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张荫麟先生传略

张荫麟是近代著名史学家，才华横溢，朱自清说他“妙岁露头角”，中学时他已名扬学界，在《学衡》、《清华学报》、《燕京学报》发表文章，与梁任公论学，和朱希祖笔战。在陈寅恪眼中，他是清华最优秀的学生，对他寄予厚望。傅斯年于国难中托以编修国史教科书的重任。钱穆以为“中国新史学之大业，殆将于张君之身完成之”。岂料他英年早逝，享年三十七。他的师友说“他像一颗划过夜空的流星，以他短促的生命，燃烧出灿烂的光焰，使我们永远不能忘怀他” 。

才名震一时

张荫麟，无字，笔名素痴、燕雏。广东东莞石龙镇人，生于清光绪三十一年十月初六日（1905年11月2日）。母亲钟氏早逝，他是家中长子，天资聪颖，父亲张茂如对他的期望很高，在家指导他诵读经史，给他打下扎实的国学基础。后转往广东省立二中接受新式教育，修习英文、自然、地理等学科，1922年中学毕业。受五四新思潮的刺激，他北上升学，考入清华学校中等科二年级，在北京展开他学术生活的第一章。

从1922年至1929年，张荫麟总共在清华园度过七个寒暑。据他后来自美国致容庚信中说，这段日子过得“逍遥自在”。在中等科的三年，每天上午修英文读本、文法，下午修中国文学、历史、写作，此外还兼修自然、数学、唱歌（singing）、体育、童军等科目，功课虽多，他应付裕如。课余在图书馆用功读书，晚上专心听梁任公讲课。他博闻强记，治学力求创新。在清华刚好一年，张荫麟便一鸣惊人，于《学衡》发表一文，批评任公对于老子的考证，赢得任公的赞赏。他再接再厉，校订任公《近三百年学术史》“附表一”——《明清之际耶苏会教士在中国者及其著述》，接着引用西文资料， ^[1] 把“校补”一文改写，题名《明清之际西学输入中国考略》，刊登在《清华学报》。以后他撰写一系列的论文考证中国古代科学家的著述和成就，讨论数学及科技的发展，并翻译西方学者在这方面的最新著作，开辟了一条研究科技史的道路。

任公提倡新史学，讲述历史研究法，张荫麟这时已直接阅读西方名家著作，引用法国史家色诺波（Charles Seignobos）的论点，指出顾颉刚的《古史辨》在方法上误用“默证”。近代学者认为各家讨论《古史辨》的文章中，以陆懋德和张荫麟的批评最为有力。陆懋德当时在清华讲授中国通史和哲学史。而张荫麟只是个中学生，未满廿岁，已名扬学界。

张荫麟日夕出入课堂和图书馆，勤于写作。他个性沉静，朋友不多，同学中和他交情最好的要算比他高三级的贺麟。他们在任公班上认识，后来一起修读吴宓的翻译课，共同研究，互相勉励。贺麟毕业前和张荫麟拜访任公，任公对荫麟的印象深刻，当面称赞他，说他“有作学者的资格”。这时的荫麟，已胸怀大志，从他赠别贺麟的诗句“为学贵自辟，莫依门户侧”，可见他当年的抱负。

他在清华三年，完成中等科学业，升上高等科，开始攻读大学基本课程，为留美作准备。中文、英文和体育是四年必修科目，他选读德文为第二外语，总共修了三年。此外，他在第一和第二年修习翻译、中国通史、生物、军事科学、物理、代数、演讲、机械技艺和欧洲通史等普通学科，第三和第四年修翻译、现代文明、西方文学入门、古典文学、社会学、西洋哲学史、哲学问题、逻辑学、心理学入门等人文社会学科。

他对数、理、体育等科目没有兴趣，成绩平平。但在吴宓悉心指导之下，英文和翻译的程度突飞猛进。他曾对贺麟说，他的文学兴趣是雨僧先生启发的。他在高等科的最后两年修习各人文社会学科，视野渐渐增广，从此超越传统的学术范围，向新的领域迈进。

吴宓和张荫麟在清华的关系，亦师亦友，吴宓赏识他的才华，对他鼓励有加，请他帮助编辑《大公报》的文学副刊。但张荫麟个性比较倔强，有时坚持己见，吴宓气他不过，觉得他是个“不通世故的书生”。

这时张荫麟的社交生活比前充实，往来于清华文史系师友之间，后来又认识一些在北平学术界工作的东莞同乡，其中容庚和他的交情最深，前辈伦明更给予方便，让他翻阅家中藏书，还请他替女儿伦慧珠补习，无意中促成他们日后的一段姻缘。

在写作方面，高等科四年是张荫麟的多产时期。从1925年到1929年他在《学衡》、《大公报·文学副刊》、《清华学报》、《燕京学报》和《东方杂志》发表了约四十篇文章。这些文章是经济环境迫出来的。他的家境本来并不富裕，父亲于1926年去世，不久弟弟炜麟北上南开中学读书，更增加他的经济负担，稿费是他主要的经济来源。他博学多才，文思敏捷，下笔成文。同时各学报的编辑跟他相熟，知道他是吴宓的高足，工作态度认真，也乐意取用来稿。

