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所有行业和企业而言,问题不再是“我们是否被他人颠覆”,而是“颠覆会何时到来,会以什么形式出现,对我们和我们所在的组织会产生怎样的影响”。颠覆实实在在地发生,我们也无法逃避其影响……
——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
回顾改革开放40多年取得的巨大成就,中国已然成为举世瞩目的商业大国,对于全球经济的影响日益凸显。过去40多年我们探寻的是高速增长的模式,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沿着“中国企业价值进化”的路线,实现更加高效的价值创造,这也是我们组织理论研究一直遵循的主线。
全球经济进入大发展和大变革的调整期,世界经济从要素和资源驱动逐步向创新驱动转变,经济发展正面临重大调整期,变革窗口已经开启。国家、企业和个人,都将面临千载难逢的重大机遇期。在过去的一年中,中美关系冲突、互联网技术的挑战、数字化带来的价值重构、全球市场的变局等一系列震动,构筑了一个复杂性与多变性共存的外部环境。
在我们陪伴中国企业成长和管理研究的近30年历程中,从没有像现在这样感受到变化之迅疾,“颠覆性创新”几乎每一天都在发生。克劳斯·施瓦布认为,“对于所有行业和企业而言,问题不再是‘我们是否被他人颠覆’,而是‘颠覆会何时到来,会以什么形式出现,对我们和我们所在的组织会产生怎样的影响’。颠覆实实在在地发生,我们也无法逃避其影响……”
“如何避免组织被颠覆”将成为企业管理者在巨变时代的主要挑战。 大部分企业并不了解互联网对于企业颠覆的本质影响,以及如何才能更加高效地创造价值。正如陈春花和廖建文所研究的那样,企业被颠覆背后的根本原因是,价值创造和价值获取方式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商业的核心范式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德鲁克先生曾说:“动荡时代最大的危险不是动荡本身,而是仍然用过去的逻辑做事。”正是因为战略底层逻辑的改变,作为支撑战略的组织系统,必须能够确保战略得以高效率地实施。 正如华为创始人任正非所言,在今天来讲,方向大致正确,关键在于执行和效率。 所以,互联网技术背景下,因应动态的战略,也必然需要转变组织管理的逻辑,而这也是本书要解决的最核心问题。
百年管理理论一直在试图回答“组织效率从哪里来”这个问题。那么,今天的组织效率从哪里来?管理的逻辑如何呢?
从管理演变的历史来看,管理演变的第一个阶段是科学管理阶段,代表人物是泰勒,这个阶段所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使劳动效率最大化;管理演变的第二个阶段是行政组织管理阶段,代表人物是韦伯和法约尔,这个阶段解决的问题是如何使组织效率最大化;管理演变的第三个阶段是人力资源管理阶段,包括人际关系理论和人力资源理论,这个阶段解决的问题是如何使人的效率最大化。
在《科学管理原理》 (The Principles of Scientific Management)中,泰勒(Frederick Winslow Taylor)提出的科学管理原理所解决的中心问题就是如何提升劳动效率。泰勒认为就个体而言,只有个人劳动效率最高(日产量最大),才可以实现其财富最大化。
法约尔在1916年发表的《工业管理与一般管理》 (Administration Industrielle Et Générale)中所提出的著名的“管理要素”和14条管理原则,标志着一般管理理论的诞生。他告诉我们:组织效率最大化的手段是专业化水平与等级制度的结合。而对于专业化能力和等级制度这两个关键问题的理解,构成了组织管理的基础,也就是影响组织效率的两个关键要素。
