮得像美人一样，那是臭美，老老实实承认落后就有希望。再就是要善于学习，这次我们来日本，就是要虚心地向日本请教，向一切发达国家请教，向第三世界穷朋友中的好经验请教，相信本着这种态度我们是有希望的。”
邓小平在福田首相举办的欢迎晚会致辞中这样讲道：
“我谨代表中国政府、中国人民，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向首相阁下、贵国政府以及贵国人民致以真诚的问候和衷心的祝福。”“以我个人的名义”是从自己的角度来讲话，这样的领导人是比较少见的。
邓小平亲切而谦虚的态度让大家感受到变化的中国，这给世界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政治访问日程结束后，邓小平访问了位于日本大阪府茨木市的松下电器的电视机工厂。当时下着小雨，83岁高龄的松下幸之助先生连雨伞都没有打，冒着细雨在工厂大门外迎接了邓小平的到来。邓小平走上工厂的楼梯台阶时，向走在后面的松下幸之助伸出手来，直到走上楼梯后，两人的手还紧紧地握在一起。之后，邓小平对松下幸之助说：
“松下老先生，您能否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帮点忙？”
松下幸之助答应：“无论什么，我们都将全力相助。”
邓小平在工厂的纪念册上留言：“中日友好，前程似锦。”
1979年12月6日，邓小平与日本的大平正芳首相会谈时讲道：“维持中日友好关系符合两国的利益。双方立场不同，看问题的角度也不同，但是不影响大局。中日友好的大局比什么都重要。”
1984年3月25日在与中曾根康弘首相会谈时，邓小平这样谈道：
“希望大家以更广阔、更长远的目光来看中国。希望大家明白，中国的发展对日本的将来一定是有利的。中国拥有很多宝贝，但是我们却苦于资金不足。中国经济一旦发展，将来在能源领域，稀有金属方面一定能帮助日本。日本的投资最终对日本也是好事情。”
1978年，当时中国的人口是9.6亿人。在那个时候，邓小平心中一定深切关注着拥有庞大人口的中国的现代化道路该如何走吧。
邓小平亲切、谦虚的态度让世界人民产生了共鸣，这也促使了外资企业来中国投资吧。
很多日本学者、知识分子认为计划经济的中国想要转变成市场经济，免不了会发生内乱和矛盾。
但是，这仅仅是从纸面上对社会主义的理解。
笔者认为，正因为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所以才显得市场经济更有意义。
在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上，习近平强调“我们必须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的成果由人民共享”。
习近平总书记提到，“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必须不断为人民造福”，“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是社会主义本质要求，也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集中体现”。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意识形态并不冲突，正因为是社会主义，才可以更好地调控市场经济的矛盾，构建更为丰富的社会。
朝着这一梦想前进，取得的成果就是中国经济的飞跃发展。
原本闭关锁国的经济体，通过开放，资本、技术、信息一下子都进来了。
中国将动荡的风险转化成了前进的机会。
“借助外部力量改变自身”“和而不同”“以柔克刚”，以灵活的思维推进开放，构建丰富多彩的社会，凭借的就是领导人的手腕和民众的努力。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依靠国家的宏观调控推进经济开放，获得一个个的成功后，再将开放扩大至全国。中国通过精彩的宏观调控实现了市场经济的发展。
在中国共产党十二大上，邓小平讲了下面的话：
“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我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邓小平认为，向外国学习作为参考是必要的，但并非全盘照搬，而是要通过中国的独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20世纪90年代，对改革开放持怀疑态度的日本右翼知识分子这样说道：
“共产党一党独裁体制的国家，其政策路线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为根基。如果不能系统、条理清楚地讲明白其政策，经济的运营是不可能的。无法以明了的方式讲清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中国经济的运营将会非常困难。”
上述言论是仅凭脑袋空想经济，没有考虑现实的人的观点。当然，也有在看到中国让世界瞩目的发展后，反省自身的日本知识分子。
邓小平的讲话中包含“普遍真理”、“我国的具体实际”、“走自己的道路”和“特色”这四个重要方面。
笔者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伟大的发明。让13亿多人口脱离贫困，本身就比任何经济理论都要高明得多。
社会主义具有普遍性，市场经济则是根据实际国情走独立自主的道路。其精髓在于普遍真理中的独立自主道路的实践，也在于特殊性、特色。其中也有中国的独创，也就是实事求是。真知源于实践。
中国发展的历史是注重“普遍性”，并结合自身的“特殊性”来前行的历史。
“普遍性”通过实践得以提高，特殊性因为有普遍性的存在而更稳定、更放心。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是尊重“现代社会”的“普遍性”，对此进行重新价值创造的历史。很多日本学者认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是对立的。然而，对立的两面如果运用得当，也会形成互补而变得更强大，就像房子需要有横梁和柱子才更牢固一样。“人”这个汉字也是如此，由左右两边共同支撑而成。