现在看来，他在这时期发表的文章，水平难免参差，但其中不乏佳作。他这时的考据功力，比前更深，他在毕业前所撰《伪〈古文尚书〉案之反控与再鞫》一文，颇获胡适的好评。他在《论历史学之过去与未来》，强调历史是科学，同时也是艺术，再进一步讨论历史资料限制问题。近人许冠三和王晴佳对该文一致推崇。他的科技史论文，至今仍有其参考价值。剑桥大师李约瑟（Joseph Needham）在他主编的《中国科技史》里，引用了《中国历史上之奇器及其作者》、《〈九章〉及两汉之数学》等五篇文章，都是张荫麟清华时期的作品。他也是第一个比较洪亮吉和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学者。

他写的传记，自成一格，先考证人物生平，再研究其志业。细读《张衡别传》、《王德卿传》和《纳兰成德传》，可见他在这方面的成就。而他纪念任公一文，是“最能表彰梁任公的史学的文章”。

他的翻译技巧，师承吴宓，青出于蓝。他从英诗开始，进而翻译西方汉学论文和西方哲学，其《斯宾格勒之文化论》，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作，他是“翻译有关斯宾格勒理论之专著的第一人”。

他在《大公报·文学副刊》发表的批评文字，更是一绝。吴宓因他把清华研究院的《国学论丛》“骂得太过火”而抽出该文。他和朱希祖反复辩论古代铁器是否先行于南方，致马衡向人言《大公报·文学副刊》专攻击北大派。他为文嘲讽《真善美》杂志“女作家专号”，浦江清也觉得该文“挖苦人太甚”。这是清华才子洒脱的一面。这时的张荫麟，才气纵横，锋芒崭露，诚如吴晗所说：“才名震一时。”

1928年张荫麟升上高等科四年级，准备留美深造。吴宓很希望他攻读英美文学，但也知道他不会走这条路。张荫麟在这一年选读三科与西方哲学有关的课，很明显他对哲学愈来愈有兴趣。从他纪念王静安的文章里，不难见到王静安在这方面对他的影响。他熟读王氏的作品，了解欧洲哲学发展的趋势，更敬佩静安的独立精神。当世人推崇实用观念和功利主义时候，他绝不随俗，锲而不舍地研究欧洲各大思想家的哲理。所以张荫麟早期也比较喜欢叔本华和尼采的学说。

张荫麟在清华最后一年才开始接受正规的西方哲学训练，他选读金岳霖的逻辑学和哲学问题两门课，金氏的哲学观点属于新实在论（Neo-Realism），深受英国哲学家罗素（B.Russell）和摩尔（G.E.Moore）的影响，认为逻辑解析是哲学思维的基本方法。在金氏的指导下，张荫麟渐渐成为摩尔的信徒。

毕业后他决定到斯坦福大学攻读哲学。他选择哲学是可以理解的，以他的国史造诣，他根本看不起那些“不懂装懂的美国汉学家”，不会考虑到美国研究汉学。但他对西方文学的兴趣不大，也不准备读欧洲史，因为他在清华只读过一科欧洲通史，基础薄弱。在这情形下，哲学差不多是唯一的选择。他在清华总共修了逻辑学、哲学史和哲学问题三科，成绩优异。还翻译了一些西方哲学论文，开始直接阅读德国哲学家的著作。金岳霖更把他带到新的哲学领域，让他从尼采转到摩尔，绕过当时流行的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走上分析哲学之路。他在斯坦福写给容庚的信里说得很清楚，“吾人治学当从性之所好”，这时他的“所好”是西方哲学。

韬隐西美

张荫麟从上海出发，横渡太平洋，船上中国留学生百多人，只有他和谢幼伟准备到美国读哲学，二人一见如故，谈得很投机。船抵西雅图后，谢幼伟乘火车东往哈佛大学，张荫麟南下旧金山，再转往斯坦福大学，他选择该校，因西部生活程度较低，可多省点钱，供弟弟在天津读书。

斯坦福大学成立于1891年，规模不大，社会科学学院里，以哲学系最小，只有三位全职教授，暑期班由访问学者任教。 ^[2] 系里两名资历较深的教授在美国哲学界颇有名气。张荫麟的导师史阿特（Henry W.Stuart）是杜威的高棣，1900年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长于伦理学和逻辑学。他在1925—1926年出任美国哲学学会太平洋分会主席，斯坦福的哲学系现在还设有史阿特荣誉讲座教授一席，以纪念他对该系的贡献。

另一位教授是布朗（Harold C.Brown），1905年哈佛大学博士，是黑格尔（Hegel）专家鲁一士（Josiah Joyce）教授的学生，专攻科学哲理（Philosophy of Science），他在斯坦福大学最叫座的课是美学。先后于1924—1925年和1932—1933年在美国哲学学会太平洋区分会当过两届主席。

当时在斯坦福的中国留学生，不少来自清华，斯坦福大学校务处对清华的学制相当清楚，张荫麟在清华高等科所修的科目，包括中文翻译、德文、哲学问题和体育，斯坦福全部接受，他直升大学三年级，选读高级课程。斯坦福大学哲学系的课程系统是属于杜威一派的，实用主义（Pragmatism）成该系的主导思潮，学习的重心在哲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特别注重从心理学和社会学角度去讨论道德、伦理、人生观等哲学问题。他第一个学期读三门课：伦理学、希腊哲学、现代心理学。开始时特别紧张，不知美国的教师标准如何，恐怕成绩不好，等到“半季考”的结果揭晓后，成绩不错，才松一口气。