被德鲁克誉为“管理学先知”的玛丽·福列特提出了“以人为本”“人存在于组织环境中,而不是社会中”“人际关系中的关键活动是激励人”等重要的人本观点。她解决了我们管理中的另一个问题,就是人的效率从哪里来。 个体需要在团队中进行协作并整合冲突,从而发挥更大的价值。 管理必须平衡员工需求与组织发展的目标,以及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之间的冲突,只有两者都能够得到关注并实现,管理才能够有效。 这就告诉我们效率来自于人的激活,效率来源于分利。
综上,迄今为止组织管理理论回答了三个效率来源的问题,劳动效率、组织效率、人的效率;分别诞生了三个经典组织管理理论,科学管理原理、行政组织理论和人力资源管理。 用“分”所获得的相对稳定的责任体系,进而又推进了绩效的获得,所以“分”成为主要的组织管理方法。
以上管理经典理论的回顾,能为我们展开自己的研究提供指引,因此我们的研究是沿着“组织管理的效率从哪里来”这个脉络而展开的。我们发现随着万物互联的新时代到来, 影响组织管理的因素变了,无论是分工、分权还是分利的组织逻辑,都无法回答组织今天所遇到的挑战。 当我们仔细去研究的时候,我们发现,互联网时代给组织管理带来改变的三个核心特征是:
第一,强个体的价值崛起。
面对传统雇用社会的消失和个体价值的崛起,谷歌的组织原则和管理模式,对组织未来的价值与意义提供了一些注解。“谷歌董事局执行主席施密特(Schmidt)和主管产品的前高级副主席罗森伯格(Rosenberg)在他们的图书How Google Works 中指出,未来组织的关键职能,就是让一群Smart Creatives聚在一起,快速地感知客户需求,愉快地、充满创造力地开发产品、提供服务。什么样的人是Smart Creatives?简而言之,Smart Creatives不需要管理者进行管理,只需要组织营造氛围。” 互联网出现导致个体能力的改变,对于组织属性的理解也需要在一个全新的视角下进行。
第二,影响组织绩效的因素由内部转向外部。
德鲁克曾经说过:“一个组织如果一贯把重点放在机会,而不是问题上面,那么它的绩效精神通常就会高涨。如果它把精力放在能出成果的地方,也就是放在机会上面,那么组织中就会充满兴奋感、挑战感和对成就的满足感。”
今天,我们不得不面对的是,“全球化竞争的加剧、跨界带来的行业边界模糊等一系列挑战,使得组织寻找‘兴奋感和冲动感’成为一件更加艰难的事情。在这种艰难的背后,存在一个本质性的问题: 组织的绩效不再由组织内部的因素决定,而是由围绕在组织外部的因素决定,比如环境的不确定性,比如合作伙伴,比如跨界的对手,比如全新的技术等。 这些外部因素对于组织的影响已经远远大于组织内部的因素。今天让很多管理者无所适从的是,即使组织内部已经做得非常好,甚至远远领先于同业,但是依然无法逃离被淘汰的可能性。人们开始发现,‘组织’这个词已经随着时代的变化发生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深远的变化。” 这就是今天对于组织而言,一个必须面对的事实,离开协作,任何一个组织都无法独立生存。
第三,驾驭不确定性成为组织的核心挑战。
今天管理者的核心工作,是确保组织跟得上环境的变化,让组织具有驾驭不确定性的能力,要做到这一点,其核心是要关注组织成员的成长,并且确保成员能够持续地进行价值创造。 这需要企业的领导者具有创业精神和超越自身经验的能力,特别是那些曾经被证明成功的企业及企业领导者。
以华为、阿里巴巴、腾讯等为代表的新锐企业取得了爆发式增长,甚至以GE、海尔为代表的传统制造企业也掀起了一股互联网转型浪潮,都是源于这些企业能够因应技术与环境的变化做出有效的战略选择并高效地执行战略。它们共同的特征是,能够驾驭不确定性,并把不确定性变成企业发展的机会。