中国顺利实现了“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结合，正在走向“共同富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
其背后蕴含着中华民族悠久历史中孕育的思想——“和合思想”的精髓。
“走自己的道路”在市场经济的推进过程中随处可见。特区、优惠政策、引进外资、土地使用权、私营企业、国企股份制改革、汇率管理制度、金融政策、“一带一路”、亚投行（AIIB）都是独立自主的道路。后面将要提及的“亚洲的矜持与骄傲”也是从“走自己的道路”发展而来的。
中国经济发展的秘诀是“走自己的道路”的“独创”，在此基础上进行“改革、开放”，然后走“中国特色的道路”。
中国的很多领导人都擅长从历史中学习，并讲给老百姓听。
光辉灿烂的历史对领导人和普通民众而言都是值得骄傲的。从历史经验中学习，并讲给普通民众听，会让大家产生“共鸣”。领导人的话语会深入民众内心，从信念转变成实践。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宣示了一个新时代的到来，他说：
“这个新时代，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时代。”
习近平主席是非常注重历史的领导人。他在2017年1月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主旨演讲中提到如下内容：
“我刚刚出席了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在达沃斯，各方在发言中普遍谈到，当今世界充满不确定性，人们对未来既寄予期待又感到困惑。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这是整个世界都在思考的问题，也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我认为，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弄清楚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就是我们从哪里来、现在在哪里、将到哪里去？”
对上述问题的解答，习近平主席又讲道：
“我们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历史学家早就断言，经济快速发展使社会变革成为必需，经济发展易获支持，而社会变革常遭抵制。我们不能因此踟蹰不前，而要砥砺前行。”
带领庞大人口大国的领导人，其“信念”是非常重要的，要用自己的语言向民众讲述自己的信念。能从历史中学习，并能将从历史中学到的东西传递给民众的人，在中国这是一名领导者的基本素质。
习近平主席推动的反腐运动，如果没有“到底什么对中国而言才是最重要的”这样执着的信念，是无法推行下去的。因为这意味着社会的变革。为了实现这个变革，我们必须去思考“我们从哪里来、现在在哪里、将到哪里去”。
中国的政治家有一种日本政治家所缺乏的“亚洲的矜持与骄傲”。“亚洲的矜持与骄傲”是指“作为亚洲人的骄傲和觉悟”。如果有这样的信念，政治就会独立自主。而做到独立自主，才能制定明确的战略。
将依附美国的日本政治与中国的政治进行比较，就能理解这一点。
2013年5月21日在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上，习近平主席提出“中国的和平发展始于亚洲，依托亚洲，造福亚洲”，中国将同亚洲各国一道，“更加深入参与区域合作进程，推动亚洲发展和安全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中国政治的策略是重视亚洲，“与邻为善，以邻为伴”。
习近平主席2014年3月在德国科尔伯基金会就“中国和平发展道路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发表演讲，在回答有关中国周边外交政策时，习近平指出“远亲不如近邻。从国与国的关系讲，朋友可以选择，但邻居是无法选择的，要世代相处下去。无论是从理智上还是从感情上，我们都认为与邻为善、以邻为伴是唯一正确的选择，中国对周边国家坚持亲、诚、惠、容的理念”。
中国重视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这是因为重视中国的特殊性。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也是作为亚洲国家的发展道路。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就会沦为“没有主心骨”的国家。
中国的发展道路重视普遍性的原理，然后在此基础上选择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没有自主性，就会被普遍性所左右，对普遍性进行迎合。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价值观未必具有普世性，中国对独立自主道路的重视使“亚洲的骄傲”得以产生。
但是，日本的外交是重视美国的。政治家们也对和美国搞好关系非常积极，积极构建与中国、韩国，以及亚洲其他国家关系的政治家并不多见。日本政治常常仅凭片面的有关美国的信息就进行政治判断，所以会变得莫名其妙。日本的政治是对美从属的政治。不仅在亚洲政策上比较消极，安倍首相也常常批评中国，甚至采取敌对的方式看待中国。笔者在后文中也将提及安倍首相在美国国会的演讲，以及他在“亚洲的未来”国际交流会上多次提及中国的敌对言论。而这也是笔者在第四章中将提到的日本没落的原因所在。日本未能像中国一样走独立发展的道路，因此也缺乏国家发展的战略，常常只能根据当下的情形来行动。
“一带一路”、亚投行（AIIB）也是诞生于亚洲的矜持与骄傲。这种骄傲与矜持使中国能产生大胆的战略，来支持中国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