他以国史研究见称，留美时因兴趣而读哲学，对他来说，国史和哲学，犹如鱼与熊掌，但他要二者得兼。所以一直困扰他的问题不是取舍，而是怎样安排才能两全其美。当他抵达斯坦福后，终于想通了，以国史为志业，先读哲学，后写国史，实行以哲治史。他在信中告诉容庚，从英国著名史学家吉朋（Gibbon）的自传得到一个启示，吉朋于三十岁开始写《罗马衰亡史》，五十一岁完成巨著。他这样想，在斯坦福学成回国之日，自己仍未到三十，如果能幸运地活到吉朋之年，也有机会完成如吉朋的历史巨著。可惜天不假年，事与愿违。

秋季学期很快地过去了，在1930年的春季学期，他修欧洲史、社会经济、现代自然观念和中古哲学。他对欧洲史颇感兴趣，但不准备改行，因为仍然很喜欢哲学，而且觉得读哲学比较容易。相反地对欧洲中古时代的哲学毫无兴趣，这是必修科目，不能不读，结果是：“每一展卷如饮黄连。”

接着的几个学期，他读美学、现代哲学、经济学、心理学、康德的批判哲学、政治学、畸形心理学（Abnormal Psychology）等学科，完成全部学士课程，于1931年春季获斯坦福大学颁赠哲学学士。

张荫麟在斯坦福忙于功课，第一个学期他根本没空写作。安定下来后，他准备于课余编两本书。其一为《美国访书志》，介绍美国各大图书馆珍藏的中文善本。其二为《清史外征》，中译西方人士对清代中国社会、政治、战争和动乱的纪录。两个计划的构思都很好，但他抽不出时间到各大图书馆收集和翻译各种资料，结果《美国访书志》没有写成，《清史外征》只完成一篇中译有关中日甲午海战的西方纪录。

此外，他写了几篇哲学批评的文章。其中一篇是《关于朱熹太极说之讨论》，响应贺麟的《朱熹与黑格尔太极说之比较》，这可说是理与气的讨论，贺麟以为朱子对太极性质的看法，是介乎心与理之间，张荫麟肯定朱熹的太极是实质的，他的观点是反唯心的，与贺麟的心理合一说，如南辕北辙，大相径庭，二人哲学思想的分歧，引致日后贺麟的感慨：在哲学方面，他们志同道不合。另一篇是用康德的批评方法，去分析中国书艺所包含的美学原则，内容充实，于此可见他的哲学修养。

有关张荫麟的留美生活，可从现存的几通书信窥见一二。他在写给张其昀的信里，简述斯坦福的环境和留美经验如下：“弟居西美一僻乡，与世绝缘，真成韬隐。” 他留美四年，适逢经济大恐慌，到处一片萧条，但斯坦福远离城市，他可能不大知道外间情况，和朋友通信从没有提到美国经济不景气和失业问题。他在美的物质生活是宽裕的，在清华时他工作过劳，致影响健康，斯坦福的环境比清华幽静，他的奖学金相当优厚，经济无忧，不用工作，可以专心读书，对此他颇感满足，觉得“十余年来无此清福也”。

他在美的生活平淡，刚抵斯坦福不久，他写了一封英文长信给在哈佛的贺麟，诉说留学前向伦慧珠示爱被拒的经过，初尝失恋的滋味。一年后伦慧珠在北平找到他的斯坦福地址，写信给他，他觉得她没有诚意。留美期间，他一直被感情问题困扰。

他给容庚的信里说：“时觉寂寥难耐。” 本来寂寞是留学生不可避免的经验，但张荫麟的感受跟其他留学生不同，他也知道，是自己“孤冗”的性情所致，其实主要原因在社交生活的转变。在清华，老师器重他，朋友关怀他。在斯坦福，他只是一名来自亚洲的学生，虽然他在第一个学期便参加斯坦福大学的中国同学会，还当选该会的中文秘书，他很少参加课外活动，加上校内读哲学的人不多，找不到志趣相投的同学，更难找到像吴宓或金岳霖那样亲切的教授。他从中国的文化首府突然转到西美的僻乡，生活和环境的不同，大有云壤之别，有时难免觉得孤寂，但为了经济和学业，只好过着隐士般的生活。

贺麟说张荫麟不大满意斯坦福大学的逻辑和哲学教授，原因很简单，他对实用主义没有兴趣，而哲学系并不重视数理逻辑和分析哲学。贺麟劝张荫麟转到哈佛，他既已确定国史为未来的志业，不准备做逻辑专家，对他来说，在哈佛或斯坦福读哲学的分别不大，为了多省点钱以供弟弟读书，他始终没有转校。

他考取学士学位后，继续读硕士，在两个学期内，修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康德的哲学、心理学、形而上学、社会改革等五门高级课程，还读了一学期法文，至此剩下论文占十五个学分。论文指导老师是史阿特，题目是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Ethical Theories of G.E.Moore and John Dewey（摩尔与杜威：两种伦理观的比较）。史阿特是杜威的大弟子，当然希望张荫麟研究杜威的伦理思想。但张荫麟心仪的却是英国剑桥大学的摩尔教授，这位20世纪实在主义哲学的领袖，分析逻辑学的先驱。在这种情形下，张荫麟选择比较二人的伦理思想。

