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以《黄帝内经》（或简称《内经》）成书为成熟标志的针灸学经典理论体系一经形成，便呈现出高度的稳定性，直到今天，我们学习针灸、应用针灸，还多是以《内经》中的经脉、腧穴、刺法与治疗理论为规范。这一方面说明针灸经典理论的相对成熟，另一方面，与我国古人的尊经传统不无关系。按照中国古人的读书传统，一种文献称之为“经”，便有了近乎神圣的意味。后人可以作注释，但基本上不可以去修改了，这也客观上形成了中国文献层层累积的特点。《内经》便是中医学中这样的经典，其理论也成为代代遵循的宗枝正脉。
我们已经近乎习惯了对《内经》的遵从，医学实践的理论依据追溯到《内经》便认为找到了基石。无疑，《内经》对中医临床与研究有着极大的指导意义，但我们不能不加分析地去引用《内经》中的表述。即便是对同一问题的表达，《内经》中不同篇章有时也会有不同的观点，甚至在一篇之中即有不同作者的手笔。在运用《内经》理论观点的时候，需要以一种平和的心态优先分析《内经》理论表述的语境与理论形成的背景，探求理论与概念的初始内涵，也就是说，我们要去寻找《内经》“作为理论依据”的依据。
理论构建的基本元素是经典概念。《内经》时代久远，文辞古奥，不像现代文献一样容易阅读，但是，浸淫日久，笔者发现理解《内经》的主要障碍不在于文字，而在于隐藏在文字背后的思想观念。对于经典理论与概念的深入理解，必须要识别隐藏在文字表达背后的观念因素，这就要求我们走进《内经》形成的时代，走进古人的内心世界，唯其如此，才能对针灸学理论与概念的形成思想准确地解读，继而才能够对经典理论有符合实际的认识而更好地继承。
举一个典型的例子，如《灵枢·官能》：“泻必用员（圆），补必用方”，文字上基本没有障碍，但是意义很难把握，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没有理解“方员（圆）”的内涵。在秦汉时期的思想世界里，方与员（圆）是一对哲学范畴，应用范围非常广泛，其思想来源于“天圆地方”的早期观念，所以在理解补泻方员（圆）的时候应当结合当时的思想背景。后世注家中杨上善有精辟的阐释：“员谓之规，法天而动，泻气者也；方谓之矩，法地而静，补气者也。”
所以，结合社会文化背景对针灸经典理论与概念做出解读，对于准确理解经典的意义可观。
与传统经学类似，《内经》有一个正典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内经》理论、概念的原始意义经过历代诠释之后，渐被赋予了新的内涵与意义，虽然概念还是原来的概念，文句还是原来的文句，但意义相去已远。如对督脉的理解，督脉在命名之初仅指脊中，是一个很朴素具体的概念，后世渐赋予其“阳脉之都纲”的地位。诠释的过程也是重新创造的过程，诠释本身便具有极大的学术价值，我们也是借助历代的诠释才得以深入理解经典的。然而，古典概念在形成今天的意义的过程中，也会因为诠释者的判断而损失内涵，同时，对古典概念本义的疏忽也必然会影响现代的理解与运用。要想对理论、概念准确把握，避免理解过程中断章取义的尴尬，只能通过追本溯源的研究工作认识古典概念的本来面目，这是学术史研究的重要课题。
唯其如此，才不会在研究中走弯路，从而避免走入“辉格式”史学的樊篱
。缺乏对学术史的了解，以今人之观念理解古典概念，尤其是先验地将《内经》理论作为既定成果的研究方法往往很难得到准确的结果。经过解释的经典理论，方是有了依据的依据，才是坚实的值得信赖的依据。临床研究亦复如是。浅尝辄止地援用经典解释临床现象、指导临床治疗往往不能令人信服，经过提炼的科学命题才是临床的真正依据。这些都需要对经典学术理论与概念作源流的考辨。
“善言古者必验于今”
，医学文献、理论与学术史研究不仅关乎遥远的过去，更关乎学术发展生生不息的现在与未来。
目前，我们传承与修习的针灸理论与技术，主要来源于传世文本。不过，传世文本是不是技术传承的唯一途径呢？我们对文本中的理论与经验的记录是否有选择性传承呢？其实，从古到今，针灸临床的传承一直存在明暗两种路径。
理论色彩极浓的文本针灸路径，这是一条明线。《内经》、《黄帝八十一难经》（或简称《难经》）、《黄帝明堂经》（或简称《明堂经》《明堂》）溯其源，至《针灸甲乙经》（或简称《甲乙经》《甲乙》）成为体系，后世《铜人腧穴针灸图经》（或简称《铜人》）、《十四经发挥》、《针灸大成》、《医宗金鉴·刺灸心法要诀》等针灸名著不断整理、发挥，一直以来是学习针灸的正途。这一路径以文本为载体，其理论核心是经络、腧穴学说，并且在经络与脏腑理论融合的过程中，将脏腑辨证理论引入其中，民国时期逐渐发展出了穴性的概念，将穴位与中药相比附，从而将针灸与中医方脉理论融为一体。这一路径一直以来占据着理论的主导话语权，也是今天针灸教育与临床的主流。