2010年全球市值前10大公司分别是中国石油、埃克森美孚、微软、工商银行、沃尔玛、建设银行、必和必拓、汇丰银行、巴西国家石油、苹果;到了2019年,全球市值前10大公司分别是微软、苹果、亚马逊、谷歌、脸书、伯克希尔–哈撒韦、阿里巴巴、腾讯、强生、JP摩根。 在今天全球领先的企业中,技术驱动的平台型企业和价值网络构建者企业,更加显现出领先的优势。
今天,我们总是被实业界问到“如何在巨变的时代成为一家好企业”这个问题,因为人们所熟知的行业或企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它们之中有的正在消失,有的在挣扎,也有企业更加蓬勃发展,而另一些新兴的企业迅速崛起。这些企业发展之间的差异,让我们注意到一个事实,那就是能够让企业发展好的关键在于:需要实现组织管理新旧逻辑之间的转换,其具体内涵概括为四大基本观点。
基本观点之一:企业必须是个整体。
企业是个整体,综合才是管理的真正精髓,这是一个最真实的事实,我们需要回归到这个真实之中。卡普拉指出,“我们对我们时代的主要问题研究得越多,就越认识到这些问题不可以分立地去理解。它们是系统的问题,这就是说它们相互联系,并且相互依存。” 因此,我们认为,“管理需要回归到‘整体论’上,按照‘企业是一个整体’的视角去理解企业的经营与管理,尽可能地让我们贴近企业的真实情形。”
陈春花在2018年第5期《哈佛商业评论》中对“企业是个整体:管理整体论7大原理” 进行了详细论述,现将“企业是个整体”的7大原理与大家分享。
原理1:经营者的信仰就是创造顾客价值。
原理2:顾客在哪里,组织的边界就在哪里。
原理3:成本是整体价值的一部分,在本质上是一种价值牺牲。
原理4:人与组织融为一体,管理的核心价值是激活人。
原理5:影响组织绩效的因素由内部转向外部,驾驭不确定性成为组织管理的核心。
原理6:从个体价值到集合智慧,管理者要将业务与人类的基本理想相联系。
原理7:效率来自协同而非分工,组织管理从“分”转向“合”。
基本观点之二:效率来源于协同而非分工。
我们必须接受的事实是,一切都在重构之中,认知重构、价值重构、思维重构。这些重构无疑需要一个更加广泛的视野、更加互动的关联以及更加开放的格局,这更类似于一个“生态系统”的逻辑,复杂、多元、自组织以及演进与共生。所以,我们会看到一个与之前完全不一样的情形出现,那就是 管理的效率不仅仅来自于分工,更来自于协同,因而要求组织具备一些新能力:“强链接”能力、构建柔性价值网以及形成共生逻辑。
今天,在互联网技术的影响下,组织绩效不仅仅需要在内部获得更加高效的整体效率,还需关注组织之外。协作成本的急剧下降,导致企业边界不断被突破,协作方式的创新,导致行业不断被颠覆。企业商业模式、组织模式、企业间协作模式,都开始呈现网状协同运作的态势。组织从线性、确定的世界,向非线性、不确定的世界转变,柔性化和万物互联成为商业时代最突出的特征。
基本观点之三:共生是未来组织进化的基本逻辑。
我们提出了“共生型组织” 这个新概念,提出的依据是,在过去6年对23家企业所做的深度调研,“研究发现,这些企业的成功来自于更贴近顾客需求的投入,它们把产品和服务做得更深,深入到顾客无法离开;它们把产业链创建得更加融合而具有多利性,以至于每个环节的参与者都愿意开展合作,共同为产品和服务付出;它们的组织更加富有弹性,经得起市场变化带来的震荡并能够寻找机会实现突破;更重要的是,它们能够把组织所处环境中的各种资源集合到价值创造的方向上,凝结成更广泛和更集体的智慧,仿佛拥有了一种强助力推动它们前行,最终实现更高水平的协同发展。正因此,我们把研究的重点聚焦在它们的组织形式上,探求其组织特征的共性” ,得出“共生”发展路径的结论。