全篇论文约二万字，对两名家的伦理观分析透彻。但在理论上，他的论文没有突破之处。整篇论文的优点在其对资料的掌握和理论分析的技巧，总的说来，这是一篇杰出的作品。但校对论文草率，致多处错漏，可算美中不足。张荫麟只花了一个学期便轻松地完成论文。就在1932年的春天，他转到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一面修数理逻辑和人类学，一面撰写论文，课余还抽空翻译《浮士德》剧本上部。他在加大结识了谢文通，留美三年，到这时他才遇到一位知己文友，二人畅谈文艺和翻译的技巧，讨论杜威和摩尔的思想，谢文通也知道张荫麟比较赞成摩尔的观点。

当时国内局势动荡，“九一八”之后，日本侵华的野心尽露，国难当前，有志之士纷纷谋求救国之策。浦江清在清华大学，想起在美国留学的张荫麟，写信给他，劝他放弃哲学，改习其他实际的学科。张荫麟早有此意，回校后，论文通过哲学系的审查，大学授予硕士学位，他转到经济系攻读社会学博士学位。

如果他留在原系，多读几科哲学，写一篇论文，不出一年，哲学博士学位便轻易到手。他为甚么舍近求远，放弃哲学系的最高学位，转读社会学？个中原因和他的政治思想大有关系。据贺麟说，张荫麟早年的思想，近乎民族主义。北伐成功后，他赞成一种类似英国费边式（Fabian Socialism）的社会主义，这时他颇有社会改革家的抱负，关怀贫苦大众，尽量改善他们的生活。到了斯坦福后，哲学系规定本科生必须读一些社会科学的科目，他对社会学和经济学渐感兴趣。另一方面，他完成哲学硕士论文后，觉得在哲学系多留一年，也没有多大发展，遂改读社会学，趁机会充实自己在这方面的知识，实行以哲学及社会学治史，这点他在1933年致张其昀的信中说得很清楚：“国史为弟志业，年来治哲学社会学，无非为此种工作之预备。从哲学冀得超放之博观与方法之自觉，从社会学冀明人事之理法。”

张荫麟告诉贺麟，他打算在完成哲学硕士学位后，写一本哲学概论，总结他在斯坦福的收获。结果哲学概论没有写成，只写了几篇文章。《传统历史哲学之总结算》是这期的代表作，他以史学家的眼光对目的、进化、循环、唯物等史观一一批判。另一杰作是多篇的《戴东原乩语选录》，灵感大概来自柏拉图的语录，以及浮士德与魔鬼的对话。在《选录》里，他与戴东原大仙聊天，从哲学到时事，无所不谈，妙趣横生，是不可多得的哲理小品。

这时他受了费边式社会主义的影响，开始关注中国社会和民生，写了一篇颇长的书评，分析梁漱溟的近著《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讨论当前的中国的乡村问题。也写了一篇短文剖析中国民族前途的两大障碍，《国闻周刊》的编辑王芸生很欣赏该文，把它编列为该刊第十卷廿六期的第一篇文章，并去信张荫麟，告诉他选择他文章的经过，他回信引“文字姻缘骨肉深”诗句和王芸生订交。

他早年在《大公报·文学副刊》所发表的书评，挖苦北平的女作家，极尽嘲讽之能事。这时他在斯坦福，接到丁玲在中国遇害的消息，虽未证实，他为文追悼，以其独立的个性及左倾的思想，媲美法国女作家乔治·桑（George Sand），亦借悼文抨击“党老爷”在国内的暴行。

张荫麟当时转往经济系攻读社会经济，不是社会系的纯社会学研究，两种学位的课程不同，除基本社会科目外，选择前一种的学生必须修心理学、伦理学、统计学、经济学等科目。 ^[3] 他在哲学系时，已读了很多这方面的课程，因他在加州大学读了一门数理逻辑，可以不用修读统计学，剩下来的社会学理论、社会心理学、当代社会学研究的趋势、社会组织、社会的变化等学科，他在一年内完成。通过口试，经济系的博士委员会，审核他在各方面的成绩后，于1933年11月正式鉴定他为博士候选人（doctoral candidate），同时接纳他的提议，以The evolution of feudalism in ancient China（古代中国封建制度的演变）为题，撰写博士论文，计划于翌年春季完成。

早于同年3月，张荫麟在致张其昀信中，提及将来约集志同道合的朋友共编通史的计划，每人任选一历史题目，写成后出单行本，随写随刊，集成历史丛书。他的论文构思大概始于这时，当时准备编写古代史，由此发展而成日后的《中国史纲》。他的英文论文始终没有完成。因为他和伦慧珠经过三年通信后，已言归于好，当他成为博士候选人后，便匆匆整顿行装，于1933年底启程回国和女朋友相聚。

淋漓修国史

张荫麟横过北美，取道大西洋及印度洋返国，途经英国，到底他对国史的兴趣比较大，他没有到剑桥拜访罗素和摩尔等哲学大师，却直趋大英博物馆，去看敦煌资料。船抵南中国时，伦慧珠已在香港迎接他，二人一起北上。

