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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批评中国是独裁国家的人非常多。但是，笔者认为这种看法是错误的。
在批评这种观点之前，先要对中国的人口、历史及政党有一种正确的认识。
中国是一个拥有13亿多人口的多民族国家，为了脱贫，转型为市场经济体制。其首要的前提就是体制的稳定。
比起民主化，中国人最殷切的希望是先脱离贫困。因此，首先要进行的是经济建设。但是，在拥有庞大人口的国家进行经济建设是非常困难的。走错一步，就会使国家陷入混乱的风险之中。
因为贫困和政治斗争进入内战的国家非常多。在人口庞大的中国，一旦发生内乱，这对中国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
中国作为一个拥有庞大国土面积、人口众多、多民族，又与多国接壤，曾遭受侵略、被殖民过的国家，在考虑上述诸多问题时，民主化不是其他国家轻轻松松就可以从一般论的角度谈论的。这个民主化的过程也必然是“中国式”的。西方国家的“民主化”是无法完全适应中国国情的。
必须考虑到中国政治时常面临着庞大的人口压力。
没有这样经历的国家不应该简单地去要求中国进行民主化。如果中国按照美国或日本人思考的民主方法推进改革，可能就没有今天的经济发展。整个国家也不会团结一致，更不会有改革开放的进展。
世界上很多批评中国的言论是不负责任的。假设按照民主的方式推进改革，导致中国内乱，至今依然很贫穷，那些民主化的言论是不会承担责任的。言论是自由的，但同时也是不用承担责任的。在日本，从几十年前就有人鼓吹“中国崩溃”。但是，这些言论既是错的，也不用承担任何责任，也没有人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进行忏悔。
如果有人说“比起吃饱（经济发展），民主化更重要”，那么只能说这是富裕阶层的玩笑话。
中国是一党执政的国家，但并非独裁国家。中国与独裁国家有本质的区别。中国政治存在很多健全的方面。政治是通过集体领导进行的，否定个人崇拜。《中国共产党章程》第二章第十条（六）中明确提出“党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中国也不是军队干政的国家，军队是党主席责任制。
而且，中国共产党内部的想法实现了一定的平衡。
党认为“坚持改革开放是使国家强大的必由之路”，并将改革开放制定为中国的核心战略。
在党章的总纲中提到“反对一切‘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中国共产党旨在以一种平衡的思维方式建设开放的国家，这一战略是很明确的。
中国赴海外的游客数量每年超过1亿人次。纵览世界历史就能发现，独裁国家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
率领13亿多人口前行，需要强有力的领导力和统率力。
改革开放初期，通过“先富论”让大家都去追求富裕，民众能以此为目标团结在一起共同奋斗。如今，中国逐渐走上共同富裕之路，社会也变得复杂多元化，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要直面成长背后的阴影、腐败、国际关系的紧张和摩擦。
这样的时代需要的是“稳定”与“团结”。社会上存在各种各样的意见。尊重这些意见也是很重要的，但是太过的话，就会招致社会混乱，无法实现共同富裕。
习近平主席进行的反腐运动，笔者认为也是对中国社会风气的改革。
腐败并非只是高官腐败的问题，小官腐败的情况在中国社会随处可见。
腐败问题也与民众相关，贿赂是受贿者和行贿者双方的问题。因此，反腐应该是官民的改革，社会风气的改变。
想要推进反腐，既需要权威，也需要实力，这并非轻而易举就能做到的。
在后文中将提到的“中国制造2025计划”，努力营造重视制造业的大环境是非常重要的。
在中国有“一抓就停，一放就乱”的说法。中国正是这样一个很难统筹的国家，统筹也需要实力。这样的实力背后必须有理想和信念的支撑。
中国很多领导人和党员还是很廉洁的。共产党也按照“和谐”的理念在进步。后文中，笔者将提到，如今日本的执政党、政治家里没有人拥有治理13亿多庞大人口的能力。
笔者并非否定多党政治。但是，选择何种政治制度必须考虑一个国家的历史、人口和社会状况。必须从中国的特殊情况出发考虑问题。
其实，已经民主化了的日本也存在政治问题。政治成为私有物，很多政治家的幼稚程度让人惊愕。美国的政治有时也很愚蠢。
中国有中国的特殊性。最重要的是，中国迄今为止的发展证实了这种有特殊性的政治制度是正确的，而且这一点得到了大多数中国民众的支持。
国际社会应当理解中国式民主的进程。
与笔者当初到中国时相比，现今已经可以从各个领域看到中国的民主化。中国在民众迁徙、就业、私营企业、上学、私立学校、报纸书刊的发行、海外旅游、外国人来访和定居、土地使用权和住宅所有权、户籍制度、农业税、农民的迁徙和土地使用权的转让、海外投资和汇款、外资在中国的投资和开放、人才录用等各个方面都进行了开放。这些也是民主化的体现，并非全面开放政治就是民主化。如果因为政治的全面开放而导致内乱，那上述的一切都无法实现。
从一个一个小的方面开始民主化的积累、学习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拥有13亿多人口的大国能作出的安全选择。国际社会如果能理解到这一点，就能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事实进行客观评价，就能够理解中国式的民主。
中国政治拥有日本所没有的长处。
中国的政治以十年为一个周期，每隔五年对其成果进行确认。
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党代会上，首先会进行成果的汇报。地方政府也会进行详细的政府工作报告，这些报告会刊登在报纸上。民众从中可以了解到GDP的增长率、工业生产、固定资产投资、消费、物价、贸易、财政收支、居民所得，甚至公共交通的完善和保障性住房的建设、垃圾处理、绿地及公园环境的改善、绿地面积、学校设施的完善、市中心及公众洗手间的增设、医疗保障的推进、反腐的应对、政府各部委的工资待遇以及推进相关事业的费用支出等各个方面的情况。
在经济方面，甚至各地区的社会融资、银行存款、研究开发费用、外资投资、住宅建设、网络消费、文化消费等详细数据也会公布。
日本在国会审议时这些内容也会被报告，但政府不会积极地向国民进行详细的汇报，更谈不上在报纸上刊登政府报告的详情了。
因此在日本，所谓的“选举公约”常常只是当场的空头支票，未能付诸实践也并不罕见。
一般企业如果能扎实稳步地提高业绩，就会成为高收益的企业。这些企业每年在制订新的计划时，一定会确认上一年度的情况，首先进行反省和总结。
每月的例会上，会确认上一期会议确定事项的执行情况。
用企业来比喻中国的政治，中国政治已获得高收益的得分。日本政治30年前的议题现今仍在国会上争吵不休，也许是缺乏稳步扎实地积累业绩的政治氛围与土壤吧。
此外，中国以10年为期的政治制度其实是绝妙的制度。这个时间，既不会太短也不会太长，能够使领导人踏踏实实地落实政策，培养好接班人。同时也让领导者可以沉下心来，制定战略，在确认各项成果的同时推动政治向前发展。
另外，中国的政治家大多有长期的地方执政经验，对当地情况的了解有助于开展实际工作。中央和地方的职能分工也非常明确。地方也有权限，可以更及时有效地开展实践。在中国，创新是一个核心思想，领导者的观念是非常积极的。
“实践之国”和“口头之国”哪一个会成长更快，一目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