“共生”选择就是让组织形成命运共同体,拥有集合智慧与资源的重要逻辑。在生物学或者自然法则之中,共生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它代表的是多种不同生物之间形成的紧密互利关系,物种之间相互依赖,彼此有利。在互联网技术和数字技术的背景下,共生型组织可以实现在不同组织之间的相互合作,组织之间基于协同合作进行信息和资源的共享,通过共同激活、共同促进、共同优化获得组织任何一方都无法单独实现的高水平发展。
基本观点之四:价值网络成员彼此互为主体。
尤瓦尔·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通过著作《未来简史》 (Homo Deus:A Brief History of Tomorrow)为人类认知打开了“未来之窗”。书中指出现实有三种存在范式:客观现实、主观现实和互为主体。“智人统治世界,是因为只有智人能编织出互为主体的意义之网”,所以企业要有构建和融入价值网络的能力。
要激发价值网络中各主体的创造力,就需要整个价值网络中的成员互为主体。只有互为主体才能形成资源共通、价值共创、利润共享的格局,并实现单个个体不能实现的协同价值创造。所以,企业对于自己的第一个要求是,把周边所有的伙伴看成是主体而非客体。比如说组织和供应商的关系,只要说“供应”这个概念,组织就已经是主体了,因为对方供应给你,你决定它能不能有机会供应,这已经是主客体关系。所以 想要获得价值网络的有效价值,第一个难题就在于能不能真让价值网中各成员是互为主体的关系,而不是主客体关系。
以上四个基本观点帮助我们确认本书的核心基本假设,同时我们选择了北京致远互联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致远互联)做深度研究,找到对八个概念关系的理解,这八个概念分别是: 组织效率、分工、组织边界、契约、信任、强链接、共生和赋能人。 在深入理解八个概念的本质关联的基础上,我们寻找到组织管理新旧逻辑转换的基本假设,具体用基本原理的方式来表达。
基本原理一:组织内和组织间协同成为效率的重要来源,系统整合效率将更加依赖组织内和组织间的协同来实现。
我们强调协作,绝不是抛弃“分”、忽略“分”的重要价值,而是在“分”的基础上强调协同。首先,我们要认识到,必须有分工,分工是报酬递增得以实现的基本组成部分。其次,我们也必须了解到, 分工对于价值贡献的递增曲线日趋缓慢,价值贡献的关键点在于协同效率,既包括企业内部门之间的协同,也包括企业外组织间的协同。
基本原理二:内外分享机制的确立是边界重塑的保障。在跨界颠覆挑战下,管理者要在确保边界柔性、可渗透的前提下,凭借技术穿透构建企业内外部资源流动与分享的协同机制。
在20世纪,企业成功的关键是规模、角色清晰、专门化和控制,且企业外部边界越大,企业规模经济优势越明显,效益也就越好。而在21世纪,企业是否成功取决于速度、柔性化、整合和创新,具有灵活性和弹性的组织能更好地存活,支撑企业成功的传统因素在悄然发生变化。企业边界的柔性和模糊,是今天企业成功的一个边界特征,而企业能否获得不断重塑边界之能力,取决于能否在企业内外部构建资源流动与分享的协同机制。
基本原理三:企业要建立基于契约的信任体系。赋能组织成员的关键在于,通过结构设计和激励体系相结合,在高度联接的网络中建立基于契约的信任感。
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一本书——《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Trust:The Social Virtues and the Creation of Prosperity)让我们能更加深刻地了解信任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书中写道,“华人家庭提供开创新商业所需要的社会资本,但它同时制造了对于这些企业最重要的结构性限制,这一限制令它们无法演化成可持续的大型企业。” 