回国前张荫麟从斯坦福大学致函陈寅恪，说明他不想教哲学，希望研究历史，陈寅恪一向看不起留美官费生，比之袁世凯的北洋练兵，视为近代中国两大祸事。但他对张荫麟青眼有加，去信傅斯年，极力推荐，誉为“清华近年学生品学俱佳者中之第一人，庚子赔款之成绩，或即在此一人之身也”，而且“记诵博洽而思想有条理”，最适宜在北大教授中国通史，若能在史语所工作，“必为将来最有希望之人材”。傅斯年回应，因史语所经费问题，没有办法，至于北大教书一事，已尽力帮忙。结果他回国后，在北大只得一兼职，讲授历史哲学。还是回清华母校执教，由哲学系和历史系合聘专任讲师，在哲学系为三、四年级学生授伦理学和英美近代哲学名著选读两科，在历史系为本科及研究院主讲中国学术史，后又开宋史，两年后升为哲学系和历史系合聘教授。

张荫麟在北平，重返清华园，喜得和师友相聚，一起工作。他还未到三十岁，已在最高学府任教。学问以广博见称，旧学基础稳固，西学以哲学和社会学专长。他为人坦诚，结交许多新朋友。钱穆便是其中一位，二人学术背景的不同，无碍他们对编写通史的讨论。多年后，在钱穆的《师友杂忆》里，他愉快地追述当年和张荫麟论学的时光：“余赴清华上课，荫麟或先相约，或临时在清华大门前相候，邀赴其南院住所晚膳。……欢谈至清华最后一班校车，荫麟亲送余上车而别。”

还有清华才子钱钟书，在吴宓的宴会中认识张荫麟，彼此为对方的才识而敬服，钱钟书其后赋诗以纪念他们的结交，成为文坛佳话。

还有哲学家张岱年，半世纪后，张岱年仍然记得，当年他在清华哲学系任助教时，收到张荫麟寄给他的短信，其中一句“对于你的学术观点和社会理想深表同情，愿附朋友之末”，被其热诚深深感动。

张荫麟这时积极参与各方面的学术活动，忙个不了。吴晗、梁方仲和汤象龙等一批青年史学家于1934年5月在北平发起“史学研究会”，探讨新史学的发展，他踊跃支持。次月他和容庚、容肇祖、商承祚、徐中舒等学者组织“金石学会”，后改名“考古学社”，并出版《考古社刊》。同年6月，他和洪业、顾颉刚、容氏兄弟等学者，以提高中小学的教师和学生对史地的兴趣为宗旨，创办《大公报·史地周刊》。

他史哲双栖，同样活跃于哲学界。其时老朋友贺麟在北大哲学系任教，他们一起参加由冯友兰、汤用彤和金岳霖于1935年创立的中国哲学会，较早时，张荫麟在《大公报·世界思潮》发表了一篇短文，名为《“可能性”是什么——一个被忽略了的哲学问题》。他在该会的第一届年会把这题目提出讨论。次年4月，在第二届年会中，他宣读一篇论文，名为《历史哲学的根本问题》。其实他在1934—1937年这几年所发表的哲学论文，都是以前研究的成果，并没有新创作。

他专心研究国史，搜集了好几百种宋人文集，辛亥革命史料也收得一百多种，计划写一本《宋史新编》，一本《民国开国史长编》，并编纂一套通史。清史方面，他在清华执教的头几年，曾指导李鼎芳、王栻写大学毕业论文，前者的题目是《曾国藩与其幕府人物》，后者是《严几道》。张荫麟分别和他们联名在《大公报·史地周刊》发表研究的结果。他自己写了几篇关于中日甲午海战和戊戌政变的新史料的论文。七七事变后，书籍全部遗留在北平，清末民初历史的研究计划因此终结。

相反地，他的通史编撰计划进行得很顺利。开始时他在《大公报》参与改良历史课本的讨论，后经傅斯年推荐，国防设计委员会于1935年2月聘请他编撰中学历史教科书，先从高中部入手。他接着加入该委员会第八组，即文化组。稍后委员会改组，他改聘于教育部，负责编纂高初中和高小教科书。为了专心编书，他向清华请了假，但仍留住清华园，以便利用大学图书馆和指导研究生。

高小教科书约于1937年4月完成，高中教本按他的编纂通史计划，邀请专家撰写各专题，汉以前由他自己执笔。两年内，初稿已成，从《〈孟子〉所述古田制释义》到《大汉帝国的发展》，他先后在《大公报·史地周刊》和《清华学报》发表九篇论文。很明显他已走上以哲学和社会学治史的道路。广义上这种方法就是跨学科研究，他在斯坦福浸淫四年，掌握多种学科，包括欧洲史、欧洲哲学史、西方思想、逻辑学、伦理学、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和人类学，融会贯通，从不同角度观察中国历史的发展。例如他用阶级制度分析中国古代的封建社会，从伦理学的角度研究孔子和墨子的道德思想，用社会经济解释战国时期的变迁，首度以跨学科的方法写通史。