此外，还有一条暗线，就是主流文本之外的以民间传承为主的针灸临床经验。这一路径多以口口相传为承袭方式，而且内容体系性不强，不重说理，不容易被经络、脏腑理论所解释。不过，医家在编辑医书时亦收录了部分经验进入文本，这令我们能够看到这一传承形式的蛛丝马迹。如明代以来影响深远的《针灸大成》，全书共10卷，除卷10述小儿推拿外，多数篇目是引述《内经》《难经》的经典论述以及腧穴主治等内容，卷9中收录了部分不适合用经穴体系解释的治疗方法，如取灸痔漏法、灸小肠疝气穴法、雷火针法、蒸脐治病法等，这些方法往往容易被忽视。近数十年来，新的针法不断出现，除了传统的刺血法、割治法等之外，皮内针、针刀、松筋针、浮针以及各类局部微针法的应用都越来越广泛。此类针法的理论基础或根本不提经络腧穴系统，或与之貌合神离。
文本传承的针灸医学理论性很强，表现为系统的脏腑、经络、腧穴、刺灸法、诊断与治疗理论，说理时丝丝入扣，但是实用性往往欠如人意。民间传承的针法虽然疏于说理，却往往切实有效。有些针法其实也有自己的理论解释，只是没有被教材纳入，在没有形成共识及至进入教材之前，不同的临床理论泥沙俱下。如针刀医学，以软组织外科学、脊柱病因治疗学等理论为支撑，形成了体系化的说理框架；浮针医学，以筋膜理论与患肌理论为主要依据；有些针灸技法却出现了不切实际的说理系统，如将八卦名称附会于人体的某些部位，甚至根据五行与八卦相合的生克关系来解释原理。
一方面新的实践技术无法得到既有理论的支持，自发发展的临床理论又良莠不齐，另一方面我们传承着基本上一成不变的传统理论，这是目前针灸临床与教育中的一组矛盾。解决矛盾的方法只有将失之空洞的理论重新分析，部分解构并引入新的理论资源，形成丰富、开放的新的针灸学术理论体系，这一任务需要理论家、临床家与学术史家共同完成。
理论研究从一开始就不是纯粹的学习与继承。既然是研究，必然是分析既有理论形态的来源、演变、内涵、外延、实用性、思想基础等，歌功颂德式的所谓“研究”是没有意义的。既有针灸理论（如经络、腧穴理论）仅仅是多元针灸临床的一种解释而已，对之持以冷静的态度严格考量，还针灸技术一个清晰的理论形态，是我们所应秉持的立场。
举例而言，腧穴理论中有一个重要概念——八会穴，出于《难经·四十五难》，原文为：“经言八会者，何也？然：腑会太仓，脏会季胁，筋会阳陵泉，髓会绝骨，血会鬲俞，骨会大杼，脉会太渊，气会三焦外，一筋直两乳内也。热病在内者，取其会之气穴也。”
一般认为八会为八个腧穴，分别是腑、脏、筋、髓、血、骨、脉、气之会，合称八会穴，而且常常用“某会”去治某病，如用绝骨治疗脑部疾病，理由为“髓会绝骨”“脑为髓之海”，且不说这样牵强的解释是否有道理，仅仅是对《难经》的一句表达奉若神明的态度就是不可取的。那八会到底是什么呢？笔者的观点是可能与古人的人体组织观念有关，即古人认为人体由腑、脏、筋、髓、血、骨、脉、气等八种组织构成，或者至少主要由此八种组织构成，这一角度或许更值得思考。
对待新的理论形态，则宜持开放与审慎的态度。新的学术成果，宜及时引入针灸理论体系中来，而某些限于假说的理论不妨等待较长时间的临床检验。西学东渐，尤其是民国以来，西方医学的书籍不断地被推介到中国，对针灸学影响最大的成果当然是解剖学与生理学，尤其是神经生理学。民国时期针灸书中已经较为普遍地引入了局部解剖内容，神经学说也成为当时较被认同的针灸效应解释，这样的成果不仅是对针灸理论的丰富，更有力地推动了针灸理论革新与临床进步。相反的例子亦有，如辨证论治是中医学的重要临床理论，经由脏腑理论与穴性理论的中介，被引入针灸临床，令针灸临床在某种程度上“方脉化”，虽然表面上是对针灸临床理论的发展，实际上这一“方脉化”的理论并不适合针灸临床。
理论研究不同于实验研究与临床研究，有其独特的路径与方法。笔者经多年的摸索，认为基于文献梳理，从概念考证入手，出于学术史考察，大约为理论研究的恰当路径。
文献是理论研究的核心材料；理论研究的前提是文献整理与阅读。针灸文献的整理工作不能完全依赖于中医文献专门学者，针灸理论研究者更是需要亲自动手去挖掘与梳理材料。一是因为针灸文献的专门性很强，不是对针灸理论非常熟悉的整理者从事这项工作难度很大，而且容易出错，尤其是面对新材料，如出土文献、古代抄本等，事实上当前针灸文献专家亦多是出于针灸学界，如李鼎先生、黄龙祥先生、赵京生先生等；更重要的原因是，文献整理的同时，理论研究就开始了，整理文献本身就是发现与思考理论问题的过程，作为理论研究的学者是不可能避开文献整理这一环节的。