这个分析帮助我们了解到,华人家族型企业的小规模,原因在于“华人非常倾向于信任与自己有关系的人,反之,也同样非常不信任自己家族和亲属群体之外的人。” “在家庭之外的信任匮乏,致使不相关的人很难组建群体或者组织,例如商业企业。”美国则不同,“美国家族企业会迅速引入职业经理人,尤其是在公司创始人过世后,当发展到第三代的时候,公司往往已经完全移交给职业经理人去打理。孙辈或许依旧作为大股东持有公司的股份,但是他们中很少有人会积极地参与公司的管理。” 美国能够获得经济繁荣的基础正是源于建立了广泛的信任。
我们必须时刻认识到, 虽然经济契约与利益是协同合作的基础,但究其根源在高度互联的网络关系中,人们选择合作是因为相互信任。
基本原理四:实现从“竞争逻辑”到“共生逻辑”的战略认知转变。企业通过挖掘自身价值贡献的不可替代,构建或加入“合作主体的共生系统”,在“共生空间”中协同发展。
在数字化背景下,企业战略实现了由“竞争”向“共生”逻辑的转变。 竞争逻辑围绕的是比较优势(比别人做得好),共生逻辑围绕的是客户价值(共同做好);竞争逻辑围绕的是满足需求(已有需求),共生逻辑围绕的是创造需求(新需求) 。 因此,“共生逻辑”才是回归顾客价值、创造和唤醒顾客新需求的商业底层逻辑。
被誉为“数字经济之父”的唐·泰普斯科特(Don Tapscott)与安东尼·威廉姆斯(Anthony D.Williams)所著的《维基经济学》,其目的就是要揭示“大规模协作如何改变一切”。
维基百科是一个网络百科全书,并于2018年入围世界品牌500强。维基百科最让人不可思议的地方是,只有5名需要工资的员工,而大部分工作由志愿者执行。《自然》杂志对维基百科和《不列颠百科全书》进行了42个科学条目的对比,发现区别竟然是微不足道的。维基百科上每篇文章上平均被编辑20多次,近乎达尔文的进化过程,从而维基百科具备了别样的优势,即维基百科可以轻松捕捉错误并纠正,而《不列颠百科全书》的错误依然存在。对于其可靠性的争论,我们在此暂不做深入判断,但这种方式带来了一种新的思考,如何向外获得系统效率,在这方面维基百科无疑是做得很好的。
华为公司公布了2018年的财报,其中销售收入达到7212亿元人民币, 这标志着华为正式进入千亿美元俱乐部。更让我们对华为年报所披露的数字感到惊喜的是,它的消费者业务达到48.4%,这意味着华为已经有能力进入终端业务并让自己的业务结构更加稳定,具有抗风险的能力。
在这份年报中,我们看到华为将“网络安全和用户隐私保护作为最高纲领,华为倡导并践行在创新中构筑安全,在合作中增进安全,共建可信的数字世界。” 这就是华为基于契约信任所取得的成就。无论是组织内部员工还是组织外部合作伙伴,以及客户,都形成一个基于契约的信任体系。华为与逾18万员工形成共赢模式,华为2018年年报有这样一句话,华为百分之百员工拥有。华为坚持为客户创造价值,推动无处不在的联接,和全球182家运营商开展5G测试,全场景智慧生态与150多家厂商合作,覆盖700多个城市,211家世界500强企业和48家世界100强企业选择了华为作为数字化转型的合作伙伴。这一系列数字,可以说明华为的价值创造以及获得价值绩效的真正驱动因素。
世界上只有两种企业:一种是适应时代趋势而长足发展的企业,另一种则是在时代洪流中被无情颠覆的企业。数字化时代最大的挑战是,企业要具有与不确定性共舞的能力,这就需要企业抓住由“分”到“合”的价值创造转换的本质规律,开放组织边界从“竞争逻辑”向“共生逻辑”的转换,既要确保自身能与其他利益相关者探寻到适当的“共生空间”,又要企业在其中具有不可替代性的能力。其根本的核心就是:真正具有“协同”能力的企业,才能获得足够的“系统效率”,才可以避免在新技术浪潮中被颠覆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