到后来，他的作品更趋成熟，在1936年他开始研究宋史，吴晗说他的宋史论文“很精警，有独到之处”。胡适从传统观点看，比较欣赏他根据《续资治通鉴长编》的材料写的《沈括编年事辑》。李埏称赞他晚年考订宋史问题的文章，是拓荒之作，所考究的问题多是首次提出来的，很有创见。实则张荫麟的史识深厚，史料丰富，考据精细，其精警之处，是言人之所未言，他研究的题目，例如南宋初年的均富思想和王小波李顺之乱，是前人所忽视的。今天看来，他的宋史论文的独特之处在跨学科研究，他从社会经济的角度，分析宋代社会财富分配不均的现象，引致阶级对立，结果以民众起义收场。在《传统历史哲学之总结算》里，他曾批判马克思史观，但他从不同的角度分析南宋的社会矛盾，所得的结论与马克思学者的研究结果相若，殊途同归。他的贡献是把宋史研究带到新的领域，提高学术水平。

他这段时期可说是一生中最完满的，工作顺利，生活愉快，回国一年后，他和伦慧珠结合，婚后添一子一女。他的人缘好，很喜欢与学生接近，下课后常招待学生在茶馆喝茶或点心铺喝豆浆，也喜欢和助教谈笑。课余他和同事及好友到江浙和西北旅行。

他一向关心民众的利益，不满当局的苛政。他佩服鲁迅敢于直言的勇气，给予《南腔北调集》好评，借机会控诉当权者对柔石和其他左派文人的迫害。并为文抗议政府滥捕爱国学生，感叹鸦片摧残社会，痛抨当政集团寓禁于征的政策。就在这时，日本在华北步步进逼，他参与讨论时局大会，于1936年初在《北平文化界救国会第一次宣言》上签了名。数月后，形势急转直下，外电传说日本向中国提出五项新要求，北平高等教育界人士集会商讨当时的局势，张荫麟义不容辞，执笔起草《教授界对时局意见书》，请政府拒绝该五条要求，并在不丧国土不辱主权下，对日交涉。大半年后，中日之战随卢沟桥事件而爆发。

忧国心难死

北平沦陷，张荫麟仓卒南下，在天目山浙江大学作短期讲学，后又转往长沙临时大学。学校西迁云南时，他回东莞小住，不久到香港，和陈寅恪等坐船到越南，然后转往云南蒙自，到西南联大销假，仍任历史系及哲学系教授，随校迁往昆明，讲授宋史和逻辑学，并指导学生李埏研究宋史。

数月来，他长途跋涉，跨越多省，到后方归队。但他对时局毫不悲观，心里早已有准备。诚如他于“九一八”后在致张其昀信中说：“当此国家栋折榱崩之日，正学人鞠躬尽瘁之时。”他要尽一点知识分子的责任，为国效劳。

1939年春天，机会终于来了。早前他在《戴东原乩语选录》中，讥讽汪精卫，政治部副主任无意中读到该篇文章，赏识他的才华，推荐他到重庆政治部工作。蒙陈诚部长约见，细谈宣传之道。他写了一本宣传小册，名为《蒋委员长论抗战必胜训词释义》，由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印行，蒋介石曾召见一次。初时他希望切切实实地为政府做一点事，后来发觉没有机会。过了几个月，返回昆明任教，以教育和文章救国。

张荫麟在西南联大约一年，除授课外，继续宋史研究，发表多篇论文，并积极进行通史编撰的工作。就在这段时间，收集已发表的上古史论文，并写了一篇“序言”。首段说明新通史在当前国难时期的重要性，他的抱负是综合过去数十年新的历史研究的成绩，以新史观写出一本新的通史，增进一个民族在空前大转变时期对国家的了解。接着是新通史观的讨论，部分刊登在《益世报·史学副刊》。文中提出“笔削”的五个标准和贯通历史的四个范畴，一直被推崇为新通史理论的典范。张荫麟在致李埏信中说过：“学贵有创获，如真有创获，自无不为人承认之理。” 如今看来，他的通史方法论可说是他的最大“创获”。

在同一时期，他的私人生活却陷入重重危机。他和容庚的女儿容琬在西南联大一起研究史学，多年的友谊发展为互相倾慕的爱意，当时容琬已在北平和某医生订了婚，他终于理性地劝容琬回北平，同时接家眷到昆明。但于事无补，他和伦慧珠日夜争吵，婚姻终致破裂，伦慧珠最后和儿女一起回广东。他因家庭波折及清华的待遇问题，于1940年7月离开西南联大，转往遵义浙大任教。

在物质上山城的生活艰苦，但张荫麟在遵义的工作环境很好。校长竺可桢和他趣味相投，见面时常讨论中国的人口、农业和科技问题。他工作认真，很受文学院院长梅光迪的器重。史地系主任张其昀是他老朋友。谢幼伟这时也转到遵义讲授哲学，二人在浙大重逢，喜出望外，课余一起聊天，从西方哲学到国家大事，无所不谈。

他在浙大讲授中国上古史、唐宋史和历史研究法三门课程，和学生相处得很好，有时还约三五个学生到他家里吃饭，或到馆子吃，畅谈天下事，无拘无束。他在遵义总共收了两个研究生。1940年秋，他指导西南联大毕业生刘熊祥研究晚清的联俄政策，刘在两年内完成硕士论文。次年秋，他招收另一西南联大毕业生余文豪，研究题目为《元初汉军考》。他同时跟以前的学生李埏和丁则良保持联络，书信往来，指导他们研究宋史和哲学。