在文献整理的基础上，对基本概念术语的源流考证，是学术研究的根基功夫。很多时候，厘清了基本概念术语的源流与意义，理论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概念考证是理论研究的核心，学术史研究则是理论研究的必然走向。理论的由来、演变、固化、冲突、转折等过程的考察，都是学术史研究的题中之义。为什么体系化的针灸理论越来越疏离于临床？答案必须在学术史中查找，查找针灸理论的变迁中发生了什么。如今的针灸理论所具备的高度稳态，基本固化于宋金元时期。唐代之前，文本资料很少，针灸技术多数还是在门阀山林医者之手；宋金元时期，一方面文本资料很大地丰富起来，而且形成了儒医群体，这一群体对医学理论的要求较高，所以援引儒家理论进入医学，形成了固化的带有儒家文化色彩的针灸理论，如子午流注理论。固化的理论一直延续至清代，晚清民国时期随着科学化思潮的风行，针灸科学化亦是一时之新，此时的针灸理论开始打破明清以来的桎梏，迎来空前的变革。然而20世纪50年代中叶之后，受当时“西学中”运动的影响，针灸界又放弃了本已成绩斐然的科学化努力，折向明清针灸的传统。学术史研究旨在谋求真相，所有考察的背后都隐藏着破与立的双重意义：对理论变迁的梳理可以破除对既定理论的迷信，更有勇气打破惯性的理论框架，从而吸纳新的、更有价值的学术成果进入针灸理论体系。
目前，针灸理论仍然处于惯性的传统之中，而临床却在独力开拓，新的针灸技术不断出现，传统的针灸理论已经无法胜任临床的解释，更遑论引领实践。针灸理论如果不打破高度固化的既有系统，将与临床渐行渐远；没有理论家参与的针灸临床自行构架的某些理论体系或假说则不切实际，针灸理论家任重道远。
欲立先破。在建立新的学术理论体系之前，需要检视既有理论的前世今生，从概念考证入手，厘清术语内涵与意义的演变，这是最基础的工作，目前，学术界在这一方面的工作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引入社会史与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将针灸理论的演变置于社会演变的背景下考量，检查学术理论形成与演变过程中社会因素的影响，是针灸理论研究的新取向，也是很有价值的取向。
所谓思想史，目前尚没有一个标准的概念解释与写作范式。大凡历史学家偏重于用思想（或者观念）构建历史，思想家则关注历史情境中的思想，譬如思想家的思想或某一人群的观念等。之前的思想史叙事大多聚焦东西方社会治理、生命观念、学术社群等宏大命题，其宽度涉及文化史、学术史、制度史等领域，但是对于中医药技术领域思想史的讨论十分鲜见。本书没有致力于挖掘针灸思想家的思想，也没有勾画针灸历史宏阔画卷的野心，主要目的是对针灸技术思想（观念）的形成与历史上重要节点的变化做出思考，可以理解为针灸思想的历史，大约是从文本出发指向现实，希望与这一传统技艺的过去与今生做出对话。
本书一开始偏重于从文献出发对针灸概念术语作出解读，然后由概念及理论，对针灸学部分理论命题的源流作了分析，最后进入学术史专题的研究，大概是一个由小及大，或者说从基层不断上楼的过程。从另一角度看，上编大多着力于探索针灸理论的构建，比较在意其来处，下编更多地讨论针灸理论的演化，更在意其去处。
本书没有跟随大多数人去做证明教科书理论的正确与博大精深的研究，而是致力于打破现有理论的既有叙述去追寻来路以考量针灸理论立足的根据，进而思索未来的针灸理论与实践多个方向的可能。历史研究的过程如老吏断案，需要不断地扣问真相，所以本书在概念术语的解读上都是从本原开始，得到的结论往往与现今的教科书不尽一致；理论探讨也是一样，还原一个没有经过人为修饰的“干净”的理论，不带成见地做出解释、提出假说，这是学术史研究的基本立场。下编学术史专题讨论，每一章都是一个独立的题目，但是其内在理路依然是为针灸理论洗去铅华，呈现其形成与演变过程中的朴素容颜。其中，对针灸传统的回顾，是说明针灸的理论与实践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不同的社会文化中需要不断地被重新定义，在历史与全球维度上，针灸本身就具有多样的形态；同样，干针的外部刺激也会促使针灸打破单一的理论模式；现代临床学派的讨论，其意义也在于此；朱琏的研究与针刺消毒史的讨论，借用的是社会史的方法，说明的是近代以来针灸学理的变迁，目的还是让人看清针灸的来龙去脉。
无论是古代针灸术语解析还是现代针灸理论考量，无论是溯源还是前瞻，都在尽可能追求朴素与本真。唯其如此，才能够看清针灸当下的真实，也才能够找到针灸未来的可能。