当时抗战进入第四年，政治腐败，民生凋敝，一般知识分子陷入清谈的困境，苟且偷安。张其昀决定和张荫麟合作，出版国史长编丛书，来宣扬中国文化和民族精神，振奋人心，并建立“思想与时代社”，办一本月刊，向社会及当政者进言。张荫麟的《中国史纲》是国史长编丛书之一，全书共八章，从商代到汉初，没有收入在昆明所写的序文和通史方法论，只在书前加入一短序，说明该书的缘起及宗旨。一个月后重庆青年书店出版《中国史纲》铅印本，作者“杨荫麟”，这就是吴晗所说的盗印本。张荫麟这时正忙于《思想与时代》月刊的筹备，没有追究，事情也就不了了之。

《思想与时代》创刊号在1941年8月出版，以张荫麟写的《征稿条例》代替发刊辞。从创刊到他去世的日子里，他在该杂志发表的文章，最重要的是时评，他尝试从不同的角度分析社会问题，向社会及当局进言。在创刊号他为文追悼法国直觉主义大师柏格森的逝世，间接批评国内哲学界近年所流行不切实际的“形式主义”。他在《哲学与政治》一文里，提出三个哲学修养的标准：理智上彻底诚明的精神、求全的精神、价值意识的锻炼。给当政者一个忠告，哲学如此，政治也应如此。

王芸生写信给他，请他给《大公报》写些关于教育问题的文章。他回应说：身在教育界，不便说话。他觉得《大公报》提出改良士兵的生活的建议很重要，写了两篇有关战时抚恤制度和改善士兵生活的建议在该报发表。当前的急务是政治改革，他见到的都是政治问题，用人唯私，官吏无能，贪污舞弊。他决定尽最后的一分力，写了一篇名为《论修明政治的途径》，向当权者直谏。他的词锋实在太犀利了，王芸生一直把该文搁置起来，等到他死后才检出来发表。

不久外电传来泰戈尔的死讯，勾起他重重的回忆，他还记得当年泰戈尔访华时，在清华演说，徐志摩翻译，辜汤生和梁任公都来听演讲。如今各人均已物化。刚巧张其昀把任公一些未刊的信辑成别录，请张荫麟作跋。在悼任公文中，他自忏当年“年稚无知”，对任公在民国的政治生涯妄加贬抑。他就是料不到，不出一年，他也步各圣哲后尘，与世长辞。

张荫麟的生活本来就没有规律，在遵义他更忙个不了，时常通宵达旦地工作，他的脸色变得更苍白，终致卧病不起，后到贵阳医院检查，才知道是慢性肾脏炎发作。傅斯年闻讯来信问候，谢文通刚从昆明转到遵义任教，赶来看他。老朋友贺麟和门生李埏先后到遵义探望他，张其昀特别安排学生照料他的起居生活。病中他不满一些教师兼职售货员，赚取小利，觉得有损师道。无奈卧病在床，不能执笔，终于口述一文，题名《师儒与商贾》，由弟子徐规笔录，痛抨陋习。春蚕丝尽，此文竟成绝笔。当文章刊登在《思想与时代》时，张荫麟已去世月余，年仅卅七，闻者不胜唏嘘。

传书道未穷

清华才子殁于壮年，师长友辈均惋惜不已，浙大师友在遵义开了一个追悼会，接着《思想与时代》出了一期《张荫麟纪念专号》。清华师友在昆明也开了一个追悼会。师长们觉得他的忧国伤时、关心民众的情怀，最为难得。友人痛失一位朴实纯真的君子。他们一致赞赏他的才华。他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熊十力说他才兼史哲，谢幼伟说他是个国学家、史学家和哲学家。史学界肯定《中国史纲》的学术地位，数十年来该书一版再版，誉为新通史的典范。

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初期，张其昀和宋晞在台湾、许冠三在香港均不约而同地大力推介张氏的史学方法。在台湾的浙大校友分别发表怀念张荫麟学长的文字。伦伟良和李毓澍先后编印《张荫麟文集》。香港龙门书店重印《思想与时代》的《张荫麟纪念专号》。港台的研究生分别完成两篇硕士论文：其一是香港大学刁燕娥的《张荫麟及其〈中国史纲〉》，其二是台湾师范大学黎华赵的《张荫麟研究——生平、著述及其史学》。此外还有其他讨论张荫麟史学的文章，最具权威性的要算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上册讨论张荫麟史学的一章。台湾分别有正中版和华岗版的《中国史纲》，大陆有北京三联版的《中国史纲·上古篇》。50年代苏联汉学家鲁宾对《史纲》的好评，一时引为美谈。

“文革”后张氏的高足李埏和徐规分别著文介绍其师的生平、学问和贡献。另一方面，清华校友回首前尘，撰文追述广东才子张荫麟的逸事。老朋友张云台于怀念好友之余，还编了一本《张荫麟文集》。

大陆年青的学人在20世纪60—70年代对《中国史纲》一书认识不多，廿年后，其书已被奉为经典之作。从80年代至今，计有上海古籍出版社、辽宁教育出版社、山西古籍出版社、商务印书馆等多种版本。上海古籍出版社先把《中国史纲》收入“蓬莱阁丛书”，由王家范导读，后再加插图，列为“插图本大师经典”之一。辽宁版由复旦大学傅杰教授整理，收入“新世纪万有文库”。商务印书馆商请徐规先生精细校正，后收入“浙大精品文丛”。徐教授在浙大指导的曹家齐博士进入广州中山大学历史系工作，颇为提倡张氏之学术。该系的费和平、李欣荣，相继以张荫麟为题，分别完成学士和硕士论文，中山大学逐渐成为张荫麟研究的重镇。

张荫麟祖籍广东东莞石龙，近年来《东莞文史》时而转载有关张氏的文章，所以一般东莞人对他的名字不感陌生。广东省东莞市政协于2002年出版《纪念文集》，以纪念张氏逝世六十周年，由周忱选编，汉语大词典出版社出版。两年后李洪岩编辑《素痴集》，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印行。

可见张荫麟在过去的六十多年，一直没有被学界遗忘。研究他学术作品的文章从未中断，而且水平相当高，但研究的范围局限于《中国史纲》和史学方法的讨论，鲜有对张氏的学术论文作全面分析。主要原因是基本的参考资料不足。在20世纪50年代，一般图书馆都没有《思想与时代》的《张荫麟纪念专号》，伦伟良编的《张荫麟文集》差不多是唯一的参考书。到70年代，李毓澍校正旧有的文章，再把《中国史纲》编入文集。后来张云台在他编的文集中收入多篇前两本文集未有的文章。李洪岩选编的《素痴集》，多选时评和书评等文章。在这期间，张氏的师友如吴宓、浦江清、贺麟、竺可祯等学者遗留下来的日记和文集，也相继出版，给我们提供不少有关张荫麟的资料。

但现行的张荫麟研究资料仍嫌不足，至少缺少两种珍贵的文献：其一是他于晚年在《大公报》和《益世报》发表的文章；其二是他的哲学论著。这两种资料对张荫麟的史学研究都很重要。我们知道，他的史学研究历程相当曲折，他从考据开始，跳出考据，研究西方史学方法和中国科技史，再转到西方哲学和社会学，然后回归国史，实行中西合璧，以跨学科研究的方法撰写新通史。若要彻底地了解张荫麟的史学方法，必须细读他每一阶段的作品，缺一不可。一般研究张荫麟的论文，都千篇一律地说，他以哲学和社会学治史，但没有追寻下去，他到底研究西方哪一家的哲学和社会学？结果如何？他的通史观是怎样形成的？哪一方法来自传统？哪一观点取自西方？所以目前的张荫麟研究，始终没有较大的突破，新的研究有待从一套资料完备的全集开始。

本集特色有四：

一、集中所收的《中国史纲》，由徐规先生亲手校正。

二、本集收入张荫麟硕士论文的中译本，题名“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Ethical Theories of G.E. Moore and John Dewey”（摩尔与杜威：两种伦理观的比较），由劳悦强翻译。蒙斯坦福大学档案馆馆长Margaret Kimball授权出版论文中译本。

三、收入下列各稀见论著：张荫麟早期以“燕雏”笔名发表的几篇文章，以及刊于《清华周刊》的佚文；《蒋委员长论抗战必胜训词释义》；晚年在《益世报》、《益世周报》、《新力》和《大公报》发表的文章。

四、承容庚女公子容璞和台北中研院王汎森先生的同意，分别收入容庚档案及傅斯年档案中的张荫麟亲笔函件。承李埏先生的美意，赠予张荫麟致李埏影印函件数通，今亦一并收入。

全集共三卷，专著、译文和书信为一卷，论文为两卷，各以系年方式列印，以方便读者查检。

张荫麟的挚友梁方仲悼诗有“传书道未穷”之句，今天看来，所传之书应包括其他论文，我们不能只读《中国史纲》。诚然张荫麟论文的观点有些可能已过时，最宝贵的是他的“治学之道”，融会中西之学，敢于创新的精神。让我们继承他的遗志，综合过去历史研究的成就，以新史观撰写一部给全民的新通史。

本全集是张荫麟研究三部曲之一，笔者和李欣荣先生合作多年，初时准备合编张荫麟文集一种，后来我们在海内外相继找到稀见的资料，遂计划出版研究资料三种：一为纪念文集，书名《天才的史学家：追忆张荫麟》，清华大学出版社“学林忆往丛书”之一，已于2009年出版。二为《张荫麟哲学论著集》，内收张荫麟的哲学硕士论文英文原著及中译、哲学论文、《戴东原乩语选录》和《补录》，以及张氏翻译的西方哲学论文多篇，计划交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三即为本书。《全集》成书之日，清华创校刚好一百年，谨以此书奉献给清华，以志其世纪之盛。在编纂本集的过程中，蒙各大学图书馆工作人员的帮助、师友的指导和鼓励，使本书得以顺利完成，今向各有关人士再三致谢。全集不全，自古皆然，编者深知本集所收张氏著作尚有遗漏，敬请海内外高明，勿吝赐教，是为序。

陈润成
2011年6月25日
于美国明尼苏达州立大学历史系

[1] 张荫麟引用 The Catholic Encyclopedia ，Sedgwich and Tyler， A Short History of Science ，Henri Cordier， Bibliotheca Sinica 等外文参考书，及《明史》、《明史纪事本末》、《明史稿》、《清文献通考》、《清通典》、《畴人传》、《古今图书集成》等书撰写该文。见黎华赵：《张荫麟研究——生平、著述及其史学》，第49页，注9。

[2] Stanford University， Annual Register ，《斯丹福大学年报》，1929—1930年，第4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